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可争辩,马克思是一切时代中的最有影响的社会理论家。因此,他的理论的正当性作为“某种类似于”20世纪社会科学的中心问题而发生作用。但是,在所有方面,关于马克思的“巨大争论”强烈地带有意识形态的倾向,而不是科学的倾向。
——李·本森:《马克思关于社会冲突的
一般的和中级的理论》
没有任何其他的理论家像卡尔·马克思那样构成了历史进程。人们可能认为,他的理论(即马克思主义)会得到所有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认真研究;不过,在许多国家里,马克思的著作是被禁止的。仅仅几十年以前,在美国,许多人都由于阅读马克思的著作,或由于研究或传授他的思想而遭到惩罚。美国的麦卡锡时代是一个极端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时期。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种用来解释当代社会之社会变化的富有想象力的尝试——的思想力量往往被其政治影响所限制。
这里,我们描述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然后侧重于批判学派,一个由杰出学者所构成的小组,代表着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理论的融合,对于传播学具有特别重要的影响。
卡尔·马克思(1818—1883)生于德国摩泽尔河流域的特里尔城,这是一片紧靠卢森堡和法国边境的盛产葡萄的土地(图4.1)。他65年的生涯经历了好几次由暴力颠覆所导致的欧洲王国的垮台,包括1848年的法国革命。马克思的理论与革命直接相关。马克思的成长时期也是资本主义日益上升、工厂扩张、欧洲各国建立殖民帝国的时期。他的生活带有个人失意、流离失所和灾难悲剧的印记(布尔斯廷,1983)。尽管他的父亲是一个富裕的律师,但马克思同情欧洲的穷人、潦倒者和受剥削的产业工人。马克思的家庭有着悠久的犹太法学家传统,然而他在年轻时成为一个路德教教徒,并在读大学时成为一个无神论者。在后来的生活中,马克思声称:“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1867)
图4.1 卡尔·马克思(1818—1883)约60岁时在伦敦
使用获C·L·谢夫纳(Corinne L.Sherfner)许可。
马克思在波恩大学研究法律,但他不是一个认真的学生,而是将大部分时间花费在饮酒和决斗上。他在波恩大学完成了法律学业,成为一名青年黑格尔主义者。J·W·黑格尔(1770—1831)的理论是:由于战争、革命和其他被压迫者反对压迫者的斗争,社会得到进步(鲁伊斯,1979)。后来,当马克思住在科隆和巴黎时,他受到L·费尔巴哈的影响,成为一个反黑格尔主义者。黑格尔主要从事有关宗教斗争、精神观念之间的冲突方面的写作(鲁伊斯,1979)。费尔巴哈想把黑格尔的理论放到实践中去,运用到阶级斗争中,运用到反对黑格尔关于宗教事务中的王室权威的思想中。马克思吸收了费尔巴哈关于阶级冲突的观点,并将其多少有点含糊不清的思想运用于当代。他在提倡推翻工厂主和政府权威方面,头脑敏锐,态度明确。他还是学生时就参加过无数次的咖啡馆里的讨论,由此,他发展成一个激进的颠覆分子,以阶级斗争作为其理论的动力。
K·马克思是“所有时代的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之一”(韦斯特鲁姆,1991)。他在耶拿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主攻当时被称作政治经济学的领域,这个领域包括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方面。由于他是政治领袖的直言不讳的批判者,所以他进入德国大学任教的途径被阻断,因此,他积极投身于揭露腐败的政府官员,并用纪实材料反映穷人的状况。他的社会主义政治学和他的激进的作品导致他从德国被流放。
马克思是一位杰出的作家,并渐成为一名能干的记者。1842年,他成为《莱茵报》主编,并将之变成政治新闻学的一个工具,揭露摩泽尔地区农民的可怕的生活条件。他的报纸的发行量迅速增长,直到德国政府因其激进的性质而查封了它。
马克思是资本主义的强烈批判者,也是“资本主义曾有过的最称职的批判者”(韦斯特鲁姆,1991)。例如,他分析了工厂的劳动生活,特别是雇用妇女和儿童的纺织厂。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将工人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分开,因此造成工人与其自身的异化,将他们沦为不全面的人(韦斯特鲁姆,1991)。这样,工人便无力影响管理决策。马克思提倡一种共产主义社会,在那里,每个人都享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控制权。
1843年,马克思25岁的时候转向共产主义,这主要是阅读法国革命历史的一个结果(本森,1979)。马克思因其越来越多的激进作品而遭到德国政府的迫害。他与一个富有家庭的女儿结了婚,然后被流放到巴黎,在那里,他主编了一本激进的杂志。但是,德国政府迫使他再次移居,1845年,在德国政府的压力下,法国政府将他驱逐。马克思迁移到比利时,在那里,他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写作《共产党宣言》。最后,1849年,马克思再次遭到流放,这次是到伦敦,在伦敦,他于极度的艰难困苦中度过了生命的最后34年。他的6个孩子中有3个由于缺少食品和药品而死亡。马克思以写作勉强糊口。1863年的一段时间,他作为一名记者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工作,但是他拒绝寻找正式的工作。他觉得那样做的话,会使资产阶级社会将他变成“一台赚钱的机器”(布尔斯廷,1983)。他的许多阅读、研究和写作工作都是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中完成的,在那里,他阅读了英国工厂视察员的“蓝皮书”,此书记载了当时工人受剥削的情况(科瑟,1977)。也是在那里,他写下了《资本论》3卷本,(1)这部著作侧重于工人阶级的悲惨状况,诸如以捡破烂为生,当粘砖工或在工厂里工作的妇女和儿童。正如政府视察员的报告所记载的那样,他们工作过度,收入过低。马克思在批判现存制度的过程中成长。
