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科学的达·芬奇。
——B·L·史密斯，《H·D·拉斯韦尔的神奇思想史》
社会科学的大师，每一门社会科学学科的先锋；全身心地致力于打破社会研究之间的人为障碍，并且致力于使社会研究彼此互相理解；政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学科空隙的填补人；……维也纳的逗留者，也是向他的美国同事有选择地传播弗洛伊德的观点的人。
——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1960
H·D·拉斯韦尔是被作为一个政治学家来培养的，但是他的思想如此兼收并蓄，涉及范围如此广泛，以至于他不适合任何学科的束缚。“这样一个跨学科的心灵不能忽略像传播那样的基本的人类过程”（罗杰斯，1976）。拉斯韦尔领导了宣传研究，并且实际上创建了内容分析的传播研究方法。在他一生的历程中，他发表了600多万字的著述，他所编辑的大型三卷本著作——《世界历史中的宣传与传播》——在他逝世时正逢印刷。不过，大部分传播学学者只是因为一句话就知道了他，这句话将传播学领域描绘为：“谁？说什么？对谁说？通过什么渠道？取得什么效果？”（拉斯韦尔，1948）
图6.1 H·D·拉斯韦尔（1902—1978）69岁时
H·D·拉斯韦尔论文、手稿和档案，使用获耶鲁大学图书馆许可。
H·D·拉斯韦尔（Harold D.Lasswell，1902—1978）生于伊利诺伊州唐奈森，当时那里的人口数为292。他的父亲是那里的一个长老会牧师，母亲是中学教师。(2)他们两个都很活跃、充满好奇心，每年夏天带着儿子到“肖托夸夏季教育集会”(3)，聆听诸如W·J·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因其“黄金十字架”讲演而闻名）和威斯康星州的自由主义者R·L·福利特（Robert La Follette）等政治演说家的扣人心弦的讲演（穆特，1990）。
H·拉斯韦尔是一个早熟的孩子，阅读广泛。小拉斯韦尔的叔叔是一名医生，他为拉斯韦尔提供了一本弗洛伊德1909年在克拉克大学的演讲集，因此开始了拉斯韦尔长达一生的对于精神分析理论的理智兴趣，更广泛地说，是对于个性在政治中的作用的兴趣。拉斯韦尔16岁时是芝加哥大学的一名大学生，就在这时，他惊奇地发现弗洛伊德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赖斯顿，1969）。
拉斯韦尔是他的中学校报的编辑，是毕业典礼上致告别词的毕业生代表。他的学术潜力使他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的奖学金，(4)在那里，他主修经济学，并且是一名出色的辩论家（穆特，1990）。1922年，拉斯韦尔进入芝加哥大学的政治学博士课程的学习；他认为政治学对他来说极富挑战力，因为这个领域没有得到那么好的发展。实际上，拉斯韦尔从来不让政治学这一学科限制他的理论兴趣，这一兴趣囊括社会学、精神分析、历史、社会心理学和传播。“到他进入研究生院的时候，拉斯韦尔在社会科学中跨学科地发表作品。”（史密斯，1969）这一多学科的特性给他的一生都带来了问题。例如，他的有些著作受到了恪守学科的人的严厉评判，而他与芝加哥政治学系难以相处，后来，与耶鲁大学法学院也难以相处。拉斯韦尔是一个凭理智行事、反对偶像崇拜的人（马文克，1980），是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的一个激进的创新者。
表6.1 H·D·拉斯韦尔生平大事
拉斯韦尔是一个充满热情的学者，对各种各样的课题都有学术兴趣。他在芝加哥大学的同事H·戈斯内尔（Harold Gosnell）说，“（系主任C·梅里亚姆）派他（拉斯韦尔）去英国，他回来时带有英国的口音；派他到维也纳，他将成熟的精神分析的词汇带回来；派他到苏联，他回来时表明了马克思可以与弗洛伊德一致的观点。”（布尔默，1984）尽管他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传播学学者，但是“在我们今天可称作传播学观点的东西中，弥漫着拉斯韦尔的许多思想和作品，而不管学术界关注的确切话题是什么。”（罗杰斯，1986）他的学术兴趣包括宣传研究、舆论信息、政治领袖的作用和大众媒介的内容分析。
拉斯韦尔受其叔叔的指导，对精神分析的兴趣在他青少年时代就开始了，且在他成为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师时变得非常强烈。拉斯韦尔结识了持不同政见的精神分析家H·S·沙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此人在将弗洛伊德理论引入美国方面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佩里，1982）；他还结识了E·萨丕尔（Edward Sapir），此人先为芝加哥大学、后为耶鲁大学的人类学家，他热情支持精神分析理论，并在人类学中开创了文化与个性的分析方法。1927年，拉斯韦尔花了6个月跟随E·梅奥（Elton Mayo）学习，梅奥是哈佛大学企业关系教授，因其在芝加哥西部电子厂所从事的霍索恩研究而闻名。梅奥是一个英裔澳大利亚的医生和精神病学家，梅奥教拉斯韦尔如何利用精神分析的访谈和记录方法，拉斯韦尔后来将这些方法运用于政治人物的心理要素的探讨。梅奥还教拉斯韦尔如何进行精神分析的访谈，然后让他的学生自己进行这样的分析，主要是与梅奥执教的哈佛商学院的学生一起，从事工厂里的管理部门和工人之间关系的研究，并且作为一种正式的精神分析家而发挥作用（特拉海，1981—1982）。
1928年，拉斯韦尔获得由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颁发的一笔旅游奖学金，用于精神病访谈的研究。他将其中的一部分用于在波士顿与梅奥的进一步的工作，其余的部分用于维也纳和柏林，在那里他接受了弗洛伊德的追随者T·赖克（Theodor Reik）的精神分析法治疗。一回到芝加哥，拉斯韦尔就对志愿者们（其中一些是芝加哥大学的学生）进行分析，这个工作是在一个他建于社会科学大楼的办公室中的模型实验室中进行的，但此种分析引起了正统的精神分析学家的反感。他给“病人”接上电源，以测定他们的电流皮肤反应、脉搏率和呼吸，然后将这些情感状态的指标与他们所说出的话联系起来（阿尔蒙德，n.d.）。对于批评性的观察者来说，拉斯韦尔的方法看上去像是一个谎话探测器。他试图将精神分析理论与行为主义联系起来，这个企图受到上述两个阵营的学者们的抵制。拉斯韦尔知道学术界将对精神分析理论持强烈的对抗态度。精神分析学家也对拉斯韦尔关于精神分析理论的创新运用感到不快。弗洛伊德是令人恐怖的。
政治学家也坚决抵制拉斯韦尔的思想。“（拉斯韦尔的）《世界政治和个人的不安全感》（该书是关于精神分析理论和政治领导的著作）一出版，就在许多方面遭遇到一种瞠目结舌的怀疑和惊愕。它在《美国政治学评论》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最充满敌意的评论”（史密斯，1969）。十几年中，即从1937年至1950年，拉斯韦尔没有在任何一本政治学杂志上发表过文章。相反，他将他的有关精神分析理论和政治学的文章发表在精神病学杂志上。最终，年轻的政治学家们接受了他的观点，1955年，他被选为美国政治学协会会长，这对于一个试图将像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那样激进的理论观点引入政治学的学者来说，确实是一个很高的荣誉。拉斯韦尔极大地影响了他原来的学科：“当代政治学的思想几乎都能见之于拉斯韦尔的早期著作。”（尤拉，1962）
政治学家H·尤拉（Heinz Eulau）对拉斯韦尔基本上是持同情态度的，他说，“我搞不懂触犯了政治学家情感的是拉斯韦尔所说的话，还是他将这话表达出来的方式。在有关他的谈话中，我感到了一种对于未得到理解的理智努力的极大尊敬，但是总有某种评论，说他有点疯了，说对他所写的东西不应该太认真。”尤拉认为，这种抵制不仅仅是由于拉斯韦尔的精神分析的词汇，不仅仅是由于他的令人困惑的表达风格，而且也是由于“某种隐隐约约的意识，即认为比起政治学中的‘行为革命’（它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郁积在芝加哥大学中）的其他人来，拉斯韦尔是一个更加坚定、更有威胁的倡导者”（尤拉，1962）。
拉斯韦尔创建了政治心理学领域。他1930年的著作《精神病理学与政治学》在着手将心理学和政治学进行交汇方面是一个关键性的出版物。他用精神分析理论来解释为什么有些政治领导人成为鼓动家，而其他人则成为管理者。他提倡收集和分析政治领导人的精神分析传记，而且有一些诸如此类的研究后来就被拉斯韦尔和其他政治学家所进行（史密斯，1969）。拉斯韦尔关注理解，认为自由联想和长时间访谈的精神分析方法可以帮助政治学家理解他们的调查对象的政治动机，因此，拓宽政治议程得以立足的证据基础（布朗，1992）。
20世纪20年代后期，当拉斯韦尔在政治学中首次运用精神分析理论时，对于弗洛伊德理论的学术兴趣也在其他地方表现出来。例如，在E·萨丕尔的研究和作品中，人类学和精神病学在有关个性和文化的研究中相汇。M·米德的《萨摩亚时代的到来》（1928）和R·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文化的模式》（1934），是正在出现的有关文化与个性的研究传统的里程碑。拉斯韦尔的《精神病理学与政治学》发表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权威与家庭研究》（霍克海默，1936）问世前不久，后者是欧洲人关于权威主义的研究，它最终导致了阿多诺等人的《权威人格》（1950）。所以，拉斯韦尔的著作虽然在政治学方面被认为是有危险的激进，但它是S·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对于社会科学的一般影响的组成部分。
拉斯韦尔在倡导马克思的政治理论方面也是一个异端，20世纪20年代美国政治学家很少提到马克思（史密斯，1969）。最初，拉斯韦尔从伊利诺伊中学的一个不寻常的教师那里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20世纪20年代他在欧洲旅行时扩展了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他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批判之点在于：他们认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是资本主义达到其顶点之后的惟一可能的结果（史密斯，1969）。相反，拉斯韦尔（1941）论证说，资本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国家之间的漫长斗争可能非常剧烈，以致只有警察和军队才能维持秩序，由此创立一个驻防国家，在这个国家中，监视和压制将支配社会。
