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10年间，群体动力学运动成为（社会心理学）这一学科的极大优势，它是（由战争造成的）外在需要的一个恰当反应。研究人员焕发出来的大部分热情都与K·勒温连在一起。
——W·J·麦圭尔：《20世纪心理学的态度变化和相似表象结构》
图8.1 K·勒温（1890—1947）在衣阿华大学
使用获M·勒温许可。
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1890—1947）是柏林大学的一位著名的实验心理学家，他作为一个流亡者逃离希特勒政权，成为美国的一位社会心理学家，并开创了群体传播中的经典实验。与传播学史中的其他几个重要人物一样，他中年遭遇动荡，由此促使他转向传播学。和拉扎斯菲尔德的情况相类似，勒温的危机也是由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造成的，这使他流亡美国，从更加个体的心理学转向小群体传播的社会心理学。“如果有人要我说出一个对这个（社会心理学）领域产生最大影响的人的名字，那么我会说他就是A·希特勒。”（卡特赖特，1979）心理学在其发展的最初几十年间，主要是一个美国的事业，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流亡的欧洲学者将一种浓烈的德国色彩带入美国的社会心理学。
K·勒温以开创群体动力学的研究与教育，并创建参与性组织管理的模式而知名。他不认为自己是在研究传播过程，尽管他的研究对正在崛起的传播学领域有着直接的贡献，它有助于将群体置于传播理论和传播研究之中。
勒温1890年9月9日生于东普鲁士（位于今天的波兰）的莫吉尔诺。他的父母是贫穷的犹太农民，也开一家小的干货店。当时，德国的种族偏见非常强烈，莫吉尔诺的反犹主义尤其厉害。为了让孩子们得到更好的教育，勒温的家庭迁移到柏林，但是这个家庭仍然遭遇到反犹主义。在勒温后来的生涯中，这一偏见对他的学术兴趣产生了某种影响。
1914年，勒温在柏林的皇家弗里德里克—威廉大学获得心理学博士学位，这所大学是当时德国的一流大学之一。在心理学理论学习中，他受到他以前从事的医学、数学，特别是物理学研究的影响，他也直接受到他的哲学教授E·卡西尔（Ernst Cassirer）的影响，后者激励了勒温对于科学哲学的持久兴趣。柏林大学的心理学研究所由实验方法的提倡者W·斯顿夫（Wilhelm Stumpf）领导，当时这个研究所是格式塔心理学的中心，也因此而声名远扬。1894年至1921年间，格式塔心理学在那里建立，后又盛行起来。格式塔心理学研究个体直接经验的主观过程；它涉及整体，涉及个体所知觉的环境如何影响个人的行为。(2)格式塔心理学家关注“整体中的特性，后者在整体由以构成的个体部分那里，是不存在的”（萨哈基恩，1974）。格式塔心理学侧重于一个物体之被知觉的方式如何受到这个物体之被嵌入的整个背景的影响（霍尔和林泽，1957）。例如，个体喜欢几何图形的对称，这往往导致他们去完成完全断裂的圆圈。同样，我们倾向于填满有关一个个体的缺失部分的信息，以便构成一个完整的印象。
W·柯勒（Wolfgang Köhler，1887—1967）接替斯顿夫成为心理学研究所所长，他是格式塔心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其他的奠基人是M·韦特海默（Max Wertheimer，1880—1943）和K·科夫卡（Kurt Koffka，1886—1941）。格式塔心理学在方法上是实验的，但是它代表着对于W·冯特的心理学研究传统的一个转折，这一传统在莱比锡已经沿袭了25年。柏林的格式塔心理学家重视个体知觉和学习的研究问题。尽管勒温在柏林大学获得了他的博士学位，并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那里执教——与柯勒和韦特海默是同事，但他不是一个严格的格式塔心理学家。他的工作是“类似于格式塔型的，但是以需要、人格和社会因素为中心，而格式塔心理学家强调知觉和学习”（舒尔茨，1975）。勒温主要对导致个体行为的力量感兴趣。1933年希特勒的崛起最终瓦解了柏林的格式塔学派，它的核心人物流亡到美国。(3)
尽管勒温已经从斯顿夫教授那里听了14门课，但是习惯不容许他就自己的博士研究直接与斯顿夫交谈，相反，一个助手将勒温的论文计划交给斯顿夫，然后将斯顿夫的收条转交给勒温，后者正焦急地等候在他的教授的办公室外面。在以后的4年中，勒温从事自己的实验，没有再与斯顿夫联系，直到他的博士考试的时候。这就是德国大学文化中关涉学生—教授联系的规范，勒温后来在他自己的教授生涯中全盘地反对这些规范。勒温是一个自然的民主主义者，完全没有地位意识，非常不喜欢德国教授的陈规陋习。他要他的柏林学生和美国学生称他为“库尔特”。他经常邀请他的博士生到他家吃饭，并认为不打招呼就走访他们的家没有什么关系。他特别谦虚，拒绝被拖入与C·赫尔及其追随者就他的场论所展开的激烈争论之中。相反，勒温友善地鼓励有关他的观点与心理学其他观点之间的差异的讨论。
在柏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勒温1914年加入德国军队，成为一名二等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4年战斗后，他作为一名佩戴铁十字勋章的中尉离开了军队。战争期间，勒温受伤并住进了医院。他利用这段时间写了一篇文章：《战争的景色》，于1917年出版。勒温提出，“和平的事情”之被感知不同于“战争的事情”之被感知。例如，勒温已经注意到：一个农民的、位于无人地带上的粮仓，与一个类似的、位于和平景色中的粮仓相比，具有相当不同的意义。在军队医院里的时候，勒温还开始写作他的资格论文，以便获得德国的高级学位，它超过了博士，是担任教授的必需条件。
1921年，作为一个非终身的教员，勒温开始在柏林大学心理学研究所教书。他着手通过一系列由他的博士生所从事的重要实验来确立他的学术声望。最初的7个博士生是女性，来自俄国。勒温在吸引年轻学者从事心理学研究方面具有非凡的能力。20年代期间，勒温的场论（也被勒温称为群体动力学和拓扑心理学）开始定型，这个理论后来使他闻名于大西洋两岸。“截至1930年，勒温成了心理学中的一个世界性人物”（沃尔夫，1973）。在来美国之前，他在德国发表了40篇文章，流亡之后，发表了大约60种出版物（斯蒂弗斯和惠兰，1986）。
“场论”（field theory）的一般观点是研究处于他或她的“场”中的个体，因为事件是由个体的当下环境中的各种力量所决定的。这个“场”也被称为一种生活空间，它是个体行为的私人环境，或是围绕这个个体的社会环境。场论非常笼统；它是有关理论构建的一种元理论（metatheory）。不过，它不仅是一种通向理论的方法；它还是一组概念的整体以及这些概念之间的理论关系。勒温从物理学（在那里，人们例如谈论“磁场”）处借用了代表他的场论的方法，尽管他没有全盘从物理学中借用概念及其理论关系，并将之直接运用于心理学中去（霍尔和林泽，1957）。相反，他吸取了物理学的概念，并赋予它们某种适合于心理学的特殊意义。例如，他将“价”定义为个体在某一时刻的紧张——一种动机或需要（某种类似于弗洛伊德的“希望”的东西）。一个矢量就是一种力量，它推或拉一个个体朝着对于一个物体的否定的或肯定的知觉行进。一个障碍阻止一个个体实现一个愿望（就是说，阻止其从一种紧张中摆脱出来）。这些概念——价、矢量和障碍——描绘了勒温如何一般地受到物理学的影响，又如何特殊地受到拓扑学的影响。拓扑学的分析适合于他的“黑板心理学”（blackboard psychology）（舒尔茨，1975）。
20世纪30年代，勒温和场论对于美国心理学的一个影响是将主观主义重新植入其中（怀特，1992）。E·C·托尔曼和勒温都针对C·赫尔的行为主义提出了一种认识型的替代物，那种行为主义侧重于刺激—反应（S-R）学习，并且是以弗洛伊德理论为基础的（怀特，1943）。托尔曼是“实验心理学的认识论者”，勒温是“社会心理学的认识论者”，他们开创了心理学的认识方法，这种方法在今天的心理学领域中占据中心地位（蔡琼尼克，1992）。在这个意义上，勒温在他的理论立场中与传播紧密相连起来，因为“认识既是传播的结果，又是传播的起源。在你心中的东西业已是获得的传播的结果，你告诉其他人的东西是来自同一心灵的内容——这些内容正经历变化，并相互发生作用”（蔡琼尼克，1992）。正是场论的认识论重点和人类传播过程之间的这一紧密的对应关系，导致了勒温达到了一个传播学前辈的高度。
勒温在其场论研究中，遵循某种现象学的方法，将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结合起来。例如，在实验后他亲自询问他的每一个调查对象，以便了解他们对于自己行为的感觉。他很少使用统计显著性检验，因为他担心个体情况会在统计分析所固有的聚合物中丧失。不过，他并不阻止他的博士生们听统计方法的课程。无论在衣阿华大学，还是在麻省理工学院，这些课程都由L·费斯廷格所教授，他是勒温的一个优秀的追随者。
作为其美国化的组成部分，勒温从对心理学的哲学的和基本的关注转向更加实用的问题（海姆斯，1991）。他说：“没有任何东西像一个好的理论那样实用。”有关K·勒温的主要传记就命名为《实践的理论家》（马罗，1969）。勒温对于应用感兴趣，这一活动最终需要他大量的时间。当时的其他许多心理学家都反对这个方向，但是勒温相信，应用某种理论是检验其有效性的一个方式。然而，他的研究显然是由理论驱动的，而不是由资料驱动的。他的工作既是实践的又是理论的。
勒温与他的柏林的博士生关系密切，这种教学风格在当时德国大学里并不多见。每个星期日早晨10点，他都从柏林心理学研究所出发穿过“城堡广场”（Schlossplatz），在施韦德斯希咖啡馆将他的研究生聚集起来，从事他所戏称为“唠唠叨叨”（大致可译为“聊天活动”）的每周活动。他利用这些团体讨论来促进他的理论和研究。
勒温在柏林时期的最著名的实验始于一次通常的“聊天活动”的聚会期间：
按照欧洲咖啡馆的习惯，你来一杯咖啡，谈话和聊天，然后你要一块点心，又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再要些点心和一杯咖啡，这个过程有可能持续两三个小时。在一次这样的场合下，有人要结账，服务员只知道每个人都点过什么了。尽管他没有保留一张写好的账单，但是当有人要结账时，他给每个人都交上了一份准确的账目单。大概半小时以后，勒温招呼那个服务员，要他再将账单写一遍。那个服务员生气了。“我不再知道你们这些人点的东西了，”他说，“你支付了你的账单。”（马罗，1969）