马克思的朋友、编辑和合作者F·恩格斯(1820—1895)在经济上帮助他。马克思在居住巴黎时期与恩格斯会面。恩格斯是德国一个富有的纺织厂主的儿子,与工人阶级悲惨生活的亲身接触使他变得激进起来。恩格斯成为马克思一个重要的合作者,在巴黎与后者一起写作《共产党宣言》(1848)。这部著作的首句是:“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它还宣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部著作以及马克思的《资本论》(1867)可以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1859)相提并论。马克思曾想把《资本论》题献给达尔文,因为他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非常之大。事实上,恩格斯就把马克思称作“社会学的达尔文”。马克思采纳了一种严格的革命观点。他说,冲突和斗争——而不是和平的生长和增量的变化——是社会进步的主要引擎。他的有关变革的社会冲突理论是奠定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即奠定在被剥削者和剥削者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冲突的基础上,后者又以个体对于生产资料(一种稀有资源)的不同占有为基石。一种进化的机制推动着马克思主义。
在马克思1883年逝世以前,他的理论几乎没有什么直接的影响。1917年,列宁的俄国革命标志着对马克思主义予以注意的一个转折点。从那以后,马克思的作品成为“工人阶级的圣经”(鲁伊斯,1979)。“很少有社会理论家是以这样的方式形成了我们世界的进程。他的理论和概念激起了想象力,触发了运动,哺育了革命,酿成了新型的政府和经济体系。”(韦斯特鲁姆,1991)K·马克思具有一种强烈的受迫害者情结;他重视受压制的人,试图以一种人道的方式引起社会变革。“马克思能够在强大的社会运动中使他的思想制度化,这些运动而后会建立政府,并将他的思想(通过主要的调整)变成实践。”(韦斯特鲁姆,1991)与其说马克思是共产主义体系——他认为,这些体系将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建设性的设计者,远不如说他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优秀的批判者和分析者。
1883年3月17日,卡尔·马克思逝世于伦敦,享年65岁。他葬于海格特墓地,离热衷于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的伟人赫伯特·斯宾塞先生的墓地不远。几十年来,来自苏联、东欧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古巴等国的川流不息的参观者对马克思的墓地致以敬意。不过,近年来,随着东欧国家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抵制,参观者的数量急剧下降。
在这本书中,我们讨论的是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政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的马克思主义在诸如前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古巴那样的各种国家中被以社会主义政府的形式予以贯彻。关于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和政治的马克思主义的区分并非始终是清晰的,即便在社会科学家那里也是如此,而这一混乱已经限制了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研究。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中心是诸如这样一些概念: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异化”——个体被其自身的创造物(它作为异己的力量面对着这些个体)所支配的程度(西曼,1959;马茨,1987)。马克思的一生在时间上与欧洲的工业化相吻合,这种工业化的特征是人类通过“功效”(个体对于人的未来施加控制的可想象的能力)与内在的控制日益增强对于自然的控制。马克思把异化看作是他的理论机制中的一个关键概念,这是很自然的事。
“马克思主义”是这样一种信仰:诸如经济力量等物质条件决定社会中的社会变革。马克思主义也被称作历史唯物主义,因为它有赖于对于唯物主义(也就是经济)的一种历史分析,并以经济决定论为基础。历史唯物主义是被用来赋予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进化学说的名称,而人类社会是由物质的东西的发展所推动的(鲁伊斯,1979)。人类对于自然越来越具有控制力,诸如工厂力量的发展和工业产品的增加,导致了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转变。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社会阶级的压制、向无阶级和无国家体系的过渡是由无产阶级专政所造成的,而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短暂的局面。社会主义是一种学说,它表明:为争取财富平等分配的斗争,可以通过消灭私有财产、消灭剥削的统治阶级、以公有制取而代之来实现(鲁伊斯,1979)。共产主义是跟随在社会主义之后的历史唯物主义阶段,在此,社会阶级将不再存在。社会经济平等的目的暗含在马克思于1875年写下的著名句子中:“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为什么要研究人类行为?按照K·马克思的观点,是为了改变这个世界。更准确地说,是为了发展出对人类奋斗以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有用的理论。”(本森,1979)马克思提出了一种宏观层次上的有关社会变革的理论,希望这种理论能引向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层面上解释社会变革,而不仅仅是通过个体层面变化的聚集。因此,马克思处于宏观分析层次,而不是微观分析层次的位置。在这个意义上,它在本质上与其说是社会心理学的,不如说是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社会急需大的社会变革。这一悲观与激进的观点将他们置于政治信仰系列的左侧。