为什么拉斯韦尔在开创政治学研究新视野方面是这样一个激进的创新者？有关他的折衷主义的一个理由是：“拉斯韦尔尽管经常受到有才华的阐述者的帮助，但由于未被约束到追随者的队伍之中，所以他可以继续作为这场运动的先锋。”（尤拉，1962）此外，他在芝加哥的导师C·梅里亚姆的鼓励下，他从其他领域中广泛地寻求有用的思想，而梅里亚姆本人就是政治学中的某种行为科学方法的开创者。梅里亚姆也与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有着密切的联系，帮助拉斯韦尔获得前往欧洲旅行的资助，这使得拉斯韦尔能够学习弗洛伊德理论和马克思主义。
拉斯韦尔的兴趣不受空间的限制，更不受学科的限制。他利用了今天会被称为是一种比较跨国分析的方法。他周游世界，以便理解其他国家的政治，并因而更好地理解美国的政治体系。作为一个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小小的唐奈森人，他的生活方式却极其世界主义。1923年和1924年，他在欧洲学习和旅行，在他整个生命的其他时间，他也是到处漫游。拉斯韦尔的后半生住在纽约大学街1号的一套公寓中，他因工作经常来往于美国国会图书馆、耶鲁大学等地和这套公寓之间。显而易见，拉斯韦尔克服了作为思想传播之障碍的空间和距离。
拉斯韦尔在芝加哥大学的导师C·E·梅里亚姆（1874—1955）长年任政治学系系主任，是20世纪20至30年代政治学的一个重要人物，他提倡一种研究政治学的行为主义科学方法。政治学曾由历史的、法律的和哲学的方法所支配（阿尔蒙德，n.d.）。梅里亚姆和拉斯韦尔将这个领域推向关于个人的政治行为的经验资料的分析。
这一政治学的新方法始于芝加哥大学，与梅里亚姆和H·戈德耐尔（Harold Godnell）对于1923年芝加哥市长选举中的6000名非选民的研究同步，并在拉斯韦尔那里得到发展，他主张这样的思想：政治学家应该研究政治行为，而不是政治思想，而权力是理解政治学的关键因素。梅里亚姆鼓励拉斯韦尔探索政治学的精神分析方面，追求他对于精神分析的爱好，并且帮助拉斯韦尔获得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的研究员薪金，以便可以到哈佛学习和欧洲旅行。梅里亚姆还将定量分析引入政治行为的研究，所以他欣赏拉斯韦尔关于内容分析的工作。考虑到他的博士导师的这些学术兴趣，拉斯韦尔的论文题目——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宣传的内容分析——似乎是对于要研究的问题的一个逻辑选择了。(5)不过，这个题目是大胆的，从前很少有人就此进行过研究。
最初，“宣传”是一个非常中性的词，意思是“散布或宣传一个思想”，来自拉丁词“to sow”。但随着时间的变化，特别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普通的用法往往赋予它以一种非常否定性的涵义，至少在英国是这样。宣传信息被认为是不诚实的、操纵性的和洗脑子的（乔伊特和奥唐奈，1986）。在人们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协约国的宣传在加速德国士气的崩溃方面是有效的，这保证了从那以后，宣传往往成为每一个大的军事冲突的组成部分（夸尔特，1962）。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成立了“公共信息委员会”，由G·克里尔（George Creel）领导，通常被称为“克里尔委员会”，负责进行大量的国内和国际的宣传工作。有关美国理想和战时目的的30种不同小册子的大约7500万份复制品在美国国内得到分发，几百万份被分发到国外。克里尔委员会还组织了一支由7.5万名讲演者组成的队伍，这些人因其讲话冗长而被称为“4分钟人”，他们作了75.5万次爱国讲演（克里尔，1920）。
克里尔的公共信息委员会在努力激起公众对于战争的支持方面非常成功，所以美国人都知道仇恨德国人。“克里尔过分宣扬其成果。宣传成为战后醒悟时期的一个替罪羊。”（温克勒，1978）克里尔自己撰写了一本有关其委员会成就的言过其实的著作：《我们如何大肆宣传美国——第一次讲述公共信息委员会的惊人故事，它将美国方式的福音带到全球每个角落》（1920）。这是一本畅销书，它使美国公众相信：宣传如果未受阻止的话，便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力量（乔伊特，1987）。学术注意力被吸引到有关宣传的研究上，特别是被吸引到有关此类说服信息的效果的研究上。
20世纪20至30年代，宣传分析的研究项目与下述情形不相适应了，即公众对于美国及其同盟法国和英国以及它的敌人，特别是德国所使用的宣传手段的幻想破灭了。宣传被认为是一个社会问题，它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虽然有关宣传的社会科学研究成为早期传播研究的最重要的类型之一，但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宣传分析近乎消失了，这条路线是由可与之相匹配的、高度统计性的传播研究范式所确定的，后者采用调查和实验方法、而不是内容分析方法来研究传播效果问题（斯普劳尔，1987，1991）。为什么诸如霍夫兰及其同事的说服实验，以及像P·F·拉扎斯菲尔德等人所进行的那些媒介效果调查，会将宣传逐出传播研究的中心舞台呢？一个理由是私人基金会和联邦政府更愿意支持对政策制定者有用的研究，而不愿意提出有关说服者的利益和动机等令人烦恼的问题（斯普劳尔，1987）。现存权力机构不急于资助它所使用的、可能暴露出问题的宣传技巧方面的研究。
关于宣传分析的学术兴趣下降的另一个理由是这种分析缺乏连贯一致的理论，这部分地来源于研究宣传的那些社会科学学科的多样性。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发起了一个常设委员会，由拉斯韦尔担任主任，包括各个学科的学者，(6)他们试图为宣传研究提供更大的连贯性。在拉斯韦尔利用他的博士论文和以之为结果的著作开创了宣传研究以后，关于这个论题的进一步研究由“宣传分析研究学会”所促成，该学会1937年在纽约成立，通过E·A·费林的慈善基金会得到（波士顿费林百货公司）E·A·费林的资助。这个单位的全名解释了它的方向——宣传分析学会：帮助有理解力的市民解读和分析宣传的一个非赢利社团。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家H·坎特里尔（Hadly Cantril）担任它的第一任主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C·R·米勒（Clyde R.Miller）指导着这个学会，其总部就位于哥伦比亚大学校园附近。学会是由来自各个大学的学者所组成的一个松散网络。除了鼓励在宣传方面的学术研究以外，它确定了7个宣传策略，诸如：辱骂、使用耀眼的概念、洗牌法和从众效应，等等。学会特别关注纳粹权力在德国的崛起，以及纳粹宣传在美国可能产生的效果，或关注希特勒形象在美国上升的可能性。
到1941年，宣传研究的问题已成为高度决策性的了，几年后，宣传分析学会关闭。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和其他基金组织所提供的、对于宣传工作的资助停止了。像“大众传播”和“传播研究”这样的术语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开始被使用，取代了诸如“宣传”和“舆论”这样的词，用以描述从事传播研究的学者们的工作（迪莉娅，1987）。(7)
定量的传播方法的兴起对于H·拉斯韦尔的宣传研究产生了某种影响。他的第一个研究（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宣传）在风格上是定性的和批判的（拉斯韦尔，1927）。他主要揭示了发生冲突的双方都采用的宣传技术的性质。15年后，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宣传研究主要是定量的和统计学的（拉斯韦尔和莱特斯，1949）。
拉斯韦尔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宣传研究引用了为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所采纳的各种宣传技巧的特殊例子，在这个意义上，他的研究是以经验为根据的。他的论文代表了一种严格的学术成就：主要概念的定义，宣传策略的分类，限制或促进诸如此类的宣传策略的效果的阐述（阿尔蒙德，n.d.）。他的宣传分析建立在与欧洲国家的官员的访谈的基础上，建立在档案材料之使用的基础上，也建立在他关于宣传信息的定性的内容分析的基础上。(8)拉斯韦尔将博士研究的重点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信息所使用的符号上。在对于符号这种关注中，拉斯韦尔（1971）说，他主要受到G·H·米德的影响，尽管他在芝加哥的时候并没有选修米德的课（也没有选修R·帕克的课）。
拉斯韦尔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宣传的论述令人读之不安，因为他表明，现代战争是一种整体战争——在此，全民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战争不再只是将军和军队的事情；它是一场完完全全的冲突，舆论在这场冲突中举足轻重（梅雷尔曼，1981）。宣传战对民主政府提出了一种特别严重的威胁。拉斯韦尔的结论是宣传具有强大的效果：“当所有的让步都被作出，所有的过分估价都被削减到极点时，事实仍然是，宣传是现代世界中的最有力的工具之一。”
拉斯韦尔（1927）将宣传定义为“通过操纵有意义的符号控制集体的态度”。在他看来，宣传本身无所谓好坏；对于它的判定依赖于一个人的观点，依赖于宣传信息是货真价实的还是弄虚作假的。宣传是试图“改变其他人的观点，以便推进人们自己的事业或损害与之相对立的人”（佩蒂和卡西波，1981）那就是说，它是一种控制舆论的方法。因此，它与说服工作有着紧密的关系。(9)说服和宣传都是有意图的传播，由一个信源所进行，以改变受众成员的态度。在宣传中，努力说服的目的对于说服者来说是有利的，但是对于被说服的个人来说则是不利的。所以，广告、公共关系和政治竞选运动是宣传。说服往往被认为是面对面的、人际间的传播，而宣传是借助于大众媒介的说服（因此，它的目标是群体受众）。不过，这个以信道为基础的区分不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说服策略可以被用来构筑大众媒介信息，而宣传策略也可以在人际关系的意义上被使用。然而，宣传往往是单向的，而说服经常被认为是一个人际间的过程，因此，更加具有互动性，尽管它在意图上是单向的（就是说，有一个试图说服接收者的信源）。简而言之，宣传是大众化的说服工作。