勒温在施韦德斯希咖啡馆用场论解释这个事件。他推论说，要完成某个特殊任务的意图构建了一种心理学的紧张，当这个意图中的任务被完成了，这种紧张就释放了。如果这个任务被中断了，紧张就没有得到释放，未完成的行为就将比一个完成了的任务被记住的时间更长。这一观点与弗洛伊德的陈述是相似的，即希望持续到它们被满足了的时候为止。口误、做梦和类似的行为都是一个寻求释放紧张的个体系统的流露（马罗，1969）。
B·齐格尼克（Bluma Zeigarnik）是勒温心理学研究所的一个俄罗斯博士生，她被指定从事一个实验室里的实验，以检验被中断了的任务和紧张降低的理论。她假设了对于被中断的任务的一种较强烈的回忆。她的调查对象是164名儿童和成人，每个人都被指定完成22个任务，其中有制作一张城市表格，画出一个人的交织字母，穿珠子，解谜和从55往后数。每一个人都被允许完成一半的任务；随意决定的另一半任务在完成之前被中断。随即，每个人都被要求尽可能多地回忆这些任务。未完成的任务之被回忆往往是完成了的任务之回忆的两倍：90%的被中断的任务得到了回忆，但只有45%的完成了的任务得到回忆。齐格尼克的研究（齐格尼克，1927）受到世界范围内的实验心理学家的特别关注（应记住的是：德国那时是心理学学科的国际中心），对于被中断了的任务的比较强烈的回忆被称为“齐格尼克效果”（Zeigarnik effect）。这个研究促使勒温成为心理学家中的知名人物，因为它的发现展示了精神紧张的存在，后者是勒温场论的基础部分。这个实验也是首次尝试测量一种紧张或意志的努力之一。这个实验表明勒温是一个如何将日常问题转换为心理学实验的大师。始于勒温在施韦德斯希咖啡馆里的敏锐观察的“齐格尼克效果”，带他走上了一条漫长的道路。
1929年，勒温(4)应邀从柏林前往耶鲁大学，参加在那里召开的国际心理学会议。如今，会议参加者的黑白照片表明出席会议者是令人惊奇的少——仅六七十人。将这个不太大的普通小组与今天参加美国心理学协会会议的成千上万个心理学家作一比较吧。但是，许多当时著名的心理学家——巴甫洛夫、皮亚杰和C·赫尔——都出现在纽黑文会议上。勒温的演讲“环境力量的效果”对于听众来说难以理解。它是用德语表达的，以场论为基础，听众那时还不熟悉场论，但是他们被勒温所讲述的关于一个德国金发小孩的短片所深深打动，这个小孩叫汉娜，她盯着一块大石头，想坐在上面。(5)当退回到那块岩石的地方时，她好几次没有靠着它，跌落在地上。最后，她绕着石头走了好几圈。然后，她从两腿之间向后看，小心翼翼地又回到石头边，坐了下来。成功了。勒温对于这部电影的讲述说明了他的场论。这部影片“给人留下了巨大的印象”（帕特诺，1988）。一个特别被打动的心理学家是L·特曼（Lewis Terman），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系主任。1932年，特曼邀请勒温到斯坦福大学讲学6个月。(6)
希特勒1933年开始执政，此时勒温正在从斯坦福返回德国。(7)他从柏林心理学研究所辞职，流亡美国。比起德国的其他犹太学者来，他相对早地流亡美国，因为他与美国教授以及德国以外的其他个人有着广泛的联系。他之迁移到美国对他的学术工作有某种强烈的影响，使他从早期的对知觉和学习心理学的特别关注，成为一个对偏见、权威领袖和群体影响发生兴趣的社会心理学家。(8)勒温在柏林所经历的反犹主义对他的学术兴趣具有持久的影响。他的记忆中萦绕着20世纪30年代初在柏林大街上听到的口号声：“Juden heraus！Juden heraus！”（“犹太人滚出去！犹太人滚出去！”）（马罗，1969）
勒温来到美国之后，他的主要兴趣在于群体对于个体行为的影响。他说：“群体中的成员资格是一个人立足之‘地’的组成部分。”（M·勒温，1976）勒温相信，与一个群体的认同为一个人提供了一种观点、一种视野和一种自我的意义。当一个人通过一种传播过程接受了信息，该信息的意义就部分地由这个人所属于的群体所决定。
勒温对犹太人中的“自我怨恨”特别感兴趣，1941年他就这个问题写了一篇重要的文章，论证少数人群体中的成员往往容易自我怨恨（勒温，1948）。他的一个例子围绕犹太儿童夏令营，这个夏令营只雇用非犹太的管理人，那里做基督教的礼拜，没有犹太教的活动。此类明显的自我怨恨的根源何在？勒温（1941）解释说，一般来说，当一个群体的否定方面超出了肯定的吸引力，那么一个人就会离开这个群体，但是，由于多数人群体的更大力量，少数人群体的成员不被允许离开他的群体。因此，一个皈依了的犹太人在其他人看来仍然是个犹太人。例如，具有犹太血统的个人生活在德国，但不信奉犹太教，也不认为自己是犹太人，可仍然被纳粹划分为犹太人，并被送往集中营。不再信奉犹太教的个人将尽可能地远离传统的犹太活动，但是因为被别人仍然划分为犹太人而将有挫折感，这种情景导致了侵略。多数人群体过于强大，难以攻击，所以这个体转而进攻他或她的少数人群体和他自己或她自己。勒温论证说，结果就是犹太人和其他少数人群体中的自我怨恨。
由勒温移居到美国所表现出来的危机使他越来越成为一个社会心理学家，而离个体学习和知觉的心理学家越来越远，这一中年变化导致他去研究人类传播问题，尽管当时传播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还不存在。在衣阿华大学生活的9年间，勒温逐渐对群体心理学发生了兴趣，特别是通过他的一个博士生——R·利皮特（Ronald Lippitt）——的影响，这个学生带着团体工作的学士学位来到衣阿华大学（帕特诺，1988），并具有一个美国童子军执行官的背景。勒温和利皮特进行的有关独裁的、民主的、自由放任的领导的群体领导层实验结果对公众和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勒温在他自己的心目中逐渐成为一个社会心理学家，其他人也是这么对他定位的（怀特，1992）。
尽管库尔特·勒温是社会心理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但在他涉足这个领域的多年前，该领域就已经在发展了。G·奥尔波特、M·谢里夫（Muzafer Sherif）、T·纽科姆（Theodore Newcomb）和D·卡茨（Daniel Katz）已经做了和正在做着重要的研究。但是，勒温将新的成分带入社会心理学，并选择了具有社会意义的问题进行研究，其中许多都与现实世界的事件和过程相关。他试图“在实验室里创建那些曾造成巨大区别的强有力的社会环境”（费斯廷格，1980）。勒温对美国社会心理学的持久影响的一个标志是：这个领域一直对偏见问题持有兴趣。
尽管勒温在柏林作为德国的一个杰出心理学家具有突出的地位，并且在美国社会心理学领域发挥着奠基人的重要作用，但“他从未在任何大学获得过终身的学院任命”（帕特诺，1988）。在柏林心理学研究所，他从1921年至1933年一直是一个非终身职位的研究人员。在德国大学系统中，一个学者为有资格提升到教授职位，必须在博士论文之后从事一项主要的研究，并为之作出答辩。1921年勒温通过了他的资格考试，1927年，被提升到没有文职地位和终身教职的副教授学术级别上。这个名誉级别是大部分犹太人在那时的德国体制中能够达到的高度（马罗，1969）。
勒温1933年到达美国的时候，马上能够获得的惟一位置是康奈尔大学家政学院一个短暂的两年期的任命，由来自L·斯佩尔曼·洛克菲勒纪念馆和“流亡外国学者紧急援助委员会”的基金资助。在康奈尔，勒温在大学的幼儿园从事社会压力对于幼小儿童饮食习惯的影响的研究，探讨为什么那么多“可怕的两个人”拒绝吃饭的实际问题。
对于一个来自柏林大学的著名的德国心理学家来说，在康奈尔大学教家政学降格了许多，但是，大萧条正在发生，学院里的工作特别稀少。勒温通过某些好运气，获得了康奈尔的这个位置。康奈尔大学儿童发展教授E·B·韦林曾在柏林访问勒温两个星期，并带着他摄下的勒温实验的电影拷贝回到美国。R·M·奥格登是康奈尔艺术和科学学院院长，也曾在柏林见过勒温。康奈尔大学校长L·法兰德是“流亡外国学者紧急援助委员会”的主席。勒温每年薪水2000美元中的一半是由紧急援助委员会保证的，(9)而其他一半来自L·斯佩尔曼·洛克菲勒纪念馆，后者从前曾经资助康奈尔的儿童发展研究。纪念馆的这个研究资助项目由L·K·弗兰克（Lawrence K.Frank）博士管理，当他1928年在柏林会见勒温的时候，也对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阿什，1992）。
勒温在康奈尔担任这个职务正好两年。第二年期间，即1935年1月，弗兰克邀请勒温和G·斯托达德——衣阿华大学衣阿华儿童福利研究所所长——参加在普林斯顿大学召开的有关皮亚杰心理学的一次小型会议，在那里，“勒温显然给斯托达德留下了强烈的印象”（阿什，1992）。一个月以内，斯托达德在弗兰克的帮助下，开始了招募勒温到衣阿华大学的进程。几年中，L·斯佩尔曼·洛克菲勒纪念馆已每年资助斯托达德的衣阿华儿童福利研究所9万美元，是衣阿华大学预算捐款的两三倍，所以对于弗兰克来说，指定这一基金的一部分用于勒温和他的三个研究助手的薪水（阿什，1992），是比较容易的。弗兰克给勒温在衣阿华大学工作的资助为3年期，并且是可延续的。(10)
1935年，45岁的勒温接受了衣阿华儿童福利研究所的教职。衣阿华儿童福利研究所由七八个教师层次的人组成（其中有几个是兼职），加上研究助手、秘书和其他成员，办公室在大学校园里的教育大楼的地下室。尽管衣阿华儿童福利研究所看上去地位不高，但它是整个美国的其他儿童发展研究所的典范，那些研究所也由L·斯佩尔曼·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衣阿华”的气氛“对于勒温来说，在某些方面是紧张的”（帕特诺，1988）。他被指派到儿童福利研究所，不是心理学系，并由儿童福利研究所所长G·斯托达德担保，后者也是衣阿华研究生院院长。心理学系不久就由K·斯彭斯（Kenneth Spence）担任系主任，他是C·赫尔在耶鲁大学的一个行为主义合作者，也是勒温场论方法的一个强烈的反对者。斯彭斯和勒温之间很快就爆发了学术争论。