马克思提倡一种基本的理论观点:“在任何社会,获取维持生活所必需的基本资源方面的不平等不可避免地造就一种文化,这一文化引起某种类型的重大的社会冲突。”(本森,1979)请注意这一观点中所包含的规范的意识形态:不平等和社会冲突是令人不快的。这里还包含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社会是不完美的,需要加以改变。而且,人们还可以看到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重要因素的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和生存竞争的意思。
由生产方式所导致的社会阶级差异造成了一个系统内对于资源获得的不平等。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是依靠出卖劳动力而生存的社会阶级,它在英国起源于工业革命。他说,由产业工厂工人组成的无产阶级为资本主义社会大量需要,因此它发挥着普遍的社会阶级的作用。无产阶级通过联合起来,能够获得改变社会所必需的力量(本森,1979)。这种联合有赖于无产阶级形成为一种阶级意识,也就是,一种对于在一个社会中具有某种共同作用的自我确认。马克思一直希望即将到来的革命,但是这一革命从未到来。他论证说,产业工人未发展出一种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因为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控制着社会的精神生产资料(例如艺术和大众媒体),因此在无产阶级中制造了一种虚假的意识。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大众媒体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大众媒体的内容由社会阶级关系所统治。媒体巩固社会的占统治地位的价值,并主要是反对革命和反对变革的。因此,大众媒体经常受到马克思主义者和新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包括批判的传播学派。
以法兰克福学派和社会研究所著称的批判学派是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理论的一种理智结合(图4.2)。这一独特的理论团体最初的正式名称是社会研究所,它1923年成立于德国的法兰克福。法兰克福学派是由其他人在20世纪60年代所给予他们的名称,此时,这个学派已经度过了它的理论高峰。一般来说,他们喜欢被称作批判的理论家,这个名称是由他们的领导人M·霍克海默在他的文章《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1937)中所起的,而霍克海默是在1930年成为社会研究所所长的。批判理论是霍克海默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这个词是从把马克思主义描述为政治经济批判和资本主义的批判的传统做法中派生而来。
图4.2 法兰克福学派、社会研究所和批判学派的关键人物
“批判学派”这样一个名称不仅适合于最初作为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的十几个或更多的重要知识分子,而且也适合于几百个其他的当代学者,他们认为自己是早先的法兰克福学派学者的精神后裔,或至少在思想上与其十分接近(图4.2)。一个可能提出的问题是:今天的批判学派是否始终足以被视作一个单一的思想流派,但是,我们这里沿循着将他们称为批判学派的通常惯例,同时承认无论是今天的批判学派,还是20世纪30和40年代的法兰克福学派,都不能代表一个统一的理论事业。
批判学派主要的历史事件都被列在表4.1中。关于这个学派,有几十本书和几百篇文章,但最有权威的论述是M·杰伊(Martin Jay)的《辩证的想象》(1973),这部著作在写作时,“主要的人物都还活着,并可接受采访,通信和他们的私人文件没被丢掉和散失,而且他们的年事已高,已不介意使用从他们那里得到的东西”(昆顿,1974)。
表4.1 批判学派历史大事记
(续表)
法兰克福学派侧重于马克思、弗洛伊德以及先锋派的艺术和文学。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学者是新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受到“驱使而偏离正统学说——即由于斯大林主义的暴政而被削弱的、莫斯科式的马克思主义,偏离它的思想僵化,偏离它将艺术和文学置于宣传的束缚之下的做法,偏离它对当代文化中的任何不能明确实现俄国国家权力之直接目的的东西——从弗洛伊德到超现实主义——的恶语中伤”(昆顿,1974)。因此,他们的意识形态是左派马克思主义的,但也是弗洛伊德主义的、哲学的、文学的、人道主义的和理智的。
这些学者所受的训练主要是哲学方面的,所以他们并不强调经验的资料收集工作,但是,把他们看作是非经验主义的或反经验主义的学者,这也是一种过于简单的做法。更确切地说,他们观察他们正在批判的社会的组成部分,并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他们的研究对象的历史。在有些场合,他们进行调查研究,如20世纪30年代初他们在德国、奥地利和瑞士对工人阶级家庭和权威的态度进行调查。在一些罕见的场合下,他们利用量化类的态度标准,如阿多诺等人的著作《权威人格》(1950)。
法兰克福学派中的核心人物——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和洛文塔尔——是真正杰出的知识分子。他们除了具有高层次的学术素质外,在学术工作方面彼此合作的程度也是独一无二的。他们写作,仔细地相互评论各自的文章(尽管不是和谐一致的),并在广泛和多次修改后将这些文章发表在他们的杂志上。他们之间的对话是这个学派的理论特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他们的结合得益于研究所并不隶属某个单一大学的系或科,也得益于研究所重视学术研究,而不是大学教学(杰伊,1988)。
