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的实用主义者W·詹姆斯（William James）在1903年10月29日的一封信中说：“过去的6个月中，在芝加哥，由J·杜威领导的历时10年的酝酿过程已经结出果实。这个果实是令人赞叹的——‘一个真正的学派’，‘一个真正的思想’。也是一个重要的思想！你听说过这样一座城市或这样一所大学吗？在这里（哈佛），我们有思想，但是没有学派。在耶鲁，有学派，但是没有思想。芝加哥既有学派，又有思想。”
——W·詹姆斯的信
由于若干原因，芝加哥学派对于传播理论与研究的影响非常非常重要：
1．它代表着社会科学在美国的第一次大繁荣，就那些重要的欧洲理论来说，特别是就德国社会学家G·西梅尔的那些理论来说，它起着思想登陆点的作用。
2．它使美国有关社会问题的社会科学研究有了强烈的经验主义方向。芝加哥学派是改良的、进步的和实证的，它试图通过研究这个世界的社会问题而对之进行改造。芝加哥学派的问题是：在迅速成长的城市中拥挤不堪的移民贫民窟里，诞生于乡村社区中的美国民主制能否有生存之地。
3．芝加哥学派的学者构成了一个以人类传播为中心的人格社会化的理论概念体系。对于芝加哥的社会学家来说，要成为社会的存在、人类的存在，就需要传播。他们抨击对于人类行为的直觉解释，取而代之强调一种观点，即后来被称作符号互动论的观点。
4．芝加哥学派构筑了后来的以媒介效果为重点的大众传播研究的模型。
对于那些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个人来说，那里的研究经历具有深远的影响。T·希布塔尼（Tamotsu Shibutani）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在芝加哥获得社会学博士，他说：“在我（从伯克利获得社会学学士学位）来到芝加哥前，我像是一个呆在黑房间里的人。我可以制订目标，但我实际上看不清。后来在芝加哥，遮蔽物被打开了。阳光照射进来，我能够理解人类的行为了。在我生命的所有其余时间，我将自己认作是一个芝加哥社会学家”（希布塔尼，1990）。芝加哥学派培养的学者对于这个学派怀有巨大的忠诚，它“对于许多当代社会学家来说，还代表着一种神秘的伊甸园，这些社会学家从芝加哥的家谱中追溯自己的门第，从而将他们个人的出身和目的置于社会学这一职业之中”（冯·马奈，1988）。
芝加哥学派对美国社会科学的重要影响被完好地记录下来；库尔茨（Kurtz）（1984）的有注解的文献目录列举了1000多本关于这个学派的出版物。这里，我就芝加哥学派发展的最重要的方面作一综合，强调它对传播学的影响。我首先注意R·E·帕克（Robert E. Park），这个学派的最有影响的成员，也是开创了大众传播研究的学者。其他芝加哥学派的学者，诸如C·H·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J·杜威（John Dewey）和G·H·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也将传播置于他们关于人类行为的概念体系的中心地位。
内战结束以后，从1865年至1890年，美国出现了巨大的发展。由于建造铁路，使用铁和煤炼钢，筹集资本，开展企业家的冒险活动，以及把大草原分割为农场和牧场，自然资源得到开发。一批强盗资本家引导了主要产业，通过控制他们的企业竞争者而聚敛财富，并经常涉足令人怀疑的商务活动。J·D·洛克菲勒是其中最大的。事实上，“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之执行最初是为了限制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公司”近乎垄断的权力。L·斯坦福（Leland Stanford）、A·卡内基（Andrew Carnegie）和C·范德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ilt）都出身贫寒，工作努力，领先超前，并积聚了大批的财富。强盗资本家糟蹋环境，剥削人民，尽管他们的企业行为在当时是合法的。强盗资本家很少受过大学教育，许多人基本上没有受过教育。这些人都是企业家，敢于冒险，制造事端，促使社会变革。在其晚年，强盗资本家会向私立大学、图书馆或医院捐赠资金，并且经常是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一个持久的影响就是他们所投资的那些优秀的私立大学。
霍普金斯大学1876年开设，由J·霍普金斯（Johns Hopkins）的一大笔捐赠所创建。霍普金斯是一个成功的巴尔的摩商人，他拥有俄亥俄—巴尔的摩铁路的大宗股票。12名大学理事不想再建造一所仅与美国业已存在的400所大学一样的大学本科学院（施米特，1986）。他们选举了曾在柏林学习的D·C·吉尔曼（Daniel Coit Gilman）为这所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因为他致力于强调研究生教育和研究。霍普金斯大学是第一所真正的大学，而不仅仅是一所学院，它之建立标志着美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发挥着为美国其他研究型大学树立榜样的作用，包括15年后的芝加哥大学（图5.1）。愤世嫉俗型的新闻记者H·L·门肯（H.L.Mencken）（1922）说：“当（吉尔曼校长）创建了这所大学时，他取得了某种巨大无比的成就；他使美国的高等教育发生革命，近乎在将其变得明智起来的方面获得成功。”J·霍普金斯所创造的革命是研究型的大学，这一机构致力于进行研究和研究生教育。
图5.1 作为文理学院的一种替代模式的研究型大学在美国的发展
面向美国的大迁移发生在1860年—1912年间，它是伴随着欧洲人逃离战争、革命和经济困境而奔向美国所能提供的工作机会、所许诺的自由土地而发生的。但是，这批移民中的绝大部分被困在迅速城市化地区——其特征是人类剥削和其他社会疾病——中的贫民窟里。诸如此类的问题在芝加哥南部、靠近密歇根湖的地方清晰可辨，芝加哥大学就建造在那里。
由于“美孚石油公司”总裁J·D·洛克菲勒的3500万美元的慷慨资助，这所大学于1892年得以创建，当时，芝加哥是美国的第二大城市，约有110万人口。在1880年至1890年这10年中，城市人口翻了一倍，至1910年，又翻了一倍。芝加哥在文化的多样性方面特别突出。1900年，170万人口中的一半是生于外国的人（布尔默，1984），其他的许多人是出生在外国的父母的后裔。“许多移居的男人和妇女在堆料场、南芝加哥钢铁厂、服装厂、麦考密克农业（机械）厂、铁路和普尔曼卧车厂工作。芝加哥的贫穷和财富、污秽和奢侈、动荡和犯罪，引起国际注目，它的管理不善的、腐败的市政府也是如此。”（迪纳，1975）1904年，当德国伟大的社会学家M·韦伯访问芝加哥时，他将这座城市描绘为“像一个被剥光了皮的人，人们可以看见这个人的肠子在工作”（1926）。
这一巨大的、迅速发展的城市没有一个主要的大学。浸礼会的领导人已经决定在芝加哥建造一所与浸礼教相关的大学，这部分地是由于他们在那里已有了一个神学院，他们向洛克菲勒——一个虔诚的浸礼教徒——要求资助。他们向他要一大笔用于建造一所新的芝加哥大学的资助，洛克菲勒最后同意捐助60万美元，条件是只要它能与来自其他捐资人的40万美元相匹配（古德斯匹尔德，1916）。几个月后，浸礼会的基金筹集活动达到了它的目标，因为芝加哥百货公司的老板M·菲尔德（Marshall Field）同意提供一大块地，它毗邻1英里长的哥伦比亚世界博览会游乐场（因此，这个校园被称为游乐场校园）。与洛克菲勒签订的协议说明，新的大学将坐落于城市里，而不是富饶的郊区，所以现存的浸礼会同盟神学院迁往游乐场校园。
一当浸礼会的领导人开始启动基金，另加一块用于校园的土地时，他们就聘用了一名校长W·R·哈珀（William Rainey Harper），他当时35岁，在耶鲁大学教希伯来语。哈珀18岁时在耶鲁大学获得古典语言博士学位，并在迁往耶鲁以前，在好几所大学教过书，包括浸礼会同盟神学院。通过肖托夸（Chautauqua）成人教育运动，(2)哈珀见过他那个时代的许多著名的社会科学家，特别是那些涉足旨在帮助解决社会问题的研究的社会科学家。在领导哈珀的新大学趋向于社会改良方面，这段经历证明是重要的。
哈珀是一个精明的讨价还价者，他提出如果洛克菲勒另捐助用于神学和研究生教育的100万美元，就同意来芝加哥。洛克菲勒接受了这个条件，由此开始了雄心勃勃的年轻大学校长和他的富裕资助人之间的独特关系（古德斯匹尔德，1916）。在以后的20年间，这个强盗资本家和哈珀玩起了一场两人都能理解也似乎都喜欢的游戏。每年，哈珀校长都使大学的预算大大超支，然后就向洛克菲勒要求另外的约100万美元，以便挽救这个新的、洛克菲勒已投资如此之多的大学。以这种方式，哈珀逐渐从洛克菲勒那里诱取了越来越多的百万美元。这个策略之所以会起作用，是因为哈珀的新大学非常成功。哈珀具有敏锐的辨别学术人才的眼力，当他追逐每一领域的一流学者时，他又是一个颇有说服力的商人。一般来说，他使愿意成为芝加哥教职人员的教授的工资翻倍。截止1900年，也就在芝加哥大学成立8年以后，该校在学术质量方面被认为是美国的一流大学之一。它是中西部的名牌大学，是美国5所最有名望的大学之一。洛克菲勒曾慷慨地回应这一成功，但是，最后，他告诉哈珀校长，他将给出最后的1000万美元资助；然后这所大学就得靠它自己。以后，洛克菲勒会继续与哈珀交谈，但不是有关这所大学的预算赤字问题了。哈珀同意了。不久，他亲赴纽约看望洛克菲勒，后者说他会高兴地与他会面，但不是讨论赤字的事了。哈珀同意了，当他走进洛克菲勒的办公室时说：“我们来祈祷吧。”（这是当时的习惯）所以，他俩跪下作祈祷，哈珀校长告诉上帝有关赤字的一切。洛克菲勒再一次耐心地认捐了。
哈珀的芝加哥大学设想是一种新型的城市大学。1902年，他在N·M·巴特勒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就职典礼上说：“一所大学应该使自己适应城市的影响，应该发挥作为城市文明的表现的作用，应该满足城市环境的要求，最后，应该多少与坐落在乡村和小城市中的大学有本质的不同。”
F·T·盖茨（Frederick T.Gates）（1853—1929）是一个年轻的浸礼教教长，美国浸礼教教育协会干事，在说服洛克菲勒捐助最初的60万美元用以创建芝加哥大学的问题上，他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洛克菲勒为盖茨所打动，一两年以后，他聘用盖茨管理洛克菲勒的慈善事业。本质上，盖茨经营着一个后来成为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机构，几十年以后，当这个基金会建立起来（1913）时，盖茨是最早的理事之一。他阐述了聘用专业人员向值得投资的事业发放基金的思想。诸如此类的专业人员，以及他们被聘入的私人基金会为像洛克菲勒那样的富人所需要。在聘用盖茨之前，洛克菲勒总是被寻求基金的个人和团体所追逐。即便借助于盖茨的帮助，洛克菲勒也不可能增加他的捐赠比率，以便和他的财富的增长相匹配。盖茨向洛克菲勒推荐说，他应该“批发”而不是“零售”他的捐赠。在某种意义上，盖茨发明了现代基金会，即在各个科学领域中聘用主题专家来管理洛克菲勒的慈善事业。洛克菲勒决定资助研究事业，因为虽然他不愿意把钱施舍给街头乞丐，但认为资助对有关贫困之根源的研究是合适的（普鲁伊特，1991）。洛克菲勒基金会始于医疗和公共健康的研究，扩大到农业研究，最后囊括其他类型的研究。
最初，基金会反对资助社会科学研究；相反，L·斯佩尔曼·洛克菲勒纪念馆（以洛克菲勒的妻子命名）负责通过研究来改善公共福利，它在20世纪20年代开辟了将洛克菲勒的资金投入社会研究的途径。这个纪念馆由B·拉姆尔（Beardsley Ruml）领导，他是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的年轻的心理学博士。20世纪20年代，纪念馆完全控制了社会科学的基金投入。从1923至1932年（这时它与洛克菲勒基金会合并），它所提供的约2100万美元中，约340万美元投向了芝加哥大学。这笔基金构成了由美国社会科学所采纳的方向，例如，它对于经验的方法的重视。
在L·斯佩尔曼·洛克菲勒纪念基金的帮助下，芝加哥学派著述甚丰。从1923年至1932年，由地方共同体研究委员会及（其后任的）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所支持的研究使84部著作和专著出版，以及120篇文章发表（康弗斯，1987）。截止1929年，79个地方共同体研究项目完成，但没发表，尽管其中的一些后来发表了。那时一共有162名研究助手被地方共同体研究委员会聘用（史密斯和怀特，1929）。这是最高级的研究基金，是第一笔用于社会科学的基金。在这些巨大资助之前，社会科学的研究主要是由个体学者来进行的。芝加哥学派进行了一个研究项目，它由一系列相互并列的经验研究所构成，处于R·E·帕克的总领导之下。
20世纪20年代对于美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来说是一个关键的10年，而这里的骰子主要投向芝加哥大学。在芝加哥，与20世纪民主制中的工业革命相连的新的社会问题特别突出。在芝加哥大学中，特定的环境受到L·斯佩尔曼·洛克菲勒纪念馆为经验研究所提供的基金的刺激，而一批极有能力的社会科学家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普鲁伊特，1991）。
J·D·洛克菲勒和L·斯佩尔曼·洛克菲勒纪念馆不仅是芝加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洛克菲勒基金会还资助了传播学的其他先驱者中的每一个人。没有洛克菲勒基金会，美国早期传播学就不可能繁荣起来。这个领域就建立在一个由石油所提供的基础之上（表5.1）。
表5.1 洛克菲勒基金会对于传播学领域的资助
哈珀校长召募了当时科尔比学院——缅因州沃特维尔的一个小浸礼会机构——院长A·W·斯莫尔（Albion W.Small）加盟芝加哥大学的教职队伍。斯莫尔曾从1879年至1881年在柏林大学和莱比锡大学学习历史和政治经济学，后于1889年在霍普金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也是一个得到委任的浸礼教教长，这适合于芝加哥大学的双重要求：学术上优秀，又有宗教方面的适当地位。（从一开始，芝加哥大学就不是很倾向浸礼会的。）斯莫尔在科尔比学院开创了一门社会学课程的教学，他还写过一部社会学方面的入门教科书。他告诉哈珀校长，他想成为芝加哥社会学系系主任。
斯莫尔对美国第一个社会学系抱有某种设想，并直接将其付诸行动。他已翻译出版了G·西梅尔的主要作品，并希望他的系成为德国社会学的美国前哨。(3)但是，斯莫尔不希望芝加哥的社会学家仅仅是将西梅尔的理论通俗化。芝加哥学派要扩展德国的社会学理论，将它们运用到城市社会问题的研究中。芝加哥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天然实验室，以便检验这样的问题：世纪之交，在美国新的城市环境中，美国民主制如何被调节、才能够更加有效地发挥作用。斯莫尔并不想让他自己的思想支配他的同事和学生。(4)相反，芝加哥社会学要成为多元的，成为一个自由的思想市场。由此导致的理论的灵活性使得芝加哥学派能够从其原来与神学的紧密联系转到社会问题的方向。在20世纪的20和30年代，芝加哥社会学就因这样的方向而闻名。斯莫尔将社会学看作是一种改良的科学。在（他所创建和编辑的）《美国社会学杂志》的第一期，他坚持认为，社会学不应是一种“什么都不做”的社会科学。相反，他要它“做得好”。
为什么哈珀校长在当时还不为人所知的社会学领域雇用了斯莫尔、将之作为他的新大学的一流教授的最初13个入选者中的一个呢？首先，斯莫尔是少数几个既有博士学位、又受过德国研究生训练的浸礼会教友中的一个（克里斯塔克斯，1978）。作为一种额外的东西，斯莫尔还是一个学院院长，因此具有管理经验。所以，看来哈珀校长真的需要斯莫尔；他不过是碰巧成为一个社会学家。“显而易见，很大程度上，在芝加哥大学建立一个社会学系的决定，以及它以后的理论发展是哈珀对特殊人物的任命政策的产物，他任命这些人是因为他们是杰出的，而不是因为他已对社会学系应成为什么样子有了确切的想法”（迪纳，1975）。如果哈珀校长聘用了另一个不同的学者（如同他确实想尝试的那样），而不是斯莫尔，那么，芝加哥的社会学系将隶属政治学系。(5)