在勒温1945年离开衣阿华大学以后直至1947年逝世的3年间，他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员，在经济和社会科学系内领导着“群体动力学研究中心”。这时，他在美国非常著名，但是仍然没有终身职位。是不是他的边缘性的大学地位影响了他的学术工作的方向？他对于金钱的依赖意味着他必须花费部分时间来从校外寻求研究基金，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最后岁月里，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校园外奔波（帕特诺，1988）。研究基金通常与附属条件相伴而来，诸如期望在研究中能够找到针对某一实际问题的解决办法。对于金钱的这种依赖或许是为什么勒温之重视解决社会问题的一个原因，特别在衣阿华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是这样。如同拉扎斯菲尔德在哥伦比亚应用社会研究局所发现的那样，应用研究支付着它自己的费用。但是大部分心理学家担心，应用研究会使他们偏离有关学术问题的基础研究。不过，勒温声称，应用研究能够被严格地予以进行，人们也可以在应用研究中检验理论判断。勒温主张，就本质而言，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的两分法在物理学和化学中也许是有效的，但在社会科学中则无需存在。
无论是在衣阿华大学还是在麻省理工学院，勒温都把非常优秀的、年轻的社会心理学家吸引到他的博士培养课程中。显然，他的研究的应用性并没把有才华的研究生赶跑。不过，他对于行为研究的侧重却没有从美国心理学领域中为他赢得他认为自己应得的荣誉。“勒温位于主流心理学之外，并且似乎被保留在心理学‘界’的边缘地带。”（沃尔夫，1973）学术界缺乏对他的重视可以归因于勒温对于实际应用的兴趣，再加上他的场论的复杂性，使某些心理学家望而却步。对于一些学者来说，由于勒温使用了矢量、箭头标志和其他形象化的东西，所以他的理论观点令人困惑不解（怀特，1992）。
勒温并不十分关注学术思想的所有权问题，的确，要准确无误地确定谁提出了某些概念也是困难的事，因为许多研究计划都发生在集体讨论之中。一个例子是勒温有关领导风格的著名实验。这个项目始于R·利皮特——一个新的博士生——1936年来到衣阿华州儿童福利研究所，并被指派给勒温教授之时。利皮特曾作为一个本科生主修过团体工作，勒温开始与他讨论德国与美国在领导风格方面的差异，因为德国的风格更倾向于专制，而美国的风格更倾向于民主。在勒温的鼓励下，利皮特的硕士论文研究比较了领导风格对于两组男孩行为的影响。他们的任务是用纸板和其他材料制作戏剧面罩。比起由专制的领导人所领导的小组内的男孩来，由民主的领导人所领导的小组内的男孩做得更好，这一研究成果与美国的民主价值观相吻合。
这一首次实验的结果大有前途，勒温鼓励利皮特为他的博士论文重新设计和扩展这个实验。有关实验所创造的群体气氛的研究由利皮特和一个新来的博士后相伴进行，这个博士后名为R·K·怀特（Ralph K.White），被R·巴克（Roger Barker）招收进来替代衣阿华大学的博士后研究人员的位置。(11)巴克和怀特在斯坦福大学就已彼此相识，当时他们都在那里进行博士学位的学习。怀特后在近波士顿的卫斯理大学执教了3年，再后来到衣阿华大学。他已阅读过勒温的著作《人格动力学》，并听过勒温1935年在耶鲁的讲座，但直至1937年他到达衣阿华大学的时候，他才知道正在进行的有关领导方式的实验（怀特，1992）。
两个实验得以进行，它们都针对由衣阿华市的5个11岁的男孩组成的小组。在1938年进行的“实验I”中，4个男孩小组3个星期内各碰面11次，以便制作戏剧面罩。他们都给配备了所需要的材料（诸如纸板、胶水和工具），并有一个小组长（利皮特和怀特担任着小组长的角色）。两个男孩小组以民主的方式运行：成年人领导与男孩协商，并经常征求他们的意见。另两个小组中的成年人领导以专制的方式行事，下达命令，提出应被遵循的要求。
实验在衣阿华大学教育大楼的宽敞的、要不就是空关着的顶楼进行。人们搭建了一个15英尺×20英尺的特殊房间，内部用铁丝网隔开，隔离间用麻布覆盖。在一块幽暗、但能够看得见两组男孩的地方，是一台电影摄像机，6个观察者和4个速记员(12)，这些速记员保留了相互作用的全部记录。每一小组的3个观察者记录了男孩们的各种行为。（两组男孩同一时刻在房间碰面，但是由一个长凳分开，长凳上放有工具和制作材料。）
人们发现，独裁的小组的男孩不快活，比起民主的小组的男孩来，制作的东西也不多，而民主的小组的男孩彼此友好，也表现出更大的团队精神。独裁的小组的男孩变得好动、有侵略性，并在他们自己之间进行争斗。他们的敌对层次和寻找替罪羊的层次要比有民主的领导人的小组高出约30倍。男孩们作为个体发挥作用，不怎么关注团体的目标或其他团体成员的利益。
“实验I”在许多重要的方面是有缺陷的——抽样的规模非常小，每个实验条件下只有两个小组，男孩们不是随意分配给两种领导条件下的这一个或那一个——报告研究结果的文章在今天的社会心理学杂志上不可能被采纳发表。但是，这个研究赢得了极大的名声，成了一个社会科学的经典。毫无疑问，其主要理由是它涉及了这样一个有社会意义的题目。1938—1939年，阿道夫·希特勒正在侵占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对于民主领导方式和专制领导方式的影响的研究是一个意识形态方面的漂亮举措。
第二年，即1939年，“实验Ⅱ”被设计出来，以避免从前研究的某些方法论问题。4个男孩小组再次得到了研究。(13)每个小组都有一个领导。每个小组都实行三种类型的领导方式中的一种：专制的、民主的和自由放任的。这第三种条件是无意中产生出来的，当时R·怀特以一种什么都不做的、袖手旁观的风格扮演着一个民主的领导人的角色，勒温就决定将这第三种类型的领导方式体现到实验之中。利皮特回忆说：“拉夫尔（怀特）已经在第一次实验中描绘了民主的领袖的作用，他的行为方式非常不同于我们已限定的其他的民主的领袖的作用方式。从孩子们的回答来看，他显然获得了相当不同的效果。库尔特站在麻布屏障之后，操纵着电影摄像机，他的观察引起了一道在他看来是令人激动的曙光，因为他想到了民主的领导模式和我们称之为自由放任的领导模式之间的一个基本的、遗传型的差异。所以，我们不是纠正拉夫尔的做法，而是将之更进一步地推向一种纯粹的自由放任模式的情况。”（马罗，1969）事实上，将第三种（自由放任的）领导模式作为一个实验条件增加进来，这有助于澄清民主的领导模式的意义，并成了这项研究的最重要的方面（怀特，1992）。
专制的领导被定义为“在团体决策中，由领导者所实施的一种高度的控制，成员们没有多少自由，也不参与”。民主的和自由放任的领导人控制程度低，但区别在于民主的领导人“积极鼓励团体讨论和团体决策”，而自由放任的领导人发挥着“消极的、袖手旁观的作用”。由实验者所进行的操作检查表明：三种类型的团体领导人的确对男孩们实施着他们被指派实施的那种领导。如同团体观察者所记录的那样，专制的领导人在其45%的话语中都是发布命令，例如：“戴上工作围裙”，“文尼，帮助一下本”，“好啦，把刷子收拾好”。相反，民主的领导人说话时只有3%是发布命令，自由放任的领导人只有4%是发布命令（怀特和利皮特，1980）。
“实验Ⅱ”除主要涉及领导类型的问题外，还有几个独创性的手法。例如，当实验在进行之中时，每一个小组的成年领导人都被叫到房间外面，一个为男孩们不认识的研究生穿着像个工友似的走进他们的聚集点，以便换灯泡或是扫地。然后，他会批评由某些男孩或整个小组所制作的戏剧面罩。这个伪装的程序测量这个团体成员是否对陌生人形成一种统一的抵制，顺从地对待批评，或让他们中的一个成员充当替罪羊（怀特和利皮特，1980）。
4个小组中的每一个小组都在6个星期内实行三种领导方式中的一种，6个星期后换另一种领导方式，所以每个男孩都有在一个小组内实行两种领导方式的工作经历。结果再次表明：民主领导方式的小组是最快乐的和最多产的，专制领导方式的小组最不快乐，也生产得最少，自由放任领导方式的小组则居中。从前曾经历过专制的领导方式的自由放任小组的成员是惊恐的和烦躁的。在整个实验中，20个男孩中除了一个以外，其余的后来都说他们更喜欢民主的领导方式（马罗，1969）。今天，在50多年以后再来观看勒温的电影是一种令人激动的体验，因为影响男孩子们制作戏剧面罩的行为的三种领导方式的效果是易于觉察的。(14)尽管这一黑白影片已经褪色，并且质地粗糙，但拥有民主的领导人的男孩子们看上去是快乐和多产的，那些在自由放任条件下的男孩子们似乎是漫无目的的，而拥有专制的领导人的男孩子们则是僵化的和受控制的。
第二个实验没有完全克服所有的设计缺陷。例如，只重复了4次实验过程，这对于统计显著性检验的使用来说是不够的，而一个命令是否发生效果——例如，一个专制的领导方式的结果是否受到它在前面6个星期是遵循一种民主的领导方式、还是遵循一种自由放任的领导方式的影响？——是不能被确定的。然而，考虑到军事独裁的日益增长的威胁，在一个实验中操作团体领导方式的思想还是具有独创性与及时性的。
M·米德称领导方式的研究是一种“实验人类学”，因为勒温等人在他们的实验室里创造了群体文化。有关民主的和专制的小组的研究“最终确立了勒温在美国的声望”（阿什，1992）。领导方式的实验在勒温从个体心理学向社会心理学的变化中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当然，利皮特在构成勒温的社会化方面，在使他转向社会心理学的意义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卡特赖特，1989）随着领导方式的实验给勒温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喝彩声，随着他对这个实验的讲述使听众产生了痴迷般的兴趣，便越发增加了勒温对于群体影响个体行为的问题的研究爱好（怀特，1992）。
显然，一个社会科学家应该在他或她如何研究一个问题方面持有客观的态度，尽管价值的确可以决定人们研究对象。能够理解的是，德国独裁政府对待勒温的方法导致了勒温去研究专制的群体领导方式对民主的群体领导方式。但是，这对他如何研究这个问题产生了偏向作用了吗？或许没有，尽管几乎毋庸置疑的是：他希望以民主的方式加以领导的群体能够胜过以专制的方式加以领导的群体。如同他在当时衣阿华儿童福利研究所的同事R·R·西尔斯（Robert R.Sears）所说：“他坚持民主制的专制方式有些惊人。这没有什么好指责的——但是人们不能不注意到这种激情和这种侧重点。”（马罗，1969，p.127）勒温自己的话恰恰表明他给予民主制多么高的评价：
民主制……它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宝贵的财富……你注意到从法西斯欧洲新到达的流亡者看待美国的极度渴望、好奇和怀疑主义的那种特定的混和吗？……他最最痛恨法西斯主义。他非常渴望着相信这个“被压迫者的天堂”，渴望亲眼看看一个拥有屹立在国家的大门口的自由雕像，以“人人平等”和作为其法律的民族……民主制超出了一份空洞的宣言吗？对于政治家们来说，它不仅仅是一个阶段吗？民主制是某种“真实”的东西吗？（怀特和利皮特，1980）