批判的理论家享有一种不受阻碍的思想自由和表达自由,这先是在德国的魏玛共和国出现的,然后,希特勒于1933年掌权之后,是在美国发生的(昆顿,1974)。(2)法兰克福学派不仅有政治自由,而且还有经济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得益于谷物巨商H·韦尔所提供的慷慨资助。因此,批判的理论家出于一种社会良心而自由行事,支持非同一般的事业,反对强大有力的现存力量。几乎所有的法兰克福学者都能够逃脱希特勒的控制(阿多诺等了很长时间,差一点儿没做到,W·本雅明以为自己无法逃脱,所以在法国和西班牙的边境上自杀)。(3)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能够把他们的基金从法兰克福转移到美国,尽管这笔基金最终不足以支持他们在纽约的工作。(4)
法兰克福学派的基本学说由以下批判所构成:(1)对于实证主义(关于真实的、“实证的”事实可以从观察和实验中获得的信念)的批判,声称社会科学是一种虚假意识,它“在价值中立的骗人外衣的掩盖下认可现状”(昆顿,1974);(2)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因为它没有完全摆脱实证主义,也因为它认为,“无产阶级将不可避免地引起革命,这场革命将消灭异化和统治”(昆顿,1974);(3)对于社会的批判,因为它具有引导个体对其状况采取虚假接受的态度的非理性因素。批判学派试图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引入意识。因此,批判的理论家的行为旨在导致一个没有人类剥削的理想社会。在这方面,他们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规范立场。
好挖苦人的观察者们将在曼哈顿逗留时期的社会研究所称为“咖啡馆马克斯”(Café Max),就是说,不带“r”的“咖啡馆马克思”(Café Marx),以纪念它的导师: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5)他们声称,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正在丧失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方向。这个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聚会竟然会重新安顿在纽约——一个比法兰克福更大的资本主义世界中心,这也的确是个自相矛盾的事。这个悖论或许能够部分地解释为什么社会研究所在旅居期间强烈地抵制与美国文化相结合的问题。例如,研究所继续用德文出版它的杂志,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其潜在读者中很少有人能够读懂这种语言。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只是将纽约当作他们的暂时家园,虽然他们在美国一呆就是17年。
法兰克福学派的核心人物是犹太中上层家庭的子弟。他们的父辈是成功的资本主义者:M·霍克海默的父亲是一个优秀的工厂主,阿多诺的父亲是一个酒商,L·洛文塔尔的父亲是一个医生。他们父母的影响使得未来的法兰克福学派学者受到了极好的正规教育。一般来说,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的父母都强迫他们的儿子随同其父亲参与家庭的事业,这样的职业安排为他们儿子所反对。他们也从其父母的资本主义倾向转向马克思主义。在纳粹德国,犹太主义是一种异己的经历,它使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特别意识到作为权威主义之基础的偏见和反犹主义(他们所研究的一个题目)。或许他们的犹太身份帮助他们认同了偏见的其他对象,而且更一般地认同了社会的受压迫者。
当社会研究所1923年正式开始运行时,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核心人物中,只有M·霍克海默是它的成员,L·洛文塔尔1926年成为其成员,T·阿多诺1928年成为其成员,H·马尔库塞1933年成为其成员。学派的主要兴趣随着新成员的增加而发生变化。由于阿多诺的加入,有了对于音乐的重视;由于洛文塔尔的加入,有了对于文学的分析。后来,具有精神分析实践经验(尽管未受过以医生为目的的培养)的E·弗洛姆引入了对于弗洛伊德理论的兴趣,H·马尔库塞也是这样。就将马克思的理论与弗洛伊德的理论结合起来而言,法兰克福学派的作用是独一无二的。其他的学术团体都还没这么尝试过。这两个有着激烈反差的理论似乎不能融合,但是,它们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却携起手来。
有几个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在他们接受正规教育期间没受过作为社会科学家的培养,尽管他们认为自己是搞社会研究的人。M·霍克海默(1895—1971)以一篇关于康德的论文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在加入社会研究所之前,他作为助理教授在法兰克福大学教哲学。T·阿多诺(1903—1969)也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并作为阿诺德·勋伯格先锋派音乐家小组成员在维也纳学习音乐。阿多诺被描绘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最令人炫目的、趣味高雅的人,(也得说)是最难以理解的人”(昆顿,1974)。他表现出一种生硬的个性和一种转弯抹角的写作风格。在居住美国的日子里,他傲慢地坚持他的欧洲生活方式。他撰写了反对爵士音乐的讽刺文章,滔滔不绝地谈论“严肃音乐”的优越性(对于阿多诺来说,“严肃音乐”不一定是古典音乐,而是使个体能够认真思考的音乐)。
L·洛文塔尔(生于1900年)尽管也学习文学、历史和社会学,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E·弗洛姆(1900—1980)受到强化的犹太教教育,以便与他的姓——“fromm”(弗洛姆)意思是“pious”(虔诚)——保持一致(布尔斯廷,1991)。他研究哲学人类学,专事宗教研究,22岁时在海德堡大学获社会学博士学位。后来,他开始对精神分析发生兴趣。“在对临床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以及精神分析运动都作出贡献的精神分析家中,弗洛姆一度位于最流行、最多产的人之列。他的著作,《逃避自由》(1941)、《健全社会》(1955)、《爱的艺术》(1956)和《禅宗与心理分析》(1960)均为畅销书,拥有广泛的热情专一的读者……他对于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的人文科学及社会科学的影响和关联丝毫不亚于其他精神分析学派的作者。”(布尔斯廷,1991)弗洛姆的这些流传广泛的著作写在他于1938年与社会研究所中断来往之后。