因此，由于一种聘用方面的偶然事件，芝加哥有了美国第一个社会学系。它完全支配了美国的早期社会学。例如：
● 截止1909年，即芝加哥社会学系创立17年以后，在当时美国200所大学教授的1000门社会学课程中，芝加哥提供了100门课程。
● 从1895年至1915年，在美国的98名社会学博士中，由芝加哥大学授予学位的有35名（欣克尔，1980）。
● 从1915年至1935年，芝加哥毕业了60名博士，其中11名位于美国社会学协会的最早的27名会长之中。
● 截止1929年，在美国社会学的所有研究生中，有三分之一是在芝加哥大学。他们在那里获得了博士学位，分散到其他大学执教，并将他们的优秀生送回芝加哥攻读博士学位。因此，美国其他大学中的许多社会学系实际上成为芝加哥大学的“预备队”。
● 社会学的主导性教科书写于芝加哥大学：由R·E·帕克和E·伯吉斯（Ernest Burgess）编辑的《社会学导论》（1921），由W·I·托马斯（W.I.Thomas）和F·兹纳涅茨基（Florian Znaniecki）撰写的《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是社会学的经典之作。
1905年，A·斯莫尔创办了美国第一本社会学的科学杂志：《美国社会学杂志》，他也是这本杂志的最多产的撰稿人，在其创刊后的20年中，他共发表了38篇文章（欣克尔，1980）。芝加哥大学控制了这本杂志，因此对于美国社会学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而且，在美国社会学联合会（现为协会）——社会学家主要的专业组织——存在的前几十年中，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也发挥着该会常设办公室的作用。
G·西梅尔和他法国的同代人E·涂尔干经常被描绘为现代社会学的共同创立者（卡普洛，1968）。西梅尔（1858—1918）生于柏林的犹太家庭，其父母亲归依天主教。他在柏林大学学习，并在其学术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柏林大学教书。西梅尔是造诣极高的“标杆”，他在家里为当时一流的哲学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举办气氛融洽的沙龙。他继承了一小笔财产，作为一个独立的学者而生活。西梅尔著述甚丰，他的许多作品都是有关今天会被称为现代性的东西。受C·达尔文和H·斯宾塞的影响，西梅尔围绕着社会进化、城市社会生活、城市生态学等问题从事教学和写作。他的理论成果直接影响了芝加哥学派，而对于西梅尔的思想概念化来说，芝加哥学派发挥着一种经验的实验室的作用。
“西梅尔是一个文雅的人，思想丰富，超然独立，善于处世。他就意大利的建筑写作，针对德国诗歌发表讲演，关注现代绘画、妇女的时装和泛神论的历史……除社会学以外，他对于理智问题也有兴趣：自由和自由意志，死亡形而上学，大城市生活的心理效果，等等。对他的思考来说，没有什么主题太大或主题太小的问题，只要该主题具有某种理论特征。”（卡普洛，1968）西梅尔的工作范围特别广泛，这是他之所以难以和德国的学术制度相融的一个原因，后者对非专业涉猎者怀有不敬的态度。
如果西梅尔没有就如此范围广泛的主题——从（《货币哲学》中的）交换的本质到陌生人的作用，再到影响人类行为的人际网络——写作的话，他就不会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事实上，西梅尔近乎就任何题目撰写论文。他能够通过运用他的社会学的观点来使某个论题“西梅尔化”，而不管这个论题是时装，是资本主义，还是异化。西梅尔的工作本质上是纯理论的，他没有进行经验性的调查。
西梅尔很少得到他的德国同时代学者的尊敬，他的教职也没有提升（莱文，1989）。从1885年至1900年的15年内，他只是柏林大学的一个助理教授；按照这样的学术地位，他在大学里的工资取决于学生的学费。西梅尔是一个颇受欢迎的讲课者，他在柏林大学最大的礼堂讲课（弗里斯比，1984）。他之受欢迎或许引起了他的大学同事的嫉妒。西梅尔的提升必须经教育部长的同意，这位德意志帝国的部长对西梅尔与社会主义者的友谊、对西梅尔在社会主义者出版物上所发的文章，都持不赞同的态度。在世纪之交的德国，社会学是一个新的、边缘性的学术领域，直到1918年，大学里才有了社会学的位子。出于所有这些理由，西梅尔的学术生涯是受冷落的。最后，到了1900年，他被提升为柏林大学副教授的级别。他在各种大学申请正式教授的位子，但是每一次都被拒绝。西梅尔哀叹道，他会在没有知识继承人的情况下死去。只是到1914年，当他56岁的时候，他才获得斯特拉斯堡大学的教授职称，而那是一个不很重要的大学。而且，他所获得的是哲学的位子，而不是社会学的位子（弗里斯比，1984）。4年后，也即1918年，西梅尔因患肝癌去世。
在西梅尔的重要著作中，有这样两本著作：《陌生人》——这部著作激励了芝加哥的R·帕克；《群体亲和网》（1922）——它导致了网络分析。西梅尔写到了三人组合，(6)也就是一个由三个人组成的群体。他论证说，一个三人组合构成了一种不稳定的关系，因为三人组合中的两个成员通常构成了一个二分联合体，以对抗第三个成员。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在T·卡普洛（Theodore Caplow）的领导下，美国社会学家进行了大量的有关三人组合的研究。
西梅尔认为，社会学分析的进步是通过更深刻的思考、而不是通过积累和分析事实来获得更充分的理解。与之相比，E·涂尔干的社会学风格的构成有赖于通过经验研究而获得的统计资料，M·韦伯的方法围绕特殊的概念而构建了社会学分析。现代美国社会学追随涂尔干和韦伯，却偏离了西梅尔（卡普洛，1968）。西梅尔认为，社会学的中心问题是对社会化的理解（斯派克曼，1966），这个观点由芝加哥学派的C·H·库利、G·H·米德和J·杜威推向前进，并将之系统地阐述为符号互动论。
R·帕克将西梅尔有关传播的理论观点反映在他的研究和作品中，这种观点可以概括如下（莱文，卡特和戈尔曼，1976）：
1．社会作为社会学的核心概念，是由个体之间的传播所构成。
2．所有的人类传播代表着某种交流，这种交流对于所涉及的个体来说具有交互的效果。
3．传播在彼此之间的社会距离不断改变的个体之间发生。
4．人类传播满足某些基本需要，诸如友情或侵略，或追求收入、教育或其他渴望达到的目标。
5．某些种类的传播随着时间的发展而成为稳定的或固定的，因此代表着文化和社会结构。
西梅尔对于人类传播的关注以各种方式影响了芝加哥学派。他有15篇文章发表在《美国社会学杂志》，这是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内部刊物，也是当时一流的美国社会学杂志。R·E·帕克注册学习了西梅尔的课程，包括在柏林大学的一门社会学课程，后来，当帕克在芝加哥教书时，他是引入西梅尔关于人类生态学、种族关系和社会问题研究的理论观点的一个渠道。G·H·米德受到西梅尔的影响，或许他也听过西梅尔在柏林的课。
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在芝加哥的繁荣只是几个学者的工作：C·H·库利、J·杜威、G·H·米德和R·E·帕克（图5.2）。这4个重要的美国学者有一些共同的特征：
图5.2 芝加哥学派的思想先驱和继承者
● 他们都生于1859—1864年间，大约是美国内战时期，并且都是在小城市长大。他们都有新教和道德主义的背景，但是由于科学的教育，他们试图成为社会生活的客观观察者。他们都是改良派的——通过更准确地理解社会问题而对抨击社会问题发生了兴趣。他们都是乐观主义者，主张为了美国民主制能够在城市共同体中繁荣兴盛，社会进步是需要的。
● 他们都与密歇根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有联系，这两所大学是当时具有很高名望的美国大学。J·杜威在密歇根大学做过库利和帕克的老师。库利影响了米德关于自我的概念。杜威将在密歇根大学做教员的米德带到芝加哥，在那里，他们成为好朋友。尽管这4个学者被连结成一个理智相互影响、生涯相互交叉的人际网络，但是他们各自都作出了不同的理论贡献。
● 库利和米德创建了互动社会心理学（后来被更普遍地称为符号互动论）。他们反对以直觉构成人类个性的基础，认为人际传播是个性构成的中心。
● 他们强调人类传播的主观主义——就是说，信息的接受者以某种为其所特有的方式解释信息的内容（而不是完全如同信源所意图的那样）。这种主观主义后来被C·E·香农的数学传播模式所淹没（参见第十一章）。
● 早期芝加哥学派是经验的，但并不是非常量化的。帕克认为，统计方法是“只会空谈的诡计”，直到20世纪30年代，芝加哥社会学才开始将统计的方法运用到量化资料的分析中。
芝加哥学派实际上从密歇根州安阿伯起步，这是距离底特律45英里的一座大学城。密歇根大学是美国高质量的公立大学之一，它早就强大起来，尽管它对传播学的贡献不十分直接，而只是比较早的、并且是通过芝加哥学派对于传播学产生了间接的影响。
C·H·库利（1864—1929）是一个道地的安阿伯人。他出生在那里，整个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里度过，也在那里去世。他的父亲是大学法学院院长，库利的妻子是大学医学院院长的女儿（比尔斯泰特，1981）。芝加哥学派的所有其他关键人物也都是在小城镇中长大：杜威在佛蒙特州伯灵顿；帕克在明尼苏达州雷德温；米德在马萨诸塞州哈德利。但是他们都尽可能地割断了他们的乡村之根，过起了城市生活。而库利则一生都留在安阿伯。
年轻的库利是一个敏感的男孩，阅读广泛，过分腼腆，患有口吃，并受慢性便秘的折磨（切特罗姆，1982）。他终身写日记，他的许多有关人类行为的洞见都来自反省。通过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观察，库利为我们对于个性社会化的理解作出了贡献。他是一个不作深入调查研究的社会学家，在他的家中观察他的三个孩子玩耍的情景，并研究他们对于诸如“我”（主格）、“我”（宾格）“我的”（所有格）和“我的”（物主代词）人称代词的用法。库利不相信测度和统计。所以，他是经验的，而不是统计的。
1893年，库利作为密歇根大学的博士生，选了一门由J·杜威开设的政治哲学课。他为杜威的讲课所深深吸引，并将这些课的主要论题结合到他自己的社会学理论中，即：大众传播媒介能够恢复一种共同体感（匡特，1970）。
库利40岁以后，耳朵越来越聋，但是他的课在密歇根大学仍然非常受欢迎。1928年，他64岁，450名学生注册了他的导论性的社会学课。作为一个知识的隐居者，库利发现参加学术会议是一种痛苦的经历，特别是当他1918年被选为美国社会学协会主席的时候，更是如此（比尔斯泰特，1981）。
库利发展了两个主要的概念：
1．（与次要群体相对应的）“首属群体”（primary group）——它在构成一个人的社会本性方面是面对面的、亲近的和重要的。他称之为“首属的”，因为它在个性社会化方面的重要意义，也是因为诸如父母亲、兄弟姐妹、同事和教师等首属群体是最早进入一个人的一生之中的。
2．“镜中自我”（the looking-glass self）——这是关于人类的交互作用反映了个体的当下环境、因此起到了心灵的镜子的作用的思想。(7)“我想象在你的眼里我是什么人，我就是什么人。”库利喜欢引用的话是：“人们彼此都是一面镜子，映照着对方。”库利（1902）的丰富多彩的镜中自我概念强调个体社会化中的人际传播的重要性。这个概念被G·H·米德进一步发展成为“自我”的概念。
库利是一个道德主义者，但是没有涉足改革。他的作品按今天的标准来判断就很尴尬，其中暗含着盎格鲁-撒克逊人和基督教的优越性的意思。他要在迅速城市化的时代保存乡村社会的美德。库利阅读了斯宾塞、(8)A·孔德和G·塔尔德的著作，他敬佩达尔文的科学想象力；在他的作品中，他没有提到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库利受J·詹姆斯的《心理学原理》（1890）的影响，这是一部重要的早期著作，它展示了心理学的本质，也解释了实证主义观点——即所有的思想都是假说，它们可以通过将科学方法运用到社会行为科学中去来得到检验。
库利撰写了三本主要的著作：《人性和社会秩序》（1902），它涉及儿童个体社会化的问题，其中包括他的“镜中自我”的概念；《社会组织》（1909），它论证说，社会是由大众媒介连结在一起的，在这部著作中，库利解释了“首属群体”的概念；《社会过程》（1918），它讨论了传播在社会中的作用。
芝加哥社会学系的教师不多。即便将杜威和米德包括进来（社会学博士生经常在哲学系注册学习他们的课程），我们正在谈论的也就是6个重要的学者（任何一个时期，社会学的教师都由5—8名教授组成）。考虑到芝加哥学派的非凡成就和一群群的博士生，几乎难以令人相信只有这么少的教师。他们主要是：
● A·斯莫尔，社会学系的创办人，他在这个系的早期岁月中占有统治地位，为芝加哥学派的重要地位奠定了基础。
● W·I·托马斯，他在芝加哥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也在柏林和哥廷根学习人种学，他认为：“如果人将环境限定为真的，那么它们因此就是真的。”知觉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它构成了被托马斯称之为个体对于“环境的限定”的东西的组成部分。《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有5卷，一共2250页，讨论涌向美国的移民问题，它是与波兰社会学家F·兹纳涅茨基合写的，发表于1918—1920年间。《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是“美国经验社会学的第一部伟大的经典之作”（科斯尔，1977）。对于在美国建立社会学学科来说，这一研究是最重要的工作，它强调社会无序概念，因此在芝加哥社会学中引起了一个基本的变化，即使“学者们从对社会问题的人道主义兴趣转向对造成这些问题的无序的社会学过程进行分析”（法里斯，1970）。社会无序使个体摆脱了群体的社会控制。从1880年至1910年，200万波兰人迁移到美国，其中80%在大生产企业中从事无技能的工作：钢铁厂，食品加工厂，纺织厂和煤矿。从波兰的农村转向城市芝加哥，这代表着首属群体关系的断裂和依存关系的丧失，因此导致了社会无序状态。托马斯对芝加哥社会学的强烈的理论影响终止于1918年，这个时候他犯了性生活不检点的过错。(9)
● E·伯吉斯，家庭社会学家和人类生态学家，他提出了城市结构的同心圆理论：一个城市有一个商业区，周围是由下层、中层和上层居住区所构成的一层又一层的圈子。伯吉斯与帕克（他们在大学里是同一办公室的人）合作进行有关芝加哥的生态学研究，开辟了人类生态学领域，这一领域以个体和他们的环境的关系为中心，并且直接借助于达尔文的进化论。
● J·杜威，他从1894年到1904年一直都在芝加哥大学哲学系执教，后来，他出于愤怒离开这里前往哥伦比亚大学。他是实证主义的倡导者，后者是这样一种哲学，即认为关于信念的意义的解释应该根据信念的实际效果或内容、根据先进教育的实际效果和内容来形成。
● G·H·米德，他也在哲学系，教的是高级社会心理学课程，大部分社会学的博士生都注册学习了这门课。他的重要著作《心灵、自我与社会》是他去世后由他的一个学生C·W·莫里斯（Charles W.Morris）编辑的，其根据是在1927年米德的课上所做的课堂笔记。米德论证说，个体的个性是通过与其他人的传播而形成的，正像是借助于与他人的互动，自我形象得到发展一样。
● R·E·帕克（Robert E.Park），他是最能代表芝加哥学派的学者，也可以被认为是大众传播的第一个大学研究者。
在这一章中，我们侧重于杜威、米德，特别是侧重于帕克。
在美国，第一个从外部获得资助的社会研究是在芝加哥大学进行的，它给予教师一起从事研究项目的研究生提供支持。就芝加哥如何教会学生进行社会研究而言，师徒之间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R·帕克和他的博士生一起走进这个领域，花费时间和每一个博士生在一起，讨论他们的研究。帕克喜欢对他的学生说，“在‘真正的’研究中，凭感觉做”（布尔曼，1984）。