衣阿华大学的博士生A·巴弗拉斯（Alex Bavelas）告诉勒温，即便是在领导一个工作小组时非常专制的人，都有可能被训练得具有民主的领导风格。巴弗拉斯描绘出某些可能性，并将之运用到开拓有关弗吉尼亚的一个制造厂的参与性管理的项目之中。
库尔特·勒温和他的博士生在衣阿华儿童福利研究所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的营养变化的实验，由华盛顿特区全国研究委员会的食品习惯协会资助。协会的执行秘书M·米德曾在一次拓扑学协会(15)的会议——于1935年圣诞节期间在费城的布林莫尔学院召开——遇见勒温（马罗，1969）。勒温的营养研究与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努力相吻合，后者正要应付食品短缺、政府的食品配给，并需要饮食方面的变化，以改善公共营养和健康。各种与食品有关的实地实验由衣阿华的勒温主义者们所进行，包括食用与精白粉面包相对的混合粉粗面包的研究，增加牛奶消费的研究，说服母亲们给她们的婴儿既喂牛奶、又喂鱼肝油和橘子汁的研究，等等。就某个对有关群体对于个体行为变化的影响问题感兴趣的人来说，采纳新的饮食习惯是一个引人入胜的应用研究问题，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角度而言，做这个研究题目是一件爱国主义的事情。
勒温在衣阿华大学的最著名的食品研究是所谓的胰脏研究，其目的是要增加牛的心、胸腺（胰脏）、肝和肾的消耗，这些东西都是腺肉。一般说来，衣阿华州的大部分家庭主妇都认为它们不受欢迎，她们更喜欢给家里买牛排、猪排和火腿。不过，这些更受欢迎的肉类在战争时期供应不足，是配给的，所以美国政府鼓励食用未普及的肉类，它们既有营养，又价格低廉。
勒温与6个红十字志愿者小组——这些小组以前就被组织起来，从事家庭护理的研究——一起进行了有关动物胰脏的实地实验。每个小组由13—17个家庭主妇组成，她们住在衣阿华城附近的锡达拉皮兹，所以这些小组成员已经彼此很熟悉了。其中3个小组听了将营养问题和战争努力联系起来的45分钟讲演。讲演强调那些不受欢迎的肉类的维生素和矿物价值，展示它们的经济优势，并对如何制作它们作了解释。用来烹调胰脏肉类的菜谱手册得到分发。这些讲演由一名营养学家所做，她也是一个家庭主妇，描述了如何为她的家庭将不受欢迎的肉类制成美味佳肴。因此，这3个小组接受的是勒温实地实验的讲演条件。
另外3个小组接受了一种讨论式的授课，这种课堂所给予的信息与讲演条件下所给予的信息一样。这3个讨论小组由A·巴弗拉斯所领导，他是衣阿华大学的一个博士生，特别擅长于群体领导方式（研究）。讨论的中心是烹饪那些未得到普及的肉类可能碰到的障碍，诸如烹饪时它们所发出的味道、丈夫不喜欢这些肉类，等等。在会议结束的时候，实验者要求家庭主妇们用举手来表明她们是否在下个星期内愿意制作胰脏肉类。
会议结束几个星期以后，又进行了一项跟踪调查，它表明“在听过讲演的家庭妇女中，只有3%的人（已经）烹饪了以前从未做过的肉类中的一种，而在小组决定以后，则有32%的人（已经）烹饪了其中的一种”（勒温，1958）。两个实验过程在效果方面的这种巨大的差异或许是由于讨论条件下的参与程度比较高，在那里，家庭妇女们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提出问题，分享她们的经验。毫无疑问，在讨论小组结束时，由家庭妇女举手表示的公开承诺在获得32%的饮食行为的变化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胰脏实地实验中存在着明显的缺陷：讨论主持人不是像集营养学家—讲演者于一身那样集营养学家—讨论主持人于一身，由举手所表示的公开承诺也未被包括在讲演条件中，只有3个讨论小组被告知将要进行一项随后的跟踪调查。(16)这些设计问题使对于以下一点的了解变得困难了，即：哪些因素造成了讨论小组产生了比讲演小组的更大的行为变化？
在有关相互作用的人际传播（由讨论的条件所代表）和单向大众传播（近似于讲演的条件）之间的差异方面，勒温的胰脏实验成为一个经典性的研究。勒温将胰脏研究结果以及他在衣阿华大学所进行的其他研究概括为行为变化的三阶段程序：解冻、行动和凝固新的行为（勒温，1958）。常见的现象是，当一个个体的行为发生变化时，这个行为不久就会回复到它从前的状态，尽管人们渴望有持久性的变化。(17)在改变和维持那样的行为方面，群体的其他成员对于每一个个体的行为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如同勒温（1943）所归结的那样：“群体决定对于未来的行为具有某种‘凝固’的作用。”
“把关人”（gatekeeppers）是控制信息在信道里的流通的个人；他们可以扣压信息、构成信息、扩展信息或重复信息（休梅克，1991）。在有关改变食品习惯的胰脏实验中，勒温发现：家庭主妇是她们家庭消费的新食品的把关人。如果一个家庭主妇不打算烹饪腺型肉类的话，那么她的家庭就不会食用它们。把关概念可以适用于范围广泛的各种传播环境，如同勒温（1951）所陈述的那样：“这种情况不仅适合于食品系统，而且适合一条新闻通过某种传播渠道在群体中的流通。”
在勒温（1947）去世前的最后一篇文章中，他对传播体系中的把关过程作了理论说明，这对于后来的研究来说，是一个有着广阔前景的方向。不久，D·M·怀特（David Manning White）（1950）和其他传播学学者研究了把关人在大众媒介环境下的作用，诸如报纸的新闻电讯稿编辑，他控制着国内和国际新闻向一家地方报纸的流动。怀特1939年来到衣阿华大学参加当时由W·施拉姆领导的衣阿华写作班。他一直渴望写小说，直到施拉姆使他相信，按照他的写作才能，那是一个不可企及的目标（怀特，1991）。
1942年，怀特在衣阿华大学获得英国文学博士学位，随即离开，在华盛顿战时新闻局参加战时工作。战后，当他在波士顿大学担任新闻学教授时，他进行了著名的有关电讯编辑的研究，电讯编辑负责的工作是：从来自三个新闻通讯社的电传打字稿的大量信息中，挑选出要在他的报纸上发表的新闻消息。1949年2月的一个星期，怀特采访了“盖茨先生”——他这样称呼这个电讯编辑——问他对电讯稿上的许多条新闻报道的每一条为什么使用或为什么不使用。只有约10%的新闻报道被“盖茨先生”所使用。怀特（1950）向他的调查对象提出这样的问题：他是否有任何影响他选择新闻报道的偏见。“盖茨先生”回答说：“我不喜欢杜鲁门（总统）的经济学、夏时制和热啤酒……我对总部设在罗马的、寻求公众注意的少数派也有偏见，我不怎么帮他们。至于偏爱来说，我非常喜欢有关人类利益的报道。”怀特说，W·施拉姆当时在衣阿华，为他的关于电讯编辑研究的设计提供建议，但是直到他写下他的研究结果时，他才偶尔发现勒温1947年的关于作为“把关人”的衣阿华的家庭妇女的文章（怀特，1991）。
怀特有关电讯编辑的新闻报道选择的文章带动了一系列类似的“把关人”研究，这是大众媒体机构如何发挥作用的研究传统的组成部分。例如，斯奈德（Snider）（1967）在17年以后重新研究了同一个电讯编辑盖茨先生，并再次发现，他在他自己喜欢的东西的基础上，在他想象他的读者会认为有趣的东西的基础上，选择新闻报道。后来对“把关”传统的研究包括新闻“把关人”的一个样本，而不只是一个“把关人”。新的报道选择的标准与盖茨先生所使用的那些标准往往迥然不同。例如，有一项关于印第安纳波利斯的一家电视台如何在4星期内拥有391条潜在报道（包括国际的、国内的和地方的新闻）的研究，它表明，“把关”的决定取决于哪些报道容易得到解释，哪些报道会吸引受众，哪些报道可以轻而易举地编辑（伯科威茨，1990）。“把关”在本质上是一个群体（而不是个体）过程，因为一个报道在电视台新闻演播室里通过一道门，然后在行进中又通过另一道门，以便被广播出去。
今天，勒温的“把关人”概念为传播学学者所广泛使用，特别是在组织传播研究中，以及在超出新闻组织研究的其他研究之中。如同P·休梅克（Pamela Shoemaker）（1991）从她近期的回顾中得出的结论那样：“‘把关’或许是一个得到透彻研究的概念，或许是一个使用过多的概念，但它几乎没有过时。”
勒温经常通过在黑板上画出他的概念之间的关系图来发展他的理论。当他画图表的时候，他的思想最为深刻，他甚至在给其他学者的私人信件上画出小小的图画。勒温说，不与别人谈话，他就不能卓有成效地思考（勒温，1936）。“他的工作方式是借助于与其他人的谈话。他往往谈论他的工作、他们的工作，这无关紧要。他与人们个别交谈，或群体交谈；他没完没了地与人们合作。”（帕特诺，1988）
通过谈话来思考的方法导致勒温在他所执教的每一所大学都创建了一个名叫“聊天活动”的小组。在柏林大学，“聊天活动”在心理学研究所附近的施韦德斯希咖啡馆聚会。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衣阿华城，“聊天活动”（被勒温的衣阿华大学的学生译成“夸夸其谈俱乐部”）每星期四在圆窗餐厅聚在一起共进午餐（马罗，1969）。餐厅老板允许勒温的博士生自带简易午饭，只要他们买咖啡和饮料就餐即可。作为勒温追随者的核心团体的七八个参加者，围坐在一张长桌旁（怀特，1992）。(18)一般来说，一个学生交上一篇研究计划或讨论对某些研究结果的解释。“聊天活动”的讨论是公开的，但不允许任何批评，因为这些讨论的目的是帮助和鼓励有关场论的研究。勒温当然总是在那里，但是他不居主导地位。任何人都可以谈话，也鼓励每一个人谈话。W·施拉姆参加了衣阿华城的“聊天活动”，他描绘这段经历是令人激动和紧张的。(19)尽管每星期一次的会议安排的持续时间是从中午到下午2点，但有时讨论进行了8个小时或更长时间。
当勒温和他的小组从衣阿华城迁至麻省理工学院时，他们随之带走了“聊天活动”。在麻省理工学院，每星期一次的会议安排在星期三下午，附有一块黑板。勒温逝世后，当群体动力学研究中心迁移到安阿伯时，星期四晚上的研讨会规模非常之大，大部分谈话都由教师进行，所以研究生们开设了他们自己的星期例会。但是，没有勒温，安阿伯的“聊天活动”就不一样了。
随着勒温的博士生完成了他们的学位，并分散到各大学的教学岗位上，他们创造了他们自己的“聊天活动”。勒温的两个追随者——一个是北卡罗来纳大学的J·蒂鲍特；另一个是附近的杜克大学的N·琼斯——合力组织了一种联合的“聊天活动”，称为“组织研究小组”（帕特诺，1988）。勒温的一个孙辈学生A·阿伦森帮助在明尼苏达大学建立了一个星期四晚间聊天活动，当他转到奥斯汀的得克萨斯大学时，又将这个思想带入进去。勒温的“聊天活动”在L·费斯廷格那里，先是在明尼苏达大学举行，然后又是在斯坦福大学举行，每星期一次，通常是安排在星期四晚上。
