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新作《二十四城记》惊艳问世

2007年初的一天，万年场邻近的双桥子。一个年轻人冒着料峭的寒意，徘徊在即将拆迁的420厂的大门前。门上“成发集团”四个大字，顽强地穿透灰蒙蒙的雾气，显现着大红的颜色，牵住了这个年轻人的视线与思绪。

他就是中国第六代电影导演代表人物之一的贾樟柯。这位出生在山西汾阳的电影人，因执导《小武》《三峡好人》《站台》《天注定》《山河故人》等影片蜚声国际国内影坛。尤其是他1998年拍摄的成名作《小武》，相继获得第4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青年论坛大奖和第3届釜山国际电影节新浪潮奖。法国《电影手册》评论认为：该片摆脱了中国电影的常规，成为中国电影复兴与活力的标志。

2007年，一直想拍一部以工厂为背景，描写产业工人生活与经历影片的贾樟柯，偶然来到成都，看到因产业升级，土地置换而即将拆迁的420厂，感到这个城市的气质和这家工厂的氛围，与自己构想中的影片非常吻合，以此为“脚本”进行创作的想法油然而生。

不过，有想法并不等于有底气。贾樟柯认为自己的生活履历与工厂交集很少，对工人的生活很陌生，更何况构想中的影片离开了自己熟悉的华北山西，而立足不太了解的西南蜀地，软肋就更是明显。为此，他决定不惜时间和精力在成都进行实地采访。他甚至亲自参加了成发集团（420厂）迁出老厂区而举行的降旗仪式。

2007年5月至12月，从初夏到初冬，历经寒暑，不远千里，贾樟柯数次来到成都采集素材。他还以剧组的名义与《成都商报》联合发起“420厂经历与记忆讲述者征集”活动。在此过程中，不但贾樟柯亲自采访了三十多位讲述者，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剧组也收集到了不少的相关素材。二者合一，最后整理成长达四十万字的采访笔记。此次征集活动效果彰显，所得素材既扎实又精彩，“干货”多多，为影片《二十四城记》的剧本创作提供了许多灵感。

一切就绪，影片开拍。不过，这一次贾樟柯在影片的结构上“标新立异”，分明是讲“故事”的剧情片，却采用访谈式的“对话”手法来表现，以致被某些评论者呼为“伪纪录片”。影片中，贾樟柯以420厂为背景，运用集体怀旧的方式，让六十一车间钳工何锡昆、厂党委副书记关凤久和维修工侯丽君等真实人物，与郝大丽（吕丽萍饰）、宋卫东（陈建斌饰）、顾敏华（陈冲饰）和苏娜（赵涛饰）等虚构角色轮番出场，面对镜头，结合自身经历，回忆往昔，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叙述一个国有大型企业的年代变迁。

以郝大丽、顾敏华和苏娜三位女性的生活经历为主线，揭示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折射不同的人生观念，于往事的口述之中，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并由此演绎出曾经辉煌荣耀的大型军工企业的断代史，乃是影片《二十四城记》迥异于贾樟柯其他作品的主要艺术特色。

三位女性，三种人生。20世纪50年代，在工厂从沈阳内迁成都的途中，郝大丽的孩子在客船停靠四川奉节时丢失。可船要继续航行，“汽笛响就像吹了军号一样，必须得走！”身为半军事化企业员工，郝大丽为了集体的行程不被延误，不能单独留下寻子，只得忍痛放弃！演绎了人们为国家利益在和平年代做出的另类“牺牲”。影片中一位真实的人物——420厂维修女工侯丽君，父母1958年到成都，由于工作忙，路费贵，母亲直到1972年才得以回沈阳老家探望二老双亲，一别竟是十四年！他们的经历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万千东北工人，为了远在成都的420厂的建设，不惜背井离乡，而做出的某种个人利益的“牺牲”。郝大丽年轻的时代，物质生活十分简单，即便是旱涝保收，生存没有压力的国企工人，生活也并不富裕。但那时人们的内心却很充实，因为既无钱凡事也就不谈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革命同志”式的温情和亲切。对于郝大丽而言，贫穷固然不值得留恋，但没有贫富悬殊的平等却更让人彼此都有尊严，所以难忘。

20世纪70年代毕业于上海航校的顾敏华，既年轻漂亮，又有文化知识，因容貌酷似扮演“小花”的演员陈冲，分配到420厂后，被喻为“标准件”，冲击了许多青年男工的求偶观，成为夜夜萦绕着他们的“玫瑰梦”。专业航校的学生资历，大型军工企业质检员的身份，酷似著名影星的容貌，上海姑娘的优雅气质，这一切无不是她的砝码，使顾敏华在婚恋上掌握着更大话语权和更多选择权。一朵艳丽的鲜花倘若插在该插的地方，怒放盛开，灿烂夺目，似乎理所当然。可顾敏华偏偏不是这样，在改革开放、国企震荡的时代潮中，她放弃了安稳，沉浮于商海，个人的情感生活也起起伏伏。而一番挣扎后，远非理想的现实却迫使她这个“标准件”最终降低了标准，诚如影片引用的《红楼梦》中的《葬花词》：“怪侬底事半伤神，半为怜春半恼春”，在独身和委身中进行无奈的选择。美丽的花朵枯萎在生活的洼地。顾敏华的境况或可视作420厂乃至同时期诸多军工企业员工现状的一种缩影。变革大潮之下，涛涌浪急，“皇帝女儿”的身份也未必能永保无忧，荣耀的光环褪去，留下的则是无尽的落寞和慨叹。(www.xing528.com)