内容分析是通过将信息内容分类、以便测度某些变量的途径对传播信息进行研究。它“从密码学、图书馆藏书的主题分类、圣经的语词索引，以及法律惯例的标准指南那里学习它的方法”。（马维克，1977）拉斯韦尔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宣传信息进行了内容分析，诸如从气球或飞机落下的传单，或由炮弹向敌方战线散发的传单，以及征兵宣传画等等，以确定所使用的宣传策略。协约国广泛使用宣传气球向德军防线后远至150英里的地方散发传单。1918年夏季和秋季，通常借助于背面的大风，协约国每个月投放500多万份传单（拉斯韦尔，1927）。(10)作为回应，德国的宣传家在法国出版了一份非常畅销的报纸，上面登载了被俘法国士兵的名单。拉斯韦尔分析了这些宣传传单所使用的说服策略，包括分裂敌人（诸如协约国努力使奥匈帝国疏远德国），摧垮敌人的士气（诸如强调有成千上万的美国军队正如何抵达法国），控诉野蛮暴行的敌人（诸如德国士兵对于比利时儿童的虐待），等等。
内容分析者通常试图推断他们所分析的信息的效果，尽管他们很少能够得到关于诸如此类的传播效果的实际资料。拉斯韦尔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宣传的描绘相当恐怖，他1927年的书提高了公众对于战争的非人道性的关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20年以后，宣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甚至更彻底地被用作一个战争的工具。拉斯韦尔也对那些信息进行内容分析。
因此，从他最早的研究出发，拉斯韦尔发展了一种重要的传播研究工具，即内容分析，并用它来研究他那个时代的一个具有社会意义的问题——宣传。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冲突双方的战斗者第一次能够如此广泛地使用宣传。可以理解的是，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和公众关心诸如此类的权术手段的使用。拉斯韦尔的研究有助于在大学教学中开设宣传和舆论方面的课程。自1926年最初被任命为政治学助理教授后，他本人也在芝加哥大学教了十几年这类课程。他在芝加哥大学开设的“舆论和宣传课”（或许是关于这个论题的第一门课）以及几门在政治学系开设的其他课程，涉及的就是在今天会被认为是传播的内容（“传播”这个术语在20世纪20至30年代还没用于大学课程）。更具体地说，在拉斯韦尔那样的课程中，被称为宣传的东西今天也会被称为大众传播。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宣传”这个词逐渐地退出了传播学。（斯普劳尔，1987，1989和1991）(11)
从1924年至1938年，拉斯韦尔在芝加哥大学执教14年，培养了一批杰出的博士生，包括麻省理工学院的N·L·H·西蒙（Nobel Laureate Herbert Simon）和I·普尔（Ithiel de Sola Pool ）等人。在任芝加哥政治学2年讲师、6年助理教授以后，拉斯韦尔于1932年被提升为终身副教授。6年以后，他辞职了。这个决定在拉斯韦尔的一生中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代表着一种中年危机。它标志着他从对政治学的忠诚中偏离开来，但倾向于更加跨学科的兴趣，并促使他20世纪40年代在开创传播学新领域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施拉姆（1980，1985）论证说，拉斯韦尔之离开芝加哥是因为芝加哥大学校长R·M·哈钦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拒绝提升他，这个传统的说法得到了普遍的接受。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而且更加复杂。有关芝加哥大学和耶鲁大学的档案材料分析表明，在拉斯韦尔1938年离开芝加哥大学这件事上，“推”和“拉”都发挥了作用。的确，哈钦斯校长不喜欢拉斯韦尔所代表的经验的社会科学。政治学系不仅因其私自招收教师而受到批评，也因为强调量化方法和心理学而受到批评（托格森，1991）。作为法学家，哈钦斯校长对于政治学具有非量化的、人道主义的倾向，也不赞成拉斯韦尔的精神分析爱好。政治学系主任、拉斯韦尔的支持者C·梅里亚姆即将退休，或许也不能向大学管理层提供留住拉斯韦尔的强有力的理由。然而，拉斯韦尔与梅里亚姆和哈钦斯校长在以后的岁月中，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与梅里亚姆通信频繁，在信上称呼对方为“亲爱的主任”；梅里亚姆则尊称他为“亲爱的法官”；哈钦斯校长则于1946年任命拉斯韦尔为“新闻自由委员会”（通常被称为哈钦斯委员会）的成员。(12)
与施拉姆的解释相反，拉斯韦尔1938年从芝加哥大学辞职（他在那里已经有了终身职位，并且已经是一名副教授），以便与H·S·沙利文和E·萨丕尔一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创建一个精神病学、文化和政治学的研究所（阿尔蒙德，n.d.）。他在1938年6月29日致L·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主任的辞职信上说，他“不是请假，而是转到华盛顿”。(13)不过，在最后时刻，当拉斯韦尔已经辞去了芝加哥大学的工作以后，打算资助新的研究所的基金会撤回了它所许诺的财政支持，因此拉斯韦尔没了着落。
D·马维克（Dwaine Marvick）（1977）在一篇分析拉斯韦尔的职业的文章中说，拉斯韦尔对他在芝加哥的职业前景感到失望，因此在没有任何确定的工作计划的情况下辞职。但是，我的看法是，拉斯韦尔在芝加哥大学的年薪增加了（这是从芝加哥大学图书馆校长文件档案中的拉斯韦尔的任命书中获知的），这表明他受到了很好的待遇。(14)然而，拉斯韦尔也许感到，他不会以他应得的速率被提拔，尽管他事业辉煌而又成果丰富。毕竟，他6年来一直是一个副教授。
拉斯韦尔本人描述了他1938年离开芝加哥大学的事情：
按照一个长久以来怀有的计划，决定离开芝加哥大学，去华盛顿发展一个研究所，这个研究所致力于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心理学与人类学的研究。这个计划打算与纽约和华盛顿的医学博士H·S·沙利文以及耶鲁大学的人类学家E·萨丕尔一起创建新的研究所。对于我拉斯韦尔本人来说，1938年的目标是成为华盛顿精神病学学院（W·A·怀特精神病基金会）(15)的成员，并且在这个学院的全部财政项目能够得到实现的时候，发展一种多样化的咨询业务。（拉斯韦尔，1951）
H·S·沙利文（1892—1949）是一个颇有影响的美国精神分析家。他是纽约州一个农场的子弟，在芝加哥内外科学院获得医学学位。他特别擅长于治疗精神分裂症病人，并擅长于分析治疗情景中的传播问题（沙利文，1953）。他对精神病的生物方面和社会方面都作了论述，并要求精神病学和社会科学的融合。沙利文1926年在芝加哥大学遇见E·萨丕尔，因此影响了萨丕尔对于文化和个性的学术兴趣。
萨丕尔（1884—1939）生于德国，孩童时随家庭移民到纽约。1909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F·博厄斯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并发展成为一个杰出的语言学家和美国印第安文化的人类学家。从1925年开始，他在芝加哥大学执教，直到1931年转到耶鲁大学为止。他的名字因为沃尔夫—萨丕尔假说（the Whorf-Sapir）而为许多人所知晓。这个假说是与其学生B·L·沃尔夫一起制定的，它认为，人类的思想是由语言所建构的；例如，爱斯基摩部落对于不同种类的“雪”有12种词，比起讲英语的人只有一个“雪”（snow）的词来，能够区分物质的更多形式。尽管萨丕尔未被作过精神分析，但他将精神分析理论带入人类学。沙利文和萨丕尔在理论上非常接近，20世纪30年代拉斯韦尔加入他们的计划，即在华盛顿创办跨学科的精神病学院。但是萨丕尔生病了，并于次年去世，而用于华盛顿的新的精神病学院的财政支持又没有落实。(16)后来，拉斯韦尔与沙利文发生了根本的分歧，由此中止了他们的关系。
在印第安纳州北部的一条结了冰的公路上，载有拉斯韦尔的所有个人物件、文章和资料的两辆行进中的卡车打滑，翻倒并燃烧起来（穆特，1990）。他的思想记录因此被消灭得干干净净，这结束了他的政治学生涯，并激励他将学术兴趣重新集中于正在崛起的传播学领域上。(17)
这些未曾预料的事件给身处华盛顿的36岁的拉斯韦尔留下了不确定的前景。他有一两年临时找事做，靠为NBC（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制作有关以往伟大政治人物的广播节目度过时光。后来，他成为耶鲁法学院的兼职讲师，并担任联邦政府的各种机构的顾问，还担任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顾问。在耶鲁大学法学院的兼职访问讲师职位是由耶鲁法学教授M·S·麦克杜格尔（Myres S.McDougal）安排的（穆特，1990），他也是拉斯韦尔的一个多年的朋友和崇拜者。
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拉斯韦尔成为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战时传播研究实验部主任。这一宣传研究得到一笔来自洛克菲勒基金会捐给国会图书馆的基金的资助。实际上，通过他在1939—1940年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大众传播研讨班（由基金会的J·马歇尔组织）中的颇具影响的作用，拉斯韦尔帮助创建了国会图书馆的这个项目。针对联邦政府在即将到来的战时紧急状态中如何使用大众传播的问题，洛克菲勒传播研讨班还拟定了一个颇有说服力的计划，这个计划得到拉斯韦尔的强力鼓励，并在他的帮助下被送往华盛顿的高级官员。
在度过6年的边缘性生活，包括在国会图书馆参加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关的研究后，拉斯韦尔在他生命的其余时光（1946—1970）安定下来接受耶鲁法学院的一个占三分之二时间的任命（麦克杜格尔，1991a）。耶鲁法学院没有博士生，所以拉斯韦尔不能培养一支门徒队伍以继续他的工作，但是他所出版的学术作品创了纪录。在耶鲁大学的岁月里他“出版了许多著作，但是很少增加智慧或知识”。（希尔斯，1981）
从1939年9月至1940年6月这10个月间，洛克菲勒传播研讨班每月在洛克菲勒中心（洛克菲勒基金会在这座大厦中有其办公室）第64层的研讨班房间里聚集一次。它有12个固定成员：(18)
● 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L·L·布莱森（Lyman L.Bryson），他编辑了研讨班的会议公报书。