各种“聊天活动”的作用表明：研究是一个非常社会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计划和短期结果的自由交流讨论有可能是卓有成效的。它们也是非常有趣的。每个人在每个星期返回到讨论中，并且期待着下一次的聚会。一个人当着他的科学同辈大声讲话，这会激励其他人也这么做。诸如此类的讨论在对付研究过程的不确定性方面，特别有用，尤其是在设计阶段和解释各种调研结果的时候。各种各样的“聊天活动”的一般经验是：在会议上宣读已完成的研究论文是非常单调的事情，并且没有充分利用令人激动的讨论机会。宣读业已完成了的研究对于论文递交人来说也是个威胁，因为他将面临批评。“聊天活动”为勒温提供了这样一种场合，在这里，他可以通过他的学术思想来谈话，将他的富有感染力的热情传递给他人。讨论是直接的，尽管批评是被限制的。M·多伊奇（Morton Deutsch）作为麻省理工学院勒温思想小组的成员获得了博士学位，他将“聊天活动”描绘为“一场非常精彩的智力自由讨论”（帕特诺，1988）。
勒温早就对今天被称作企业管理的问题感兴趣了，他在1920年（用德文）写过一本书——《泰勒体系的社会化》。他批评泰勒的作为工厂管理基础的时间与动作工程，代之以对工人参与工厂体系人性化工作的论证（阿什，1992）。与之相应，他和他在柏林大学的学生进行了重复性工作、各种层次的愿望和其他有关装配线工作的单调性的论题的实验。
20年以后，也就是迁移到美国之后，勒温在1939年获得了一个惟一的机会，即研究哈沃德制造公司在弗吉尼亚的一家工厂的参与性管理。勒温的一个门徒——A·J·马罗（1969）——是这家公司的一个高层领导。哈沃德已在弗吉尼亚州马里恩新建一家睡衣厂，这是一个山区，当地人从前几乎没有在工厂工作的经历。600个雇工主要是妇女，她们的薪水以每日裁剪和制作睡衣的计件工资为基础。这是单调的工作，这家工厂的特点是低运作，士气不高，经常缺席和怠工，以及高流动率。总的说来，新工厂的产量只有北方睡衣厂的产量的一半（马罗，1969）。显而易见，需要有激烈的行动。哈沃德公司邀请勒温参观弗吉尼亚的新工厂，在对问题进行了研究之后，他建议：为了获得更高的产量，管理上不要再对个体雇员们施加压力；勒温已发现，雇员们认为产量方面的目标是不可能达到的。他告诉工厂的管理者，他们应把他们的工人当作群体的成员，而不是当作个体。雇员们在工厂内调动频繁，基本上与现存的工作群体相脱离。在勒温的鼓励下，这个哈沃德的工厂从另一座城市——在那里，一家工厂已经关闭——引入60个有经验的工人。新工人完成了管理层的产量目标，不久，其他雇员也受到激励来增加他们的产量。他们意识到这些产量目标是可以达到的。
勒温对哈沃德工厂作了大量的访问。工人们起初不信任这样一个带着德国口音的心理学教授，但是勒温既了解他们的问题，又充满幽默，所以打消了工人们的疑虑。工人们带着拖腔的南方话使他感到困惑，但不久他就开始捕捉到他们的某些表达。例如，当一种解释是假的时，勒温学会了说：“那是废话。”（马罗，1969）
勒温设计了一系列有关参与性管理的实验，从1940—1947年，这些实验在勒温的博士生——特别是在A·巴弗拉斯（他被任命为研究这家工厂的全职负责人）——的领导下得以进行。在他之后，是勒温的另一个门徒J·R·P·弗伦奇担任领导。巴弗拉斯在高产量的工人们中举行规模不大的小组会议，以便发现他们是如何取得高产量的。从这些讨论中，产生了行动的建议，而工厂的管理者们同意采纳这些建议。雇工们被要求在一个小组基础的强化背景下，制定他们自己的生产目标。睡衣厂的一个部门的工人们决心为生产87件的目标努力，超出他们（原来的）75件的定额，并用5天来完成这个目标。他们这么做了。这个高度以前从没达到过。后来，工人们将他们的目标提高到90件，并将该纪录保持了5个月。与此同时，工厂里的其他行动受到控制的小组则没有增加他们的产量（马罗，1969）。
哈沃德企业正在失去市场份额，所以不得不改变生产睡衣的方式。管理者们与小组的某些雇工讨论这一改变，但是没有与其他雇工讨论，后者中的个人的产量在上述改变发生以后，下降了35%。然而，已讨论过这个改变的工人继续保持他们从前的成绩水平。参与性管理似乎是促进行为变化的一个手段。
不过，在哈沃德工厂的另一个现场实验中，管理者们接受由巴弗拉斯开设的民主领导方式的培训。培训讲习班是高度参与性的，很少讲课，代之以主要角色发挥作用和小组讨论。管理者们自我检查其领导风格，并就之作出或得到反馈意见。后来，类似的培训技术被用于缅因州贝塞尔的全国群体动力学培训实验室。
由勒温等人在哈沃德制造厂进行的一系列实地实验表明：参与性管理导致产量增加。因此，勒温成为组织学者和企业管理专家中的著名理论家。他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D·麦格雷戈（Douglas McGregor）发展了一种友谊，这是他和他的小组之所以在1945年从衣阿华大学迁移到麻省理工学院的原因。
20世纪40年代早期，勒温经常去华盛顿旅行，以便与“特殊服务局”（OSS，中央情报局的前任机构）商谈二战中的心理战和宣传事宜。他的衣阿华城的同事因其常常离开校园而批评他。与此同时，K·W·斯彭斯（1907—1967）——他来自耶鲁大学，是C·赫尔式的行为主义的一个热心的提倡者——成为衣阿华大学心理学系系主任，并导致了一场对于勒温的那种社会心理学的批判。由于衣阿华大学对勒温和他的小组不那么友好了，所以他开始寻求另一个学术家园。
D·麦格雷戈教授和C·康普顿校长邀请勒温及其追随者到麻省理工学院来。(20)因而，群体动力学研究中心就坐落在麻省理工经济和社会科学系之内，他也被授予群体心理学博士学位。勒温教15—20个博士生，有4个教员随他从衣阿华大学迁来麻省理工学院。研究中心的基金主要来自马歇尔·菲尔德基金、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美国犹太人委员会(21)，加上由麻省理工学院提供的大学经费，用于回报勒温及其教员所做的教学工作。当勒温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时候，他帮助建立了“社区关系委员会”，这是纽约的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一个分支机构，旨在从事某些行动计划，以减少社区层次上的偏见。勒温希望，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的群体动力学研究中心将进行种族偏见方面的研究，然后社区关系委员会将把研究成果付诸实践。(www.xing528.com)
K·勒温和他的思想追随者是一个团结的集体。当勒温1945年从衣阿华大学迁移到麻省理工学院的时候，他的核心人物跟随他成为“群体动力学研究中心”的成员：D·卡特赖特，L·费斯廷格，M·雷德克和R·利皮特。所有的成员都是坚定的勒温思想的信奉者，所以基本上是以一种理论口吻对他们的麻省理工的博士生讲话的。例如，麻省理工一年级博士课程的核心读物主要由勒温所作，或由勒温与他人合作。麻省理工培训出来的勒温式的学者骨干（例如，H·凯利、S·沙克特、K·布莱克和J·蒂博）是出类拔萃的。他们都是社会心理学领域的成功者，并将勒温的思想贯彻到未来几代社会心理学家之中。
从衣阿华城到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勒温的追随者们来了个大转移，给衣阿华大学什么都没留下。1955年，我（通过在衣阿华州立大学听群体动力学的课）被勒温的理论迷住了而来到衣阿华城，以寻找勒温9年颇有影响的教学生涯所留下的踪迹。但它们一去不复返了。所有的东西都转移到麻省理工去了，1948年，又继续转移到密歇根大学。与之相类似，当W·本尼斯（Warren Bennis）——现为南加利福尼亚大学企业管理教授——1951年到达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时，所有的勒温追随者也都走了，除A·巴弗拉斯外，后者曾随勒温在衣阿华大学学习，然后加入麻省理工学院教员的行列（但未在群体动力学研究中心工作）。整个一批学者和他们的博士生全都从一个大学转移到另一个大学，这在学术界是非常罕见的情形。勒温追随者们两次做了这样的事。
勒温式的群体心理学研究的基本范式围绕“内聚力”（cohesion）——即个体成员实现集体期望的程度——这一因变量而构成。因此，内聚力标志着集体对于个体的重要性（卡特赖特和赞德，1953），并被用来解释一个集体中的成员资格能够预示一个集体成员的行为变化的程度。勒温和他的追随者研究了使一个集体凝聚起来的原因，诸如一种集体行为如何必须增强个体在获得他或她自身的目标方面的机会（马罗，1969）。
如同勒温通常所假定的那样，集体内聚力往往产生有益的效果，但它也导致集体审议，“这是一种精神效力、现实检测和道德判断的退化，它来自集体内部的压力”（贾尼斯，1972）。贾尼斯（Janis）分析道，集体审议的一个例子是1961年对于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的猪湾侵略的失败。这次入侵是由像J·F·肯尼迪总统及其白宫顾问那样的精明能干的人所策划的。在一个联系紧密的、有内聚力的、高度团结的集体中，发生了一种心理传染病，就像猪湾入侵中的情况一样，这种传染病来自一个注定要失败的拼凑的计划。
群体动力学研究中心由6个研究项目所组成，其中一个涉及传播和影响的扩散。在勒温小组生活于麻省理工的3年期间，这个研究项目进行了西门（Westgate）住房研究，它是由L·费斯廷格领导的一个重要的传播调查。西门项目研究了1946年居住在麻省理工西门公寓的所有已婚学生中的传播网络联系（费斯廷格，沙克特和巴赫，1950）。为什么一个像费斯廷格那样的实验研究者要从事这个非实验室的研究呢？
我认为，如果你整天就是呆在实验室里，你就没法不感到无聊。因为你从一个实验室的实验中能够学到的，只是你投入到里面的东西。你不会看到任何你没有植入的变量的作用。你不会发现任何可能是有趣的相互作用，因为你已经把事情弄得如此纯净，以至于你能够看见你正在寻找的东西是否在那里。我总是想在实验室的研究和现实世界的研究之间走来走去。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把后者称为实地研究。实地研究不是为了一个实际的目的而被进行的。它们之被进行是为了澄清理论，得到直觉之类的东西。西门研究没有实际的目的（费斯廷格，引自帕特诺，1988）。