正如人类学家受B·马林诺夫斯基和F·博阿兹的影响而从事实地考察工作一样，“城市人种志的芝加哥学派通常被认为是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背后的主要动力”（范马南，1988）。芝加哥研究有赖于调查者和他们的调查对象之间的密切的私人关系，以便在移情的意义上了解他们的对象的观点。芝加哥社会学家注重对偏离常规的亚文化的研究，即芝加哥的各种贫困团体的成员：歹徒（思拉舍，1927）、流浪汉（安德森，1923）、贫民窟居住者（佐尔博，1929）、自杀者（肖勒，1926）、少数民族居民（沃斯，1926）和“职业舞女”（克雷西，1929）。
芝加哥学派关于城市社会问题方法的一个典型调查是克雷西（Cressey）（1929）对一个有职业舞女伴舞的舞厅的研究，该舞厅以10美分一场舞的价格为男士提供女性舞伴。跳舞者“在舞厅跳舞的伪装下，与付费舞客从事一定的色情活动”。克雷西不是以某种统计的、或客观的方式对职业舞女伴舞现象作出分析。相反，他把这一被改革家视为不健康的行为描述成一种“出于道德震惊而作出富有同情心理解的一个合法的题目”。因此，帕克之前的芝加哥学派——它曾具有新教改革主义的意识形态色彩——转向了对社会问题的科学研究。芝加哥社会学的新兵“通过一番改造，从‘空想的改良主义’转向某种类似于知识窥阴癖（intellectual voyeurism）的东西。”（特纳夫妇，1990）芝加哥社会学家认为，解决社会问题的适当政策可以通过社会学研究得到确定。他们想研究某个逼至眼前的社会问题，主要依靠的是诸如观察和深度访谈那样的人种学方法，尽管他们也使用具有累积性的量化资料，比如在这个城市的不同地区的卖淫率或青少年犯罪率等。(10)
芝加哥的博士生通常选择一个社会问题来作学位论文研究，进行调查，然后出版一本关于这个问题的著作，它带有R·帕克的一篇长序。“据说帕克讲过，他情愿鼓励10个学生写10部著作，也不愿意他自己写一部著作。”（伯内特，1964）芝加哥学派是一个密集的学者网络，他们在一个城市进行有关这个城市的社会问题的研究。早期芝加哥学者通常认为调查是不科学的，所以芝加哥学派关注内在效度（对于行为的准确理解）的程度胜于关注外在效度（对于结论的普遍化）的程度。典型的芝加哥博士论文是关于某个社会问题的个案研究，在芝加哥存在着大量的诸如此类的问题可供选择，在这个大学的步行距离之内就有巨大的贫民窟和牲畜围场。(11)“芝加哥的社会学家……试图建立一个与道德有关的、对于社会有用的学科。”（史密斯，1988）“进步主义”是一种信念，它认为社会问题可以通过科学研究得到解决。所以，进步主义、实证主义和改良是芝加哥学派的特征，它们都处于人们意图之中的科学目标的背景之下。
芝加哥学派使美国社会学偏离了H·斯宾塞和宏观层次的进化论，转向一种更细微的、微观层次的社会心理学。互动论（interactionism）是这样一种观点，它认为，人类行为是社会性的，受到与其他人的交谈的影响。符号互动论则是这样一种理论立场，它主张，人类通过与其他人的互动来认识他们自己是谁。人们借助于与其他人的人际传播而建立意义。
图5.3 约1904年J·杜威（1859—1952）离开芝加哥大学
使用获芝加哥大学档案馆许可。
J·杜威（1859—1952）是“这个世纪所产生的最广为人知的、最有影响的哲学家”（霍沃斯，1960）。在他的著述甚丰的学术生涯中，他发表了36部著作，815篇文章和论文——不幸的是，都是以一种单调乏味的风格写就的（伊斯门，1941）。杜威认为，个体只有在与其他人的联系中才能发现自我意识；因此，对于民主制度来说，共同体乃是基本的。杜威被称作“民主制度的哲学家”（迪尔伯恩，1988）。在杜威看来，传播是使人民成为社会的完美的、参与性的成员的手段（彼得斯，1989a）。他主张，“社会不仅是由于传递、由于传播而得以存在，而且完全可以说是在传递、传播之中存在着。”然而，“杜威……的道路没有被美国大众传播研究所采纳”（彼得斯，1989）。事实上，大部分传播学学者不将杜威认做是他们的前辈之一；他的作品远远高于他们的视野，以致使其影响不能为之所认识，而且，他的许多思想的确只是当代传播学的间接先行者。
杜威生于佛蒙特州伯灵顿，他的父亲是当地的一个商店老板，佛蒙特大学的学生就在杜威家搭伙。在佛蒙特大学的学院读三年级的时候，他阅读由（达尔文的助理）T·H·赫胥黎撰写的进化论方面的教科书。年轻的杜威“为科学知识而欣喜若狂”（伊斯门，1941）。他也阅读H·斯宾塞关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著作。怀着对理解这个世界的新的兴奋之情，杜威热切地投入学院的学习之中，他在班上第一个毕业，获得哲学学士学位。摆在杜威面前的实际问题是：作为一个19岁的哲学家该干些什么？
在1879年，美国的哲学教授通常都是从前的牧师；他们的讲课包含大量的说教，大学的管理者们希望他们的哲学教授能够“看到科学并没有控制学生的心灵”（伊斯门，1941）。杜威并不合适于这种作为道德说教者的哲学家模式，事实上，他促使这一形象得到改变。他具有实际的和进步的一面，相信科学实验能够为认识世界提供一个基础。在公立学校的三年令人不快的执教生活以后，他前往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在那里，他的导师J·S·莫里斯（George Sylvester Morris）传授给他一种黑格尔的视野。(12)黑格尔认为，心灵和自然有一种基本的统一，所以在研究自然的时候，人们就是在研究自然的基本现实。杜威也听了G·S·霍尔的实验心理学课程，后者曾随W·冯特在莱比锡接受教育。在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杜威得到密歇根大学的一个教职，在那里，他的导师莫里斯已经离开。不久，杜威转移到明尼苏达大学一年，但是后来（在1888年他30岁时）又返回密歇根大学，在莫里斯去世后担任哲学系的教授和系主任。
1894年，芝加哥大学校长W·R·哈珀为杜威提供了哲学、心理学和教育学三系合并的新系的系主任职位，年薪5000美元，比杜威在密歇根大学得到的3000美元要多得多（伊斯门，1941）。这个合并起来的系对于杜威是有吸引力的，因为他对思想过程的心理学和循序渐进的教育越来越有兴趣。
不久，他就涉足J·亚当斯（Jane Addams）的赫尔馆，它坐落在南霍尔斯特德大街800号，在芝加哥大学以北靠近大环（the Loop，指芝加哥商业中心）的一个拥挤的欧洲移民贫民窟中。J·亚当斯是一个具有改革精神的年轻妇女，她组织芝加哥的知识分子帮助下层阶级，并且经常通过在赫尔馆举行的会议来做这件事。这个街坊文教馆（settlement house，指为城市贫民区居民提供教育、娱乐等社会服务的场所。）以其原主人C·J·赫尔（Charles J.Hull）的名字命名；它后来的主人H·卡尔弗（Helen Culver）1889年由于J·亚当斯的说服将赫尔馆捐作美国第一个改革团体的街坊文教馆。赫尔馆为精英们来到贫民窟居住下来观察社会劣势人群的问题、讨论可能的解决办法提供了便利。(13)截止20年代中期，它发展到涵盖整个城市街区的程度，这个时候，它有70名居住者，他们每星期为9000名妇女、男人和孩子提供服务。1931年，J·亚当斯因她的人道主义贡献而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14)在芝加哥生活的岁月中，杜威参加了各种各样的社会改良活动，特别是在教育方面，也特别是与赫尔馆有关的活动。他非常敬佩J·亚当斯，并以她的名字为自己的女儿取名。
J·杜威被描述为“瘦高个、文静、内向、喜欢沉思”（麦考尔，1961）。另一种说法将他描绘成“一个可以想象出的最伟大、最谦和的崭露头角的人……你看，他穿着灰色的宽松外套站在讲台上，胡须下垂，头发从当中分开，口里说着‘对不起，插一句’”（麦考尔，1959）。杜威并不是一个衣冠整洁的人。“他过去常常这样走进逻辑理论教室：领带耷拉在领子下面，一只袜子卷在脚踝上，或是一只裤腿钩在吊袜带上。”（伊斯门，1941）他性情温和，但在原则问题上也可能顽固不化。有一次，他告诉芝加哥大学校长，如果他的年薪能够从5000美元增加到7000美元的话，他原则上可以考虑额外承担教务长的行政职责。哈珀校长说，那样的薪水会使杜威在他的同事面前为难，但是杜威认为他能够应付这一痛苦。后来，杜威回忆说，“比起我一生中的其他行为来，那一要求加工资的举动使我更像一个人！”（伊斯门，1941）
在芝加哥大学的10年（1894—1904）间，杜威主要致力于心理学。离开游乐场校园以后，他将心理学运用于教育和哲学问题，而不仅仅致力于心理学本身（舒尔茨，1975）。杜威的著名文章《心理学中的反射弧概念》（1896）利用了W·冯特的手势思想，并且后来被他的芝加哥同事G·H·米德所扩展。芝加哥学派运作之时，心理学的主要传统是个人主义的，不太注意个人的社会关系。刺激反应（S-R）理论占据统治地位。一个外在的刺激为一个个体所知觉，然后它遵循通向适当肌肉的神经路径，而适当肌肉的行为就是反应，它是这个过程的终结。这种刺激反应模式的确可以描述某些行为——例如，关节痉挛，但是对于许多更富有社会性的人类行为来说，它是一个不完全的模式。在其他方面，刺激反应模式也是不合适的。一个尖利的声音似乎可能是一个个体的突然反应（应叫）的刺激物，但是只有在我们忽略了这个声音之前的平静的条件下才是这样。而且，刺激和反应可以被认为是一个过程的并列阶段，通过这个阶段，一个个体的反应赋予刺激以意义（法里斯，1970）。因此，杜威、米德和其他芝加哥学派的学者对由刺激反应模式、反射弧所代表的过分简单化的做法提出质疑，声称在大部分情况下，一个个体对于刺激的解释也牵涉到对于反应的决定。所以，刺激反应模式就被改变成为一个刺激—解释—反应的模式，它带有作为一种重要组成部分的意义（这种意义来自与其他人的交互作用）。
杜威进一步论证说，反射弧概念是靠不住的，因为它区分了刺激和反应，前者被认为是在个体外的；后者被认为是完全在个体内的。这个区分是早期心理学的身—心二元论的组成部分，包含着刺激和反应不是一个并列的整体的组成部分的意思。准确地说，被一个个体定义为刺激的东西有赖于在这个个体从前的经历中发生作用的东西。例如，一旦一个个体学会了一个新的概念（例如，像“训练性无能”），他就会以令人惊奇的频率碰到有关那个概念的说明。解释是人类行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杜威有5个孩子，这些孩子在他的越来越强烈的要改革教育的愿望中起了某些作用。(15)杜威的教育哲学产生于对他自己早年学校经历的厌恶和难以理解。他从生活中学习的东西比在学校学习的东西远远要令人激动得多（拉格曼，1989），他希望正规教育能够捕捉到孩子们的自然好奇心。杜威在芝加哥大学创建了一个小学，用作哲学系的试验点。这个学校通常被称为“杜威学校”，根据它的口号“通过做来学习”（To learn by doing），它可以被写作“做的学校”（Do-y School）（伊斯门，1941），“在整个美国教育史上，它是最重要的实验冒险行动”（胡克，1939）。杜威反对死记硬背的学习，反对向学生灌输全部的知识。相反，他希望学校就像社会那样充分地运作，这样孩子们会通过自然好奇心——这引导他们积极地投入教与学的过程——而自发地对学习产生兴趣。教师的作用是为孩子提供学习的工具。杜威的格言是：“教育全面的儿童。”例如，数学是通过烹饪和木工经历而被传授的。杜威学校由其精英学生的家长和来自芝加哥富裕家庭的馈赠所支持。它的优越的环境（140名学生就有23名教师）为杜威的改良主义思想提供了理想的条件，并在美国教育中发起了循序渐进的运动，杜威担任这场运动的领导人物长达几十年。
在没有征得哈珀校长同意的情况下，杜威任命他的妻子艾丽斯（Alice）为“杜威学校”的校长，因此犯了行政过错。对于哈珀这个大学校长来说，这样的裙带关系是不可接受的。杜威的妻子是杜威教育改革思想的热情支持者。最终，1904年，作为杜威学校的负责人的杜威夫人受到哈珀校长的排挤。她向学校辞职，J·杜威也离开了芝加哥大学。(16)
在那个时候，杜威非常有名气，以致“他本可以在美国的近乎任何一所大学的哲学、心理学，或教育学系获得教职”（伊斯门，1941）。在向芝加哥大学辞职的几个星期内，当时45岁的杜威就被任命为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教授。他在那里度过后半生，最后在1930年退休，但是继续写作和发表有关民主、教育改革和实证哲学方面的文章，直到1952年去世。(17)
杜威声称：“由蒸汽和电创造的大社会（the Great Society）可能是一个社会，但是它不是一个共同体。”不过，共同体感觉的恢复是可能的。“直到大社会被转变成一个大的共同体（Great Community），公众才不会处于被遮蔽之中。仅凭传播就能够创造一个大的共同体。”（杜威，1927）1926年，杜威在俄亥俄州的肯扬学院作了系列讲演，在讲演中，他表达了对于美国民主制的关切。这些讲演后来以《公众及其问题》（1927）为名发表，它们论证道，早期美国的农业居住地是共同体的基础，也是民主制的基础。杜威怀疑民主制能否在一个城市化的大众社会存活下来，除非农村共同体的某些精华部分能够得以保存。他希望，诸如报纸那样的现代传播媒介可以在大城市的社会中将人们再次彼此连结起来。因此，民主制能够存活。杜威关于美国民主制如何能够适应城市生活的思考的问题，被芝加哥学派的同事G·H·米德和R·E·帕克推向前进。
今天，佛蒙特大学的心理学系坐落在“杜威堂”内。按照杜威的意愿，他和他的妻子被葬于佛蒙特大学的校园中，由此可以俯瞰整个尚普兰湖。杜威出生时的房子仍然存在，离佛蒙特大学校园一个街区之遥。
J·杜威关于反射弧概念的工作和G·H·米德的符号交互论的基础在于W·冯特的实验心理学。社会科学在欧洲、特别是在德国开始的程度是由实验心理学的情况来说明的（多布森和布鲁斯，1972；布林曼、巴兰斯和埃文斯，1975；B-戴维和柯林斯，1966；希尔加德，1987）。19世纪80年代，实验心理学这一新学科主要作为生理学和哲学的派生物在德国运作。生理学领域在德国已经得到充分的发展；事实上，与生理学的大学教授职位的有限数量相比，这个领域的非常称职的博士已有了过剩。因此，产生了对于相关领域——即心理学——的需求，在那里，生理学家能够获得他们认为自己应该获得的教授职位。19世纪80年代，哲学在德国也是一个学术过剩领域。哲学主要是一个思辨的领域，但是某些哲学家正在开始使用诸如实验那样的经验方法。
W·冯特（1832—1920）是实验心理学的奠基者，他的例子足以说明心理学领域是如何作为德国大学机构中的一个公认单位而运行的。(18)冯特1879年在莱比锡开创心理学研究所——包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之前，心理学主要被组织成一个哲学内部的专业。冯特将心理学从哲学家的空想中转移出来，将之引入实验室（法尔，1983）。他（作为一个医生）受过生理学方面的教育，并从事了几年生理学的研究。后来，在1875年，他成为莱比锡大学的哲学教授，并最终创办了世界上首批心理学实验室之中的一个，这个实验室最初由他自己的基金所支持，直到几年以后莱比锡大学正式承认他的心理学研究所时为止（布林曼，巴兰斯和埃文斯，1975）。冯特“是第一个可以毫无保留地被恰当地称为心理学家的名字”（博林，1929）。事实上，他培养了德国和美国的近乎每一个第一代心理学家。(19)那些许多不是他的学生的人是他的“孙辈学生”。在60年的大学教学生涯中，他令人瞩目地培养了2.4万名学生（布林曼，巴兰斯和埃文斯，1975）。
冯特对于早期一批重要的社会科学家产生了相当大的精神影响。G·S·霍尔（1844—1924）是美国第一个获得心理学博士学位的人，他访问了莱比锡并返回美国介绍心理学实验，起先是在霍普金斯大学（他在那里教过J·杜威），以后是在克拉克大学。J·M·卡特尔随冯特学习，然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一个心理学实验室。
C·E·斯皮尔曼是英国统计学家，他设计了等级相关法。他在莱比锡师从冯特获得博士学位，然后在剑桥大学教书。冯特也在心理学之外产生了影响。B·马林诺夫斯基创建了英国的社会人类学，他在莱比锡大学学习。G·H·米德和W·I·托马斯都随冯特学习，他们也都属于芝加哥学派。杜威和米德关于反射弧的思想直接取自冯特的手势概念。冯特反过来又受到达尔文的《人和动物的情感表达》（1872）一书的影响，这本书是有关今天被称作非语言传播的内容的。S·弗洛伊德撰写了《图腾和禁忌》，它是冯特关于人类进化中的图腾时代的观点的一种反论（法尔，1983）。