当法兰克福学派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出现的时候,把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结合起来的想法似乎还是离奇的。那时,有一个追随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政府——即苏联——使弗洛伊德的思想不受欢迎。而且,弗洛伊德关于社会变革的悲观主义似乎与马克思的革命思想也不相吻合(杰伊,1973)。虽然社会研究所从一开始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但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对于精神分析理论的兴趣只是慢慢滋长起来的。研究所的头7年,就是直到M·霍克海默1930年成为所长时,主要是一个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时代。1926年参加研究所的L·洛文塔尔从事精神分析,并鼓励霍克海默进行同样的工作。在弗洛伊德的学生K·兰多尔(Karl Landauer)的指导下,霍克海默从1929年开始这么做了(赫尔德,1980)。由于霍克海默的帮助,一个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研究所在法兰克福大学得以成立,它由兰多尔任所长。法兰克福的社会研究所与这个新成立的弗洛伊德研究所保持着松散的联系,不久,弗洛伊德研究所的一个核心人物E·弗洛姆加入了社会研究所。
世界性事件促使法兰克福学派逐渐从其马克思主义的方向转移开来。1933年,希特勒接管魏玛共和国,结束了社会主义政党在德国的命运,也结束了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希望。后来,1939年8月22日,希特勒和斯大林之间的互不侵犯条约(它导致了对于波兰的侵略)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俄国共产主义(它始于1917年的俄国革命)的终结。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最终成为新马克思主义者,成为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者。
随着他们逐渐摆脱对于正统马克思主义分析的迷恋,他们也慢慢地采纳了弗洛伊德的理论,以弗洛伊德关于个体的社会心理学的微观层次来补充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变革的解释的宏观层次。E·弗洛姆是一个热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认为马克思的框架不完整;他主张,弗洛伊德的观点也需要得到充实。弗洛伊德将社会结构当作一个既定的事实接受下来。马克思将心理因素排斥在他对于决定社会结构的经济因素的解释之外。弗洛姆认为,个体的家庭社会化是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的心理力量,甚至成人的社会化作为社会变化的一个手段都是重要的。(www.xing528.com)
E·弗洛姆特别对弗洛伊德理论的某些方面展开批判。例如,他反对弗洛伊德对于俄狄浦斯情结的解释,声称这个情结只有在父权社会才会发生。这一批判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某种社会分析应该被限制在一个特殊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之中,而更加宽泛的一般化是危险的。1938年左右,弗洛姆退出法兰克福学派队伍,移居美国。当他主动退出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他们的作品中对他进行了攻击。尽管弗洛伊德理论的作用在20世纪40年代被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多少有点降低了,但这些学者继续研究权威和家庭,并最终导致了阿多诺等人的重要著作:《权威人格》。它表明了一种经典的社会科学研究。
考虑到德国纳粹对于法兰克福学派学者的迫害,这些人之对法西斯主义根源发生兴趣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他们对于法西斯主义根源的解释既依据于马克思主义,又根据了精神分析理论。他们论证说,竞争的资本主义为法西斯式的垄断的资本主义所替代,以对付资本主义危机——这种危机反映在20世纪30年代初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萧条中。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采纳了弗洛伊德将文明作为对人类本能的一种压抑来批判的做法,论证说法西斯主义压迫是权威人格的一种功能,它之所以产生是由于被灌输给资产阶级家庭的这样一种观点:极权主义是面对经济危机而保存现存社会结构的一个手段。
思想影响的漫长踪迹导致了美国20世纪40年代的“权威人格”的研究项目。1930年左右,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家和马克思主义者W·赖希(Wilhelm Reich)观察到,性压抑引起了法西斯主义。在迁移柏林——他本人在那里经历了希特勒的上台——以后,赖希将法西斯的根源追溯到德国中下层阶级和工人阶级成员的个性结构(萨姆森,1986)。
E·弗洛姆也从一个精神分析者转为马克思主义者,并且认识赖希,他随后接手了权威主义的研究。1929年和1930年,希特勒掌权后不久,弗洛姆和他在社会研究所的诸同事对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的1150名蓝领工人和白领工人进行了调查。个人访问被记录下来,然后进行精神分析(这是精神分析方法的一种独特的使用,这在美国有关权威人格的研究中也被以类似的方法加以运用)。欧洲研究的理论框架、它的某些结果(诸如受过权威主义父母培养的受压抑的个体后被法西斯主义吸引)为霍克海默的《权威和家庭研究》(1936)和弗洛姆的名作《逃避自由》(1941)所探讨。这一关于权威主义的欧洲研究促成了《权威人格》的诞生,它是一部在美国完成的有关偏见的大型经验研究。