西门的每一个住户都被问道：“在社交的意义上，西门的哪三个人是你最为经常性地看到的？”结果性的网络数据被加诸到一张标有公寓单位的地图上。物理的距离是任何两个住户之间的一种并向联系是否发生的主要决定因素之一。经报道的426个并向量中的大约三分之二发生在同一公寓大楼中，连结个体的联系不超过4个大楼（180英尺）远。即便是在同一楼层的建筑内的选择中，谁与谁发生相互作用也受到物理距离的极大影响。西门有一半以上（60%）的选择是针对最近的邻居，他们的房门只相隔22英尺。费斯廷格、沙克特和巴赫论证说，空间对于谁与谁发生相互联系之所以具有强大作用的原因之一在于：由于比较近的物理距离，任何两个个体都更有可能偶尔地彼此联系，这或许会导致友谊：“在把衣服晾干的时候，在倒垃圾的时候，或只是坐在凳子上的时候，一个人更有可能碰见隔壁邻居，而不是住在四五家之外的人。”儿童们通常选择住得非常近的伙伴，他们的父母通过儿童的友谊也就可能成为朋友。两个个体之间的偶尔联系由于空间的靠近而得到大大增加。西门研究为后来的网络研究所证实，从中得出的一般结论是：空间距离是谁对谁谈话的主要决定因素之一，通常就是主要的因素（罗杰斯和金凯德，1981）。
受到勒温思想影响的一个当代重要的研究前沿问题是关于传播网络（或如同它们常被称呼的，社会网络）的调查。(22)除了西门传播网络的研究以外，A·巴弗拉斯还就诸如链条、轮子和星星等实验性地创造出来的网络，建立了一种关于实验室研究的研究传统。因此，勒温群体动力学的一个分支发展成为社会网络的数学研究。(23)
勒温有一个思想，即群体关系可以被描绘成细胞——这些细胞带有将之连结起来的线条（他受到细胞生物学的类比的鼓励）。巴弗拉斯接受了勒温的思想，并将之发展成一种关于不同网络结构中的传播模式的实验室中的实验（帕特诺，1988）。例如，他允许一个网络结构（所谓的轮子结构）中的5个人彼此自由交换书写笔记，而另一个网络结构（所谓的星星结构）中的个体只可和一个中间个体交换信息。还有一个网络结构（所谓的链条结构）在谁与谁能够传播方面被限制得更多。巴弗拉斯发现，除了星星结构超出轮子结构（它受到信息过载的问题的损害）外，具有不怎么受限制的传播结构的网络在解决群体问题方面的成效更高。
这一研究暗示出：社会网络的传播结构可以从数学角度得到分析。当群体动力学研究中心1948年迁移到密歇根大学时，D·卡特赖特和L·费斯廷格获得了来自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基金，以雇用一个数学家与他们合作进行网络结构的定量的概念化研究。密歇根大学数学家F·哈拉瑞（Frank Harary）与卡特赖特和纽曼合作了有关图形理论的结果性著作，诺曼（Norman）也是一个数学家（哈拉瑞、诺曼和卡特赖特，1965）。对于今天的由约700名有数学头脑的网络学者组成的无形学院来说，这本著作具有重要的影响。这些人有他们自己的杂志（《社会网络》），专业协会（“社会网络分析国际网”）和年会。与勒温的群体动力学的追随者们不再有多少直接的联系。
随着勒温的生活越来越狂热，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最后几年是一种过度工作的狂热安排。他原来开会和约会总是迟到；现在，他似乎被他的过分投入所折磨，并被弄到混乱的地步，他的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生很少看见他。勒温从纽约的美国犹太人委员会获得他的研究资助，而且最终促使一个应用研究中心在以色列得以建立，(24)所以他经常乘车往返于麻省理工学院和纽约，以及华盛顿之间。勒温不仅为他的麻省理工学院的群体动力学中心筹集资金，而且为其他几项活动筹集资金。他在高度紧张的状态下工作，1947年2月11日56岁的时候，死于心脏病。
勒温逝世后，D·卡特赖特领导麻省理工学院的群体动力学研究中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用于军事研究的联邦基金的停止，这个大学缩减开支，对于研究中心的继续支持看来成问题了。卡特赖特询问了十几个大学是否有兴趣设立这样一个研究中心。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经在华盛顿美国农业部的“项目调查”中为R·利克特工作。利克特已将他的小组从美国农业部迁移到安阿伯的密歇根大学，在那里，他们成立“调查研究中心”。利克特邀请群体动力学研究中心加入他的调查研究中心。这个联合体——即社会研究所——靠钞票养活自己。1948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工作3年以后，卡特赖特、他的同事和博士生们作为那里的一个单位迁移到安阿伯。
“迁移到密歇根以后，事情发生了变化。在以后几年之中，他们在密歇根最初居住的两间大房子——再次忽略了地位差别——被传统的办公空间所取代。‘聊天活动’变成一种会话，其重点改为展示已完成了的研究。”（帕特诺，1988）没有K·勒温，群体动力学研究中心完全变成了另一个出色的研究组织。有些老的魔力一去不复返了。但是研究中心在密歇根大学一直生存到今天，并且仍然是社会心理学领域的一支重要的思想力量。与群体动力学研究中心紧密相连的密歇根大学心理学系提供了美国最好的博士生课程之一。
勒温通过与他人的谈话而工作；他认为，他不能作为一个人而卓有成效地思考（帕特诺，1988）。他在每一个他执教的大学里都组织了一个“聊天活动”：柏林大学，衣阿华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勒温相信，创造力是一个社会过程，而不是一个个体行为。一般来说，他把他的全部工作日都花费在谈话上。J·蒂鲍特（John Thibaut）是20世纪40年代中期勒温在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博士生，他与他的教授定期沿着查尔斯河散步。他们讨论理论题目，例如准稳定的平衡。蒂鲍特的工作是记笔记，然后把他们的讨论撰写成报告（帕特诺，1988）。勒温的讨论不是漫无边际的交流，它们通常针对一个理论要点。
M·米德是一个人类学家，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与勒温合作进行食品实验，她说，勒温“喜欢与其他人围坐在炉火旁取暖，借助于火光，更清楚地阅读他们自己的思想”（马罗，1969）。勒温具有一种与其他人一起工作的罕见能力，他能够让他们把自己最好的思维能力发挥出来。对于博士生，他友善地批评，热情地鼓励。所有勒温的出名的研究者都是作为他的博士生由他培养出来的，先是报告他们的博士论文，然后以勒温作为合作者将之发表。勒温不仅研究群体传播；他和他的学生、同事还将群体传播用作计划、实施和解释研究的一个手段。勒温在制造学术氛围方面有异乎寻常的能力，在这样的氛围里，非常有才华的人感到舒适，在这样的氛围里，他们创造了相当多的精神产品。
除有被别人围绕的习惯以外，勒温还感到有必要把他的理论思想形象化。在他的博士讨论班和“聊天活动”的讨论中，黑板是一个基本的工具。勒温邀请任何想要形成一个观点的人走到黑板面前，将其思想用图表表述出来，但是他总是保留黑板的一个中心地带以备他自己使用。一个个体的生活空间被画成一个椭圆形的东西，勒温的学生们用各种不同的名称称呼它，如“鸡蛋”、“马铃薯”，或“澡盆”。在这个椭圆物中，勒温会画出个体的紧张、诱发力和阻力。椭圆物的外部代表着影响个体的学习行为的非心理的因素，即个体环境中的力量。
勒温有近乎神奇的与人接触的力量。只是在简短的来往以后，他们的整个生活就会发生变化。例如，1933年，在勒温旅经英国到斯坦福大学作为访问学者教学的途中，E·特里斯特（Eric Trist）——当时坎布里奇大学的研究生——被安排来带领他在坎布里奇校园里转一圈。(25)仅仅交谈了2个小时，特里斯特就认为自己是一个勒温追随者了，许多年后，他与勒温的群体动力学研究中心联系，要签订一份和他在伦敦的塔维斯托克研究所的合作协议，以创办一份新杂志：《人类关系》。勒温对人们的影响的另一个例子涉及A·马罗（Alfred Marrow）。1934年，马罗为了征求他在纽约大学的博士论文的意见而在康奈尔大学拜访了勒温。他打算与勒温交谈一两个小时，但是呆了整整一个周末，并发展成终身的友谊。几年以后，马罗邀请勒温将其场论运用于弗吉尼亚的哈沃德制造厂——它为马罗的家庭所拥有——的雇工关系问题。由此开始了勒温对于参与性管理的研究。勒温逝世以后，马罗为他作传：“勒温具有某种特殊的人格……他常常在某个地方与人们会面，在会议上讲话，这就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卡特赖特，1989）
H·凯利（Hal Kelley）在麻省理工学院的群体动力学研究中心获得了博士学位，他讲了一段轶事，那是他的一个30年代末访问衣阿华大学的朋友告诉他的（凯利，1991）。他的朋友注意到，一群人一边走在校园的人行道上，一边激动地谈论着。有些人倒着走，为的是能够面对这群人中间的一个人；那人就是库尔特·勒温。
勒温讲着有些破音的英语，在这种语言中，他有时用一些德语词，有时以德语的方式说出一些英语词。例如，他喜欢这样表达他的不赞成：“Can be，but I sink absolute ozzer.”他的人格力量超出了他在口头谈话中的语言缺陷，但是，他的有些英文书难以读懂。杰出的美国心理史学家E·G·博林（Edward G.Boring）（1929/1950）在勒温研究的后来版本中说：“他具有人格魅力，但这并没有使他的著作变得有生气。”比起诸如他的《解决社会冲突》（勒温，1948）——这本书很容易读——之类的著作来，这种批评似乎对于描述他柏林时期的著作（被译成英文）更准确。
勒温雄心勃勃地要把他的场论方法运用于社会心理学，但是，他并没有采用强行推销的手法。如同博林（1929）所说：“除非结合由他的豪爽的、友好的、始终如一的狂热所产生的热情，否则我们就不能理解勒温1933—1947年在美国心理学中的地位。”在另一页中，他谈到“勒温的有感染力的人格”。勒温的场论不无批评者，特别受到那些热衷于耶鲁心理学家C·赫尔的刺激—反应学习方法的那些人的批评。当勒温巧妙地捍卫他的场论，不赞同赫尔的刺激—反应心理学时，他总是带着温和的笑容。
终其一生，勒温一直有着非凡的能力使其他人对他的方法发生兴趣。现为加利福尼亚洛杉矶分校心理学教授的H·凯利这样回忆他：“我非常强烈地感到他对一个问题能够多么地有热情，他可以多么丰富地将他的热情传递给就这个问题进行工作的人们，他又是多么友善地使问题看上去非常重要、紧迫和令人兴奋……真是难以想象一个人竟会具备勒温那样的全部品质：充满魅力，兴趣广泛，具有活力以及对活力的‘兴趣’——但不是强迫性的，还有对于系统化的渴望。”（帕特诺，1988）关于勒温的与之相类似的图景来自德里弗（De Rivera）（1976）的描述：