实际上，心理实验法在19世纪80年代始于欧洲的两个地方：莱比锡和巴黎。实验法的莱比锡模式由冯特开创，它要求教授和学生都参与研究。在冯特的研究所，他和他的学生既作为对象、又作为实验者，随意交换角色。每次实验的对象的数量不多，有时只有一个，实验对象的名字通常被发表出来。“作为资料来源的角色或对象被认为具有比实验者的地位更高、更重要的地位。”（丹奇格，1985）对象和实验者并不是陌生人，他们认为自己在涉足一个共同的事业。莱比锡实验研究诸如记忆等人类的思维过程。
在冯特从事早期心理学研究的同时，一个与之形成对照的心理学实验风格也在巴黎发展起来。在那里，实验者是男性医生，对象一般是被诊断为歇斯底里症或其他疾病的女性病人。实验者被认为高于对象，后者被划分为反常的人。巴黎的实验模式在实验中用“对象”（subject）一词表示个体反应者，这是一个来自医学实践的术语。
美国心理学主要采纳巴黎的模式：语词“对象”得到了使用，个体对象完全是匿名的，每个实验中的对象数量通常非常之大，或许有好几百个（丹奇格，1985）。合作性的、友好的关系不再是对象和实验者之间的关系特征。
直到19世纪80年代，也就是心理学的开始十几年，这个学科近乎完全是德国式的。冯特为实验心理学撰写了主要的教科书，并编辑了第一本杂志《心理学研究》。德语出版物的统治地位一直持续到1915年，这时，作为一门学科的心理学的中心随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转向美国。1933年以后，由于希特勒对于犹太学者的迫害，以及后来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心理学迅速衰落，并近乎消失，而美国的出版物以15∶1的数量超过了德国的出版物（本戴维和柯林斯，1966）。
G·H·米德（1863—1931）生于马萨诸塞州的小城镇哈德利，他的父亲是当地的一个公理会牧师。后来，老米德成为俄亥俄州奥伯林学院的一名教授，米德就在该校读学士。大约在那个时候，他开始怀疑宗教教义，并因为怀疑他自己的宗教虔诚而感到困惑。由于哲学领域和基督教信仰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以米德对于宗教的怀疑态度为他将来作一名哲学教授的想法带来了困难。米德在哈佛大学随著名的实证主义者W·詹姆斯学习了一年，为其孩子作家庭教师。然后他在莱比锡大学注册入学，随W·冯特学习，专业是手势理论。米德说，行为是社会科学的基本单位，因为行为具有符号意义。行为是社会的，因为它由另一个个体来解释。米德也在柏林大学学习，可能是跟随G·西梅尔，但是他并没有完成博士学位。在安阿伯教了几年书以后，1894年，应杜威的邀请，米德从密歇根大学迁往芝加哥。他在芝加哥大学执教37年，直至1931年逝世。
图5.4 G·H·米德（1863—1931）
使用获芝加哥大学档案馆许可。
米德和杜威的关系十分密切。尽管他们在公众面前都非常腼腆，两人彼此相处却极其融洽。他们在密歇根大学哲学系一起工作，当杜威获得芝加哥大学系主任职位的提议时，他的条件之一是让米德也离开安阿伯随他一起走。米德的孩子和杜威的孩子一起进入游乐场校园的杜威实验学校，而米德积极参与了学校的事务，包括募集资金。“将米德和杜威联在一起的私人感情起到了进行大量交流思想之导管的作用。”（拉格曼，1989）
米德具有开创性精神，他通过开创后来被称为符号互动论的理论观点而对社会科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个社会心理学的观点受到C·S·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W·詹姆斯、J·罗伊斯（Josiah Royce）、J·M·鲍德温（James Mark Baldwin）、J·杜威、C·H·库利，加上W·冯特和C·赖特（Chauncey Wright）的影响，但它是米德的独一无二的思想（林库特和黑尔，1973）。后来的芝加哥社会学家H·布鲁默（Herbert Blumer）将米德的思想带入到他自己的符号互动论之中，并奋力捍卫这种符号互动论，使其免受攻击。米德的理论还有其他的变种，尽管布鲁默的符号互动论是最著名的。对于社会学家来说，米德的理论观点特别具有吸引力，因为它本质上是社会的。多年来，在社会学家眼中，米德就是“这样的”社会心理学家（布尔默，1984）。
米德攻击身心二元论。他将“主我”定义为个体要对他人作出反应的冲动性趋势。与之形成对照，“宾我”是个体之内的合为一体的他人，它由他人的所有态度构成，个体就与这些他人发生互动作用，并将这些他人吸纳到自身之中。因此，“宾我”是个体关于他人如何看待“他”或“她”的观点——是个体所认为的他人的态度。对于米德来说，一个重要的概念是“角色扮演”（role taking），即自我个体像对其他人行事那样社会性地对他自己，或她自己行事的能力。米德认为心灵是社会性的，是通过与他人的传播而得到发展的。米德理论声称，个体通过与他人的互动而认识他们自己，他人告诉这些个体他们是谁（罗杰斯，1986）。
记得C·H·库利发明了“镜中自我”的语词，就是通过想象其他人如何反映个体对于自己的想象的途径，来建立个体的自我概念。不过，库利没有对于自我如何构成的问题提供解释。米德做到了这一点。他论证说，没有人天生就有一个自我，它也不是本能地发展起来的。相反，米德说，自我是通过与他人的互动的社会过程而得到发展的（法里斯，1970）。个体使对各种他人的解释和意义——它们特别是在早年获得——内在化，以创造一个“一般化的他人”（the generalized other），后者是由许多其他个体的平均期望所逐渐建立起来的。“从心理学上说，人在动物王国中处于最无望和最有依赖性的生物之列，由此获得了一种新生力量，它使人成为地球上占有统治地位的物种。”（法里斯，1970）一般化的他人是个体与之发生互动、又成为个体行为的一般指南的那些人的期望。逐渐地，一个个体不仅在与一些特殊的人的期望的关联中学会行事，而且按照其他一般个体如何期望他怎样行事的想法来学会行事。(20)自我的本质是反省，是将自我看作是一个人自己的思考对象的能力。
米德讲授一门颇受欢迎的博士课程：“高级社会心理学”，它是芝加哥社会学学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该是美国社会心理学的第一门课程。社会学的大部分博士生都注册学习了他的课，因此受到米德符号互动论观点的熏陶。在某种理论的意义上，他们热情地接受了它，可是并没有将之直接反映在他们的博士论文研究中，或没有以他们的研究对其进行检验，许多听过米德的著名课程的学生在其学术出版物中也很少引用他们老师的观点。然而，符号互动论的观点将这些博士生引向他们所研究的特殊的人类行为。
40年来，G·H·米德从事着纯哲学的工作，但是在芝加哥他成为改革家。他积极帮助建立J·亚当斯的赫尔馆。(21)他是J·亚当斯的好朋友，担任一家芝加哥街坊文教馆协会的财务主管。米德也是芝加哥城市俱乐部的成员和办事员，这是一个私人协会，致力于社会问题的改良（巴里，1968）。他作为芝加哥主要的改革人物之一而闻名（布尔默，1984），并在1910年和1912年间，主持了一次有关芝加哥的堆料场工人的调查。
如果米德不是另一个系——即哲学系，米德在此教社会心理学——的教师的话，他就可能在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方面更加有影响。米德对于社会学系的博士生提供了一种微观层次的、个体的视野，这些学生后来就主要从事微观层次的社会问题的研究。“芝加哥远远不局限于G·H·米德的社会心理学。它采用帕克的方法。W·I·托马斯、伯吉斯和其他许多人，他们都是芝加哥社会学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希布塔尼，1990）
1915—1935年，即在其鼎盛时期，芝加哥的教师和学生并没有采用符号互动论的名称。相反，H·布鲁默（1969）在离开芝加哥学派之后才以该名称命名这一理论观点，并成为符号互动论的主要提倡者和捍卫者。对于芝加哥学派的学者们来说，符号互动论只是由米德在他的“高级社会心理学”课程中提出的观点。如果米德要用什么来称呼他的理论的话，那么，它是“社会行为主义”。芝加哥学派的学者们显然要避免得到任何特殊的“主义”之类的标签（法里斯，1990）。（事实上，芝加哥学派在其鼎盛期并不这样称呼它自己。相反，那个名称是许多年以后主要被非芝加哥学派的人加诸芝加哥的社会学课程的。）(22)
显而易见，符号互动论是美国的理论视野，由芝加哥的社会心理学家所发展，植根于实证哲学。它是一个宽阔的视野，而不是一种特殊的理论，认为人类传播通过符号及其意义的交流而发生。因此，可以通过认识个体如何赋予他们与其他人交流的符号信息（information）以意义，从而理解人类行为。符号互动论建立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之上，即个体基于对象对于他们所具有的意义——这些意义产生于与人们的同伴的社会互动，这些意义也通过个体的解释过程得到修正——而对对象采取行动（布鲁默，1986）。
米德不是在一本书或一篇文章中编纂符号互动论，关于他的理论观点，我们所知道的大部分都是以编自他学生的笔记的出版物为基础的，并且是在他1931年逝世以后发表的。(23)其中主要的是《心灵、自我与社会》（1934）。考虑到在表达米德思想方面的这一含糊性，他的理论传人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也就不是什么令人惊奇的事了。实际上，米德留下了一笔混乱的遗产。H·布鲁默是一个杰出的门徒，他引导米德的追随者们重视符号互动论，将之作为一个理论方向，作为有关研究问题的一种思考方式。困难的是：使米德的诸如自我和一般化他人的概念具有操作性，特别是在调查研究之中（马林斯，1973）。(24)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一小群符号互动论者聚集在衣阿华大学的M·库恩（Manfred Kuhn）周围，他们都曾在威斯康星大学随芝加哥学派的学者K·扬（Kimball Young）学习。衣阿华大学和布鲁默的符号互动论学派的基本区别在于方法论方面（梅尔策和彼特斯，1970）。库恩及其同伴以一种被称为20个陈述测验（TST，the Twenty Statements Test）的方法使符号互动论具有操作性，这个方法要求调查对象提供20个答案以完成这样的句子，“我是……”个体可能回答说，“……一个年轻的姑娘，”“……一个学生”，等等（库恩和麦克帕特兰，1954）。诸如此类的自我确认被用来使调查对象概念化。(25)不过，其他的芝加哥社会学家也认为他们自己是符号互动论者，但是既不严格地站在布鲁默的那条线上，也不严格地站在库恩的那条线上。(26)米德对于当代传播学学者的意义在于：他的符号互动论将传播置于社会学解释的中心。
把H·布鲁默对于米德的符号互动论的改造推向前进的一个著名的传播研究是E·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1959），这部著作以他1953年在芝加哥的博士论文《一个岛上共同体的传播行为》为基础。戈夫曼（1922—1982）在苏格兰海岸的设得兰群岛上的安斯特岛（人口900）度过了两年时间，这是“大不列颠的最遥远的岛”（温金，1992）。
比利时列日大学的传播学学者Y·温金（Yves Winkin）回溯了戈夫曼在安斯特岛上的足迹，重建了这一重要研究如何得以进行和为什么进行的过程。戈夫曼在芝加哥社会学系的指导老师是L·沃纳（Lloyd Warner），后者因他在杨基城对共同体所进行的一系列社会阶级的人种学调查而知名。戈夫曼到安斯特的目的是从事一项共同体研究，但是通过研究一个共同体中的谈话互动而成为一种新型研究的开拓者。他观察、记录和分析在安斯特的谈话，注意人们如何用他们的文字将自己置于扮演角色的地位，几乎就像他们在一个戏剧舞台上一样。他们是站在公共生活的舞台上。受G·H·米德作品的极大影响，在芝加哥时也受到米德的学生布鲁默的教学的极大影响，戈夫曼得以将符号互动论的观点融入一种新型的经验研究。尽管芝加哥社会学家是符号互动论者，但他们并没有研究互动。戈夫曼分析人类互动的方法根本背离了芝加哥社会学。后来，当戈夫曼作为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教员时，他研究精神病患者（《精神病院》，1961）、残疾人（《污记》，1963）和妇女（《性广告》，1979）等的谈话，开创了被称为谈话分析的传播研究的传统，他将之称为“互动秩序”。
罗伯特·E·帕克（1864—1944）生于美国内战近乎结束的时候。他与库利和M·韦伯同年，比涂尔干和G·西梅尔年轻6岁。不过，帕克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他的社会学生涯的，而这时库利和欧洲社会学家们已经结束了他们的社会学生涯。原因是帕克1913年在50岁高龄时才在芝加哥大学开始学术生涯。不管使用何种标准，他都是一个大器晚成的人，39岁时获得博士学位，50岁时开始社会学教学，59岁时获得他的第一次教授任命。在最初从事社会学大学教职的大约10年中，他于1925—1926年间被选为美国社会学协会主席。
图5.5 R·E·帕克（1864—1944）在芝加哥大学
使用获芝加哥大学档案馆许可。
帕克被描绘成“或许是美国社会学中的一个最有影响的人”（博斯卡夫，1969），据说“可能没有其他人如此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经验社会学所采纳的方向”（特纳，1967）。帕克开创了4个重要论题的学术研究：大众传播，种族关系，人类生态学和集体行为。“因此，一个在50岁的时候认定自己是失败者的人，成了一场伟大的社会调查运动的中心。”（休吉斯，1964）
帕克和他的芝加哥学派的同事一样，具有乡村的、新教的背景。他出生在宾夕法尼亚的一个农庄，在明尼苏达州雷德温长大，这是密西西比河岸的一个小镇。雷德温有许多来自外国的斯堪的纳维亚家庭，年轻的帕克对他们着了迷，想知道他们是如何适应美国社会的。帕克是一个活跃的男孩，不是一个书呆子。他不是在一个知识分子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
帕克进入密歇根大学，在那里，他是J·杜威的门徒之一。他从杜威那里学习6门哲学课。他回忆（帕克，1929a）说：“正是在那里，我遇见了J·杜威。他是一个知名的哲学家，……一个鼓舞人心的教师，他的影响——尽管可能不是有意地或有目的地这样做——鼓舞和激励我对世界产生一种理智的好奇心，而在我之被培养的那个传统里，并不存在关于这个世界的证明或解释。”显然，杜威对他的学生产生了强烈的精神影响（表5.2）。“受杜威的影响，帕克对传播作为一种整合社会的力量的作用，对传播的手段——特别是报纸和电话——等问题有了终身的兴趣。”（马修斯，1977）帕克1887年毕业以后，在明尼阿波利斯、底特律、丹佛和纽约担任新闻记者。他是一个搞调查的记者和改革家。例如，在1887—1890年受雇于《明尼阿波利斯日报》时，他揭露赌场和鸦片窝。当一场白喉传染病爆发时，他在城市地图上标出疫情，确定传染病的可能根源是一处敞开的污水沟（帕克，1929a）。
表5.2 R·E·帕克生平大事
1892年，帕克决定放弃他的记者生涯，加盟他父亲的杂货生意，他父亲当时住在南达科他州的沃特敦。在去沃特敦的途中，他在底特律停了下来，在那里他获悉他从前的哲学教授杜威在密歇根州正在开办一个新的出版物《思想新闻》，目的是通过提供关于长期的社会趋势的有用信息而将大学学者的专长和报纸的读者连结起来。杜威这一活动的合作者是一个有点神秘的人物——F·福特（Franklin Ford），后者曾在纽约编辑过一本金融杂志：《白氏》。(27)杜威教授“一生酷爱江湖郎中”，所以完全被福特这个“卖假药的推销员”吸引住了（库格兰，1975）。他将帕克介绍给福特，帕克也参加了他们的梦幻般的出版冒险活动。《思想新闻》第一期的稿子写于1892年4月，但从未发表过；对于订户来说，每年12期的1.5美元的定价太贵了，难以接受。这一冒险活动失败了，帕克回到报社工作，少了25美元，但是他与《思想新闻》的经历却改变了他的生活道路（劳申布什，1979）。从那时起，帕克就对报刊与舆论的关系发生了兴趣，10年以后，他在博士论文中研究的就是这个问题。“就在……我是一个（报纸）记者和本地新闻编辑时，我开始了我的社会学研究。正是在一个非同一般的人物——F·福特，他本人也是一个报人——的指导下，我第一次理解了社会调查作为社会研究的一种工具的意义和可能。”（帕克，1929a）
