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6月后，日本军机多次对成都实施空袭。四川省立成都高级工业职业学校（以下简称“成都高工校”）地处市中心学道街的实习工厂亦遭轰炸。为避免遭受更大的人员伤亡，成都市民和各机关学校按政府民防机构要求，陆续疏散到乡郊。成都高工校亦在此时从市内学道街撤迁至外东万年场附近的多宝寺。实习工厂及图书等设备则搬运到附近的郭家桥化工厂仓库内存放。就此，伴随着凄厉的防空警报和日机的狂轰滥炸，全校师生开始了长达数年的艰苦教学生活。
成都高工校乃今成都工业学院的前身，创办于1913年，是一座实实在在的百年老校。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陈毅曾就读于此校。百余年来，跨越世纪，栉风沐雨，该校从不曾关闭校门，但名号却换过多次。从建校起至2002年2月，先后使用过四川省第一甲种工业学校、四川省立成都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成都无线电机械学校和成都电子机械高等专科学校等十二个名称。2012年2月，经四川省政府同意，教育部考察后批准升格为成都工业学院，并从成都市花牌坊街迁至郫县新址办学，翻开了历史新篇章。
▲ 疏散至多宝寺的成都高工校校区图 成都工业学院校史馆供稿
在战争硝烟的沐浴中，迁址万年场，办学多宝寺，无疑是成都高工校百年历程中崎岖而艰辛的一段。
其时，万年场虽因市民躲避空袭而人气渐旺，但仍是乡郊小场，生活设施相较市区严重欠缺；变身校园的多宝寺亦因民国初年的频仍战火，早已颓败，屋舍破旧，不敷使用，教学条件极为艰苦。学生以颓庙为课堂，以茅棚为宿舍；睡的是连通铺，吃的是“八宝饭”；没有电灯，用油灯照明；没有教材，便手抄讲义；实习则手摇机床进行操作。时值抗战年月，学生们也一律军人打扮，穿军装打绑腿扎腰带，剃光头推平头留短发，充分体现了“国难当头，学子尚武”的男儿气概。年轻人总是充满朝气与活力的，即便时时跑警报躲空袭，学生们仍不忘强身健体，成立了成都高工校“长空篮球队”，简陋的球场上，跃动着青春的身影，为这段不平常的疏散时光留下了特殊的记忆。
▲ 成都高工校长空篮球队合影 成都工业学院校史馆供稿
为避战火迁址乡野办学，已属十分不易，可仍有趁火打劫者就更让人齿冷心寒。曾任教于成都高工校的李维先先生在其《原成都高工校长电机专家文藻青》一文中披露了一事：1939年，高工校迁址多宝寺办学，本就困难重重，某官方要人毫不体恤，反趁川军出川抗日之机，狮子大开口，强索学校实习工厂的重要设备蒸汽锤。校长既不愿给予又不敢明拒，便将此事推向教育厅。教育厅主办此事的电机专家文藻青一口拒绝：“学校设备，系培养人才所需，不能送人。”拿着要人的“令箭”却被当成了“鸡毛”，说者大感不悦，于是祭出威逼利诱之招：“献出此锤，前程无量。若不主动，阻碍川军出川抗战，其罪不轻，岂止丢官，还有杀头之祸！”文藻青正气凛然回应之：“锤既如此重要，我即以身殉之！”说者闻之哑然，悻悻而去。这文先生与成都高工校也的确有缘，不单勇挫官僚打着“抗日”旗号侵占公物的不正图谋，维护了学校的利益，更在1949年9月出任该校第十二任校长，带领全校师生迎来成都解放的曙光，迈步走进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为百年老校留下一段难忘的佳话。
抗战期间，栖身万年场的困难是多方面的。不但“吃”清苦，“住”简朴，“行”亦艰难。学生外出全靠双脚走路，老师进城除了步行也就是坐“鸡公车”。而频繁的“跑警报”则更使人心力交瘁。据当年的学生张贡二回忆：每当日机袭来，警报拉响，师生们便纷纷奔出校园，跑向田坝。遇有种植的庄稼即躲藏其间，至于能否避弹，惊恐之下，也顾不得多想。1941年7月28日，成都经历第二十五次轰炸。日本海军航空兵108架飞机分两批对包括万年场在内的城东地区实施空袭，共投弹500余枚，万年场连同牛市口、牛王庙、双桥子、大慈寺、东大街，以及沙河、猛追湾、跳蹬河等处均遭轰炸。成都高工校的师生们再一次见证了日本侵略军野蛮蹂躏自己家乡的残暴罪行。
▲ 成都高工校多宝寺校园教室 成都工业学院校史馆供稿
然而，哪怕是敌机频袭，警报长啸；即便是残寺办学，“困难万端”，成都高工校的教师仍然“不倦训诲”，学生依旧“勤勉无懈”，协力并进。一批批学生最终完成学业，告别校园，走入社会，参加抗日战争，投身国防事业，揣所得知识，怀满腔热血，以青春和生命报效国家和民族。
