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过，过高估计性在人类事务中的意义，这近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这种不可能被弗洛伊德超越了。
在美国文化中的地位》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是被作为一名医生来培养的，他创建了精神分析的职业，并创建了精神分析理论（图3.1）。弗洛伊德不是一个社会科学家，但他的确对社会科学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他的精神分析理论对心理学有重要的作用，对社会学、政治学和人类学也有重要的影响。它通过批判学派、帕洛阿尔托学派、H·D·拉斯韦尔直接地影响了传播学领域，并且通过C·I·霍夫兰不那么直接地影响了这个领域。
图3.1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70岁时
弗洛伊德的主要贡献是他对于无意识的认识，对于超出我们理性控制的精神力量的影响的认识，对于性欲在个体从婴儿时期起的精神发展中的作用的认识（库恩，1983）。他的婴儿性欲的发现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因为儿童从前被认为在青春期前是天真无邪的，是没有性的欲望的。
本世纪初，维也纳成了精神分析理论的诞生地。作为哈布斯堡帝国（奥匈帝国）的首都，这个有着100万人口的美丽城市是一个伟大的智慧中心。重要的思想风靡全城：包豪斯的建筑运动，A·勋伯格的激进的、富有革新精神的十二音体系，O·诺伊拉特的逻辑实证主义的维也纳学派和L·维特根斯坦的哲学。世纪之交的维也纳也表现出清教主义规范、性压抑、严格的道德规范等等特性。这一套东西与弗洛伊德关于心灵、特别是与他在解释人类行为时对于性的强调是相对立的。
弗洛伊德的思想攻击了他所生活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许多价值观念，特别是攻击了认为性不是科学研究的一个课题的观点（弗罗姆，1962）。而且，弗洛伊德的理论明显地背离了从前理解人类行为的方法，因为他强调作为解释的一个源泉的个体的无意识。在弗洛伊德之前，心理学家和其他学者认为，人性的这个阴暗的、不可探究的背面是不可能被科学地加以探究的。他们怀疑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后者奠定在精神分析家理解无意识的能力的基础上。从一开始，弗洛伊德的思想在维也纳便是有争议的。
弗洛伊德生于摩拉维亚的普日博尔，它位于今天的斯洛伐克，但当时是奥匈帝国的组成部分。弗洛伊德的父亲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木材商。当西格蒙德4岁时，他随他的家庭迁移到维也纳，在那里，他度过了他一生83年的其他岁月，除了他最后在伦敦的一年之外。弗洛伊德认为自己是犹太人。他曾随他的祖父——一个犹太教教士——被取了一个犹太名字：斯洛蒙（Schlomo）。“弗洛伊德终身都是一个‘骄傲自大的、沙文主义的’、甚至‘怀有报复心理的’犹太人”（萨斯，1978）。一个结果是他毕生都对宗教和宗教史感兴趣。他早年所碰到的敌对的反犹太主义给他留下这样的感觉，“他属于遭受迫害的少数人，并将他的创造力部分地归结于这一事实：他不得不用与大部分人不尽相同的方式来思考”（埃伦伯格，1970）。弗洛伊德在他对犹太教的认同中寻找力量，并以此来反对反犹主义。