1893年，帕克在底特律的一家报社中工作时遇见了G·H·米德，后者当时是密歇根大学的一个年轻的哲学教授。20多年以后，他们在芝加哥再一次相遇。
帕克不断地写信向距底特律100英里的兰辛的一个州法官的女儿K·卡希尔（Clara Cahill）求爱。他写信向她介绍他自己和他的报社工作：“我热爱这个疯狂的混乱世界；如果我不热爱它，我就不能描写它。”（劳申布什，1979）帕克告诉后来与他结婚的卡希尔，最终他会离开报社工作去做“思想的事情”。他确实想成为一个哲学家，然后成为一个社会学家。1898年，帕克辞去了报社的工作，开始了研究生的学习：“我回到大学，在那里一共度过了7年时光——在安阿伯、哈佛和德国。我这样做是因为我对传播和集体行为有兴趣，并想知道这些大学对于传播学会说些什么。”（劳申布什，1979）在19世纪和20世纪交替的时候，大学里还没有出现学术性的传播研究。所以，从前的报人帕克研究哲学，而当时的哲学包括我们今天称为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学科。1898年秋，34岁的帕克和他的越来越大的家庭迁至坎布里奇，一年以后，他在哈佛大学获得哲学硕士学位。(www.xing528.com)
帕克来到哈佛大学为的是理解传播，但是哈佛没有为他提供他所寻求的东西。他随三个优秀的哲学家——W·詹姆斯、J·罗伊斯和G·桑塔雅那（George Santayana）——学习，也随实验心理学领域的W·冯特以前的学生H·明斯特尔贝格（Hugo Munsterberg）学习。在获得硕士学位以后，帕克与他的妻子和孩子来到柏林，在那里他进入皇家弗里德里克—威廉大学。1900年春，他选修了西梅尔的社会学课程，这是帕克关于这个论题能够选修的惟一的一门课程。它为他提供了有关报纸研究以及他正在探讨的社会的基本观点（帕克，1929a）。
接着，帕克转学到斯特拉斯堡大学，随W·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学习两年，在他看来，文德尔班擅长于必不可少的方法论。帕克选修了哲学课和社会科学课，并开始写他的论文，《群众和公众：一种方法论的和社会学的探讨》。(28)1902年，文德尔班转到海德堡大学，帕克随之前往，并于1903年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后来，他回到美国，在哈佛得到哲学助理教授的职位。帕克这时被当作大学教授来培养了，但他对这个角色并不向往。他厌倦了学术界。而且，他为他的博士论文以及根据该论文所出版的小册子而感到羞愧，那代表着他7年研究生学习的成果。他感到自己是一个失败者。后来他说：“我讨厌我在大学里所做的事，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不能靠我自己作出任何一流的事情。我断定我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是使自己依附于某个正在做某些第一流的事情的人。”（休斯，1964）
帕克成为“刚果改革协会”的编辑秘书，这是浸礼传教会的一个分部，它反对比利时人对刚果的残酷统治，抵制欧洲对非洲的殖民化。在刚果改革协会工作期间，帕克遇见了B·T·华盛顿，他那时是亚拉巴马州塔斯基吉师范和工业学院院长，那是一所专为南部年轻的非洲裔美国人所开设的职业培训学校。华盛顿当时是一个享有国际盛名的美国领袖（休斯，1964）。他督促帕克在访问刚果之前看一看塔斯基吉。帕克来到塔斯基吉，在那里他作为华盛顿院长的编辑助手呆了7年，主要负责公共关系。学院招收了1600名学生，是南部黑人共同体的一个充满活力的学院。帕克利用他在塔斯基吉学院的地位，获得了对美国黑人问题的洞察。他漫游了整个南部，观察穷人的生活。
1910年，华盛顿和帕克一起作了一次漫长的欧洲旅行，收集有关农民、工厂劳动者和政府旨在帮助劣势集团的政策方面的信息。在主要借助铁路的旅行中，他俩讨论了他们的所见所闻。当他俩到达下一个城市时，华盛顿会向一个速记员口述他的结论，而帕克会将成果性的手稿编入和改写进他俩的重要著作——《最底层的人》（华盛顿和帕克，1912）——中。帕克曾说，他对于华盛顿及其妻子克拉拉的作品的编辑，能够比他们任何一人都“使克拉拉听起来更像克拉拉，华盛顿听起来更像华盛顿”（劳申布什，1979）。《最底层的人》论证说，欧洲所做的帮助工人阶级的事远远多于美国为帮助黑人所做的事情。(29)在1910年欧洲之旅以后，华盛顿对公民权问题采取了一种更加强烈的立场，这大概是在欧洲帕克帮助他学习的结果。
在这个时期，帕克在密歇根的罗灵布鲁克——他在那里有一个避暑小屋——遇见了A·斯莫尔。斯莫尔就在芝加哥暑期学院教书的事情征求帕克的意见，但是帕克不感兴趣（劳申布什，1979）。几年以后，也就是1912年在塔斯基吉召开的、由帕克组织的黑人问题国际会议期间，这个态度有了改变，在会上，芝加哥的W·I·托马斯和帕克都分别提交了论文。
当托马斯和帕克一起来到塔斯基吉会议上时，他们立刻产生了一种亲近之感。“托马斯接受了去塔斯基吉的邀请，希望能够逗留几天。他呆了两个星期，(30)在郁郁沉思的、有着无限好奇心和博览群书的帕克的陪伴下，走在红砖路上，而对于帕克这个人他以前从来都没有听说过。”（休斯，1964）这不仅仅是两位社会学大师的会面；而且是正在改变美国社会的两股相关的力量的一流专家走到了一起。帕克“比美国的任何社会科学家都更了解黑人与美国白人的关系”（休斯，1964）。托马斯在了解美国城市中的欧洲农村移民方面，是一位重要的学者。他的不朽研究《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在塔斯基吉会议期间正处于进行之中。美国城市中的大量欧洲移民加剧了诸如贫穷、贫民窟和犯罪等社会问题。“所以，当帕克和托马斯于1912年在塔斯基吉走到一起，然后成为芝加哥的同事时，北美经验社会学就开始研究下述问题：移民、种族群体、当几个这样的群体处于同一城市会发生什么事情、处在同一经济机构时工作状况如何，以及同一政体的市民的现状，等等”（休斯，1964）。
在1912年塔斯基吉会议以后，托马斯督促芝加哥社会学系主任A·斯莫尔聘用帕克，但是斯莫尔已同意校方的意见，即社会学系的教职编制不再扩充。帕克开始作为一个非常边缘性的人在芝加哥执教。1913年夏，他开设了一门关于种族关系的课程，这不管在什么地方或许都是关于这个题目的第一门课程（劳申布什，1979）。他最初的教职任命是在芝加哥大学神学院。然后，他被任命为社会学系的专业讲师，他拥有这个头衔长达9年时间，直到1923年最终被任命为全职教授时为止。1914年，帕克的薪水是教一门课500美元，几乎不够维持他的家庭。
塔斯基吉学院也支付帕克一笔固定的薪水，在他到芝加哥大学的最初9年，这种格式一直继续着。帕克热爱他的工作，不在乎他的不丰厚的工资。大约在帕克迁移到芝加哥的时候，他的父亲去世，其遗产可让帕克过舒服的日子。“确切地说帕克不是一个富人，但他继承了一笔财产，因此没有经济烦恼。他可以去他高兴去的地方，到他喜欢的地方去旅游”（法里斯，1944）。截止1916年，帕克在芝加哥执教了4门课：报纸，群从和公众，调查，美国黑人（劳申布什，1979）。
当R·帕克来到社会学系的时候，芝加哥学派正在受到关注，这个学派以A·斯莫尔为创建人，W·I·托马斯为精神推动力。在1913年帕克到达之前，芝加哥大学已经授予了30个社会学博士学位。到1934年，又授予了77个博士学位，这时帕克退居荣誉地位（法里斯，1970）。帕克使芝加哥社会学系享有国际声望，铸造了一种新型的、以经验为基础的社会科学。
帕克和托马斯成为同事的这个地方的环境具有独一无二的地形：“如此平坦和结构简单，以至于建设这座城市的力量能够以这样的方式展现它们自己，即一张地图也是一张系统的图表。”（休斯，1964）帕克、他的同事（特别是E·伯吉斯）以及他的学生在一张芝加哥的地图上绘制了青少年犯罪、卖淫、精神病和其他社会问题的位置［他们将之称为一张“点地图”（spot-map）］。这张独具特色的图有一个同心圆（由于密歇根湖的原因，在芝加哥是一个半圆），社会问题最集中的地方恰好位于商业闹市区的外围。这种类型的社会学分析就被称为“人类生态学”（human ecology），1926年当帕克就这个课题开设第一门课时使用了这个术语（休斯，1968）。(31)帕克和他的学生主要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研究了植物生态学和动物生态学，他们从进化论中借用了诸如入侵、支配、演替和增长梯度等概念。
有关芝加哥城市社会问题的研究以帕克“作为这场充满活力的运动的自然领袖（如果从来不是官方的话）”，它既由社会学家所进行，又由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人类学家和地理学家所进行（休斯，1964）。芝加哥学派不仅仅是一个社会学学派，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一个社会科学的学派。的确，芝加哥经验研究的实用性和渐进性既影响了社会学，也影响了人类学、社会心理学、哲学和政治学。侧重于芝加哥城的市区问题的研究受到“地方社区研究委员会”及其继任的“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的鼓励，在1923—1932年间，它主要由L·斯佩尔曼·洛克菲勒纪念馆资助（帕克，1929b）。
帕克对于城市生活的兴趣由G·西梅尔所激发，它以这座城市的分裂和社会无序为中心，特别是在新移民当中的分裂和社会无序。考虑到帕克早年乡村环境的生活经历，并根据1913—1935年间移民极难适应迅速发展的芝加哥城的情况，这样一种“反城市的偏见”是可以理解的。帕克和他的博士生的研究方法由N·安德森（Nels Anderson）的流浪汉——或在今天被称为无家可归的人——研究所阐明。20世纪20年代，芝加哥估计有3万个流浪汉（吉勒特，1928），大多集中在麦迪逊—霍尔斯特德大街一带被称为“游民区”的地方。N·安德森是一个芝加哥的博士生，他本人熟悉流浪汉的生活方式（因为他从前曾当过流浪汉），1921年，他开始对游民区的个人进行非正式的访谈，以便收集他们的生活史。他扮作一个流浪汉，作为一个参与性的观察者在游民区活动（他或许是第一个参与性的观察者），白天则在游乐场校园里听课。帕克告诉安德森：“像一个新闻记者一样，只把你看到、听到和知道的事情写下来。”这项研究由一笔300美元的馈赠资助。安德森开始草拟章节，描绘芝加哥城市流浪汉世界，这些流浪汉遭到社会的遗弃。帕克和伯吉斯赞同安德森的论文，帕克（在事先未征得安德森允许的情况下）还将其编辑成书，并加了一篇序言，6天以后，将手稿发往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流浪汉》（安德森，1923）是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社会学系列丛书的第一卷。它描述了公众对于流浪汉的厌恶，以及流浪汉对于被当作社会贱民时的反应。
帕克利用了进化论，特别是利用了达尔文生存竞争的观念，区分了4种主要的社会进程：
1．“竞争”，一个系统中各种单元为获得稀少资源所进行的斗争。
2．冲突，彼此相互联系和传播的单元之间的竞争。“传播”被限定为当心灵相遇时所发生的活动，因此两个或更多的个体可以彼此相互影响。这样，传播被限定为有效的传播。
3．“适应”，这发生在冲突停止之时，由于地位和权力的分配，所以上属和下属的关系由社会结构所确定和控制。
4．“同化”，文化要素的交流和共享，由此导致一种共同的文化。例如，帕克研究了欧洲移民被美国文化的同化（美国文化本身是各种移民文化的混合）。
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发现，每一次相继涌入这个城市的贫民窟的欧洲移民高潮都带来同样严重的社会无序状态。一段时间以后，随着这些人口的繁荣和向外迁移至高级居住区，社会无序的比率下降了（法里斯，1970）。帕克和他的学生发现，这个过程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大部分移民来自欧洲的乡村地区，并且必须学会如何在一座城市中生活。在某种意义上，贫民窟是城市生活的一种非正规的学校。在城市犹太人区居住了500年的欧洲犹太人迁移到美国时，并没有经历同样程度的社会无序状态（沃思，1926）。
芝加哥贫民窟在社会意义上是无序的，但并非是无组织的。诸如家庭、学校和宗教这样的机构在拥挤的贫民窟中可能瓦解，但是其他形式的组织——例如青少年帮——则兴盛起来。这些帮派吸引了在外国出生的移民的孩子，并且经常将这些年轻人诱入严重的犯罪之中（法里斯，1970）。芝加哥社会学家发现，青少年犯罪者很少单独从事第一次犯罪活动。帮派给他们提供信息（information）、动力和群体支持。
P·G·克雷西对于有职业舞女伴舞的舞厅的研究多少代表了芝加哥学派对于社会无序状态的调查。克雷西和4名学生研究助手作为隐蔽的观察者在这种舞厅里收集资料。他们假装是这种舞厅的常客，和老顾客混在一起，以便不暴露他们的真实身份。克雷西相信，通过与他的调查对象的这种非正式的接触，他获得了否则就不能被揭示的信息（布尔默，1984）。克雷西还通过要求其调查对象描绘其全部生活的途径，从职业舞厅的姑娘及其顾客那里收集生活史，以便了解他们的调查对象情况的全部背景情况。自芝加哥学派的时期之后，生活史方法被使用得不很多了，因为研究者们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将调查访谈作为收集定量资料的一个更有条理的工具。不过，芝加哥的多种方法的途径仍然是有价值的。关于社会无序的人类生态学研究可能因其城市点地图而最广为人知，在这种地图上，离婚率、自杀、犯罪和社会无序的其他指标被标示出来（每一种情况都以一个粘在地图上的圆点为标志）。芝加哥学派将定量资料和他们主要通过人种论（这些方法使得他们能够贴近他们的调查对象）而获得的洞见和理解结合起来。
帕克阐述了西梅尔的社会距离的概念，即两个或以上个体或其他范畴之间的能察觉到的亲近感的缺乏。(32)帕克从西梅尔的陌生人的思想中得到这个概念，而他的一个学生E·博加德斯（Emory Bogardus）发展出一种社会距离量表。(33)帕克也从西梅尔的陌生人概念中采纳了边缘人的作用的思想。边缘人就是生活在两个世界之间、又不属于其中任何一个世界的人，例如，到美国的移民的孩子一般都抵制他们父母的语言和文化，但又不认为他们自己是美国社会的正式成员。帕克的学生E·V·斯通奎斯特（E.V.Stonequist）在帕克的概念的基础上，撰写了《边缘人》（1937）。
西梅尔的某些基本概念，例如陌生人和社会距离这样的关联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美国的研究（莱文，卡特和戈尔曼，1976）。西梅尔的陌生人——即群体以外的人——具有某些优势，如在理解群体及其行为方面具有客观性和确定性。同样，社会科学家与他或她的研究对象或多或少都保持一定的距离，从而使客观性达到最大程度。有关创新者（即一个系统中最先采纳新思想的个体）的研究表明：他们具有世界性，与他们的系统相对来说不成一体。因此，他们享有免于遵守这个系统的规范的自由（罗杰斯，1983）。R·帕克和他的芝加哥大学的学生们不仅研究社会距离和边缘性，而且，帕克还坚持要求他的学生成为他们所研究的对象的客观公正的观察者。(34)
帕克在芝加哥社会学中的作用在N·海纳（Norman Hayner）的经历中得到阐述，海纳一直通过日记将攻读博士学位过程中日复一日的活动不间断地记录下来。1921年，海纳注册学习帕克的“社会调查”的课程，并对帕克关于流动性和陌生人方面的讲课产生了兴趣（法里斯，1970）。不久以后，帕克同意海纳关于研究芝加哥公寓旅馆以及入住的个体的提议。在市中心的旅馆和邻近芝加哥大学的旅馆中，海纳开始通过观察和个人访谈收集资料。帕克有一次全天步行陪伴海纳访问了芝加哥的几家旅馆，并追溯有关它们的信息来源，“吃中饭的时候，帕克讲述他自己的生活故事”（法里斯，1970）。几天以后，海纳在帕克的博士生研讨班上提交了他的研究计划，受到了好评。他继续通过与旅馆居住者的个人访谈而收集资料，定期与帕克会面，讨论他的论文计划。1922年5月，海纳开始写作他的论文的第一章，这得到帕克的同意，只是作了一些建议性的修改。海纳于1923年完成博士论文，并在他的博士委员会上作了答辩。帕克为海纳的研究感到高兴，鼓励他以书的形式将之发表。《旅馆生活》一书最终于1936年问世，它涉及了西梅尔和帕克关于流动性和超脱行为的概念，并与关于旅馆居住者的经验研究有关联。