尤值一书的是，多宝寺办学期间，成都高工校急抗战之需，克服诸多困难，开设多种专业，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1939年8月，成都高工校接到国民政府教育部19808号指令：“为适应抗战建国需要，以协助农工建设事业及国防军事工程起见，于（民国）二十六、七年度内，以指定学校办理土木、机械、电焊、电信、汽车驾驶修理等科职工训练班，以供各方需要。本年度鉴于此项技术员工需要之急切，特再扩大训练以宏造就。”[11]学校据此于当年9月即开办了学期一年的机械、应化、电机、电信科职业训练各一个班，招收学员一百余名，且一概免收学杂费。1940年，学习期满，经考试合格者发给证书，并介绍工作。其中不少学员分配到军械工厂，直接投身抗战事业。
为四川大后方空军机场培养急需的航空技术人才，是成都高工校为国家抗战事业做出的又一突出贡献。
1943年秋，面对猖狂暴虐的日本侵略军，中美决定联手共同反击，美国拟派大量空军援华抗战。然而，由于当时长江南北多省及整个中原地区均已沦陷，所有机场无法使用。中国政府遂选定在成都和四川等后方地区修建作战机场，以供美军轰炸机和驱逐机使用，由此起飞空袭日本本土，并将该计划命名为“特种工程”。[12]在五十万四川民工的艰苦努力下，至1944年，政府在成都附近建起了新津、广汉、邛崃和彭山等四个军用机场。然而，机场陆续启用了，战机相继抵达了，可担负维护重任的航空机械等军事技术人员大量短缺，又成燃眉之急。
此时，走在时间前面的成都高工校再次为国家和民族输送了急需的人才。早在1940年，成都高工校便着眼抗战需求，在教育部拨付全部费用的支持下，开办了中等机械技术科和中等电机技术科，招收三年制学生，毕业后进厂实习一年，其后由政府分派工作。1943年，第一届中等机械技术科和电机技术科学生毕业。其中电机技术科第一班十名毕业生，有六人被分配到航空技术部门：新津第一飞机修理工厂三人，邛崃第六飞机修理所二人，温江第八飞机修理所一人，为战时的军机维护提供了宝贵的技术人才。同时，为满足四川新建机场对航空技术人才的紧迫需要，成都高工校于1944年增办中等航空机械技术科和电讯科，并将当年机械技术科二、三两个年级的三个班改为航空机械技术相应的班级。如此“量身打造”，可谓一举两得，既有力支援了抗战，又培养了实用人才。[13]
▲ 1943年成都高工校电技一班学生与老师在多宝寺校园合影 成都工业学院校史馆供稿
当中美两国空军驾驶战鹰翱翔在艰险的驼峰航线之时，当日本本土的机场、飞机乃至钢铁企业在正义复仇的弹雨下土崩瓦解、粉身碎骨之际，当天府蓉城乃至巴蜀大地的上空永不再响起凄厉警报之日，我们怎能忘记成都高工校培养的军工健儿为之付出的汗水和心血呢！
千余年前结庐于兹的宝掌禅师，又怎能料想，穿过战争的硝烟，从多宝寺这古刹之中，走出的并非青灯黄卷的佛家弟子，而是具备现代技能、肩负抗敌重任的莘莘学子。(www.xing528.com)
1945年抗战胜利后，成都高工校仍坚守在万年场。孰料，次年4月，一场暴风雨袭击成都，简陋校舍顷刻间被“卷走三重茅”，几乎毁之殆尽，在沙河边上重演了千余年前浣花溪畔杜圣所遭遇的那一幕。原本喜人的“春雨”竟“温柔”顿失，而变得如此恼人！多宝寺办学难继，高工校无奈只好“不问西东”，迁址外西茶店子，从此离开了东郊万年场。
【注释】
[1]宋望望：《万年场，藏着成都人的绝版青春》·成都全接触
[2]乔曾希、李参化、白兆渝：《成都市政沿革概述》第2页，载《成都文史资料选辑》1983年第五辑。
[3]金牛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都市金牛区志》，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版，第50—52页。
[4]成都市公安局：《成都公安大事记》，1992年12月出版，第47页。
[5]熊海明：《五显信仰及其传播影响》。
[6]《中华道藏》第45册《搜神记》卷二《五圣始末》。
[7]袍哥：旧时西南各省的一种帮会成员的代称，也指这种帮会组织。在四川和重庆的“哥老会”被称为袍哥。——编者注
[8]《成都市志·军事志》。
[9]《成都沙河客家人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载《四川客家通讯》特刊2005年总第13—14期。
[10]《成都沙河客家人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载《四川客家通讯》2005年特刊总第13—14期。
[11]王裕国：《铭记抗战史 不忘高工校》。
[12]张惠昌、於笙陔：《抗战期间成都地区特种工程与美国空军援助》，载《成都文史资料选辑》1985年第11辑。
[13]王裕国：《铭记抗战史 不忘高工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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