反犹主义并不是1920—1930年在欧洲调查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时希特勒对犹太人的迫害还没有开始,但它是“权威人格”研究的重点。阶级意识在美国的权威研究中作为一个因素退出人们的视野。“赖希原来的问题被加以改造,以适应一种自由的、经验主义的、个体心理学的框架。”(萨姆森,1986)相对于欧洲的《权威和家庭研究》,美国的对应物是阿多诺的批判理论(它将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理论结合起来)和美国式的量化心理学(它以阿多诺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合作者D·列文森、R·N·桑福特和E·F·布伦维克为代表)的混合品。这四个合作者都具有精神分析的倾向。四个学者怎样走到一起从事最为著名的偏见研究?这只是个偶然和机遇的故事了。
用于《权威人格》研究的资料收集始于1943年,此时,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教务长征求该校心理学家N·桑福特(Nevitt Sanford)的意见,问他能否使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资助者的500美元,以从事一项关于反犹主义的研究。桑福特接受了这笔基金,雇用了他的一个博士生D·列文森(Daniel Levinson),很快又邀请了伯克利儿童福利会(今天,它的名称是人类发展研究会)的心理学家E·F·布伦维克(Else Frenkel-Brunswik)加入这个项目。以后,霍克海默开始对伯克利的研究发生兴趣,并通过美国犹太人委员会获得更充足的资金(从1945—1948年3年中,每年约4万美元),以从事对偏见的一系列研究项目。(6)霍克海默建议阿多诺加入伯克利的研究队伍,所以阿多诺每隔几个星期往返于洛杉矶(他当时住在那里)和伯克利之间,参加一次项目成员会议。
有多名作者介入的著作很少是真正合作性的,但是《权威人格》看来就是这样一部著作。四个作者中有三个是犹太人,第四个人——内维特·桑福特——是一个南部的新教徒。毋庸置疑,他们的背景对他们研究的性质产生了作用。弗洛伊德的影响以几种不同的方式进入《权威人格》研究。桑福特与H·默里(Henry Murray)一起学习过,后者是一个曾在哈佛大学介绍精神分析的心理学家。那时,桑福特从H·萨克斯(Hans Sachs)——他是弗洛伊德的一个同事——那里接受精神分析培训课程(桑福特,1986)。1940年,当桑福特开始在伯克利心理学系教书时,他坚持进行业余的精神分析实践,在一大早和傍晚给病人看病(桑福特,1986)。
E·F·布伦维克也曾一直从事精神分析,但将对弗洛伊德的倾向与量化心理学的爱好结合起来。布伦维克(1908—1958)是一个中欧人,曾在维也纳大学随K·比勒(Karl Büher)攻读心理学博士学位。她继续留在这个大学,从事研究工作,同时进行精神分析,直到1938年纳粹占领维也纳、迫使F·布伦维克和她的丈夫——E·布伦维克(Egon Brunswik)——移居美国时为止(列文森,1990)。在当时有关(禁止)任人唯亲的规则影响下,E·布伦维克在伯克利的心理学教师的任命排斥了她取得终身教师职位的可能性,所以,F·布伦维克为伯克利儿童福利研究会所聘用,从事研究工作(史密斯,1990)。1943年,她参加了由桑福特、列文森和阿多诺所进行的权威研究。
阿多诺“是一个最令人兴奋的理性伙伴。他具有在我们看来是对精神分析理论的深邃把握的知识,熟知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内部和外部,尤其是,有说不完的近乎下流的玩笑。在思考‘F’(Fascism,法西斯主义)级的条目时,他这个人非常有帮助”(桑福特,1986)。T·曼(Thoms Mann)是德国流亡知识分子,20世纪40年代初住在洛杉矶离阿多诺不远的地方,他这样描绘批判的理论家:“阿多诺……与他的老朋友W·本雅明相似,也是一个智力型的人,不妥协,生不逢时,从事最高层次的工作。他生长在一个完全由理论(也包括政治理论)和艺术——主要是音乐——兴趣所笼罩的氛围内,因此,他研究哲学和音乐……在其一生中,这个具有非凡才能的人拒绝在哲学职位和艺术职位之间进行选择。他认为,他在这两个不同领域中实际上追求着同样的东西。他的辩证的思想转折以及对社会史的爱好是与对音乐的热情相互连结在一起的。”(曼,1961)
D·列文森是伯克利的一个心理学博士生,曾上过N·桑福特带有精神分析观点的课程。因此,《权威人格》的四个合作者除他们个人的定量心理学方法的技能,以及除阿多诺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外,都具有某种弗洛伊德的观点。
这四位学者给自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对犹太人有偏见的个体是否也是对其他外在团体有偏见?他们编制了“E”(ethnocentrism,种族中心主义)等级表,以便发现问题的答案。此时,这些学者又想弄清楚造成偏见的深层情感是否需要以其他的方式得到表达的问题,这里,出现的是“F”(Fascism,法西斯主义)量表(桑福特,1986)。在五点“李克特型”(强烈地赞同、赞同、未决定、不赞同、强烈地不赞同)的典型量表项“E”和“F”量表项中,类型等级条目是:
1.犹太商人的一个麻烦是:他们经常在一起,以防其他人在竞争中有公平的机会(E)。
2.在近50年中,真正的崇美主义的最大危险来自外国的思想和鼓动者(E)。
3.对于权威的服从与尊重是儿童应学习的最重要的美德(F)。
4.侮辱我们自尊心的行为应受到惩处(F)。
他们发现,这些级别是如此紧密地连结在一起,以至于他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反犹主义、种族中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统统都是被他们称之为“权威主义者”的一般性格结构的组成部分。在一个书评中,B·史密斯(Brewester Smith)(1950)声称:“就比喻的意义来说,加利福尼亚的研究者们开始追踪黑背豺的足迹,却发现他们自己落入了巨兽的控制。”他们的研究选择的时间增加了对这一研究的社会意义:希特勒对于欧洲犹太人的迫害已使反犹主义的问题变得突出起来。随着对希特勒的集中营的发现,美国对于大屠杀的恐惧变得明显了。麦卡锡主义在美国蠢蠢欲动,这个国家似乎要转向一个极权主义国家。然而,反犹主义还没有在社会心理学家那里得到太多的研究。