弗洛伊德是一个出色的学生，无论在哪里学习，他在班级上总是名列前茅。他在维也纳大学接受教育，当时，那是世界上最杰出的大学之一（安尤，1986）。弗洛伊德学习怎样成为一个医生(1)，希望成为一个医学家，但他无法在大学获得一个职位，因为他是犹太人，所以1886年，当他30岁的时候，他在维也纳开设了一家私人医疗诊所（表3.1）。订婚4年以后，他与玛莎·伯尼斯结婚，尽管他们没有什么钱——事实上，他们不得不抵押他们的手表（舒尔茨，1979）。弗洛伊德精通神经学，在经过几年开业医生的培训之后，他为神经病患者看病。这些病人到弗洛伊德处求诊和接受治疗，希望他能够治愈他们的神经性癖好。他能够采用什么样的治疗技术呢？首先，他尝试了催眠术。他的病人躺在他办公室的长沙发上，被置于一种类似于睡眠的状态。弗洛伊德坐在病人旁边的椅子上，用手揿压病人的前额，以促使他们集中注意力于他的问题。在后来的年代里，尽管那时他不再使用催眠术或揿压前额的方法，但他仍然将病人置于长沙发上。因此，精神分析家的长沙发，连同弗洛伊德的雪茄，成了精神分析的象征（萨斯，1978）。
表3.1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生平大事
弗洛伊德曾在1885年和1886年随让-马丁·夏尔科（Jean-Martin Charcot, 1825—1893）学习了4个月，通过这个途径他学会了催眠术。夏尔科是一个著名的神经学家，也是巴黎萨尔佩特里埃尔妇女精神病院院长，他使用催眠术来治疗歇斯底里症（萨洛韦，1979）。弗洛伊德希望，催眠术会成为研究个体无意识的一个手段，以便发现歇斯底里症的原因，就是这一疾病已困惑欧洲医生几个世纪了。不过，夏尔科坚持认为，歇斯底里症的原因严格地说是物理方面的，并且阻止弗洛伊德对病人提出精神方面的问题。然而，弗洛伊德坚信，无意识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比起有意识的心灵来，无意识在影响某些个体行为上更强大（弗里曼，1972）。
从巴黎返回以后，当弗洛伊德在维也纳医生协会上宣布巴黎有许多创伤性男性歇斯底里患者时，他受到了嘲笑和藐视（拉斯韦尔，1930）。他的维也纳的医学同事们坚持认为，只有妇女才能患上歇斯底里症。(2)他开始理解他的理论将要遭到的抵制。弗洛伊德发现，维也纳最有名望的医学家怀有敌意的反应是扰乱人心的，是和藐视发生相互作用的。“他感到，他正在维也纳领导一场反对医学公认的既有传统或反对他的无论什么样的前辈的十字军运动，他全身心地接受他的命运。”（琼斯，1953）。从这时起，弗洛伊德就从维也纳的医学界中脱离出来。他想要作出伟大的医学发现，并且认为他的科学同辈不会给予他恰当的承认。
在其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内，弗洛伊德和他的妻子及6个孩子住在伯格街19号，并在那里开办私人医疗业务。他的公寓位于这座城市的旧城区的中心地带，靠近大学、歌剧院和皇宫。“弗洛伊德是个地道的维也纳人。”（埃伦伯格，1970）他享受着维也纳文化的所有方面：咖啡馆，剧院，音乐和一般的思想氛围。弗洛伊德过着一种平静的、中产阶级的、相当传统的生活方式。1936年，他和他的妻子庆祝他们的50年结婚纪念日。两年以后，即1938年2月，纳粹侵占了奥地利，弗洛伊德逃亡伦敦，随身携带的是大部分他所喜爱的希腊雕塑和其他小古董，他在给病人上精神分析课时这些小古董就放在他的书桌上。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心灵的考古学家”，在每一个个体的无意识记忆中挖掘往事。(3)在他1939年83岁生日以后，也就是在伦敦住了1年以后，弗洛伊德逝世了，在此之前，他与口腔癌搏斗了16年，疾病使他陷于持续不断的痛苦之中，并经历了33次手术，将越来越多的腭和上颌除去。这种癌症或许是由于弗洛伊德对香烟的喜好而造成的（他每天吸20根）。他从前在伦敦的住所——位于马斯菲尔德花园20号——现在成了弗洛伊德博物馆。