● 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系的H·坎特里尔。
● 普林斯顿大学《舆论》季刊总编辑、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广播研究项目的成员L·A·弗里（Lloyd A.Free），他担任研讨班的秘书。
● 耶鲁大学人类关系研究所的G·戈尔（Geoffrey Gorer）。
● 纽约W·A·怀特精神病基金会的H·F·拉斯韦尔，他也是耶鲁法学院的访问学者。
● 哥伦比亚大学广播研究项目主任P·F·拉扎斯菲尔德。
● 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的R·S·林德（Robert S.Lynd）。
● 洛克菲勒基金会广播研究项目研究经理J·马歇尔（John Marshall）。
● 坎布里奇大学语义学专家I·A·理查兹（Ivor A.Richards），他（当时）在哈佛大学。
● 曾经为英国广播公司（BBC）工作过的英国广播专家C·A·西普曼（Carles A.Siepmann）。
● 美国电影中心（洛克菲勒基金会在纽约资助的一个项目）的D·斯莱辛杰（Donald Slesinger）。
● 芝加哥大学研究生图书馆学院的D·韦普尔斯（Douglas Waples），他正在进行读者调查。
在致研讨班的参与人员的邀请信中，马歇尔声明，研讨班的目的是为他提供有关传播研究的一般理论指导，这样，洛克菲勒基金会就会知道今后资助什么样的项目。但是，1939年8月，德俄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和希特勒9月对于波兰的入侵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的开始。1939年9月开设的这个每月一次的研讨班几乎从第一次活动开始，其目的就有了引人注目的改变，也就是重点研究联邦政府如何能够利用传播，以便对付日益临近的战争。洛克菲勒传播研讨班的最终报告《必要的传播研究》的日期是1940年10月17日，它宣称，美国政府有义务对它的人民的福利承担更加广泛的责任，“如果这种责任的实行是民主的，那么使政府和人民彼此结合在传播之中的更加有效的方式就会被产生出来”。
每月一次一共10次的研讨班备忘录（如今，它已经成为L·L·布莱森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文件的组成部分）表明，H·拉斯韦尔在导致研讨班的讨论倾向于传播效果方面，具有特别的影响。事实上，他的5个W的传播模式就是在这个研讨班上发展起来的，即：“谁？（who）说什么（what）？对谁（whom）说？通过什么渠道（what channel）？取得什么效果（what effect）？”拉斯韦尔的模式成为整个研讨班的基本框架，渗透到其中的许多讨论之中。提交会议的大部分论文和许多自发的交流都涉及大众传播的效果问题。
“（5个）W模式——谁？说什么？对谁说？通过什么渠道？取得什么效果？——成为限定美国传播研究的范围和问题的占有统治地位的范式。行为传播学开始局限于一个非常狭窄的模式中，它将传播解释成本质上是一个说服的过程”（切特罗姆，1982）。拉斯韦尔的5个问题的模式并不包括“为什么（why）”，就是为什么那些控制着传播选择的人为了他们的功能来使用它？拉斯韦尔的5个问题的模式被解释成使传播研究侧重于媒介效果，这个侧重点使传播研究有了一种连贯性，但是它也引导传播学学者偏离了其他重要的课题。
按照B·贝雷尔森（Bernard Berelson）的观点，洛克菲勒传播研讨班在发展大众传播研究方面具有创新意义（莫里森，1988）。它建立了网络，将有志于传播研究的杰出学者们连结起来。会议公报（proceedings）卷（布赖森，1948）是论证作为一门研究领域的传播学的首批著作之一。次年，由参加洛克菲勒传播研讨班的传播学学者所组成的无形的传播学院几乎全部转移到华盛顿，在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关的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1940年6月的最后一期研讨班之后，H·拉斯韦尔提议说，研究报告应该在联邦官员中传阅，然后应该与之一起召开一个会议，根据即将到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探讨其含义。1940年11月，一份来自洛克菲勒传播研讨班的特殊报告《舆论和应急》准备好了。它的开头是：“这份备忘录出自一个非正式团体的讨论，这个团体原先打算为当今社会的大众传播研究制定一个严谨的方法。不过，由于大战在欧洲的爆发，这个团体赞同——至少暂时——将其注意力转向大众传播在非常时期中的特殊作用。”（洛克菲勒传播研讨班，1940b）这份报告描绘了正在进行或被推荐的各种类型的传播。
1941年1月18日，在纽约的普林斯顿俱乐部召开了一次小型会议，联系美国即将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从前得到传阅的研讨班备忘录在会上得到了讨论（洛克菲勒基金会，1941）。现在，除了洛克菲勒传播研讨班的参加者以外，还有诸如司法部、国会图书馆、海军部、联邦通讯委员会、农业部和内政部这样的美国政府机构的代表。
会议一开始，拉斯韦尔就总结了洛克菲勒传播研讨班的讨论，并提出可适用于即将卷入战争的政府。他的战时传播项目已在美国国会图书馆进行，它作为一个联邦决策者的协调单位的作用也得到了讨论。第二次会议在华盛顿举行，那一个月关于传播研究的备忘录得以出售。诸如H·伊基斯（Harold Ickes）的秘书、内政部长的秘书等有影响的联邦官员参加了那次会议（马歇尔，1973）。
对于传播领域的创办来说，J·马歇尔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起着促使传播研究诞生的强力催化剂的作用。在1939—1940年的洛克菲勒传播研讨班之前，“传播研究”的词汇甚至没有普遍使用。J·马歇尔在他1939年8月邀请12名学者参加为时一年的研讨班的信上，创造了“大众传播”这个术语。(19)
拉斯韦尔在洛克菲勒传播研讨班上占据统治地位。他所描绘的传播以5个问题模式的方式得到了表达，这一模式迅速地流传开来，范围极其广泛。(20)显而易见，实际的传播行为的许多复杂性未被拉斯韦尔的5个问题的陈述所涵盖，所以就任何完整的意义来说，它并不是一个传播模式。例如，拉斯韦尔的5个问题似乎假定：传播是时下的，传播是有意图的，信息单向地从信源流向接收者，没有反馈（韦斯特利和麦克莱恩，1955）。实际上，在他和当时其他学者如何看待传播的问题上，拉斯韦尔的5个问题没有向我们提供多少知识：如同拉斯韦尔本人及他那个时代其他学者所承认的那样，他们把传播看作是一个行动，而不是一个过程。是单向的和有意图的，旨在达到意想的效果。5个问题使传播研究侧重于效果。
拉斯韦尔对洛克菲勒传播研讨班的贡献还包括他关于传播在社会中的3个功能的阐述（拉斯韦尔，1948）：
1．监督环境，媒介的这一作用开拓了个人的视野，因此能够知道更加辽阔的世界上的事件。
2．协调社会对于某种环境下的事件的反应，诸如当大众媒介传播告诉一个个人如何解释某些新闻事件的时候。这里，媒介帮助个人了解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件的意义。
3．传递文化遗产，例如儿童接受有关他们的民族的历史的教育，接受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教育，接受有关他们与其他人有什么不同的教育。
后来，传播学学者增加了传播的第四种功能：娱乐。这4个功能仍被传授给选修大部分传播学入门课程的学生。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开始，H·拉斯韦尔就与诸如P·F·拉扎斯菲尔德、K·勒温和W·施拉姆等其他传播学先驱一起，帮助将传播学推荐给联邦政府。在一场争夺人民心灵的战斗中，美国政府面对着轴心国军队，而传播将是这个努力的基本方面。即便传播不是美国大学里被教授的一个学术科目，它对于联邦政府来说，也正在成为一种神奇的指挥棒。H·拉斯韦尔促使它做到了这一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波托马克河沿岸是社会科学家的一块令人兴奋的土地：“在大学里被学术分隔弄得困难的东西，在战时华盛顿则变成容易的事情。个体学问让位于团队研究，学科间的孤立让位于跨学科的合作。有几年我们从被称作‘学科’的东西中解放出来。我们不再限制自己，而是研究问题。”（尤劳，1968）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的邪恶本性，产生了将美国学者团结在一个合力的团体中的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拉斯韦尔在华盛顿的主要任务之一是从事有关宣传信息的内容分析。他进行了大量的同盟国宣传和轴心国宣传的内容分析（概括见于拉斯韦尔和莱特斯，1949）。1940—1943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所资助的项目的基金是一笔85400美元的馈赠，它的目的是通过发展某些更好的宣传分析方法来研究战时传播。如同拉斯韦尔（1951）所解释的那样：“它还有望提供有关技术人员的训练基地，以防万一，就像所预期的那样，美国将在宣传和情报活动方面变得更加活跃。另一个目的是使作为一个特殊的宣传研究者的拉斯韦尔能够在华盛顿得到使用，在那里，他能够就发展政府的宣传和情报的项目问题与政府官员进行协商。”拉斯韦尔不仅分析了宣传，也促进了宣传的产生。
在其给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计划中，拉斯韦尔证实了他计划中的研究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的：“如果美国要更深入地卷入这场战争，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制定战争的目的，它应该根据加强、而不是削弱我们联盟的士气来形成。因此，我们必须密切注视政治符号在我们潜在的联盟的生活中的作用。”(21)
最为经常地请求拉斯韦尔帮助的部门之一是美国司法部。他在这个部里训练了60名成员，除了那些由战时传播项目所进行的内容以外，他还教他们如何对39份外国报纸进行内容分析，所以在美国可以探索对外宣传。其结果有望能被用作法庭证据。拉斯韦尔是美国政府审判宣传者——他们被控助长了美国的国内宣传，这是一项为1938年麦考密克法令所禁止的活动——的专家证人。(22)拉斯韦尔还是涉及共产主义者、德国国家社会主义者和美国的法西斯主义者等案件的、政府方面的专家证人。他担任专家证人，直到内容分析作为证据的可接受性被美国最高法院的一项裁定所确立时为止。拉斯韦尔和他的工作人员继续为与宣传管理部门相连的各种联邦机构提供职业咨询意见，这些机构是：统计局，战时新闻局，联邦通讯委员会对外广播信息服务处，审查局，战略情报局，美国陆军部心理战分部，以及美国国务院（拉斯韦尔，1951）。战时传播项目远非只是一个研究项目；它在本质方面是一种情报工作的组成部分……作为一种情报活动，它不是特别成功。它之运作超出了这一行业的领地，它对内容分析方法的贡献远远超出了它对关于当时敌方的实际理解的贡献（普尔，1969）。