由伯克利的研究者们所确认的权威主义人格是软弱的和有依附性的,但是试图通过实施一种惩罚性的、传统的道德来维持法律和秩序。权威主义个体以老一套的范畴思考,并强烈地感受到对于所有外部团体的偏见。个体之根本性的软弱和自卑的自我态势导致了一场“痛苦的斗争,以向自己和他人证明他实际上属于强者和优秀者”(史密斯,1950)。
研究资料主要来自2099名被访者——伯克利的学生,旧金山的精神病病人,圣昆廷的监狱犯人,“狮子和扶轮社”的会员,以及各种其他团体。他们填写E和F级的问卷,并提供了有关他们自己的其他资料。这个样本虽然大而多样,但在美国人口中并不具有代表性。然后,伯克利的学者从数以千计的调查对象中挑选了80个被访者——他们的分数位于E量表中的最高处和最低处,并对他们进行无限制的个人访谈。提出的问题有关职业、收入、宗教、政治、对少数民族的态度和种族。访问报告然后从种族中心主义出发来记分,一种隐蔽的分析得以形成,以便预测每一个被访者在E量表的基础上是处于高的还是低的种族中心主义的位置。两种测度方法(无限制的访谈和种族中心主义的态度等级)在85%的案例中是一致的。80个高或低的种族中心主义(测试)个体也被要求回答TAT(Thematic Apperception Test,主题统觉测试)的投射技术,这些资料然后得到分析,以用作偏见的指数。最后,有关两个人——一个是高的种族中心主义,一个是低的种族中心主义——的深度案例研究通过精神分析技术得以进行。
总之,《权威人格》既标志着心理测试和精神分析观点的混合,也代表着调查、临床和投射法的一个三角测量术。它所产生的1000页的书卷是“图书馆书架上的一个有形标志”(史密斯,1950),也是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思想运用于当时的一个重要问题——偏见——的令人赞叹的表现。
1950年前,偏见研究在美国的心理学家中并不流行。《权威人格》引发了大量的研究。在从1950年至1980年的30年中,F量表被用于已经出版的研究中,包括3万名美国被访者,加上来自23个其他国家的1.5万名被访者(桑福特,1986)。不管用什么样的指标来衡量,《权威人格》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它的确是法兰克福学派所有成员的最著名的作品。不幸的是,从这一重要的研究中没有引发出关于个体如何成为有偏见的这一问题的探讨。此类探讨本该从一种社会学的和传播的视野出发。不过,60年代的一系列传播研究利用了M·罗卡埃克(Milton Rokeach)的教条主义量表(7),将它作为确定说服试验中个体受传播讯息的影响程度的一个介入性变量。
1950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德国重建社会研究所以后,法兰克福学派恢复对于弗洛伊德的重视。研究所再次对精神分析理论发生兴趣,而这种兴趣是由马尔库塞所引导的,后者在1932年已经加盟了研究所,但是他的主要工作是在20世纪50和60年代表现出来的。和其他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一样,马尔库塞(生于1898年)是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的儿子,他获得哲学博士学位。20世纪30年代后期,由于西班牙内战和苏联的斯大林的清洗,他开始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不满,并成为一名新弗洛伊德主义者(杰伊,1973)。在一个漫长的酝酿期之后,马尔库塞的重要著作《爱欲与文明》(1955)出版了。这部著作建立在弗洛伊德的生命直觉(爱欲)和死亡直觉(死欲)的概念的基础上,并将其置于一种社会经济的背景之中。马尔库塞论证说,在某些物质条件下,个体能够摆脱性压抑和死亡直觉,因此一个不受限制的生命直觉会繁盛起来。马尔库塞的其他重要著作是《单向度的人》(1964),这部著作使他成为20世纪60年代美国和欧洲的学生运动的崇拜人物。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兰克福学派主要批判后资本主义,因为后资本主义用大众媒体广告操纵着人们的精神,这样人们就会渴望消费产品,就会丧失他们的批判的和抗争性的思想路线(昆顿,1974)。但是,当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运动真正反对现存的制度时,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的学者们则因为学生由激进主义引起的幼稚的破坏性而感到灰心丧气。
在最近几十年中,法兰克福哥德大学的社会研究所的思想影响逐渐黯淡。随着早先一批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的退休和去世,批判理论的精神力量延伸开来,吸引着不同国家的众多学者都运用一种批判的观点。因此,一个广泛的批判学者的圈子崛起了。
批判学派和经验学派对于大众传播在社会中的作用的看法极其不同。批判学者认为,大众传播被现存的制度用来控制社会,而经验主义学者认为媒介能够帮助改进社会中的社会问题,并能够引导渐进的社会变化。对于批判学者来说,关键的问题是谁拥有和控制大众媒介,这是一种宏观的看法。经验主义学者主要关注媒介对于个体受众成员的效果,这是一种微观的看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及期间,批判学者强烈地反对法西斯主义,因此,他们的学术兴趣自然而然地转向宣传、偏见和其他与希特勒上台有关的议题。大部分的当代批判学者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在他们的一般方向上,或多或少可能是左派的。的确,他们质问社会现状,并且经常反对现存的制度。
由于历史原因——这个历史原因可追溯到他们20世纪30年代在德国开始的时候——批判学者一般都反对实证主义,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倾向于哲学。他们对经验主义数据持批判态度,尽管这些数据在《权威人格》中得到了应用,且在1950年后社会研究所返回法兰克福时也得到了应用。事实上,1950年以后的研究所在将美国社会研究方法介绍给欧洲学者方面是颇有影响的。
批判的学者注重解放。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从社会研究中谁有所得,谁有所失?在大众传播和社会的问题上(海巴特,1983),他们探求媒介使个体异化、使通俗文化商业化的途径。有些批判学者从事文学批评,有时候将这种批评和内容分析结合起来。一个最著名的例子是洛文塔尔对有关名人的杂志文章的研究(1944),这些文章发表在1901年的《烧碳人》和1941年的《星期六晚邮报》上。洛文塔尔表明,在美国历史上的这40年期间,发生了从生产的英雄到消费的英雄的变化(海巴特,1983)。
