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面临重大危机-万年场

抗日救亡的浪潮奔涌在蓉城街头。森严的政府官邸里，也并非风平浪静。

五天了，卢沟桥畔的枪声，宛平城头的硝烟，一直萦绕在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四川省主席刘湘的脑海。“武将不畏死！”作为一个职业军人，他由衷感佩友军面对强寇奋起抵御的勇敢与坚毅，遂于7月12日致电慰问守土抗敌的第二十九军全体将士。日寇侵犯，华北告急！国家面临重大危机！一周以来，刘湘寝食难安，实在按捺不住了，7月14日索性直接把电报发给蒋介石，对国事痛陈利害，吁请中央早定抗战大计，并通电全国，强调和平已到绝望，抵抗刻不容缓；呼吁各省军事将领急起抗敌：“日军侵略，绝非一省、一部之问题，主张全国总动员，拼与一决。”^[3]刘湘认为战则犹有生机，不战则亡可立待！显示出强烈的忧患意识。

尽管地处远离华北前线的大后方，四川省各界人士仍迸发出极大的抗战热情，于卢沟桥枪响的第十天，便在成都成立了“四川各界抗敌后援会”，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敦促全民奋起抗敌。7月28日，卢沟桥事变三周后，四川各界抗敌后援会致电蒋介石，请求迅速增援华北我军，痛击日寇，同时还致电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望守军勿失一寸国土。并于8月2日以本会名义通电各省，主张一致对日经济绝交。

辛亥革命以来，四川一直处于军阀割据和派系互斗之中，川军因军纪涣散、装备低劣、混战不绝、祸害百姓而口碑极差，甚至被贬为中国“最糟糕的军队”。1932年10月至1933年9月长达一年的“二刘之战”，战火蔓延川西、川北和川南数十个县，动用兵力三十余万，四川大小军阀几乎全被卷入，死伤军民数以万计，财产损失更是难以计数。这场四川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军阀混战，给四川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也使川军的形象在百姓心中更加恶劣。

然而，日本帝国主义挑起全面侵华战争，不但使全国人民觉醒抗争，也唤起了四川人民的民族意识。尤其可嘉的是，面对强悍外敌入侵，四川军人顺应“停止内战，共御外侮”的主流民意，怀揣“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一日不还乡”的坚强意志，义无反顾，奔赴前线，积极抗日，表现出了与打内战迥然不同的战斗激情。

从7月23日刘湘召集所属各军军长筹商整军抗敌，至8月25日刘湘决定亲率部队出征的一个月时间里，可谓厉兵秣马，紧锣密鼓——

8月6日，为出席提前举行的南京国防会议，刘湘召集各军师长征询对会议的意见。(www.xing528.com)

8月7日，刘湘从成都经重庆飞抵南京参会。会上，主战与主和两派各执一词，争论不休。刘湘却立场鲜明，慷慨陈词两小时，坚定地表达抗战意愿。并承诺：如若抗击日寇，“四川可出兵三十万，兵源（即壮丁）五百万，粮食一千万石！”

8月16日，刘湘从南京返蓉仅两天，便会晤各军高级将领，传达和说明南京国防会议的重大决定，并讨论川军出川抗战的具体事宜。决定总计出兵十四个师，即刘湘部六个师，邓锡侯、孙震部各两个师，李家钰部两个师，驻防贵州的川军杨森部两个师，全数开赴前线。当月下旬，南京国民政府批准川军出川抗战，并询问“需要多少时间准备？”刘湘并未直接作答，因为他自“九一八”东北军“不抵抗”而退守关内那时起，就开始了准备，而现在已是一切安排就绪。

8月25日，刘湘在决定亲率部队出征的当天，还同时发布《告川康军民书》：“全国抗战已经发动时期，四川人民所应负担之责任，较其他各省尤为重大！”勉励七千万民众奋起抗敌。而当有人以其多病劝他不必亲征之时，刘湘慨然说道：“过去打了多年，脸面上不甚光彩，今天为国效命，如何可以在后方苟安！”充分显示了一个爱国军人的血性与意志。

1937年9月1日，震惊全国的卢沟桥七七事变爆发仅仅五十五天后，川军出川抗战先头部队便集结完毕，开赴北方前线。而其余部队则限9月5日前开拔完毕。在刘湘亲征的激励下，其直辖之杨国祯、饶国华、郭勋祺、范绍增、陈万仞、田钟毅、周绍轩等部，以及四十一军的王铭章，四十五军的陈离、陈书农等军、师、旅长均决定亲自率部出征抗战。

9月3日，抗日川军编为第二路预备军，刘湘任总司令，辖两个纵队：邓锡侯为第一纵队司令，孙震为副司令；唐式遵为第二纵队司令，潘文华为副司令。车辚辚，马萧萧，大军集结，蓄势待发。四川军人为国家和民族存亡浴血奋战，建功立业的辉煌篇章就此掀开了第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