至1920年左右，即他60多岁时，弗洛伊德赢得了享誉世界的名声。然而，在他的一生中，他从未因为精神分析的理论而获得重要的科学或医学奖项。但在1930年，他的确在其生涯的尽头因文学才能而获得歌德奖。
弗洛伊德最重要的概念化工作之一涉及无意识。精神分析理论试图通过考察个体内在的东西、特别是探究个体的无意识来解释人的行为。弗洛伊德将人的心灵分为三个自我意识的层次：（1）意识，对此，一个个体可以不怎么困难地予以理解和向他人描述；（2）前意识，一个个体可以将之召唤到意识当中；（3）无意识，它在大部分情况下都不能进入一个个体的自觉意识，除非这个个体依靠精神分析家的帮助。抑制是这样一种过程，通过它，一个个体阻止某些儿时的事件和其他东西成为在自觉意识中可以获得的东西。偏见是这样一种过程，通过它，无意识层面的神经性的或精神的焦虑被转化为有意识的恐惧。因此，对于一个个体来说，有意识层面和无意识层面之间有可能发生交换。弗洛伊德试图采取诸如催眠术、自由联想、梦的分析和对弗洛伊德式的过失和玩笑的研究等方法来理解他的病人的无意识。
或许弗洛伊德是在个体之内、而不是在个体与他人的关系之中寻求对于人类行为的解释，因为就由于宗教偏见而曾阻止他进入他所选择的医学研究的职业而言，他已对社会有了某种令人不快的观点。弗洛伊德认为，社会对于他所医治的病人的生活产生否定性的影响。他并非强调社会之如何被改变以解决他所治疗的个体失调，而是试图通过帮助他的病人理解其精神失调的原因来治疗他们，因此他们就能以一种更有效的方式继续生活下去。精神分析理论作为对行为的一种内在考察的、个体性的解释，是通过对无意识的理解而发展起来的。
弗洛伊德利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以探讨无意识。首先，他尝试催眠术，但当发现催眠术转移了症状却没有彻底医治他的病人时，他最终对催眠术产生了不满。后来，他转向与个人进行长期深入的访谈。弗洛伊德要求他的病人躺在长沙发上放松，与此同时，他鼓励他们说出他们心中想到的任何事情。因为这样一种自由联想常常受到抑制的限制，所以弗洛伊德帮助他的病人克服他们的抑制，其途径是以一种完全不作判断的方式来接受他们所说的任何东西。1892年，弗洛伊德开始使用长沙发，1896年，他发明了“精神分析”一词。他越来越多地使用自由联想技术，从不审查或判断他的病人所说的话，希望以这种方式了解被压抑在他们的无意识中的创伤性事件。
精神分析理论建立在一系列相对小的详细病例研究的基础上。弗洛伊德通常每天为每个病人看1个小时，连续几个月或几年，所以每个病例研究都代表着一种非常具有特征的分析。弗洛伊德的主要知识基础由12个诸如此类的病例研究构成，尽管他也治疗其他几百个病人。他进行过深入研究的12个人是一种相当狭窄的样本。他们都非常富有（他们必须富有，以足够支付弗洛伊德的深入细致的研究的费用），大部分都是精神失调的妇女。他们患有神经病，但不是精神病；就是说，他们并非如此严重地精神失调，以至于非得被送进疯人院。一个例子是安娜·奥，一个维也纳的年轻病人，她的真实姓名是伯莎·帕彭海姆（舒尔茨，1957）。安娜·奥是一个聪明、引人注目、富有魅力的21岁女子。她为剧烈的咳嗽、斜视、恶心、记忆丧失、幻觉和言语困难所烦恼，而她的右臂和头颈瘫痪了。尽管德语是安娜·奥的母语，但她只能讲英语。安娜有6个星期的时间不能喝水，尽管她感到口渴。安娜·奥是一个多少有点典型的歇斯底里症患者，而且她是弗洛伊德病人的代表，因为她来自奥地利的一个最富有的犹太商人家庭（安佐尔，1986）。