如今为美国国会图书馆所保存的拉斯韦尔的“战时传播项目”文件表明，各种报纸——《同盟报》、《法兰克福报》、《真理报》、《晨报》、《埃及报》、《奥马哈世界先驱报》，等等——的内容得到了分析。拉斯韦尔和他的宣传分析员队伍的办公室位于国会图书馆辅楼（现称亚当斯大楼）内，靠近华盛顿美国国会大厦。拉斯韦尔等人用表格排列了诸如“战争”、“国家”、“和平”和“帝国主义”等语词的出现率。宣传分析的主要侧重点是始于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时期的媒介内容。拉斯韦尔的项目发现，德国宣传机构谴责其他国家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揭露了法国和英国宣传机构的所谓不真实性，并强调指出了德国的敌人的弱点和堕落。德国的宣传机构还描述了犹太人的某种危险特性，这是即将到来的大屠杀的一个预兆。
政治学家H·尤劳（Heinz Eulau）（1968）描绘了拉斯韦尔的“战时传播项目”的工作：“看上去无穷无尽的编码活动，符号流动中所有用来表示强力的加号和表示弱力的减号，以及对于拉斯韦尔乏味的讲话的思考，都得到拉斯韦尔在国会图书馆开设的机构的丰厚回报。他聚集了一支由年轻人组成的研究队伍，包括人类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几乎所有的人都对战后的行为科学的进程产生了影响。”I·普尔、E·希尔斯、M·贾诺威茨（Morris Janowitz）、A·卡普兰（Abraham Kaplan）和S·德格雷其尔（Sebastian de Grazia）等人与其他人一起从事内容分析项目的工作。
在这个项目中，J·M·戈德森（Joseph M.Goldsen）是位于拉斯韦尔之后的负责人，他描绘说项目的成员大约由20个编码人员组成，他们分析挑选出来的同盟国和轴心国的报纸，加上国内外的无线电广播（戈德森，1991）。通过拉斯韦尔的各种网络关系，这些编码人员得以被招募进来。有些是他原来在芝加哥大学的学生，其他人受朋友和同事们的推荐。(23)戈德森监督日常的编码活动，拉斯韦尔则帮助建立编码范畴，解释内容分析的发现，并将结果提供给各种政府机构，以试图影响决策。
拉斯韦尔的项目位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内，因为这个图书馆收藏有相当多的各种各样的报纸以供分析，也因为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A·麦克利什是一个狂热的爱国者，他将此项目当作美国为即将到来的战争作出准备的一个重要步骤来欢迎。麦克利什和其他大部分美国知识分子一样，相信当1940年6月法国沦陷、只留下英国单独反抗希特勒对于欧洲的军事统治的时候，美国之介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便不可避免。国会图书馆为拉斯韦尔的项目免费提供了空间。
宣传项目在1940年启动之时，美国还没有介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罗斯福总统正在竞选，他告诉美国人民，他将使美国不介入欧洲战争，同时悄悄地援助英国，并作好（战争的）动员准备工作。因此，这个项目涉及一个特别敏感的主题，因为它应由联邦政府所资助，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J·马歇尔愿意将其作为使美国对即将到来的战争有所准备的一个手段来资助。
L·凯西1929年在威斯康星州师从“老爸”布莱尔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兼修新闻学。他是将拉斯韦尔的宣传分析扩展到正在兴起的传播学领域的一个关键人物。如同其标题所显示的那样，凯西的博士论文《1928年总统竞选中的宣传技巧》直接利用了拉斯韦尔的博士论文和著作《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1927）。1930年，凯西成为明尼苏达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并在以后长达28年一直担任这个职务。拉斯韦尔和凯西以几种方式进行合作。从1930年至1934年，他们都在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的“压力集团和宣传委员会”中服务。由于这项工作，他们出版了一部带注释的文献目录：《宣传与推销行为》（拉斯韦尔，凯西和史密斯，1935），它在1946年得到修订和增补（史密斯，拉斯韦尔和凯西，1946）。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拉斯韦尔和凯西都是统计局和战时新闻局的顾问。通过这种联系，宣传分析成为W·施拉姆的正在形成的传播学观的一个重要注入成分。(www.xing528.com)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大部分的宣传研究本质上都是改良主义的，试图用文件证明宣传信息的力量，并确认那些能够帮助遏制这种力量的策略。但是，在拉斯韦尔的战时传播项目（它开了有关同盟国宣传和轴心国宣传的内容分析的定量方法之先河）之后，研究者成了中性的观察者。第二次世界大战、宣传分析的量化、拉斯韦尔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项目，这三者共同代表着一个转折点。最终，“宣传分析”这个承载着价值的术语让位于“传播研究”（斯普劳尔，1989）。
1947年，拉斯韦尔参与了一个大型的研究项目《我们时代的世界革命》（也以“革命和国际关系的发展”〔RADIR〕著称）的顾问工作，这个项目在斯坦福大学的有关战争、革命与和平的胡佛研究所进行，该所是由美国总统H·胡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创办的一所保守主义的思想库，藏有丰富的世界报纸和其他媒体材料。项目的进行时间是从1949年至1953年，由卡内基公司资助，目的是研究从1890年至1950年的60年时间内主要的政治和社会变化。这是继拉斯韦尔的宣传项目之后的又一个逻辑步骤。
在与I·普尔和D·勒纳（Daniel Lerner）的合作中，拉斯韦尔对5个国家的最有名望的报纸的2万篇社论进行了内容分析，以便确认国家精英及其政治论述中的变化。在整整60年的时间跨度中，诸如民主制、独裁主义、暴力与和平这样的政治力量的盛衰浮沉受到了追溯。由I·普尔等人写作的《有名望的报纸》（1952）是报道这一研究结果的最出名的著作。如同项目的名称所标示的那样，胡佛研究由三个部分组成：（1）精英研究，它侧重于政府和政治领袖，例如德国的纳粹领导人，（2）制度研究，诸如关于苏维埃经济组织的一次调查，（3）符号研究，诸如对有名望的报纸的分析。这些后来的研究以大众传播为重点。在行政上，拉斯韦尔只是这个项目的一个顾问，但是他的世界革命的理论框架（拉斯韦尔，1951）则指导着整个研究程序，而且，许多研究是由他从前的学生与曾和他一起在战时传播项目中工作过的学者们所进行的。
胡佛研究代表着“当代政治学中第一次大规模的、以量化为基础的经验研究计划”（尤劳，1977）。用于分析大型资料群的手段是先进的，由此促进了量化型的内容分析。拉斯韦尔（1972）注意到，内容分析的多样化和大量使用出现在1970年左右：“这一（内容分析）发展受到有待发现的材料的数量和重复性的阻碍。因此，巨大的、在这种情况下也是永久性的飞跃是伴随着计算机的出现而到来的。”
胡佛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副产品是拉斯韦尔对于政策学发展的论证，它由政治学、法律、社会学和心理学综合而成，重点在公共选择和决策。这一混合的领域并没有发展得强劲成熟，但对于大学的跨学科研究来说，它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力。拉斯韦尔说，是J·杜威激励他从事政策学的研究的（马威克，1980）。拉斯韦尔还是一个中学生时就遇见过杜威，后来，他读了杜威的许多著作（托格森，1990）。在拉斯韦尔成为芝加哥大学的学生时，杜威已经离开校园十几年了，但是杜威的有些思想可能通过R·帕克——拉斯韦尔对他有“一种真正的敬重”（希尔斯，1981）——传递给拉斯韦尔。
拉斯韦尔将政策学作为一种手段来提倡，通过这个手段，现代社会所面对的有些政治和社会问题能够得到解决。他不仅提倡诸如此类的直接方法，他还直接地参与这一类的改良行动。一个例子是在秘鲁的“维科斯计划”。拉斯韦尔涉足这个非同寻常的、有关社会权力的实地实验是在他遇见A·霍姆伯格（Allen Holmberg）时开始的，后者是康奈尔大学的人类学家，专门研究秘鲁的印第安人，他俩于1954—1955年一起在斯坦福的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工作。拉斯韦尔从霍姆伯格那里了解得到安第斯山脉的维科斯大农场的情况。约有1700个印第安人住在布满岩石的山顶上的70平方英里左右的土地上，在令人震惊的半封建的贫困状态中生存。霍姆伯格以每年500美元的代价从其外出的主人那里租了一个大农场，构建了一个自我发展的方法，以此方法，维科斯的农民家庭在得到北美学者的一些建议的情况下，被赋予运作它们自己的体系的权力（孔克尔，1986；多宾斯，道蒂和拉斯韦尔，1964）。这一政治权力的变化在维科斯掀起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浪潮。新的马铃薯播种和栽培方法被引入，导致了马铃薯产量的翻番和后来的再翻番。小企业形成了，就像由维科希诺斯（他分割和出售在农场里所发现的冰川期的冰）所创建的那种。他们将来自诸如此类的企业的利润投资于创办学校；5年以后，农民们就能够购买这个大农场，结束了他们的事实上的农奴地位。在美国，拉斯韦尔以同样的方法涉足了将耶鲁精神病学研究所的控制权交到其病人手中的工作（鲁本斯坦和拉斯韦尔，1966）。
1946年，拉斯韦尔接受了耶鲁法学院的一个教授职位，在那里，他试图通过使法学教育国际化和引入社会科学思维的途径来拓宽法学教育的性质。拉斯韦尔认为，律师对于政策学就像工程师对于物理学和医生对于生物学一样。1952年，出于优厚待遇，他还在耶鲁政治学系中得到任命。拉斯韦尔在耶鲁法学院的主要同事是M·S·麦克杜格尔教授，他是一个出生在密西西比州的律师，在密西西比大学、牛津大学（在那里，他是一个罗兹奖学金获得者）以及后来在耶鲁大学接受教育，并在耶鲁大学获得国际法博士。1934年，麦克杜格尔被任命为耶鲁法学院教师，1935年他在芝加哥大学作客席教授的时候与拉斯韦尔相识。他们以一个多产小组形式一起工作了25年，围绕国际法律问题撰写著作。他们的合作一直持续到拉斯韦尔逝世时为止。