勒温是一个对思想特别投入的人，并将这种激情传递给周围的人。他要根据人本身来认识人，理解他们以及他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他与学生们谈话的内容非常丰富，而且具有激发力，能够在完全不顾及时间和空间的情况下持续好几个小时……他这个人认为与其他人交往最会出成果，思想的交叠激励着他，他也的确需要这种相互交流。他不是一个孤寂的人，那样的人在孤独中最有思想……他的惟一缺点看来是：他的紧迫感经常导致他尝试着去做太多的事情。
第一次碰见勒温就决定在他的大学里攻读博士学位的M·多伊奇描述勒温是“一个非常有魅力和令人兴奋的人。与他交谈的时候，他洋溢着一种热情，这种热情非常有吸引力和影响力——我被他和他的观点所征服，所以我决定到那里去（即去麻省理工学院学习新的博士课程）”（帕特诺，1988）。或许与勒温一起在衣阿华大学工作的J·拉斯科（Joan Lasko）一语中的：“他非常近似于一个圣人。”有时候，当他的行为不怎么像圣人的时候，拉斯科就会用这样的话来重新证明自己：“勒温博士，请吧！”勒温不会感到受伤害，因为他更喜欢他的学生们称呼他为“库尔特”。
L·费斯廷格在衣阿华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有些人认为，是他——而不是他的导师勒温——是实验社会心理学之父。(26)“在库尔特·勒温的学生和同事当中，费斯廷格的理论创造性和实验创造性显然是出类拔萃的”（史密斯，1983）。费斯廷格对勒温后来所有的学生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向他们传授统计方法和实验的设计。J·达利（John Darley）当博士生时接受勒温追随者们的教育，他使用了一个“勒温家族”的隐喻。事实上，勒温追随者的各种家族之树已被建构起来。达利说：“如果你将这整个事件看作是一场社会运动，勒温就有点像是一个基督人物，而费斯廷格则发挥着圣保罗的作用，他促使这件事的发生。”（帕特诺，1988）
费斯廷格1919年生于纽约，在纽约城市学院获心理学学士学位。他最初在1939年来到衣阿华市以学习如何从事勒温的柏林式的研究：个体记忆和被中断的任务的完成，心理厌腻和场论。那时，他对社会心理学没有兴趣（费斯廷格，1980）。不过，到1939年，即专制的和民主的领导风格实验——这正是勒温学术兴趣所在的工作——以后的一年，勒温正在研究群体对于个体行为、偏见和把关的影响。一种紧张关系出现于勒温和费斯廷格之间（帕特诺，1988）。它是柏林的勒温与美国的勒温之间的冲突，是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之间的冲突。
1942年，费斯廷格在衣阿华大学完成了他的博士学位，在罗切斯特大学执教了2年书，然后于1945年去麻省理工学院加盟勒温，后又与勒温的追随者们一起迁移到密歇根大学。但是他只在那里呆了4年就前往明尼苏达，(27)后又在1955年去了斯坦福。1955—1956年间，费斯廷格在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撰写了他的著名著作：《认知不和谐》。认知不和谐的理论立刻在社会心理学、传播学和社会学中风行起来。相当多的文献围绕着这个题目发展起来，费斯廷格仍然是社会科学中被引用最多的学者之一。(28)
费斯廷格的认知不和谐理论既受到勒温的场论的影响，受到勒温柏林时期的格式塔观点的影响，也受到F·海德（Fritz Heider）的平衡理论(29)和奥斯古德—坦嫩鲍姆（Osgood-Tannenbaum）的协调原则的影响。这个理论的起源可以追随到费斯廷格对于世界末日崇拜的研究，后者有关世界终结的预言并没有实现（费斯廷格、里肯和沙克特，1956）。个体的态度与行为处于冲突之中的思想也受到费斯廷格阅读的一篇有关印度地震的传闻的文章的激励，灾区之外的人们相信那个地震会再次发生。为什么人们竟然会自己吓自己（埃文斯，1980a）？必须有某种解释。不和谐是一个个体面临两种冲突着的认识要素的程度。(30)这个概念作为一个变量难以测度，因为它是高度情景化的，不过，实验的条件可以被创造出来，以便将一个个体置于某种不和谐的状态中，费斯廷格杰出地设计了一系列诸如此类的、具有独创性的情景。
“理论和支持理论的研究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理论就是简洁本身……学生和同事们认为特别迷人的东西是费斯廷格的实验风格，即通过精巧的场景管理操纵‘社会现实’，以创造出条件，使所实验的预言能够实现，尽管完全不可能计算和谐的与不和谐的‘认识要素’，也完全不可能直接测量不和谐状态的强度。”（史密斯，1983）对于一个个体来说，不和谐的一个效果是避免面对相互冲突的信息。例如，当一个人购买一辆新车时，他往往避开那些有关各类汽车的竞争性广告。显然，不和谐的过程存在着传播的方面。传播学学者迅速开始研究费斯廷格的理论，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几年之内，不和谐的实验是传播学的一个重要类型。(31)
1968年，费斯廷格离开斯坦福大学和社会心理学领域前往（纽约的）“社会研究新学院”从事知觉方面的工作，后又研究考古学，然后是专攻中世纪史。费斯廷格（1980a）说：“我在1964年离开了社会心理学领域。”他认为，他陷入了老一套，需要来自新源泉的理论刺激。费斯廷格逝世于1991年。
群体动力学的思想是勒温的更一般的场论的一种运用，它作为一门培训课始于1946年，由勒温和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群体动力学研究中心的成员开始，教授对象是“康涅狄格州不同种族委员会”，这是一个正试图克服种族偏见的组织。在康涅狄格州新不列颠教师学院举办的为时两星期的培训课，像当时存在的许多其他培训班一样，主要由关于群体心理学和偏见的讲座组成。
群体动力学培训运动实际上是偶然诞生的，勒温抓住了这个机会，并因其培训价值而利用了它。1946年的康涅狄格州研讨班的教师们每天晚上碰头讨论一天的事情，计划第二天的工作。一天晚上，3个受培训者询问他们是否能够旁听教师的讨论。勒温感到窘迫，但回答说，“好的，当然，来吧，坐下听。”R·利皮特后来回忆说：
我们先到了，他们还不在那里，不久，他们中的一个人被提到，她的行为也得到了描述和讨论，培训者和研究者对于已发生的事情持有略为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她非常生气，说事实根本不是那样，她表达了她的看法。这个添加出来的材料令勒温异常兴奋，他将它写在黑板上，并对它进行理论分析，后来到了晚上，与其他两个人中的一个人有关，又发生了同样的事情……那天晚上结束的时候，他们3人问道是否第二天晚上可再来，勒温相当肯定地说可以；而我们关于这事还有更多的疑问。第二天晚上，全部50个（参加者）都在那里，而且每天晚上都在那里，这样，它成为一天中最有意义的训练事件。（巴克，1972）
下一个逻辑步骤是取消在白天已进行的训练讲座，以小组练习、反馈以及关于小组和个人进步的讨论取而代之。
次年，即1947年，群体动力学研讨班迁移到缅因州贝塞尔的古尔德学院，从那以后，他们一直在那里集会。最初，“海军研究局”提供研究群体动力行为（这种行为是在研讨班期间所观察到的）的基金。多年来，贝塞尔发挥着培训群体动力学之圣地的作用，每年的培训班上，约有100个受训者，再加上50多个培训和研究人员。研讨班越来越不适合于研究，并且越来越被当作一种培训经历。最终，群体动力学成为一个社会运动，在美国和国外的各个地方举办了几百个近乎一模一样的贝塞尔研讨班。所有的研讨班都有许多共同的东西，但是用于贝塞尔的“全国培训实验室”的群体方法通常被称作“T—群体”［T-group，（training groups）］。“交友小组”（encounter group）是在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的埃萨伦研究所使用的名称，“敏感性训练”（sensitivity training）是用于勒温式的群体训练的一般名称（贝克，1972）。20世纪60年代，随着埃萨伦研究所和EST的广为人知，群体动力学培训兴趣的大爆发影响了那10年的文化。今天，群体动力学运动仍在继续，这是勒温将他的场论运用于受群体影响的行为的现实世界问题的兴趣在当代的表现。
勒温自己有一个成功的事业，又在美国成功地创建了一个独具特色的社会心理学学派，在美国，他“被提高到实验社会心理学之父的偶像地位”（阿什，1992）。对于一代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们来说，K·勒温既是一个教师，又是一个导师，上述社会心理学家包括：A·巴弗拉斯，D·卡特赖特，L·费斯廷格，H·凯利，S·沙克特和其他许多人。勒温最大的学术影响是通过他所培养的那些出色的学生而体现出来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阿伦和阿伦（1986）对一些杰出的社会心理学家作了访谈，他们的结论是：“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信：K·勒温是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开创性人物。”
勒温在柏林时期，主要研究个体的精神过程（诸如“齐格尼克效果”），后来他转向群体传播对于个人行为的效果研究（例如，衣阿华的小组领导风格研究和动物胰脏研究），勒温也转向了更加应用型的研究，如：他关于改变食物习惯的战时场论研究以及他的偏见研究，这受到曾非常强烈地影响了他的反犹主义的激励。更一般地说，我们在勒温的生活中看到日常事件如何变成重要的研究思想：例如，施韦德斯希咖啡馆的侍者和“齐格尼克效果”，以及自由放任的领导风格的偶然发现。
离开柏林以后，勒温成为一个更加应用型的研究者，他的每一个主要研究都涉及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偏见、食品改进和独裁主义领导方式。“的确，勒温肯定属于那些竭尽全力地工作，以便将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的人之列。”（桑德兰德，1990）勒温在美国的学术归属不是心理学系。相反，他的任命来自（衣阿华的）一个“儿童福利研究所”和（麻省理工的）一个“群体动力学研究中心”。这些大学的任命性质包含着他的应用方向。一般来说，其他心理学家都抵制应用的方向。美国心理学协会反对勒温关于开办一个应用心理学的特殊分支机构的计划，所以，他创办了“心理学问题研究协会”取而代之，这个协会出版了《心理学问题学报》。在大学层面上，心理学领域在组织上通常被分成临床心理学（即应用心理学）和实验心理学，后者在两者中代表着更高的学术威望。勒温逆社会科学中强烈的反对应用工作的潮流而动；不过，他作为一个实践的理论家获得了成功，他论证说应用的东西可以由理论来指导，理论可以通过将之运用到现实生活的社会问题之中得到检验。