帕克因此将这篇指导过的论文介绍给芝加哥社会学系。在那以前，一直是这样的情况：一个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沿用德国的方式选择论题，独自闭门撰写论文，然后，将最后的成果递交给某个教授对其理论价值作出评价（拉扎斯菲尔德，1962a），而帕克则将他的博士生当作一个学者团体中的年轻同事。他充当他们的指导，告诉他们如何以一种学员关系从事社会研究。帕克与他的学生有特别亲密的关系，代表着卓有成效的博士生和教授关系的一种模式。W·O·布朗（William Oscar Brown）在1930年的博士论文中讨论种族偏见问题，称帕克“在我的一生中给予最大的思想影响……他从不亲近学生，但他尊敬他们，理解他们，最重要的是，他对他们有兴趣。他总是把你当作一个人来尊敬”。帕克的另一个博士生E·V·斯通奎斯特提到：“在我们早期的讨论中，他不是提出关于步骤、视野或特殊关注点的建议，而是更喜欢讨论思想……通常，他总是等待一个问题，然后在心里仔细考虑这个问题，并作出自己的评论。他有一种天赋，即使我感到自己更像是一个合作者，而不是一个学生。”H·布鲁默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然后留下来任教。他说：“在我对于研究生工作领域的30多年的观察过程中，我从没看到任何教师能像帕克那样在启发、调动和指导学生的才能，并使他们发挥其最大潜力方面做得如此成功。”（劳申布什，1979）
E·希尔斯（Edward Shils）（1981）选修了帕克在芝加哥大学所教的最后课程，他将帕克描绘为“身体强壮得像头熊，俯着身子走动像头熊，把他的鼻子伸向任何东西像头熊，咆哮和咕哝像头熊”。按照1928年至1931年师从帕克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R·法里斯（RobertFaris）（1990）的说法，芝加哥学派的这个领导人是一个粗暴的、直率的“男子汉”，他有一次在教室里大叫“一个蠢得要命的问题！”时，一个女博士生给弄得哭了起来。不过，就是这同一个帕克教授经常请他的博士生到他靠近游乐场校园的家中吃饭，并邀请他们在他家的度假小屋陪伴他和他的家人过周末和假期。帕克对待他的博士生就像是对家人一样。他给他们提出忠告（他们并非总是采纳它），用他对学术研究的巨大热情影响他们，为他们的成就而骄傲，当他们获得博士学位时，帮助他们获得稳定的教职。他们一旦离开芝加哥，他就与他们通信，与他们合作，只要有空，就到他们的大学校园里看望他们（法里斯，1990）。
R·法里斯记得帕克的课“非常丰富，充满可以引起思考的关于新东西的提议。在让你感到每天都正好位于前沿问题的方面，他是独一无二的……帕克具有某种与他的研究生建立真正的私人关系的方式，即通过长时期的谈话付出他的时间，实际上是和他们谈论一本书，或谈论一个项目，然后让他的学生做这个项目，并因此得到学分……帕克是一个思想家，一个心不在焉的人，他忘记理发，某些日子忘记系领带，忘记诸如此类的事情。（他）来到教室，耳朵上还有肥皂（沫）”（法里斯，1972）。
芝加哥大学的有些博士生才华出众，有些则能力平平。帕克与所有这些人一起工作，讲出每个人最好的方面，向他们发起挑战，让他们在自己认为不可能的层次上从事学术研究。事实上，许多人在离开芝加哥以后，在其生涯中都无法达到一个可以与之相媲美的学术优等层次。帕克认为，社会学与其说是等待更有能力的个体，不如说是必须塑造它所吸引的大部分人（劳申布什，1979）。“如果学生们动摇了，帕克就善意地、有时也是粗暴地一再提醒他们。”（希尔斯，1981）
芝加哥学派，特别是在帕克的领导之下，在两个重要的方面确定了社会学的意义。在芝加哥学派之前，欧洲社会学本质上是理论性的、抽象的。就此而言，G·西梅尔是一个典范。他的讲课才华横溢，写作善于分析，但不是（在收集和分析资料的意义上说）经验性的。芝加哥社会学牢牢地植根于资料，在芝加哥学派之后，美国社会学就以经验世界为基础。帕克相信经验的研究，但不相信统计分析。“有时候，帕克教授会威风凛凛地怒斥统计学家或误入歧途的弗洛伊德学者的愚蠢。”（戈德曼，1973）他认为，在各种变量中寻求统计关系会使一个社会学家偏离对于个体之关系的本性的理解。
芝加哥社会学对于社会学还作了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重新限定，即使之摆脱原来主要关注规范的做法，以一种强调客观、相对轻视社会工作的应用领域的态度来取代这个方向。如同帕克（1929a）本人所陈述的那样：“直到此时，社会学一般被想象为、并经常被描述为‘一门社会改革的科学’，或‘人类福利的科学’。”美国社会学的许多早期人物都是新教牧师或新教牧师的儿子，他们受到激励要通过直接的干预来解决社会问题；总之，社会学被定义为“空想社会改良主义”。帕克（1922）以这些措辞来描绘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的类别：“这一方法成为一个逻辑系统，对无处不在的社会机构的起源和作用进行公正的研究，并且，在本质上是将某种实证观点——米德和杜威已将其在（芝加哥大学）哲学系普及化了——运用于社会和社会生活。”
帕克（1922）认为，W·I·托马斯的功绩在于建立了芝加哥的经验的和客观的社会学传统，但是，在托马斯于1919年（因被拘留和受道德指控）被迫离开芝加哥大学以后，帕克在推进芝加哥学派社会学思想方面是领头人。他经常在课堂上以世俗的语言告诉博士生，他们应该为能够研究社会问题而感到高兴，但是他们应该独立于他们自己的道德价值来进行这样的研究。例如，芝加哥一位社会学家可以从事一项卖淫的调查，但是这个学者对于这一职业的厌恶不应影响研究的方式、研究的结果及其对于结果的解释。帕克关于社会学家在社会改良中的作用的观念是：一个个体的改革思想应该被排斥在研究之外。帕克不时地向一个芝加哥大学博士生发出他的权威性的责备：“你是又一个该死的空想社会改良主义者。”（劳申布什，1979）当帕克在中国教学一年返回以后，他描绘那里普遍存在的贫穷和饥饿的情景，并恳求芝加哥研究生社会学俱乐部予以帮助。被恳求的学生提出这样的问题：“帕克博士，你描绘了在中国的这些可怕的事情。告诉我们，你对这些会做些什么？”帕克回答说：“年轻人，我不会做一件事。我不会做讨厌的事情。”（林斯特龙和哈德特，1988）帕克是一个渐进论者，对社会问题希望通过调查来努力逐步解决，但是他本人不直接涉足改良活动。他认为，这样做会使社会学家偏离他们进行社会研究的主要任务。
帕克将社会学家和社会工作者区分开来。1920年，社会服务行政学院在芝加哥大学创办，以培养社会工作者。这个新单位综合了芝加哥大学从前的家政学课程，它由E·艾博特（Edith Abbott）为领导人，她是从社会学系转过来的。由此在芝加哥大学为这一领域构成了一般的模式：社会工作被限定为妇女的领域，而社会学则主要是为男性学者所设立。社会改良是社会工作的领地，社会学则不受直接解决社会问题的影响。理智方面的敌意损害了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和社会工作之间的关系，别的地方也是如此（迪纳，1975）。“社会工作中的学术训练一旦与某一个系的社会学普遍联姻，就近乎全面地撤入独立的系和学院，留下的是那种具有离婚夫妇之间的冷漠特征的感受。”（法里斯，1970）“社会学变得更加具有学术性、更远离社会问题，远离推进社会变革。那些对改革有兴趣的人（‘应用者’）被引导到社会工作，一个‘妇女的领域’（原文如此）中，而社会学家对之不屑一顾。因此，‘纯粹与应用’的区分体现了性别的内涵，早期还看不见女性社会学家的出现。”（索恩，1990）在芝加哥学派黄金时期的社会学的应用性在1920年终结了，与之相伴随的是美国社会学家对于社会问题的社会改革越来越感到不自在。
在芝加哥学派中，美国社会学的奠基之父确实是父亲，而不是母亲，而且男性继续统治这个新学科。从其1906年创办直至1931年，没有一个女性社会学家被选为美国社会学协会会长。在芝加哥，整个1935年，112个人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其中仅13名（12%）是女性（法里斯，1970）。女性社会学家通常在女子学院，或社会工作学校中执教。如同迪根（1988）所提及的那样，早期女性社会学家从事当时被称为主流社会学的工作，但在1920年后，则从事着被认为是社会工作的事业。
1916年，当伯吉斯返回芝加哥（他过去在此获得博士学位）从事介绍社会学引论的课程的教学时，帕克与他一起合写《社会学导论》（1924）。他俩合作计划这门课程，选了196篇读物说明14个社会学主题。由此产生的1000页的教科书（按顺序）最为频繁地引述了下列学者：西梅尔、达尔文、斯宾塞、涂尔干、塔尔德、F·勒邦（Frederic Le Bon）、库利、托马斯、帕克和W·G·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而“本书中有显著影响的人物是……帕克的导师：G·西梅尔”（劳申布什，1979）。西梅尔被引述了43次，超出了任何其他的学者（科塞，1977）。众多对于达尔文和斯宾塞的引述表明，进化论也对帕克和伯吉斯的著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们的著作以“绿色圣经”（green bible）的名称而广为人知，它在社会学的形成期构成了这个领域，并且是“迄今为止社会学方面的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法里斯，1970）。在它出版以后，大部分后来的社会学教科书都遵循着一种一般的标准化样式。如同法里斯（1970）所总结的那样：“1921年以后，美国社会学的方向和内容主要是由帕克和伯吉斯的教科书所确定的。”
帕克领衔的芝加哥学派将社会学这一新领域定义为经验论的、价值中立的、偏离社会应用的，一个男人的领地，趋向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和西梅尔的互动论等欧洲理论。
帕克认为，他以前作为调查性的新闻记者工作对于他的社会学生涯来说，是良好的准备阶段。“毕竟，社会学关注的问题与报社记者必然会得到大批第一手知识的问题有关……可以说，一个社会学家只不过是一个更准确的、更负责的和更科学的记者。”（帕克，1939）帕克从事报业的经历极大地帮助了他后来对于这座城市所作的社会学调查：“我期望比起任何充满活力的人来说，我确实已踏遍了更多的土地，走遍了世界上不同地方的城市。除了所有这些以外，我还从其他方面获得了关于这座城市、共同体和地区的概念——不单作为一种地理现象，而且作为一种社会有机体。”（法里斯，1970）
R·帕克的《移民报刊及其控制》（1922）（他所写的惟一的一本著作）是作为一种民族担忧的结果而问世的，即担忧美国的欧洲移民——由美国1917年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可能出现的不忠诚。成千上万的德国裔美国人会忠诚于美国，还是会忠诚于K·威廉？他们会扩散宣传、还是会从事破坏？另一方面，移民忠于美国的市民权如何能够得到保护？卡内基公司赞助了关于移民的10项研究。帕克指导了对外语报纸的研究，他发现，意第绪语、波兰语、德语等报纸主要帮助近来的移民懂得如何在北美生存下来。很少有报纸内容鼓励对于原先祖国的忠诚。美国的外语报纸通过帮助它们的移民读者同化于美国文化，而逐渐地构成了它们自己的角色。事实上，外语报纸的数量和它们的读者的规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几十年中急剧下降。(35)
帕克被称为“大众传播的第一个理论家”（弗雷泽和盖齐诺，1979）。他将传播限定为“一个社会心理的过程，凭借这个过程，在某种意义和某种程度上，个人能够假设其他人的态度和观点；凭借这个过程，人们之间合理的和道德的秩序能够代替单纯心理的和本能的秩序”。传播将一种移情带入一个人的传播伙伴，因而使得社会的社会性成为可能。帕克和他的芝加哥同事们将传播看作人类连结的同义词（温肯，1922），将它称为城市社会问题的潜在的解决办法。不过，传播不是他们研究的主要变量或重点。
每当一个新的大众媒介技术在美国广泛扩散时，它往往总是首先被儿童和青少年所接受。这个模式对于20世纪20年代的电影来说是合适的，对于20世纪50年代的电视来说是合适的，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微型计算机和电子游戏来说也是合适的。在一般情况下，新的传播技术被年轻人所大量使用，这引起了成年人的关注，由此导致了对新技术效果的学术研究，偶尔，还引起决策者的行动。通常，父母亲和决策者的主要兴趣在于新传播技术的效果，特别是这种技术的潜在的负效果（沃泰拉和里夫斯，1985）。这种“以儿童作为媒介效果的石蕊试纸”（children-as-litmus-paper-for-a-medium′s effect）的原型是由佩恩基金研究组织提供的。
20世纪20年代，电影在美国开始吸引大量的观众，特别是儿童。1922年，每星期电影观众人数是4000万，到1930年，一跃而成为9000万。有关电影对美国儿童的效果调查的13个相关联的研究项目于1929年至1932年进行，它们得到佩恩基金会的资助。有关“电影与青年”的研究计划由W·M·西伯里（William Marston Seabury）所发动，他从前是电影业的律师，逐渐关心电影对于青年的效果问题。西伯里和R·W·H·肖特（Reverend W.H.Short）一起为佩恩基金研究起草了计划，并为这些研究建立了“纽约总部办公室”。肖特获得了一笔65，800美元的资助，它由弗朗西斯·佩恩·博尔顿（Frances Payne Bolton）捐助，这笔钱来源于博尔顿从其父亲——一个克利夫兰的工厂主（乔伊特，1992）——那里继承的遗产。
佩恩基金研究的目的是确定观看电影对于青少年可能的有害效果。从事这项研究的大部分学者都在芝加哥大学工作，但有些是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学者，有些则是其他大学的学者，例如，儿童心理学家G·斯托达德（George Stoddard）在衣阿华大学工作。研究工作由W·W·蔡特金（W.W.Charters）指导，他是俄亥俄州立大学教育研究处处长。他邀请帕克参加，但是帕克正要旅行去中国，所以帕克让他的芝加哥的同事H·布鲁默参加了（帕克后来在香港进行了类似的有关电影对于中国儿童的效果的研究）。总之，佩恩基金研究代表了至那时为止的关于媒介效果的最大的科学项目之一，并且“还是迄今所从事的关于电影在美国社会的作用及其对儿童的影响的最广泛的评估”（乔伊特，1992）。在1929年至1932年的研究期间，成千上万的青少年被列为调查对象。
佩恩基金研究表明，美国儿童大约一个星期去一次电影院，72%的故事片涉及犯罪、性和爱情的主题。电影经常表现烟草和酒（此时正处于禁酒时期）的使用。可以理解的是，父母有理由关心这一新技术对于他们的孩子的影响及其缘故。在一项研究中有一份儿童取样，当被问及他们在看过暴力电影以后是否做了恶梦时，这些儿童回答说是的。
佩恩基金研究被以一种客观的方式而进行，但是对于其结果的解释方法则与电影工业相敌对。源自各种佩恩基金项目的10本著作发表于1933年，它们一般都是以谨慎的社会科学的平铺直叙的文体而写就的，包括蔡特金的总结卷，但是，由佩恩基金委托进行的一种通俗的处理结果《我们的电影所塑造的儿童》，在语气上则是耸人听闻的（尽管蔡特金也得出“商业电影是令人作呕的大杂烩”的结论）。这些研究表明，电影对于青少年产生了效果；其中许多效果的确不为父母、宗教领袖和其他人所赞同。(36)
比起典型的芝加哥学派的研究来，佩恩基金研究具有不同的方法论特性。统计方法在20世纪20年代已进入社会科学研究，佩恩基金研究在性质上主要是定量的。洛厄里和迪弗勒（Lowery and DeFleur，1988）的结论是：“在美国社会中，两股主要的社会变化结合在一起——一方面是社会科学中更准确的研究能力的发展，另一方面是公众对于电影如雨后春笋般发展的深切关注，由此促成了大众传播的科学研究的兴起。”传播学学者侧重于媒介效果的做法确实始于关于电影和儿童的佩恩基金研究。
1935年（约此前后，R·E·帕克退休）以后，芝加哥学派的影响迅速下降。这有几方面原因：首先，它的博士生离开这里到其他大学里教书，因此它造就了自己的竞争者。许多其他好的社会学学院赶上了芝加哥大学。例如，1941年以后，哥伦比亚大学有两个杰出的社会学家：社会理论家R·K·默顿（Robert K. Merton）和研究大众传播效果的定量的方法论者P·F·拉扎斯菲尔德。芝加哥学派的另一个竞争对手是哈佛大学，在那里，社会学理论家T·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正在脱颖而出。