弗洛伊德用来工作的资料由他的病人对于他们过去的生活事件的口头表述所组成，特别是他们童年时期的经历。因此，资料——出现在他的病人意识中的每一件事——是定性的。弗洛伊德并不使用诊断性的实验，也不使用任何其他有关他的病人的人格特点的量化测度，当他的病人和他交谈时，他也从不记笔记，所以他的资料就由他所记住的东西组成（舒尔茨，1975）。他不以一种正式的方式来检验假说，而是确认概念、建立分类、提出他的这些概念间的可能关系，或许用一两个个别病例研究来对之进行阐述，用这一种解释的方式来推论出精神分析理论的组成部分。弗洛伊德将自我分析作为他的研究方法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留下每一个工作日的最后半小时用于分析他自己的思想、梦和记忆。精神分析理论的许多重要组成部分都产生于弗洛伊德的自我分析，特别是他的梦。事实上，创造精神分析理论的关键转折点发生在1896年和1901年之间：“弗洛伊德在40岁至45岁期间，通过直接着手对于他自己的梦进行分析而发明了精神分析。”（安佐尔，1986）
批评者们指出，弗洛伊德试图通过描绘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不成功的病例——这就是说，在这些病例中，病人作为某种精神分析治疗的结果，并没有得到完全的恢复——来阐述精神分析的效用（萨洛韦，1991）。弗洛伊德发表了6个详细的病例史，但是，这6个人中的2个病人仅仅几个月之后，在未获得任何确定性的结果之前便中断了治疗。弗洛伊德一度为被恐马症所缠绕的“小汉斯”治病，并从男孩的父亲那里获得大部分有关他的这个病例的材料。弗洛伊德从未看见他的第四个病例中的病人：丹尼尔·保罗·施赖伯，但是通过施赖伯所发表的自传而分析了这个病例。剩下的两个病例，即拉特·曼和沃尔夫·曼的病例，是最完全、似乎也是最成功的病例，但是即便在这些病例中，被弗洛伊德认为是有效的治疗结果也不可能由其他精神分析学家重新再产生出来（萨洛韦，1991）。由于精神分析的有效性缺乏确切的科学根据，所以对弗洛伊德的理论的接受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以它表面上的有效性为基础。
弗洛伊德是对他的病人的口头的和非口头的行为的一个有意识的观察者。他是一个有创造性、有勇气的理论建构者，并且将其他有才能的人的思想吸引到精神分析领域之中，因此，他的理论——作为充分表现他的思想力量的一种理智运动——被推向前进了。不过，弗洛伊德最终和他的几个主要的追随者们发生了争吵，所以，分裂了精神分析运动，并摧毁了这个统一体。
弗洛伊德是一个仔细的倾听者，在一个钟点、一个钟点地倾听他的神经病人的谈话时，他逐渐地开始创造精神分析理论。这有助于他通过与专业同行们讨论这些病例的途径来延伸他的理论。其中，弗洛伊德早年创立精神分析理论时，他最重要的同事是J·布罗伊尔博士（Josef Breuer，1842—1925），一个杰出的维也纳医生，在所谓谈话疗法中与病人讨论他们的症状，由此达到对这些病人的治疗。精神分析理论产生于弗洛伊德对布罗伊尔的谈话疗法的使用及与病人的讨论。精神分析理论是社会性地建立起来的，从弗洛伊德与其病人，与其同事（尤其是布罗伊尔），后来又与其追随者的谈话发展而来（图3.2）。
图3.2 弗洛伊德理论的思想先驱和继承者