R·利皮特是勒温的一个学生和同事，他（1968）这样评论勒温的致力于社会变革的方向：“勒温对社会问题有深刻的感受，承诺以他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家的资源为社会问题做些事情。因此，在40年代早期，他画了一个三角形代表研究、培训（或教育）和行动在促成社会变化方面的相互依赖关系。”对于勒温来说，应用研究正是检测一个理论的另一个手段。
对于群体动力学的学术兴趣继续贯穿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这是勒温主义者的一个黄金时代。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期间，社会心理学的兴趣中心转向认识研究，转向对个体行为的个体内部的解释。今天，小型群体传播研究相对来说已经过时，在勒温所开创的研究前沿不怎么活跃了，所以勒温的直接的理论影响削弱了。在今天的学术文献中，很少看见有关勒温的研究和理论的引文，自从1960年左右，它们就已经很少被看见了（费斯廷格，1980(32)）。但是，在几个不同的方面，诸如群体动力学运动，组织中的参与性管理研究，以及在群体对于个体行为影响的社会心理学中，勒温的理论永不磨灭。今天，勒温的思想的确继续存在于传播学领域，尽管许多痕迹（例如勒温的诸如行为研究、(33)把关人和暗示—行动等概念）越来越难以辨认。
(1) 感谢D·卡特赖特、M·勒温和S·T·墨菲对这一章的草稿提供了有益的评论。
(2) 格式塔心理学直接影响了F·海德（1946）的平衡理论，L·费斯廷格（1957）的认识不和谐（理论），C·E·奥斯古德和P·H·坦嫩鲍姆（1955）的协调原则。
(3) 柯勒1935年流亡到美国，在斯沃斯莫尔学院教书，直到1958年。M·韦特海默流亡到纽约的“社会研究新学院”，K·勒温迁移到马萨诸塞州的北安普敦的史密斯学院。
(4) 在美国，他的名字被叫成“卢温”（德语发音）和“列文”（美国发音）。
(5) 小汉娜是勒温妻子的18个月的外甥女。关于这部影片的拷贝可以在阿克伦大学心理学史档案馆中看到。在当时的心理学家中，勒温是有创意的，他将他的实验制作成电影，以便用作记录一类资料的手段，也用作描述他的各种发现的手段。
(6) 在斯坦福，勒温指导了一个名叫A·坎贝尔的心理学博士生。1947年勒温逝世以后，这个博士生在密歇根大学为勒温的“群体动力学研究中心”寻找一个学术家园的方面，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7) 在作为从斯坦福大学回到柏林的中转站的莫斯科逗留的时候，勒温决定离开德国。1933年4月30日，他在德国一听到希特勒上台的消息，就马上打电报给波士顿地区的F·海德：“德国不可能。停止。那里有可能吗？电告博林、拉什利、托尔曼、奥格达、麦克杜格尔，与维戈茨基呆到5月6日，Serpuchouska17/1，勒温。”
(8) 当勒温在美国的时候，他的母亲死于纳粹集中营。她从德国迁移到荷兰，勒温试图为她办一张移民古巴的护照。但是，他的努力被拖延了，德国占领了荷兰，他的母亲被船只押送到波兰集中营。
(9) 当法兰德在康奈尔教员中传递一份备忘录，询问对欧洲各种移民学者的兴趣印象时，韦林是惟一帮勒温讲话的教授（韦林，1964）。
(10) 弗兰克为勒温在衣阿华大学提供资助，部分地是为了阻止他成为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的教师（海姆斯，1991）。
(11) 结果性的研究为勒温和利皮特（1938）所报告；勒温、利皮特和怀特（1939）；怀特和利皮特（1980）。
(12) 其中一个速记员是J·K·拉斯科，这是一个专攻心理学的本科生，得到这个工作是因为会速记。当实验完成的时候，勒温要她帮助分析资料。后来，她成为勒温的兼职秘书，最后她在衣阿华获得硕士学位，并在俄亥俄州获得心理学博士学位。拉斯科是许多人中的又一个，这些人的生活都由于与K·勒温的神奇接触而受到了影响（拉斯科，1991）。
(13) 参加“实验Ⅱ”的20个男孩是从衣阿华城的两所公立学校5年级中选出的，被要求完成诸如下列的社会测量问题：“你喜欢和你在同一个小组的其他男孩是什么样的？”“你不想和什么样的男孩在一个小组？”两所学校中最少被选择的男孩未被邀请参加这个实验（怀特和利皮特，1980）。
(14) 这部影片保存在阿克伦大学心理学史档案馆中。
(15) 拓扑学协会是由勒温作为每年的系列讨论而组织的，首次会议在1933年召开。许多著名的心理学家以及其他领域的学者出席了这些会议。H·D·拉斯韦尔1936年递交了一篇论文，F·海德在1945年的会议上首次提出了他的平衡理论。由于L·弗兰克的努力，拓扑学协会的会议支出由L·斯佩尔曼·洛克菲勒纪念馆提供。最后一次会议在1965年举行，当时出席会议的那些人投票赞成解散（马罗，1969，p.112）。近年来，场论发展协会已被组织起来，每年碰头一次，通常是在罗格斯大学。
(16) 勒温的追随者们后来进行的实验克服了胰脏研究的许多设计缺陷（佩兹，1958；拉德克和克利斯尤里斯，1947）。
(17) 例如，大多数在禁烟培训课上停止吸烟的个人在一两个月内又会重新吸烟成瘾。
(18) 除了“聊天活动”外，勒温还每星期一个晚上为一个博士层次的研讨班上课，面向任何人开放（怀特，1992）。
(19) 施拉姆参加“聊天活动”的活动，或许对他在后来开设的传播研究的三门课中如何教导博士生产生了影响。
(20) 这个邀请由L·利克特所安排，他在1944年8月邀请勒温和麦格雷戈与他相见并在华盛顿的宇宙俱乐部共进午餐。然后，麦格雷戈返回麻省理工学院去说服康普顿校长。与此同时，勒温也与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心理学系的E·托尔曼教授商谈，后一个邀请正待学校董事会的批准。托尔曼的工作邀请晚了两天到达勒温的手中（马罗，1969），这是伯克利两次企图吸引勒温追随者的第一次失败。
(21) 美国犹太人委员会是由美国最高法院法官L·布兰代斯和其他为美国支持以色列独立进行疏通工作的犹太领导人所组织的。
(22) 对于当代网络研究的另一个思想影响来自J·莫罗诺，他在1934年写了一本关于社会测量法——它是对网络资料的分析，说明了传播网络的结构——的重要著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莫罗诺在欧洲管理了一个失去家园者的营地。他观察到，那些获得允许在营地中组成他们自己的团体的个人更快乐，也更适应于他们的环境。后来，在美国，莫罗诺将社会测量法的使用扩大到组织工作团体和其他类型的相互作用上。
(23) 勒温逝世以后，巴弗拉斯留在了麻省理工，而勒温的其他追随者都转移到密歇根大学。1956年，巴弗拉斯离开麻省理工前往贝尔实验室，1960年转到斯坦福管理学院，1969年，又到温哥华的维多利亚大学，在那里，他度过了其活跃生涯的其余部分。
(24) 勒温居住美国的时候成了一个非常热忱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在1933年德国对欧洲的犹太人进行迫害之前，他的犹太认同感不是十分强烈）。勒温一度被考虑当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一个教授，但是S·弗洛伊德横插进来，他给这个大学的校长写了一封信，强调在以色列，教授的位子应该用来开创精神分析，而不是社会心理学。勒温高度重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尽管他认为这个理论不是十分科学的，因为一个研究者不能客观地测度像利比多或压抑那样的概念。“精神分析理论已经发展成一种思想体系，它在丰富性和详尽阐述诸如需要、梦和人格领域方面无与伦比，”勒温说（马罗，1969）。
(25) 当勒温离开坎布里奇时，他在站台上与特里斯特谈得很投机，以至于特里斯特真的不得不将勒温推上火车（M·勒温，1992）。
(26) 费斯廷格论证说，勒温在衣阿华大学提出了将“非常‘复杂的’社会过程置于实验室中去”的思想，由此开始了实验社会心理学（帕特诺，1988）。费斯廷格的确也在非常重要的方面上推进了实验社会心理学。
(27) 费斯廷格在明尼苏达大学的时候，和勒温的另一个追随者S·沙克特培养了G·霍克鲍姆，后者用勒温的理论解释预防性健康行为，诸如进行胸透。后来，学者们将健康信念模式用到诸如获得筛选检查、采用避孕措施和通过安全的性行为实施艾滋病的防治等个体预防性健康行为的研究上（罗森斯托克，1966；贝克尔，1974）。整个模式得到成功的修订，尽管它仍然包含着诸如“暗示—行动”那样的勒温要素。
(28) 参见ISI（“科学信息协会”）数据库的引用统计。
(29) F·海德（生于1896年）是奥地利的心理学家，勒温的朋友，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堪萨斯度过，他这样描绘人际关系的平衡状态，即：当一个人喜欢个体A和个体B，并被个体A和个体B所喜欢的时候，个体A和个体B就会彼此喜欢。
(30) 费斯廷格从音乐领域借用了“不和谐”的术语，在音乐中，“不和谐”的意思是两个或以上的不一致的音符同时发生作用的作品，导致了一种令人不快的声音。
(31) 回顾20年来关于认识不和谐的研究，格林沃尔德和罗尼斯（1978）提出，这个理论的比较新近的陈述已发展成将认识不和谐限定为“保持自我尊严的一种需要，而不是在认识中维护逻辑式的一致性的需要”。
(32) 自20世纪20年代芝加哥学派的时代以来，社会学以一种类似的方式在大学层面上被分成社会工作与社会学。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往往被分成公共行政、公共事务、国际事务与政治学系。在每一种情况下，应用的单位一般都具有较低的学术地位。
(33) 勒温发明了“行为研究”的术语，用于旨在通过解决社会问题而导致社会行为的调查。行为研究者通常与研究体系有深深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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