1945年，芝加哥大学的一个博士、方法论者S·斯托弗加盟哈佛大学。随着芝加哥大学从领先地位上滑下来，其他大学——特别是哥伦比亚大学，但也有密歇根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地位上升了（法里斯，1970）。芝加哥大学聘用了它自己的博士生作为新的教职人员。尽管学院的凝聚力和思想的同质性是能够产生成效的优势，但是它们被诸如教师中的缺乏多样性、综合活力的丧失等劣势所抵消。某种由人员继任问题所带来的组织上的枯竭加快了芝加哥学派的显赫地位的终结（希布塔尼，1990）。
另一个问题是芝加哥社会学系的教师之间的不和，这使他们偏离了学术工作，并使他们不能作出重要的决策，诸如在有关新教师的问题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六七年间，芝加哥大学没有聘用一个终身职位的教师，与此同时，重要的教师离开了：H·布鲁默去了伯克利，L·沃纳去了密歇根州，E·休斯去了布兰迪斯。刚刚毕业的芝加哥博士被雇为临时教师，以填补那些离开了的老师的岗位。1950年左右，社会学系没有助理教授，只有一个副教授，其余的教师都是正教授（希布塔尼，1990），这是一种头重脚轻的人员结构，它不能为博士生提供恰当的角色模式。
社会学领域本身也发生了变化。美国社会学从侧重有关犯罪、卖淫、贫穷和社会无序等其他方面的社会问题，转向侧重于社会地位和社会工作。只不过几年的冲突以后，芝加哥学派最终从重视定性的人种学方法转向定量的和统计的方法。在芝加哥社会学系的垒球比赛中，研究生和教员分成两个队：统计学家对定性分析者。对于其他的美国社会学来说，芝加哥学派开始看上去有点儿过时。因此，芝加哥社会学是解释性的和广泛意义上的人道主义的，20世纪30年代以后，美国社会学则随着对芝加哥学派的方法的背离而成为高度定量的和统计性的。社会科学的主要模式是自然科学，后者已被完好地建立起来，并且受到极大的尊敬，所以这种对于自然科学的摹仿使得社会科学趋向于经验主义和量化的方法。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社会学越来越关注这个学科的科学地位，特别是方法论问题。如同W·F·奥格本（William F.Ogburn）所列举的那样，社会学方法论开始以统计学为中心。奥格本在1929年加盟芝加哥的教师队伍，他影响了方法论，使之成为“更有自我意识、更准确、更有统计眼光、更有决心排斥偶然的洞见和因谈论奇闻轶事而未被吸收的观点”。（马修斯，1977）(37)
有关芝加哥的衰落，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诸如M·韦伯等其他欧洲社会学家来到了美国。芝加哥社会学是奠定在由G·西梅尔所提供的理论基础之上的，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西梅尔在美国的影响下降了（尽管后来再次兴起了对于他的理论的注意）。美国社会学在选择其欧洲祖先方面的阶段性变化可追溯到哈佛社会学家T·帕森斯的著作《社会行动的结构》（1949），这本著作吸收了韦伯、涂尔干、弗洛伊德和V·帕累托（Vilfredo Pareto）的思想，但是没有吸收西梅尔的思想。
最后，1935年职业社会学家的反叛结束了芝加哥学派对于主导性的社会学杂志和专业协会总部的垄断控制。这一反叛并没有结束芝加哥学派在社会学学科方面的重要作用，但它削弱了这种作用。(38)作为美国社会学家主要专业杂志的、芝加哥学派的《美国社会学杂志》（AJS）在1935年被撤销，这一举动是由L·L·伯纳德（L. L. Bernard）所领导的，当他于1932年出任美国社会学协会主席时，任命经过精选的委员会来审阅《美国社会学杂志》，并提议对美国社会学协会进行制度方面的改革。伯纳德“采取这些步骤（任命了两个委员会），是因为当时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由于其领导人的缘故，已变得骄傲自大，并有使美国社会学协会的利益从属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利益之嫌”（奥德姆，1951）。一个历史的分析表明，1935年反抗芝加哥大学的那场成功的运动是由一批反对芝加哥大学的统治地位的社会学家充当先锋的，他们在巨大的压抑下产生了对于职业的担忧，并且意识到芝加哥学派的理论影响正日益下降（伦格曼，1979）。这是一场反对芝加哥大学的政治运动，不是建立在社会学观念差异基础上的思想反叛。
1959年美国社会学协会的成员资格说明了芝加哥学派在美国社会学中的统治地位的下降。在1930年以前，20%的具有社会学博士学位的成员是在芝加哥大学获得他们的博士学位的。这个数字从1950年至1959年下降到只有8%（赖利，1960）。芝加哥的衰落还表现在社会学家对于作为其主要专长的社会心理学的兴趣也相应地降低了。(39)
J·S·科尔曼（James S.Coleman）（1980a）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然后在芝加哥大学度过了他的大部分生涯，他论证说，芝加哥学派的衰落部分地归结于美国社会的更加广泛的变化：“芝加哥学派的衰落不仅仅是形成这个学派的强有力的个人的衰落。它是芝加哥学派所关注过的种种问题的衰落。移民已经衰落，城市生活已经多少有些秩序，人的边缘性减少了。”围绕P·F·拉扎斯菲尔德建立起来的哥伦比亚学派赢得了统治地位，“因为纽约曾是崛起的传播业的中心，是新兴的广告业的中心，是新的国家销售决策的中心”（科尔曼，1980a）。在美国社会学的中心舞台上，拉扎斯菲尔德和哥伦比亚学者取代了帕克和芝加哥学派的学者，也取代了诸如芝加哥的欧洲移民的适应性，以及接踵而来的边缘的或异常的亚文化等地方共同体问题的研究，而强调诸如大众媒介传播效果的国家一级的研究课题。
关于传播学史的传统观点认为，随着几个学科的社会科学家开始从事有关宣传(40)（拉斯韦尔，1927）、广播对于听众的效果（拉扎斯菲尔德和斯坦顿，1942）等方面的经验研究，传播学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30年代和40年代。我以前批评过有关4个奠基人的神话，即关于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勒温和霍夫兰开创了传播学领域的看法。彼得斯（1989）也对这一传统的观点提出质疑，主张大众传播研究涉及更大的问题，即大众媒介在一个健全的民主制中的作用。这个更加广泛的观点意味着大众传播的根源可追溯到芝加哥学派的学者，追溯到W·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922），对于他们来说，传播是人类关系的本质。帕克在《社会学导论》（它是早期几代美国社会学家的圣经）中通过引述杜威的话而为芝加哥学派的观点定了调：“社会不仅是由于传递与传播而得以继续存在，而且还可以说是在传递与传播中存在着。在‘公共的’、‘共同体’和‘传播’这几个词之间具有远超出字面上的联系。”（帕克和伯吉斯，1924）对于芝加哥学派来说，传播远远超出单纯的信息（information）传递和交流：传播创造和维持社会（贝尔曼，1975）。
与所谓传播学的四位奠基人（他们在芝加哥学派衰落以后的岁月里声名显赫）相比，芝加哥学派提供了有关传播在社会中的位置的更为统一的理论。不过，奇怪的是，芝加哥学派的理论观点很少为今天的传播学学者所引用。彼得斯（Peters）（1986）提出，拉斯韦尔、勒温、拉扎斯菲尔德和霍夫兰之所以被提高到奠基人的地位，是因为他们成功地进行了新型方法的复杂的、定量的、有资助的研究：“这一（关于‘四位奠基人’的）传说没有思想体系，或说没有文本原则，但却由不止一种社会研究的态度或风格所构成。”
所谓传播学四位奠基人的说法将传播学的侧重点压缩成一种个人主义的、短期效果的样式。因此，他们关闭了许多最近刚刚被学者们重新打开的研究领域。R·帕克进行了有关报纸内容、读者、所有权结构的第一次大众传播研究——一个例子是他1922年的著作《移民报刊及其控制》，他在探讨中提出了与今天极有关联的研究话题（罗杰斯，1986）：
1．媒介内容如何影响舆论？（今天，这被称为议题设置过程）
2.大众媒介如何受到舆论的影响？
3.大众媒介如何能够导致社会变化？
4.人际网络如何与大众媒体相连结？
除参与后来关于议题设置过程的传播研究以外，帕克（1922）还确认了大众媒介的另一个作用：“在每天发生的、由通讯员、记者和新闻机构所记录的所有事件中，编辑挑选某些他们认为比其他更重要和更有趣的条目来发表。他将多余的条目定为废物，丢入废纸篓。每天都有大量的新闻被‘枪毙’。”K·勒温将这一过滤过程称为“把关”，后来的传播学学者已经研究了新闻媒介机构中的把关过程。
帕克将“传播”定义为“一个社会心理过程，凭借这个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和某种程度上，个人能够假设他人的态度和观点”。这个定义以传播过程中的参与者彼此之间的、米德式的移情为中心。两个或更多的个人对于他们所接受的一个讯息（message）中的同一信息（information）可以给出不同的意义。这种双向的观点与K·香农（1949d）的线形传播模式形成对照，后者的定义是：传播作为一个单向的、有意图的过程，就是一个人的思想如何影响另一个人的问题。
“对于芝加哥社会学家来说，传播是一个基本的人类过程，尽管除了R·帕克以外，他们都没有指出今后传播研究要选择的特定方向。或许这就是为什么芝加哥社会学学派与现代传播学学科之间的关系受到如此之少的评价，并最为经常地被其他追溯传播学史的观察家所忽略的一个原因。”（罗杰斯，1986）我们应该承认芝加哥学派对于我们的过去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最后，或许我们应该提出芝加哥社会学家是否实际上是一个学派的问题。学派的概念是一个松散的抽象，为便利描绘一群学者而使用，他们的观点代表着某种程度的一致。有些学者（例如哈维，1987）坚持一个学派必须具有（1）一个提供思想领导的中心人物，（2）一个学术的和地理的位置，（3）财政支持，（4）传播其工作的手段。按照所有这些指标，芝加哥是一个学派：它有（1）R·帕克这个思想领袖，（2）芝加哥大学的位置，（3）来自洛克菲勒的基金资助，以及（4）通过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批著作来传播它的研究工作。
对于作为一个学派的芝加哥学派的主要怀疑涉及其成员观点一致的程度。的确，芝加哥学派的学者并没有一个完全坚如磐石的观点。事实上，芝加哥学派鼓励多种多样的观点，在方向上也是相当跨学科的；它的信条中的一个基本要素是社会学的所有方面都应该得到描述。A·斯莫尔从1892年建系开始直到1924年都担任系主任，他的方向趋向于德国社会学理论，特别是G·西梅尔的社会学理论。斯莫尔还强调一种社会问题的视野，注重作为一个研究实验室的芝加哥城市。托马斯、伯吉斯和帕克都是以经验为根据的研究者。伯吉斯和帕克研究人类生态学，探讨城市社会无序的本质。杜威和米德描述了符号互动论，这是社会心理学的一种社会类型。后来，在1927年，芝加哥大学从哥伦比亚大学聘用了W·奥格本，以便将统计的方法带入对社会学资料的分析。显而易见，芝加哥学派是折衷主义的，它从各种源泉吸纳理论思想。它的思想中心甚至在其鼎盛期都有着相当大的变化。
芝加哥社会学家的学派与人类学、哲学和社会心理学的学者们合作，也与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学者们合作。1929年建造的“社会科学研究大楼”是社会科学的第一个跨学科的中心。芝加哥社会学学派与该大学的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之间进行着自由的交流。
芝加哥学派如何以G·H·米德的符号互动论为中心？刘易斯（Lewis）和史密斯（Smith）（1980）“能够通过计算文章、论文和著作中对米德的引述，通过课程的注册，早期芝加哥社会学家对于调查问卷的反馈和其他有关资料，来表明米德不是芝加哥社会学程序中的中心人物”。他们得出这个结论的事实基础是：所有芝加哥大学的博士生中只有大约四分之三的人注册学习了米德的课程（主要是他的高级社会心理学课程），在那些人当中，又有许多人在其论文中没有使用他的理论（甚至在他们的注脚里都没有引用他的出版物）。早期芝加哥学者选修了米德的在我们今天称之为符号互动论的博士课程，尽管他的理论影响了他们关于人类行为的观点，但是这些芝加哥学者后来都离开了，在没有对米德的理论给予多少明显的关注的情况下撰写他们的论文。他们的论文的确没有证实米德的理论。
这里一般的看法是：从1915年至1935年，芝加哥学派并没有一个被严格遵循的单一连贯的观点。它的思想大量地是由R·帕克的有关社会无序的生态学方法所组成的，还有来自J·杜威和G·H·米德的社会心理学和哲学的影响。芝加哥学派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论观点，但是芝加哥学派的学者在他们的思想行为的许多方面都是一致的。他们缺乏完全的一致性，这不应阻止我们将芝加哥学派作为一个便利的范畴来使用。
芝加哥学派处于北美社会科学崛起的中心位置。它不仅是通过它的理论成就，而且也是通过它的得到良好宣传的形象而获得这一殊荣的。目前，关于它的出版物有1000多本。如果等量的注意力在世纪之交被投向哥伦比亚大学、威斯康星大学或耶鲁大学的社会学，那么这些地方中的任何一个都会被认为是社会学的圣地吗？我不这么认为。社会学的这些其他的早期强势地带主要是一个人的节目。当一个人衰落了，那个大学的社会学也衰落了。它们的社会学观点是单一的和有限的，不像芝加哥学派那样具有多元变化。而且，诸如在学术文献中被引用次数的计算、生产出版物的数量、早一代美国社会学家在哪里获得博士学位的模式等客观的指标都说明了芝加哥的中心地位。
芝加哥社会学对于美国社会科学的主要理论贡献是：在社会问题的研究方面，为它奠定了经验的基础。芝加哥学派赋予美国式的社会科学以一种应用的和改良的影响，因为它的学者认为阐述一个社会问题就能够导致它的解决。(41)它也具有其他的影响：
1．它使符号互动论概念化了，符号互动论是一种将传播置于人性如何形成和变化的中心的理论观点。
2．它认为大众传播是美国民主社会面临城市社会问题而生存下去的一个可能的手段。
3．它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进行了关于电影对于儿童的影响的佩恩基金研究，这些研究为许多后来的传播效果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早期的模式。
4．它使像J·亚当斯以及她的与赫尔馆相联系的社会学同事那样的女性学者转入作为一个独立与应用的领域的社会工作。
5．它的方法论途径导致被称为解释学派的一批当代传播学学者的出现。
“在刚刚过去的40年中，一般传播学理论中的最大变化是逐渐放弃了被动的受众的思想，并以异常活跃、异常有选择的受众概念取而代之，这种受众操纵着讯息（message），而不是被讯息所操纵，他是传播过程中的一个完美的合作者。”（施拉姆，1971）一旦某个活跃的受众（或更准确地说，传播过程中的一个参与者）概念被接受了，探求传播讯息对于受众个体的标准效果的做法看来就成问题了。取而代之，学者会探讨每一个受众个体给予被接受的讯息的独特意义。
探索人们如何构筑意义的课题是解释的传播学学者的主要兴趣。传播学的解释方法强调传播讯息（message）对于个人的主观意义。“解释的范例具有这样的特征，即关注于按照世界的本来面貌理解世界，关注于在主观经验的层次上理解世界的基本性质。它在个体意识和主观性的领域范围内寻求解释，在与作为行为的观察者相对的参与者的关联框架的范围内寻求解释。”（伯勒尔和摩根，1979）
对于讯息的解释，通常采用相对不那么有结构而更加定性的调查方法来进行研究，但是一种解释的观点和定性的方法并不是一回事。解释研究往往是归纳的，从经验的层面移向理论的层面。理论确定研究的方向，但是理论通常并不被用来获取用于检验的特定假设。“从资料（往往是定性的资料）开始并不意味着缺乏理论，而是说理论发挥着一种不同于在实证主义方法中的作用，在实证主义方法那里，理论的涵义被一些假设所证实，这些假设与在经验层次上发挥作用的那些概念之间的关系有关。相反，理论确定解释研究兴趣的目的，并且指导某些陈述的形成——这些陈述来自某个社会背景下的行为者的主观意义的相关资料。”（威廉，赖斯和罗杰斯，1988）解释学者的中心问题是意义（爱森伯格，1984）。这些学者特别借助于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和文学。芝加哥学派主要以一种解释的风格从事它的实地研究，所以它有可能为当代解释学派的学者提供一种有用的模式。