1970年，拉斯韦尔从耶鲁大学退休，但是他仍然从事学术创作，直到1978年12月18日在纽约病故于肺炎为止。在逝世前一年，拉斯韦尔曾严重中风一次，且再未康复。
拉斯韦尔的个人风格非同一般。政治学家A·罗格（Arnold Rogow）是一个开业的精神分析家，也是拉斯韦尔的一个朋友，他这样描绘拉斯韦尔：“首先，他是一个良好生活的鉴赏家，一个享乐主义者和一个食物品尝家。他知道许多关于建筑、东方文化、诗歌、文艺复兴的家具和绘画（在这方面，他拥有几个上好的样品）、科幻小说和电影史的知识。他对于现代艺术的评价往往是精辟中肯的。他还充满了一种创造性的想象力，或具备发明才能的鉴别眼光，因而对无论什么样的主题都能产生思想……他不仅是四个最著名和最受尊敬的行为科学家中的一个，而且毫无疑问也是美国最杰出的政治学家。”（罗格，1969）拉斯韦尔在耶鲁法学院的一个长年的同事麦克杜格尔（1991）将他描绘成“一个深层意义上的人文主义者，一个其理解力没有界限的学者。他本人是一个腼腆内向的人，但他是最高等级的政治家的朋友，并且喜欢非常详尽地与这些政治家们交谈”。
拉斯韦尔和W·施拉姆都对传播学有兴趣，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同时呆在华盛顿，拥有许多共同的朋友，尽管如此，他俩直到1954年至1955年才相遇。当拉斯韦尔身为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的高级研究中心的一名研究人员时，刚加入斯坦福大学教师队伍的施拉姆下午2点来到拉斯韦尔的研究室，以讨论他正在进行的资料分析问题。拉斯韦尔向施拉姆展示某些复杂的分析，它们可以用施拉姆的资料予以进行，他俩开始非常深入地涉足关于这种资料有何意义的讨论。施拉姆说，最后，他们才意识到天已黑了，他们肯定已吃不上晚饭了。这时已是晚上8点。每当受到一个理论问题的挑战时，这种情况便是拉斯韦尔的心灵本性使其然。
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安南伯格传播学院的P·克拉克（Peter Clarke）也证实了拉斯韦尔的激情。20世纪60年代初，在美国舆论研究协会（AAPOR）的年会上，克拉克和拉斯韦尔一起参加了一次非正式的午餐会。这个会约有30名到会者，他们向拉斯韦尔提出有关舆论、大众传播、内容分析和宣传的问题。拉斯韦尔采用他通常的抽象用语作出了冗长的、相当复杂难懂的回答。在与拉斯韦尔的一小时的聚会结束时，克拉克说，他的心里充满了太多太多的知识，所以他必须回到旅馆房间里睡上几个小时。这就是直接面对H·拉斯韦尔所产生的效果。
拉斯韦尔是一个多产的学者。他的漫长的学术生涯始于1923年刊登在《国家市政评论》上的一篇论及政治机器的文章——《芝加哥老式的第一区》，终结于他1978年逝世以后出版的几部著作。在这么长的时间内，拉斯韦尔撰写或合写了325篇文章和章节，撰写或合作了52部著作（穆特，芬利和穆特，1990）。他是那些特别少有的、喜欢写作的人才。他在战时传播项目工作时的助手J·戈德森描绘了上午10点到他部门送材料时的情景。当戈德森在那天下午5点返回时，拉斯韦尔仍然坐在打字机旁。他已经写了令人难以置信的50页隔行打出来的学术文章。“他不认为写作是工作，对他来说，这完全是愉快的事。”（戈德森，1991）不过，拉斯韦尔的写作风格是“简练和冗长的结合，这使得他的信息偶尔会显得不清楚。”（马威克，1980）
曾在芝加哥大学当过拉斯韦尔的学生的L·罗斯滕（Leo Rosten）(24)（1969）将他描绘成“有点反常：学究式的，啰嗦，非常不自在。他的头发短而硬，剪成普鲁士人的式样，而他传播知识的方式高深、拘谨、生硬。他只有25岁，但给我们上课时目空一切，呆滞地凝视空间，有意识地不去考虑我们是否理解他的意思，也明显地不关心我们可能正在想些什么”。拉斯韦尔的语言风格的确非常有特色：“对于他来说，谈话是一种测验的形式，是将准绳抛入他的巨大的知识水库的一种形式。他以其他人所幻想的那种方式谈话。他的滔滔不绝的话语就是与无形同伴之间的讨论会。”（罗格，1969）拉斯韦尔借助于他双手的姿势来谈话，“我被他双手的芭蕾动作所感动。它们是自由的双手，非常苍白、柔软，未被物理的劳累所玷污。当哈罗德谈话、吃饭或喝水时，他的双手以同样的姿势作着小小的回旋。左手不动，大拇指和食指构成一个圆圈，右手围绕着这个圆圈盘旋和跳舞……在一条与左手构成的圆圈的内心圆相平行与相分离的轨道上，右手通过一根看不见的针拉动着一条看不见的线”（罗斯滕，1969）。
拉斯韦尔对传播学领域作出了以下永久性的贡献：
1．他的5个问题的传播模式导致了传播学对于确定效果的重视。(25)拉斯韦尔的同代人P·F·拉扎斯菲尔德使得对于传播效果的这种重视更加具体化了。
2．他开创了内容分析方法，实际上发明了定性和定量测度传播信息（例如，宣传信息和报纸社论）的方法论。
3．他关于政治宣传和战时宣传的研究代表着一种重要的早期传播学类型。“宣传”一词后来有了否定的含义，在今天已不大常用，尽管还有更多的政治宣传。宣传分析已被纳入传播研究的一般体系之中。
4．他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引入美国社会科学。拉斯韦尔使弗洛伊德理论与政治分析结合起来，就像他在关于政治领袖的精神分析研究中所做的那样。他通过内容分析的途径将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超我运用到政治学问题之中。从本质上说，他在社会层面上运用了个体内部的弗洛伊德理论。
5．他帮助创办了政策学，这是一门将社会科学知识与公共行为整合起来的跨学科的运动。不过，社会科学一般会抵制这种被整合和运用于公共政策问题中去的努力。
W·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889—1974）在宣传分析和舆论的工作方面，与拉斯韦尔是同一类的学者，而且，他开创了今天被称为议程设置的早期思想。这个有影响的报纸专栏作者因其1922年的著作《舆论学》而广为人知，在这部著作中，他谈到“我们头脑中的图画，和外在的世界”。他描绘了议程设置：这是一个过程，通过它，某个新闻论题被大众传播、公众和政治精英赋予优先的关注（罗杰斯和迪林，1988）。和其他重要的早期传播学人物不同，李普曼没有在大学获得研究生学位，他从未教过一节大学的课程，他也不适应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或理论视野，不过，就大众媒介在构成舆论方面的作用而言，他是最有影响的一个作者，他开创了今天蓬勃发展的议程设置过程的研究传统。毋庸置疑，W·李普曼对传播学产生了最重要的、非学院式的理智的影响。《舆论学》被J·W·凯里（James W.Carey）（1982）认为是传播学领域的奠基之作。
李普曼是他的富有的犹太父母的惟一孩子，父母亲是德国后裔，渴望融入纽约社会（斯蒂尔，1981）。年轻的李普曼被送入J·萨克博士的男子学校，这是一个为纽约最富裕的犹太家庭所喜欢的私立学校。他夏天与父母在欧洲避暑，学习到的魅力和生活方式对于他以后在生活中与富人和名流打交道来说，是非常有用的。作为哈佛大学的一名大学生，他随W·詹姆斯，G·桑塔雅那和英国左派政治学家G·沃拉斯（Graham Wallas）学习。后来，他继续在哈佛攻读哲学硕士学位，但是在毕业前几个星期辍学，为波士顿的一家社会主义报纸工作。
新闻工作对李普曼具有吸引力，因为它使之能够将学术性的阅读和写作与直接和有权势的决策者的接触结合起来。在其早期生涯中，李普曼认为，社会主义为美国的社会问题提供了解决办法，并且，他帮助揭露丑闻的著名记者L·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撰写有关华尔街的系列杂志文章。但是，李普曼对于社会主义、对于斯蒂芬斯的幻想逐渐破灭了。他成为《新共和》的一名编辑，持续工作9年，这是一本重要的思想杂志。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作为一名美国陆军上尉在法国服务，在那里，他是前线宣传传单的一名主要作者。
李普曼与拉斯韦尔之间除了共同对宣传和舆论有兴趣以外，还有几种联系，其中之一是美国陆军上尉李普曼是在法国的陆军远征军宣传单位的一名传单作者，他创造了许多为拉斯韦尔所分析的美国宣传。(26)和拉斯韦尔一样，李普曼受到弗洛伊德的影响，特别是受到《释梦》的影响，他将之利用到他有关“伪环境”概念之中（1922），他说，伪环境是个人在他或她的头脑中所创造的图画。和拉斯韦尔一样，李普曼早期受到马克思理论的影响，当他是一个大学生的时候，就组织了“哈佛社会主义俱乐部”。
1921年，李普曼为纽约最有影响的自由派报纸《纽约世界报》聘用撰写社论。《世界报》1931年停刊，李普曼转到保守派报纸《纽约先锋论坛报》，在那里开始写作每周4次的“今日与明日”专栏，他因此而声名大振；他的专栏通过辛迪加销售，为几百家美国日报所登载。1963年，李普曼转到《华盛顿邮报》，他一直写作他的专栏，直到1967年退休。
在86年（1889—1974）的漫长生涯中，李普曼除了作为记者报道和解释政治事件以外，还作为一个有影响的政治事件的构成者而行事。1918年，他帮助起草W·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和平纲领”，这是围绕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世界和平所提出的计划。36年来，李普曼撰写社论和每周4天的“今日与明日”专栏。他写了20部著作，其中《舆论学》最广为人知。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作过12位美国总统的顾问，从T·罗斯福到L·约翰逊，直到他因为越南战争而与约翰逊断交时为止。李普曼频繁地到其他国家旅行，在那里他与国家首脑商谈，这些首脑经常来找他。他的名字打开了每一扇门（斯蒂尔，1981）。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一次去希腊的旅行中，李普曼随手将这个名单记入日记：“看到了国王，首相等等——普通百姓。”他因为他的由辛迪加管理的报纸专栏而成为有影响的人物，这个专栏对政治事件作不带偏见的分析，为成千上万的读者所阅读。李普曼的作品清晰，具有将复杂事物简化的特殊能力。“他是有一种少见的能吸引新闻界的才智”（斯蒂尔，1981）。毫无疑问，“W·李普曼是20世纪美国最有才华、最有影响的政治记者”（柯蒂斯，1991）。他还是宣传、舆论、议程设置过程的一个起关键作用的分析者，在这些方面，他一生都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27)