布罗伊尔是弗洛伊德的一个年长的同事，比弗洛伊德大14岁，在维也纳医学圈内德高望重。他有一个委托人是维也纳最富有者之一，他还将病人转诊给弗洛伊德。布罗伊尔是弗洛伊德的一个热情的、愿意提供资助的朋友，他借给弗洛伊德一大笔钱，而弗洛伊德多年来都无法偿还这些资金，所以他最终对不得不依赖这些钱感到了忿忿不平。布罗伊尔也是弗洛伊德的私人医生。不过，从主要方面来说，布罗伊尔将他自己的业已被确认的科学名声提供给弗洛伊德，这对于将人们引向弗洛伊德的创新思想来说，也是必要的（奈特，1984）。
布罗伊尔的医疗业务主要由被称为“歇斯底里症患者”的年轻妇女组成：她们抱怨身体的种种病症，但实际上不是真的有病。1882年，布罗伊尔告诉他的朋友弗洛伊德有关安娜·奥的病例。她这个病例在弗洛伊德与布罗伊尔的讨论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这样的讨论，他们推进了精神分析理论。当安娜·奥告诉布罗伊尔博士有关她早年生活的不愉快事件时，她暂时从许多病症中解脱出来。例如，在催眠状态下她告诉布罗伊尔，她有一次看见一只狗喝杯子里的水，这是一件令人厌恶的事，所以妨碍了她喝水。当安娜·奥从催眠的昏睡状态下苏醒过来时，她要了一杯水，并大口喝起来。她的瘫痪的右臂也由布罗伊尔治疗，这时他强迫她回忆早年生活中的一件痛苦的、创伤性的事情。
最终，安娜·奥从她的歇斯底里症中恢复过来，并成为一个杰出的社会工作者（这在德国是第一个人，在世界上是首批人之一）和女权运动者（阿皮格南奈斯和扎拉特，1979）。谈话疗法——安娜·奥也将之称为“扫烟囱疗法”（chimney sweeping）——被布罗伊尔和弗洛伊德重新命名为“宣泄”（catharsis）。(4)“宣泄”是通过替代性的手段对某个个体的强烈的情感进行清洗。这个概念最初来自希腊悲剧，如同亚里士多德所提到的那样，这些悲剧常常通过在戏剧舞台上描绘悲剧事件来净化或纯净观众的情感。由于某种“水压式的”（hydraulic）情感论，宣泄被看作是一种对个体有用的释放：内在的情感必须被释放，否则，它们就会“沸溢”或“爆发”。对于弗洛伊德来说，宣泄是精神分析治疗过程的一个先驱。正像在安娜·奥的病例中那样，凭借从潜意识中回忆已被忘却的、不愉快的事件的途径，病人的症状被消除了。
弗洛伊德说服布罗伊尔和他一起作为《歇斯底里研究》的合作者，这部著作出版于1895年，它考察了6个歇斯底里症的病例，其中之一就是安娜·奥的病例。这是世界上第一部有关精神分析的著作（尽管“精神分析”一词直到1896年才被弗洛伊德所使用），它阐明了诸如移情、抵制和压抑等基本概念。在以后的50多年中，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逐步展开，在他的各种著作中都有论述，其中的每一本著作都是他当时工作的一种总结。他不断修正他的理论，从不对他的理论体系提供完整的论述。
在与布罗伊尔合作的年月里，弗洛伊德渐渐相信歇斯底里是由性的原因所造成的。他认为，患有歇斯底里症的个体在儿时曾被诱奸过，这种儿时的虐待造成了成年生活中的歇斯底里症。弗洛伊德的病人叙述说他们儿时曾受到成年人的骚扰，弗洛伊德认为这是真的。这种诱奸理论震惊了世纪之交的维也纳，反对意见爆发出来，布罗伊尔最终也和弗洛伊德绝交，认为自己曾经是在压力之下赞同弗洛伊德的诱奸理论的。1896年春季之后，布罗伊尔和弗洛伊德停止了他们的思想合作；他们再也没有彼此交谈。在弗洛伊德的整个一生中，像这样断绝私人关系的做法竟成为反复出现的模式。
1897年，弗洛伊德自己也放弃了诱奸理论，尽管他仍然坚持认为性的问题是他的病人的精神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取而代之的是，他提出了病人们关于性虐待的叙述来自性的想象的观点。当弗洛伊德意识到他的病人有关诱奸的叙述只是幻想时，他受到了令人震惊的打击。这个严重的失望使他转向探讨无意识的其他方法。