有一个批判的学者相信媒介唤醒意识的能力,他就是W·本雅明(1892—1940)。他生在德国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受到良好的教育,是一个杰出的学者。作为阿多诺的一个朋友,本雅明与社会研究所长期保持联系,在他们的杂志上发表文章,并从研究所的捐款中获得了一笔津贴。在与德国学术界的一次不幸的交往之后,本雅明迁移到巴黎。他与B·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的友情在通俗艺术的革命性潜力方面引起了一种信念,这种信念表达在《理解布莱希特》(本雅明,1966)中。1940年,当希特勒的装甲车侵入法国的时候,本雅明延误了他的逃亡,尽管他在纽约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同事们不顾一切地请求他这么做。他几乎得到了自由。
今天,批判的学者和经验主义的学者的截然相反的理论观点经常将他们带入尖锐的冲突之中。事实上,批判的和经验主义的裂痕是今日传播领域中的最明显的分歧。
批判学派在今天的地位如何?欧洲、北美和拉美的回答是不同的。在最近几十年复兴起来的法兰克福学派中,J·哈贝马斯及其学生A·韦尔默(Albrecht Wellmer)成为主要人物。哈贝马斯1954年在波恩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然后从1956年—1961年加入法兰克福的社会研究所。在担任了各种学术职务以后,1983年他作为所长返回社会研究所。他也是法兰克福大学的哲学教授。哈贝马斯是一个伟大的理论家,在高度抽象的层次上运作,他反对实证主义,强调唯物主义。他希望传播成为解放性的,从其效果研究中摆脱出来。他的著作有英文译本,但非常难读。在欧洲,法兰克福学派从前的思想活力已经一去不复返。不过,在今天的欧洲,还有几百名批判的传播学者,也出版几家批判的传播杂志。
在北美,存在着几个批判的学术中心,例如,伊利诺伊大学,衣阿华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在美国,几百名批判的传播学学者属于一个专业协会:民主传播协会。美国没有专门的批判理论的杂志,尽管有一个传播学杂志以“批判研究”命名。
在拉美,许多传播学学者对批判理论有兴趣。由A·多尔夫曼(Ariel Dorfman)和A·马特拉(Armand Mattelart)撰写的著作《如何解读唐老鸭:迪斯尼连环漫画中的帝国主义意识》(1975)被广泛阅读,这部著作1971年最早以西班牙语出版。当迪斯尼的唐老鸭连环漫画发表在拉美的报纸上时,这些批判的学者对之进行内容分析,发现这些连环漫画包含着面向第三世界国家的美帝国主义的微妙主题。多尔夫曼和马特拉从其研究中得出结论说,迪斯尼制作室的工作人员具有赞成帝国主义的动机。他俩假定,这些连环漫画对拉美的读者们产生了作用,这个假定可以由从连环漫画的读者那里收集到的有关效果的资料来证实(罗杰斯,1985)。
拉美的传播学领域是一个混合物,它强烈地具有欧洲批判学派和北美经验主义方法的色彩(查菲,冈麦茨和罗杰斯,1990)。这个混合物在墨西哥和巴西尤其兴旺,在那里,大学里的传播教育建立得特别完善。例如,1992年,巴西有3万名学生录取在8个大学级的传播系学习(参见第十二章)。
马克思主义及其晚近的批判学者的理论团体可被看作是经验学者的思想和概念的一个来源(罗森格伦,1983)。批判学派注重大众媒介的所有权和控制问题,这些课题没引起像P·F·拉扎斯菲尔德那样的经验主义研究者的学术兴趣,后者沿着探讨传播效果的方向对待传播领域。批判学派对于社会的贫困、劣势和微弱部分的强调对于非批判学者能够产生提高意识的影响。美国的批判的传播学学者和经验主义的传播学学者之间的紧张关系提出了一个富有成果的理智挑战;不过,这一冲突使得批判学者为传播研究提供的有趣线索未能得到从经验主义学派的研究方法和策略入手的探讨。
(1) 《资本论》第一卷于1867年出版;其他两卷在马克思逝世后由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笔记进行整理,分别出版。
(2) 希特勒逐渐地加紧了对于德国的犹太人的控制。1933年春,他将大学位置上的所有犹太人都驱逐出大学。1938年5月10日,大批书籍被焚,其中,犹太作者和激进作者的著作遭毁。1938年,在“水晶之夜”犹太人的店铺遭到摧毁之后,犹太人越来越难以从德国移居国外。
(3) 1940年9月,本雅明48岁时自杀。在脱离德国占领的法国时,他因为移民文件上的一个技术故障而被阻挡回与西班牙交界的地方。那天晚上,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次日凌晨,本雅明一行中的另一个流亡者获当局许可穿过边境,奔向自由。
(4) 社会研究所将它的资助作了不明智的投资,所以,到达纽约以后,处于经济困境之中。1942年,研究所的几个成员离开晨边高地前往华盛顿参与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工作。M·霍克海默1942年与美国犹太人协会取得联系,并领导了一个有关偏见的研究项目。作为计划之一的“权威人格”研究,由阿多诺和他在伯克利的同事进行。在旅居美国期间,研究所能够维持生存,这应该归功于M·霍克海默。如同西尔斯(1970)所说,法兰克福学派不仅是一个在德国、在美国,然后又在德国总会成功的故事,而且是有关精明管理的故事。
(5) 研究所的批评者们还用英语将研究所称为“大酒店深处”(Grand Hotel Abyss)(海布特);另一个批评者卢巴西(1975)说:“马克思主义是资产阶级关于无产阶级实践的理论。”
(6) 这一系列中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是L·洛文塔尔的《欺骗的预言家》(1940),它是关于德国宣传的一种研究。
(7) M·罗卡埃克在加利福尼亚大学获得心理学博士学位,并作为一名研究助理参加《权威人格》项目的工作,他发展了一种教条主义量表来测度封闭的思想(罗卡埃克,1960)。他论证说,一个可能的左派政治偏见可以由阿多诺量表来代表,因为左派自由个体可能恰恰被带偏见地认为是右派保守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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