《舆论学》不管是在出版的时候，还是在出版以后的岁月中，都是一部有重大影响的著作。它主要凭借了李普曼在法国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宣传经历。例如，法国政府认为，战争最终取决于军事人力损失的基础。1917年年末，法国负责凡尔登——一个重要的战场——的情报的官员发明了一种计算军队损失的方法，它产生了神奇的结果。每隔两个星期，德国损失的估计数都增加10万左右：从30万增加到40万，再增加到50万伤亡数。法国情报公报谈到血淋淋的牺牲，成堆的尸体和其他恐怖的细节。李普曼说，这种错误的信息就是宣传。当一群人能够阻止一个受众接触一个新闻事件，并编发有关这个事件的新闻以适应他们的目的时，一种宣传的潜能便存在了。“为了进行一种宣传，必须在公众和事件之间设置某种障碍。”（李普曼，1922）诸如此类的受限制的传播流通往往发生在战争时期，此时政府的宣传家是有关重要事件的新闻的惟一把关者。因此，李普曼将宣传确定为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传播流通是受到限制的，一群个体希望将新闻歪曲。
对于设法使公众理解宣传在一个民主社会的作用方面，《舆论学》具有至关重要的理论影响。人们是非理性的，对于由大众传播传递给他们的符号产生反应。李普曼表明一个政府如何能够通过宣传技巧来审查新闻与歪曲信息的流通。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他提出了怎样的解决办法呢？他认为，专家们可以发挥美国民主制的拯救者的作用，其途径是广泛传递他们的专业知识，以便提供舆论。
李普曼（1922）认为在舆论过程中“刻板模式”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刻板模式”（stereotype）是一种规范，它能简化现实以至于一个信源能够轻易地将之传递给其他个体——例如，宠坏了的大学生，有天赋的黑人运动员和成功的亚洲商人。
李普曼以“外在世界和我们头脑中的图像”为题的一章作为《舆论学》一书的开头。他描述了1914年的北海中的一个岛屿，岛上居住着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一艘邮船每两个月来一次，它是与广袤世界的惟一联系。1914年9月，岛上的居民“得知他们的英国人与他们的法国人为了神圣的同盟与他们的德国人开战已经6个星期了。在这不可思议的6个星期中，他们相处得还像是朋友似的，而实际上他们已经是敌人了”。“头脑中的图像”——它在这6个星期中指导他们的行为——与“外在世界”不相符合。一旦岛上的居民阅读了由邮船送来的报纸，外在世界就影响了他们头脑中的图像。这里，我们看到关于大众媒介所起效果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
李普曼（1922）说，我们头脑中的图像往往因为几个原因而与实际现实不相吻合：我们需要简单的规范（像“刻板模式”），以便为这闹哄哄的、模糊不清的混乱世界提供解释。还有由媒介传递给我们的伪环境，它是新闻过程中高度把关所产生的结果。他指出，每一份报纸都是一系列把关决定的结果。李普曼和C·梅茨（Charles Merz）（1920）对《纽约时报》关于俄国1917年革命的报道进行了一次内容分析，并得出结论说，记者们写他们想要看见的或希望看见的东西，而不是实际发生的事情。(28)在李普曼写作的时代，普通读者每天只花15分钟阅读一份报纸。作为此类限制的一个结果，李普曼论证说，我们无法指望普通人就当天的重要事件形成明智的观点。关于一个被告知的公众的民主理想就像是一个胖子之成为芭蕾舞演员一样不可能。这种对于舆论的怀疑主义也表现于李普曼的下一部著作的标题：《幻影般的公众》（1925）。
H·拉斯韦尔的早期工作，特别是李普曼的早期工作如何最终导致有关议程设置的一种重要的传播研究？(29)
议程设置研究始于李普曼的《舆论学》的第一章，“外在世界和我们头脑中的图像”，在这里，他论证说，大众媒介是现实世界的某个事件和我们头脑中对这个事件的想象之间的主要连结物。李普曼谈论的是我们今天称之为议程设置的东西，虽然他没有使用这个词。40年以后，议程设置的概念化工作由政治学家B·科恩（Bernard Cohen）（1963）所提倡，他观察到，新闻界“在告诉人们‘怎样想’这方面大都不怎么成功，但是在告诉人们‘想什么’那方面却异常有效……依据于……报纸的作者、编辑和发行商为人们所描绘的图画，这个世界在不同的人看来是不同的”。在李普曼原先思想的基础上，科恩表达了这个导致议程设置研究的隐喻。他提出，大众媒介除了可能具有的不管什么样的直接效果（“告诉人们怎样想”）之外，还具有重要的间接效果（“告诉人们想什么”）。
但是，直到M·麦库姆斯（Maxwell McCombs）和D·肖（Donald Shaw）（1972）所进行的一次经典性研究之前，议程设置还只是一个理论想法，还没有被命名。这个经典性研究就是有关在1968年北卡罗来纳州查珀尔希尔的总统竞选活动中的媒介作用的研究。他们从对报道了总统竞选活动的主要大众媒介——报纸、新闻杂志和电视新闻——的内容分析中，计算在查珀尔希尔的媒介议程。他们确定每一个问题（例如外交政策、通货膨胀）被媒介在其关于总统竞选的报道中所提到的相关频率，然后通过调查居住在查珀尔希尔地区的100名尚未作出决定的选民来测度公众议程。每一个调查对象都被问道：“总统竞选中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媒介议程几乎与公众议程完全吻合；就是说，诸如外交政策、法律与秩序，以及金融政策等问题，在媒介议程和公众议程中居于相同的位置。或许，公众议程是由媒介议程所设定的。要不，公众怎么能知道（和赞同）这个问题是什么？
由大众传播学学者、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其他学者所进行的这一探讨开创了一种研究传统，这些人试图回答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某个问题如何进入政策议程？1992年中期，议程设置研究传统由233种学术出版物所构成（罗杰斯，迪林和布雷格曼，1993），这使之成为大众传播研究的最普遍的课题之一，最近，每年大约有十几种出版物问世。
议程设置过程包括媒介议程设置、公众议程设置和政策议程设置（罗杰斯和迪林，1988）。媒介议程设置是这样一个过程：通过它，一个特殊新闻问题之报道的相关数量由大众媒介把关者、重大新闻事件的影响、受众的兴趣所决定。媒介议程通常由内容分析来测定（这是由拉斯韦尔所发展起来的研究方法）。公众议程设置是这样的过程：通过它，公众决定哪些问题相对来说最为重要。有关公众的民意测验和调查被学者们用来测定公众议程。例如，美国公众的一个全国性样本被问道：“美国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政策议程设置是这样的过程：通过它，政府体机构或当选官员的问题议程得以确定。政策议程可以通过法律或基金调拨（例如，联邦政府为艾滋病的研究、预防和治疗预算了几百万美元）为标志。人们通常假定，议程设置过程的构成是：媒介议程影响公众议程，后者反过来又影响政策议程：
媒介议程设置→公众议程设置→政策议程设置
议程设置过程描绘了舆论在一个民主制中如何发挥作用。从最终意义上来说，有关它的研究试图对现代社会中的社会变化——特别是作为大众媒介传播的一个结果——是如何发生的这一问题提供解释。请注意，媒介议程可能开启了议程设置过程，表明在社会的宏观层次上，大众媒介或许在决定我们想什么的方面具有强烈的影响。媒介议程在议程设置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也引导我们想知道媒介议程是如何得以确定的。
传播学学者为议程设置研究所吸引，这是因为针对有关媒介对于明显的行为变化的直接效果的学术研究，它似乎提供了一个大有希望的替代者。早期的大众传播研究只看到有限的效果，这在许多大众传播的研究者看来，好像是反直观的，特别是对于那些先前具有大众媒介经历的人（诸如M·麦库姆斯和D·肖）。而且，早期大众传播的哲学博士们认为，媒介的主要目的是告知，而不是说服，所以他们寻求认识效果，就像在议程设置过程中，人们被告诉想什么，而不是诸如态度变化那样的情感效果。许多由大众传播的研究者所撰写的议程设置出版物都阐明了它们的主要理由，即试图克服过去的传播研究的有限效果的结论。例如，M·麦库姆斯在1981年的一次概述中声称，“它（议程设置）的最初的经验探索在时间上是偶然的。它出现在大众传播研究史上的这样一个时期，当时对于作为从属变量的态度和观点的幻想的破灭，对于作为一种恰当的理论概括的有限效果模式的幻想的破灭，正在引导学者们在其他地方探求。”正如T·库恩（Thomas Kuhn）（1962）预言应该发生在他关于科学革命的概念中一样，议程设置范式正是在大众传播学学者对于从前的直接媒介效果的模式感到沮丧时出现的。
大众媒介如何能够具有相对少的直接效果、但同时在设置公众议程方面又具有强烈的间接效果？麦克奎尔（McQuail）和温德尔（Windhal）（1981）认为：“这个假说（议程设置）似乎会摆脱早期经验研究对于近乎任何有关强大的媒介效果的观点的那些疑团，主要是因为它重点涉及学习，而不是涉及态度变化，也不直接涉及观点变化。”个人从大众媒介那里得知什么问题比其他问题更加重要的信息。大众媒介远不能直接改变态度和观点，但是它们能够告诉我们想什么。这个议程设置的效果并不是接受一个或一些信息的结果，而是归结于许许多多的信息的累积性影响，其中每一个信息都有不同的内容，但是所有的信息又都涉及同样的普遍问题。例如，在美国第一批艾滋病病例（1981）被报道以后的4年间，大众媒介只登载了一些有关这个流行病的报道。它未被列入媒介议程之内，（民意测验的结果表明）美国的公众也没有充分意识到艾滋病问题。后来，在1985年中期，两个新闻事件导致了有关艾滋病问题的媒介报道的大量增加。其中一个是电影演员R·赫德森死于艾滋病；另一个是印第安纳州的科科莫中学拒绝患有艾滋病的男孩R·怀特入学。几乎是与此同时，公众对于这个流行病的意识增加了；短短几个月的时间，95%的美国成年人知道了艾滋病，并且了解了它是如何被传染的（罗杰斯，迪林和钱，1991）。
1966年，也就是李普曼的《舆论学》一书发表近50年以后，麦库姆斯来到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书店内，买了一本B·科恩的《新闻界和外交政策》（1963）。(30)他刚刚与教师同事们坐在洛杉矶的一家酒吧里，讨论那天的《洛杉矶时报》的头版。标题涉及三个不同的新闻事件。麦库姆斯和他的同事们思索这些头版标题对于阅读一个或其他标题的每个人所产生的效果。麦库姆斯的下一步就去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书店，这是去查珀尔希尔地区的途中，他在那儿要与D·肖进行议程设置的经典研究。
麦库姆斯1938年生于亚拉巴马，就读于杜兰大学，并于1960年在该校获新闻学学士学位。然后，他来到斯坦福大学师从C·布什（Chick Bush）攻读硕士学位，布什坚持，要他在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之前应该获得媒体经历。这样，麦库姆斯在《新奥尔良时代花絮报》作为记者工作了两年，然后返回斯坦福攻读博士。在加利福尼亚执教几年以后，麦库姆斯转至北卡罗来纳大学新闻学院，在那里又教了6年书（后来，麦库姆斯的事业又把他带到锡拉丘兹大学，再带到奥斯汀的得克萨斯大学）。