1896年，弗洛伊德的父亲去世，引起了一场中年危机和神经疾病，由此导致弗洛伊德对他自己的梦进行自我分析。在对付他自己的神经病，即一种创造性疾病（creative illness）时，弗洛伊德开始写作《释梦》（1899），这是他最重要的著作。弗洛伊德认为，梦对于理解情感失调的原因来说，包含着有价值的线索。梦发生在睡觉当中，这时心灵的有意识的那一部分最为放松，也不设防线。对于弗洛伊德来说，梦代表着希望的完成，它们通常是——但并非总是——性的。在从1896年至1899年这几年内，弗洛伊德能够回忆起他的几百个梦的细节，有些回溯到他的儿时经历。然后，他分析这个被回忆起来的材料，就像对他的病人的报告进行精神分析一样，那些报告是病人们与他谈话时作出的。因此，弗洛伊德使用自我分析来与他的压抑倾向斗争。随着《释梦》的出版，弗洛伊德的神经疾病也痊愈了。“这本书可以被称作是一部伪装起来的自传。”（埃伦伯格，1970）
弗洛伊德认为他的主要发现为：梦是某种希望的实现，是某种压抑的、不可接受的性的希望的间接性表达。梦是睡眠的监护者，在梦中通常能够唤醒睡梦者的那些情感被伪装起来，所以它们并不干扰睡眠（埃伦伯格，1970）。梦为弗洛伊德提供了观察无意识心灵的一个窗户——最初是他自己的不安的心灵，然后是其他人的不安的心灵。他关注梦的分析，这是他生涯中的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有助于他搞懂自己的精神神经疾病，并阐述精神分析的基本原则。1900年以后，弗洛伊德的“自我分析将这个缺乏信心的年轻开业医生变成了一个新学说和新流派的充满自信的奠基人，他相信他已经作出了一个伟大的发现，他将这一发现视为他对这个世界所具有的使命”（埃伦伯格，1970）。
移情（transference）是一个病人的情感态度从父母或过去的其他个体向治疗者的转变（舒尔茨，1979）。弗洛伊德认为，对于治疗者的这种非理性的爱的情感或敌对的情感是病人与童年时期的依赖性的重大而又必要的脱离。但是，有时候，移情对于治疗者来说可能是令人烦恼的事情。例如，当布罗伊尔认为他近乎治愈安娜·奥的症状时，她有一天晚上却将他叫到床前，告诉他说她怀上了他的孩子。布罗伊尔如此震惊，以至于次日即离开了维也纳，带着他的妻子去度第二次蜜月。当弗洛伊德从布罗伊尔那里听说这些事时，他认定治疗者必须得对移情过程有所意识，并学会控制它，以便帮助病人从他们的神经疾病中恢复过来。
移情概念成为弗洛伊德的理论机制的一个重要部分。移情被认为是一个病人能够被治愈的一个必要步骤，因为它可以帮助个体想出他们过去的那些令人不快的人际关系。与移情相关的一个概念是“认同”（identification），通过这个过程，某个个体接受了另外一个人的特性，并将之体现在他，或她的个性之中。一个个体可以采用另一个人的方式、服装、讲话的风格和其他特性，这另一个人被认为是值得敬佩的，且不易产生导致这个个体焦虑的那种危险。弗洛伊德将“认同”看作是持续长久的心理情感。他认为模仿——模仿另一个人的行为——是一种短暂的认同。(5)
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有关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许多东西都来自他与W·弗利斯（Wilhelm Fliess，1858—1928）的广泛通信，后者是一个医生，鼻喉科专家，住在柏林。当弗利斯在维也纳被录取在一个研究生培训课学习时，邂逅弗洛伊德。在那个时候，很少有人愿意倾听弗洛伊德的声音，而弗利斯就是这少数人中的一个。从1887年至1902年这15年间，特别是从1895年至1902年这7年间，弗洛伊德一直与弗利斯保持着著名的通信联系。他们每星期都通长信，并在假期和其他时间个别会面，弗洛伊德将这些会面美言为“会谈”（萨斯，1978）。(6)