民族方法学由一些收集资料的方法组成，这些方法使得调查对象能够以由他们自己构成的方式、而不是由学者们构成的方式提供资料。这样的人种学资料反映了调查对象的观点，捕捉到调查对象的意义——他们对于现实的解释。因此，解释的学者一般通过观察和相对松散的访谈来收集定性的资料。他们寻求“厚重的描述”，即人们对于被提供的现实的深度解释。解释的学者通常研究一个相对小的传播系统，他们非常详细地对之予以报道。他们与其说是关注对于结果进行概念化的基础，不如说是更关注获得深度理解。
解释的方法具有某些弱点。一个重要的困难在于以实地记录和文字记录的形式处理和概括大量的定性资料。对于一位花一两年时间收集资料从而写出一篇20页的杂志文章的解释学者来说，如此浩繁的资料造成了困难。如同M·迈尔斯（1979）在他的《作为有吸引力的麻烦事的定性资料》一文中所暗示的那样，解释资料的丰富给解释学者造成了要对资料进行归类的困难。
定性的研究方法可能碰到道德问题（庞奇，1986）。一个例子是隐蔽的参与性观察，在此，研究者在从调查对象那里收集资料时，隐去了他或她作为研究者的身份（希尔伯特，1980），就像克雷西在对芝加哥的职业舞女的研究中所做的那样。
组织传播的学者采用解释的方法获得个人对于一个组织的文化的看法（帕特南和帕克诺斯基，1983）。文化概念作为研究组织文化的方法，取自于人类学（格尔茨，1973）。一个例子是帕克诺斯基（Paconowsky）（1988）对于戈尔协会的研究，W·L·戈尔（W.L.Gore）是特拉华州一个富有创新精神的纺织业主，他认为特拉华州是一个能够自给自足的系统。解释学派所从事的另一个著名的工作是对加利福尼亚州拉霍亚的索尔克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之间的科学传播的研究，它由B·拉图尔（Bruno Latour）和S·伍尔加（Steven Woolgar）（1979）进行。其他的解释学者从事了谈话分析，包括“警察谈话”（特吉洛和狄尼索普洛斯，1987）或城市贫民窟里的男人谈话（菲利普森，1975，1976）等。
最近，由于注重个体如何“解读”媒介信息的问题，媒介传播研究发生了重要的新转折。例如，关于电视观众的研究表明，个人是信息内容的活跃的解释者，而不仅仅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其他定性的和定量的收集资料的方法也都被研究者们所使用，以便理解个人如何解释媒介信息。这些关于当代收看电视的研究探讨电视人物如何为观众所理解、因而效果如何传递的问题，所以比起相对简单的拉扎斯菲尔德式的媒介效果研究来是前进了一步。例如，考虑一下老年妇女对于美国电视连续剧《王朝》的看法。如果她们认为女主人公A·C·科尔比是一个成功的、强有力的老妇人，那么她们主要会增强自尊心。但如果她们认为她是一个高不可攀的典型，那么她们就会感到更懊丧和更失望（利文斯通，1992）。这里，我们看到一个观众对于媒介信息的看法所反映的效果。显而易见，个人如何从媒介讯息中获得意义是解释研究的一个范例。
解释研究是对占有统治地位的传播研究风格的一种反对，这种研究在今天是定量的，而在解释的学者看来是完全机械的。人数相对少、但正在发展的一群解释传播学学者发现，它们的研究目前正被有地位的传播学杂志所发表。如同拉扎斯菲尔德在50年代所论证的那样，传播学的定性方法可以卓有成效地与定量方法结合起来。传播学不一定要么是定性的，要么是定量的。
在某种当代解释学者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程度上，他们已经回复到芝加哥学派70年前所使用的研究方法论上去了。
(1) 我感谢J·彼得斯评论性地阅读了这一章的提要，我将此提要呈交给威奇托讨论会，它作为那次会议公报的一个章节而发表（罗杰斯，1993）。
(2) 肖托夸运动因纽约州的一个城镇命名，在那里举行了第一次肖托夸运动。每一次运动都由两三天的公开会议组成。在会议上，由著名的演说家发表演讲。肖托夸运动是一种较早的成人教育形式。
(3) 西梅尔在对芝加哥学派的欧洲影响中占有优势，这种影响始于A·斯莫尔，后者1880年在柏林大学是西梅尔的一个追随者，两人通过信件和个人访问保持友情（克里斯塔克斯，1978）。
(4) 如同在美国社会学的另两个主要中心所发生的情况：在耶鲁大学是由W·G·萨姆纳领导；在布朗大学是由L·沃德领导。
(5) 大约在世纪之交的美国，5个核心的社会科学学科已建立起来。1885年，经济学创建了它的专业协会，心理学在1892年、人类学在1902年、政治学在1903年、社会学在1905年都相继创建了自己的专业协会。社会科学之分为5个学科的行为是任意的，并且一直受到质疑，但是对美国的学术生活已经有了支配力（普鲁伊特，1991）。
(6) 西梅尔实际上使用了德语“dreierverbindung”一词，它不含有更加完整与和谐的关系的意思——这一意思为英语“triad”（三人组合）所包含（卡普洛，1968）。但是，A·斯莫尔在一本早期的《美国社会学杂志》中，将西梅尔的这个词译成“triad”。所以，自那以后，它就保留下来了。
(7) 库利接受了A·斯密“镜中自我”的概念。
(8) 当J·杜威和库利都在密歇根大学的时候，杜威要库利注意H·斯宾塞的著作。
(9) 托马斯因对“曼法令”的所谓亵渎行为而被联邦调查局逮捕，这个法令禁止那些出于不道德的目的、或为了在旅馆里进行虚假登记而在州与州之间运输妇女的行为。尽管对于他的指控被法院否决，但托马斯被迫向芝加哥大学辞职（库尔茨，1984）。
(10) 由于他们与芝加哥大学的人类学家具有组织上的亲近关系，所以芝加哥社会学家可以便利地使用人种学方法。直到1929年，人类学在这个游乐场校园里才分成一个独立的系（斯托金，1979）。
(11) 在这个世纪之交的年代，典型的揭露丑闻的文献是U·辛克莱的《屠场》（1906），它是对芝加哥肉类包装厂的不卫生的条件和劳动剥削的揭露。这本抗议性的小说为1906年的纯净食品和药品法令的通过作出了贡献。辛克莱与芝加哥学派没有联系，尽管他的著作为芝加哥学派的学者所阅读。
(12) 虽然杜威在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为黑格尔所吸引，但他没有学习K·马克思的哲学。当被学生和其他人问起马克思主义时，他会说：“我从未读过马克思。”（伊斯门，1941）最终他阅读了马克思，并且在20世纪20年代成为美国第一个访问苏联的自由主义者。促使杜威发生观点转变的部分原因可能是他与一个漂亮的、红头发的波兰流亡者A·尤齐斯卡的恋爱事件。在1917—1918年，60岁的白发杜威对她怀有深厚的感情（迪尔伯恩，1988）。杜威将热情的诗歌送给尤齐斯卡，后者写了6本有关移民生活的著作，在20世纪20年代风行一时。她的著作中的一个典型主题是一个“血汗工厂的灰姑娘”爱上了一个严谨的新英格兰人。尤齐斯卡在她失去纽约的教职时遇见了杜威，她向时任哥伦比亚师范学院院长的J·杜威请求帮助。杜威鼓励她继续她的写作事业，并送给她一部打字机。后来，他俩在费城的犹太人居住区进行了一项有关波兰移民的调查。
(13) 赫尔馆受到这样一个住所的启发，在那里，牛津大学的研究生住在伦敦的一个贫民窟中。J·亚当斯参观过这个英国的街坊文教馆，并返回芝加哥对她原来的思想进行修改。
(14) 1913年，A·斯莫尔在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为亚当斯提供了一份兼职的教师工作，但是她拒绝了这份工作（迪纳，1975）。不过，在这个社会学系和赫尔馆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
(15) 杜威在家中的工作方式经常是把一个孩子放在膝上抖动，而此时另一个孩子已将一个手指伸进了他写字台的墨水池里（迪尔伯恩，1988）。
(16) 杜威和哈珀之间的冲突是复杂的，涉及的方面远远超出杜威夫人（麦考尔，1961）。例如，在杜威学校和另一所循序渐进的学校的合并问题上，杜威和哈珀有分歧。
(17) 女权主义是杜威的强烈信念之一，在这个问题上，他远远超出了他的时代。他有一次走在纽约第五大道上，拿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男人能够选举，为什么我不能？”旁观者被此逗乐的表情把杜威给搞糊涂了（迪尔布恩，1988）。
(18) 令人尊敬的心理学史学家蒂奇纳（1921）说，“冯特不是实验心理学的奠基人，而是心理学的奠基人。”
(19) 1879年，当冯特开始他的莱比锡实验室的时候，“比起在国内攻读研究生的情况来，越来越多的美国学生参加在欧洲的研究生学习”（本雅明等，1992）。
(20) 因此，米德的“一般化他人”解决了由库利的“镜中自我”的理论所提出的问题，“镜中自我”理论包含这样的意思：一个个体与多少人交往，他就可以有多少个自我。米德说，我们使许多他人一般化了，使得对个体的期望变得更加易于控制。
(21) 赫尔馆和杜威学校今天都仍然存在。赫尔馆现位于芝加哥的伊利诺伊大学的校园之中，是一个博物馆。杜威的实验学校位于芝加哥大学校园内，它作为精英学校，主要为教职员工的子弟服务。
(22) 除了这个混乱以外，还有一个芝加哥经济学学派，它与芝加哥社会学学派没有关系。
(23) 为什么米德不发表他的理论？“米德在极端形式上也有杜威那种腼腆。其程度很厉害，以至于他极少想到他的工作，整个一生发表的东西也很少。”（迪纳1980）
(24) 体现米德符号互动论的经验研究的一个例子是H·S·贝克尔的《论成为一个大麻的使用者》（1953），它采纳了调查对象的观点，遵循一种现象学的方法，从行为者的角度对作为理性的个体的行为进行了描述。另一个例子是E·戈夫曼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1959），它论证说，人类的行为就像是舞台上的一场戏剧。
(25) 当国家航空和航天局对首批宇航员实施TST时，TST被用于100次调查之中，并引起了全国的注意（梅尔策和彼特斯，1970）。
(26) 在1972年至1986年的15份主要的传播学杂志中，麦克斯温（1987）对其中涉及符号互动论的地方作了引文分析，发现H·布鲁默被引用的次数最多，其次是G·H·米德，M·库恩几乎未被传播学学者所引用。这三个符号互动论者主要被引用在以人际传播为宗旨的杂志上，诸如《传播专论》、《言语杂志季刊》等，但很少被引用在大众传播的杂志上。
(27) 《白氏》和它的竞争者《邓》后来合并成邓白氏公司，一家信贷金融公司，如今出版《华尔街日报》。
(28) 1904年，帕克的博士论文被拉克和格鲁纳编成书（用德文）在瑞士的伯尔尼出版。C·艾斯纳的一个英文版本《帕克：群体与公众以及其他论文》于1972年出版。
(29) B·T·华盛顿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文献表明，帕克也帮助华盛顿写了另外两本著作：《黑人的故事》（1909）和《我的大教育》（1911）。华盛顿的著作部分地是为了吸引对于塔斯基吉学院的捐助（劳申布什，1979）。
(30) 实际上，它不可能是两个星期；1912年4月24日，也就是会议结束4天以后，W·I·托马斯从芝加哥给帕克写了一封信。信是这样开头的：“我亲爱的兄弟，我惊喜地发现，在遇见你以前，我是多么的无知，现在，我似乎又是多么的聪明。”（劳申布什，1979）
(31) 生态学概念——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这些生物和它们的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19世纪90年代由E·海克尔所发明，他是一个德国生物学家，也是达尔文进化论的普及者。
(32) 帕克在他对于种族关系的分析中使用了“社会距离”概念。他论证说，两个个体之间的社会距离越大，他们相互间的影响就越小（科塞，1977）。
(33) 例如，博加德斯的量表会标明，如一个白种人是否认为比起与美国黑人的关系来，他与作为华裔后代的个体的关系更加亲近。
(34) 尽管帕克强调，一个学者应该通过有重点、有想象力的参与调查对象的生活来获得对其的主观看法，从而得到对于社会活动的真正理解。帕克经常引用W·詹姆斯《论人类中的某种盲目性》的观点，后者论证说，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误解其他人的生活意义（帕克，1950）。当帕克在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时，曾听过詹姆斯关于这个论题的一次讲演（N·怀特和L·怀特，1962）。
(35) 最近，即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由于又有来自拉美的大批移民，美国的外语媒体又重新变得重要，尤其是西班牙语的电视。
(36) 这10部著作是：H·布鲁默的《电影和行为》；H·布鲁默和P·M·豪泽的《电影、少年犯罪与犯罪》；W·W·蔡特金的《电影和青年》、《一个总结》；E·戴尔的《电影院的儿童观众与电影的内容》；W·S·戴辛格和C·A·拉克米克的《儿童对于电影紧张场面的情感反应》；P·W·霍拉迪和G·D·斯托达德的《从电影中得到的想法》；C·C·彼得斯的《电影和道德标准》；R·C·彼得森和L·L·瑟斯顿的《电影与儿童的社会态度》；F·K·沙特尔沃斯和M·A·梅的《社会行为与影迷的态度》。
(37) 当美国总统H·胡佛1928年上台时，他任命了近期社会倾向研究委员会，由W·米歇尔和C·梅里亚姆领导，前者是一个经济学家，后者是一个政治学家，他们都在芝加哥大学工作。W·F·奥格本是刚刚到达的芝加哥社会学家，任委员会研究主任。他们的目的是确定导致大萧条的社会和经济因素。胡佛要求洛克菲勒基金会为委员会提供基金，这个要求得到了同意。4年以后，一份1600页的报告产生，它以奥格本的文化滞后理论为中心，即技术变化造成了诸如离婚、失业和犯罪等社会问题。报告提议对社会规划增加重视，这个规划以社会科学研究的越来越大的作用为中心。但是，当胡佛在连任竞选中败给F·D·罗斯福时，委员会的报告几乎没有引起直接的行动（普鲁伊特，1991）。近期社会倾向研究委员会和佩恩基金研究会均在同一时间运行，它们都在社会科学家（以芝加哥大学为中心）中构筑了专业知识交流的重要网络（鲁宾逊，1988）。
(38) 芝加哥的持续重要性由这样的事实所表明：美国社会学协会的一半以上的会长一直是芝加哥的教师或学生。1935年后，这种统治地位以与从前差不多的比例继续存在（库尔茨，1984）。
(39) 无论是在1930年，还是在1959年，美国社会学协会的成员都选择了社会心理学作为其最一般的专业兴趣。1930年，在社会学协会的1832名成员中，约37%的成员选择了社会心理学。到1959年，社会心理学仍然是最普遍的社会学专业，但是在社会学协会的6345名成员中，只有25%的成员选择了它（赖利，1960）。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尤其成为芝加哥的社会学家的一种自我确认。截止1990年，在美国社会学协会的13265名成员中，有19%的成员将社会心理学选为他们的专业（恩尼斯，1992）。
(40) 宣传分析促使大众传播研究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起步，但后来则在很大程度上被忘却（斯普劳拉，1987），要不就是在泛滥的媒介效果研究（它逐渐统治了大众传播领域）中失去了它的特性。
(41) 这一策略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是由克里米亚战争期间的F·南丁格尔所提供的。她使用了统计图表来展示英国军队医院中死亡率和卫生条件的缺乏之间的关系。她将自己对可预防死亡的大量数据的分析匿名公布，舆论由此迫使英国政府采取行动（普鲁伊特，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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