那个时期,万年场的“尴尬”还不仅限于“三条铁路”旁的“三光”遭遇。业余文学撰稿人一笑女士的经历便是生动的见证。在她的记忆里,1995年的二环路外,还是大片的农田。与二环路城东段毗邻的万年场,转盘处的“川军抗日无名英雄像”乃是一个重要的分界线——“‘无名英雄’怀抱中枪口所指的东方,是混乱的城郊接合部,而他身后,就是宽阔的大道,繁华的都市。”[2]一笑以文化人擅长的形象思维“形象”地道出了万年场旧时的状况。
对于当时“每天都要从‘无名英雄’旁经过,出城回家,进城上班”的一笑来说,万年场在其生活中的地位可谓“举足轻重”。因为下班后如果赶不上傍晚在这里发出的33路公交末班车,就意味着她要么摸黑步行,要么滞留车站,“回家的事将会变得非常麻烦”。以至于在一笑的心中,万年场就等于33路公交车——只有来到万年场才能乘上33路车,只有乘上33路车才能顺利回到家。而33路车却又是唯一一路以万年场为起点发往城外的公交车。人多车少,且半小时一班,因此33路车上大部分时间都拥挤不堪,尤其是傍晚的收班阶段,“站台下总是黑压压的一片人头,焦灼与慌乱印在人们脸上,每个人都害怕被最后那几辆车抛下,但偏偏每个人都可能会遭此厄运”。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成都公交运营车辆的短缺和线路的稀疏,以及万年场交通状况的恶劣,由此可见一斑。
每一天下班回家如同一次“苦旅”,其经历让一笑刻骨铭心。苍茫暮色中,33路车缓缓驶来,所有等车的人便开始了段子里所形容的“越南”“古巴”“几内亚”的“跨国之行”——“越”过站台的“栏”杆,挤在车门前“估扒”,上车后人堆里的“挤累压”……甚至车里已无立锥之地,可外面的人还在执着地拍打车窗,企图争得最后一线上车的希望,直到超载的33路车发出沉重的轰鸣声,驶离车站,消失在渐渐浓重的夜色之中。曾有一次,一笑接连三趟车都未能挤上,眼睁睁看着最后一趟车扬尘而去,心中充满了绝望,欲哭无泪。
那些能挤上这半小时才发一班的33路公交车的乘客,无疑是幸运的。但接下来的路程却不那么舒坦了。那时候,从万年场到三砖厂,道路狭窄,车辆拥挤。满载煤炭或水泥沙石的大卡车进不了城区,逞不了威风,在这条公路上却是风驰电掣,左冲右突,俨然一派“路霸”模样,常常逼得三轮车、自行车和行人在路边的臭水沟旁塞成一团。愤怒的叫骂声,夹杂着汽车的喇叭声、三轮车和自行车的铃铛声,不时响起。(www.xing528.com)
而由于众多载重卡车日复一日的“粗暴”碾压,从万年场外的跳蹬河到多宝寺这一段路,大坑小洼,石子遍地,尤其糟糕。车过此处,乘客们常被颠簸得前仰后合,弹起抛下。就在这路车上,一笑不仅自己被剧烈的弹跳抛离了座位又重重落下,损伤了腰椎,还目睹一个小女孩也因此被戳断了手腕骨!在小女孩凄厉的哭叫声中,公交车只得抛下一车的乘客,匆匆转道医院。留下一笑和乘客们在尘土飞扬的路边唏嘘不已。
当然,这仅仅是33路公交车糟糕行程中的极端遭遇。然而,路段上若干处横穿的铁道,以及道旁乱成一锅粥的车辆和行人导致此路段长时间拥堵难行,却是常态。最难熬的是夏天,老旧的公交车上没有空调,闷热难当中堵上几十分钟,人都仿佛要窒息了,简直就是活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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