在北卡罗来纳，麦库姆斯遇见了D·肖（1936年生于北卡罗来纳），后者以威斯康星大学传播学博士的身份返回到了查珀尔希尔。肖已经在查珀尔希尔获得了他的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在麦迪逊注册博士课程之前，他作为一个记者在《阿什维尔市民报》和《阿什维尔时报》工作了几年。他的博士论文是对报纸的内容分析，以确定电报对于新闻报道中的客观性的效果。
肖和麦库姆斯在北卡罗来纳大学的教员办公室彼此相邻，1967年秋，他们向“全国广播业者协会”（NAB）递交了一份小型项目申请书，要求对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进行有关媒介对于选举行为的效果的研究。这两个传播学学者决定在他们的查珀尔希尔小城采访100名未作决定的个人，因为他们预料诸如此类的未作决定的个人最容易受到媒体关于选举问题的议程的影响（坦卡德，1990）。这些个人的确是这样。麦库姆斯和肖发现，在媒介认为相对来说是最重要的问题与未作决定的选民认为是最重要的问题之间这两者近乎完全吻合。在设置议程设置研究的议题的过程中，关于议程设置的这一首次研究的结果1972年发表在《舆论季刊》杂志上。在233种关于议程设置的出版物中，有超出一半（57%）的出版物引用了麦库姆斯和肖的论文，迄今为止，它是在这一研究传统中被最为广泛地引用的文章。它之取得这样的殊荣，是因为它：
● 为这个新的研究专业提供了一个名称，并通过将媒介议程的内容分析与关于公众议程的调查并列起来，为研究议程设置的过程提供了一种经验的方法论。
● 论述了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之间的一种异常紧密的联系（超过98的序列关联），提出通过议程设置过程，大众传播具有间接的效果，这一发现满足了当时大众传播学学者的期望。
● 最初作为一篇论文出现在1971年“美国舆论研究协会”上，后来于1972年发表在《舆论季刊》上，因此能够将之既展现给大众传播学学者，又展现给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前者主要研究公众议程设置，后者则主要研究政策议程设置。
我们今天称之为议程设置研究的东西起始于W·李普曼的《舆论学》，在这部著作中，他表达了这样的基本思想：媒介创造了我们头脑里的象征性的想象，这些想象有可能与我们经历的“外在”世界完全不同。(31)不过，这一媒介如何设置公众议程的模糊思想直到B·科恩（1963）提出关于议程设置的有影响的隐喻——即媒体告诉我们“想什么”，才直接导致了议程设置研究范式的形成。然而，麦库姆斯和肖（1972）于1968年在查珀尔希尔进行总统竞选研究之前，这一范式的研究课题又经过9年多时间而未发表。这些学者提供了一个手段，以便据经验检测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之间的关系。他们的重要文章引导了议程设置过程研究的繁荣，包括近年来的各种各样的方法论的研究，它们不同于麦库姆斯和肖的内容分析和受众调查。在最初15年左右，一个由议程设置学者构成的无形学院经历了一个被T·库恩（1962）称为“常规科学”的阶段，在此，每一个经验的研究都递增性地建立在前面工作的基础上。这些研究证实了麦库姆斯和肖关于媒介议程影响舆论的发现。换句话说，在构成舆论方面，媒介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议程设置的学者们在媒介议程和公众议程的关系问题上，开始打破内容分析和受众调查的相当死板的模式。各种有创见的研究方案和概念开始被使用。例如，某些学者通过议程设置过程来追溯在时代中的某个单一问题（毒品、艾滋病或环境）。其他人（伊格和金德，1987）则在微观层次上从事公众议程设置过程的实验。调查对象观看改编过的晚间电视新闻广播的录像带——其中被拼接进关于某个问题的额外材料。正如人们可能预料的那样，这些个人随后便将那个问题排在了其议程的较高位置上。
因此，在六七十年前，凭借其关于舆论和宣传方面的作品，H·拉斯韦尔和W·李普曼开辟了传播研究的潮流，现在，这股潮流正在被今天的议程设置学者们推向前进。尽管“宣传”与“舆论”的词语已被诸如“大众传播”和“议程设置”等语词所替代，但早期的概念化工作仍然影响着传播学。
(1) 感谢S·R·布朗对于这一章的评论。
(2) 拉斯韦尔在他一生中的最初几十年，给他的父母写长长的家信。这些信件分析了他所到之处的历史和政治状况，并报告了他的日常活动情况。对于学者们，他的长篇通信可见于耶鲁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档案中。在穆特（1990）那里，拉斯韦尔给父母的许多信都得到展示和讨论。
(3) 19世纪末、20世纪初流行于美国的类似暑期学校的活动，常在野外举行，把教育与文娱结合起来，因创始于纽约州肖托夸而得名。——译者
(4) 拉斯韦尔赢得了在芝加哥大学举办的、现代历史科目的择优录用考试，其奖励是进入这所大学的一笔奖学金（史密斯，1969）。
(5) 梅里亚姆（1919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为在意大利的克里尔委员会（美国宣传机构）工作。
(6) 其中之一是R·凯西，明尼苏达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布莱尔弟子中的一个。
(7) 尽管近年来出版了诸如库姆斯和尼莫的《新宣传》（1993）等几部著作，这表明，关于宣传的学术工作可以经历某种复兴。
(8) 拉斯韦尔的首次定量的内容分析是他关于德语教科书的研究，在此，他把提到民族优越性、外国的劣势和军事英雄等方面的出处列表显示（拉斯韦尔，1925）。拉斯韦尔关于宣传的首次定量的内容分析，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从事战时传播项目几年之后。
(9) 宣传的另一个定义是由乔伊特和奥唐奈（1986）所提供的：“宣传是试图有意图地和系统地形成认识，操纵认识，指导行为，以获得促进宣传者愿望之中的意图的反应。”不过，另一个著名的宣传定义是：“某个个体或集团有意识地试图通过传播手段形成、控制或改变其他集团的努力，其意图是在任何特定的环境下，如此被影响的那些人的反应将是宣传者所期望的那种反应。”（奎尔特，1962）后来，奎尔特（1985）修正了他的定义：宣传是“少数人通过操纵符号传播而有意图地影响许多人的态度和行为的企图”。
(10) 在拉斯韦尔分析的协约国宣传传单中，有许多是由在法国的美国陆军远征军上尉W·李普曼创造的。
(11) 宣传作为一个学术论题在早期的普及见之于4500种出版物中，包括关于这个论题的一个有注解的文献目录（拉斯韦尔，凯西和史密斯，1935）。
(12) 1944年，时代—生活公司的业主H·卢斯向新闻自由委员会进行的3年期大众传媒研究提供资助。13位委员组成的委员会由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钦斯担任主席，成员中包括拉斯韦尔。哈钦斯委员会关注美国媒体所有权的日益集中，这股潮流正在削弱报纸竞争的层次。委员会的建议，诸如创办一个独立的机构以评估新闻界的运行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引起行动。不过，它重视由第一修正案所代表的新闻自由，这是美国媒体从业人员的一个中心价值。
(13) 这封信保存在芝加哥大学雷根斯坦图书馆、特殊收藏品部校长文件的36盒第6文件夹中。
(14) 在他离开芝加哥的前一年，拉斯韦尔的1937—1938的学年年薪从4000提高到4500美元（哈钦斯，1937）。
(15) 这个基金会是新成立的华盛顿精神病学院的一个庇护伞，也是跨学科杂志《精神病学》的一个庇护伞。
(16) 曾答应资助W·A·怀特精神病院基金的富有的赞助者就在这笔馈赠确定之前去世（佩里，1982）。
(17) 有些未被焚毁的拉斯韦尔的个人藏书留在了印第安纳的公路上，包括K·马克思的一本书。这件事为《芝加哥论坛报》所报道；后来，在20世纪50年代的麦卡锡时代，它给拉斯韦尔带来了与联邦调查者之间的相当大的麻烦。
(18) 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其他3个官员是：D·史蒂文斯，S·梅和R·J·哈维格斯特，他们也定期参加研讨班。
(19) 在1939年8月16日致坎布里奇大学的I·A·理查兹的信中，马歇尔说：“在最近两年中，越来越清楚的是，我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在这样一个领域之中：它缺乏一个合适的名称，所以我最终不得不把它称为大众传播。”这也许是“大众传播”术语的第一次使用。这封信现保存在洛克菲勒档案中心，RG收藏品，记录组1.1，200系列，223盒，2672文件夹。“传播”和“大众传播”的术语在40年代初开始使用，然后，迅速由新闻学和大众传播的相关领域中的学者推广为普通用法，这一过程是以W·施拉姆为领导的（阿西纳斯，1991）。
(20) 拉斯韦尔可能是受新闻记者R·基普林的歌谣的激励，而创作他的5个W的模式的：
我有6个忠实的仆人
我所知道的一切都是他们教的。
他们的名字是：什么、为什么和什么时候
以及怎样、哪里和究竟是谁。
(21) 拉斯韦尔的计划保存在洛克菲勒档案中心，记录组RF RG1.1，系列200R，239盒，文件夹2852。
(22) 例如，拉斯韦尔作不利于特兰索塞恩的证明，联邦政府通过与《纽约时报》相比声称，特兰索塞恩对于新闻的歪曲性处理表明它是在美国开业的一个纳粹新闻机构。
(23) 在内容分析方面，有一个受过拉斯韦尔训练的人是R·O·纳夫齐格，他是明尼苏达大学新闻学教授，那时告假在统计局和战时新闻局服务。
(24) 罗斯滕研究华盛顿新闻记者（罗斯滕，1937）和好莱坞电影制作人（罗斯滕，1941），后来写了一本关于意第绪幽默的著作。
(25) S·布朗（1992）指出，拉斯韦尔是各种知识线索的一个整合者，而且他并不打算将传播研究限于对效果的注重。效果的方向出自后来那些使用拉斯韦尔的模式指导他们的研究的传播学者之手。
(26) 如同拉斯韦尔所承认的那样（拉斯韦尔，1971）。
(27) 李普曼既是一个舆论形成者，又是一个舆论报道者，这种矛盾的角色的内在冲突为他自己所承认。在回忆往事的时候，他提倡记者和国家领导人之间的“一种大空间”。
(28) 实际事件和媒体报道之间的差异后来被称为“伪事件”（布尔斯廷，1961）。
(29) 这一节利用了罗杰斯、迪林和布雷格曼的文章（1993）。
(30) 麦库姆斯从施拉姆在斯坦福大学的博士研讨班上知道了科恩的著作，在这个研讨班上，科恩的这部著作被作为指定读物。
(31) 好几项议程设置的研究已发现，真实世界的指标（例如，一段时间艾滋病病例的数量，或每年与吸毒相关的死亡数字）与一个问题在媒介议程中的次序地位几乎没有关联。分别参见罗杰斯、迪林和钱（1991），以及丹尼利恩和里斯（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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