身为420厂子弟的苏娜，当是“80后”那一代独生子的象征，强调自我、个性张扬，第一代军工人的传统与理想对她来说，似乎有些遥远。父母非常看重的“工人阶级”的神圣身份，对于她来说，不过就是一个普通职业，甚至就是“工薪阶层”的代名词。即便考不上大学，她也不愿进厂当工人。由于成长于经济改革大潮猛烈冲击军工国企“铁饭碗”的动荡时期，笼罩在军工企业头上的光环不再，因而使苏娜这样的“80后”少了诸如宋卫东们那些“50后”“60后”“厂二代”心中曾拥有的自豪感。在那一切都剧烈变化的时代，青春躁动的她更渴望一种与父辈不同的生活。而为了实现自己心仪的人生目标，她毅然离开了父母和父母一直固守的那种生活，到一片陌生的天地里去打拼。尽管奋斗的目标或许不同，但老一辈军工人坚韧不拔的基因存留在她的血脉之中，她的生活由此取得了某种意义上的成功。衣着时尚的苏娜开着一辆按揭付款的轿车，回到了曾伴随自己生长的工厂。在因拆迁而变得空空荡荡的车间里，她站立在洞开的窗前，向采访者述说着自己的心路历程。她的身后，透过窗户，远远地，可见高大的电视塔矗立在猛追湾畔的二号桥头——东郊与市区曾经的分界线；近处，是工厂老旧的宿舍和凌空横亘的高架路。高耸的电视塔作为新时代的某种象征，正从云端俯瞰东郊——昔日那片滋养420厂等众多军工企业成长的土地。这一镜头仿佛在告知人们，崛起的电视新塔与成长的时代新人，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告别东郊的过去和国企的昨天；而明天，这座城市和这片土地将开始新的纪元。

对于三代“厂花”的人生经历，有评论者如此扼要点评：

郝大丽——没得选择，只有服从。哪怕丢了孩子，说走也得走。

顾敏华——有选择却无力，更多的是挣扎。

苏娜——可选的太多，因此叛逆。

影片《二十四城记》追根溯源，发掘不同时代与工厂相生相息的人的命运与变化。通过仿纪录片的形式，以时间为轴，辐射人生，透过郝大丽、顾敏华和苏娜三代“厂花”以及员工何锡昆、侯丽君、赵刚、关凤久、宋卫东等虚构或真实人物各自的生活经历，平实而略带感伤地叙述了一家曾经辉煌的大型国企走过的四十年沧桑岁月，以及这段岁月与其间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转型阵痛，留给每一个人的独特印痕，演绎了一座国有大型企业的断代史。影片不啻为420厂转型时期的艺术折射。

有资料透露，在《二十四城记》拍摄伊始，贾樟柯曾一度使影片表现出强烈的批判色彩。他认为，在过去的体制下，广大员工为类似420厂这样的国有大型企业付出了自己的情感、心血、尊严乃至一生。然而，一旦企业改制，员工们却面临下岗、转岗、裁员等种种危机，甚至连他们奋斗一生且赖以为生的工厂也可能彻底消失。因此这部影片便是一部用来“反思”的作品。可是随着采访的深入，贾樟柯觉得自己的创作初衷并不“真实”，因为绝大多数工人并不抱怨工厂，也不埋怨过去的体制，甚至是年龄越老、资历越深的工人越是认同原有的体制。作为一个容纳大部分工人生老病死漫长一生的封闭型军工企业，420厂寄托着工人们太多太深的情感。在成发集团搬离的降旗仪式上，他目睹了职工们眼含热泪的情形。对此，贾樟柯震撼了：“他们真的是在维护自己青春的选择，在维护自己曾经的信仰，那个信仰在当初是非常真诚的，我接触到的不是一片抱怨，一片哭诉，而是保持一种感情……”贾樟柯此番感悟，或可视作420厂广大员工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企业转型的特定历史时期所付出的另类“牺牲”，而正是这种面对下岗、裁员、迁厂等改革阵痛“不抱怨、不哭诉”的“牺牲”，确保了万人大企业在剧烈改制中的平稳过渡，“腾出”旧的“鸟笼”，飞向新的天地。

贾樟柯创作意识的改变，无疑使影片少了“批判”的锋芒，而多了“怀旧”的沉静，以更加客观的视角来回溯一个国有企业曾经的辉煌荣耀与面临的现实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