弗利斯有一些奇特的理论，而弗洛伊德和弗利斯的关系带有“某种悲喜剧的味道”（琼斯，1953）。例如，弗利斯认为，性病是由鼻子粘膜的失调所造成的；弗洛伊德鼻子感染了，弗利斯因此为他作过两次手术。从弗利斯那里，弗洛伊德得到了人的两性体（humanbisexuality）的概念，即每一个人都既有男性的倾向，又有女性的倾向。弗洛伊德与弗利斯——这是一个智力在其之下的人——的强烈友情似乎受到某一时期弗洛伊德对于院校交流的需求的激励，在这个时期，弗洛伊德正在探讨他自己的无意识心灵，并构想他的精神分析理论（琼斯，1953），就1896—1899年弗洛伊德患神经疾病这一时期来说，弗利斯可能对他特别重要，但是最终，亲密的关系竟恶化为竞争和冲突的情感。友谊变成了仇恨，在1900年9月的最后一次“会谈”以后，弗洛伊德和弗利斯彼此再也没有对过话。
弗洛伊德对精神分析理论的主要贡献是在1896年至1906年作出的，这10年包括他与弗利斯关系密切的那6年。他将有关歇斯底里症、压抑、梦、婴儿性欲和无意识等经典的精神分析思想摆在了科学界和公众面前。在传播精神分析理论的这些方面时，他并没有碰到任何特殊的困难——他能够为他的著作找到出版商，他的大部分作品都得到赞赏性的接受，尽管“它们也引起了愤怒和反对”（萨斯，1978）。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存在于母亲和儿子之间的一种乱伦的诱惑——遭致特别厉害的批评。有些批评者说，弗洛伊德并没有十分准确地理解希腊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故事。“实际上，弗洛伊德通过抓住这个故事的某些部分而建构了俄狄浦斯情结，而忽略了其他的部分，并且相当任意地重新解释了他所留下的那些特征”（萨斯，1978）。弗洛伊德借助写出他的梦、然后分析它们、并在《释梦》中将之写出来的途径，从他自己的儿童时代中发现俄狄浦斯情结。他在自己的许多梦中找到了婴儿性欲的根据，包括对父亲与弗洛伊德母亲的性关系的妒忌。他区分了两种类型的希望的实现：
1．快乐原则，这主要由某种性本质的希望和欲望所构成，它对于个体来说可能是破坏性的，因为它们可以要求并不十分文明的行为。快乐原则统治着无意识。
2．现实原则，它由更有逻辑的、有组织的思想所组成，其中许多思想有助于个体达到快乐原则的目的。现实原则主要在意识层面发挥作用。
这两种类型的希望的实现经常处于冲突之中，而一个个体的行为可以代表一种妥协。(7)
弗洛伊德的理论特别注重儿童和整个生命周期中的人格发展阶段。他与他的病人的会谈往往是探讨这些病人的童年，因为正如弗洛伊德喜欢说的：“儿童是成人的父亲。”他确定了人格发展的以下阶段：
1．儿童早期性器官发育前的三个阶段。在“口头阶段”，从出生到第二年，婴儿注重嘴的刺激，就像在吸和吃的时候一样。这对于婴儿来说，一般来说是一个幸福的阶段，在此，饥饿的哭声导致了给喂东西的反应。但是，然后牙齿从婴儿的牙床中冒出来，这对婴儿来说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在“肛门阶段”，幼小的孩子注重身体的排泄功能。首先，这样一种排泄是种不受禁令约束的快乐，但是，然后如厕训练开始了。对某种本能冲动的外在控制教会孩子延缓减轻肛门紧张的迅即快乐。最后，在发展的“生殖器阶段”——这始于3岁末或4岁的时候，孩子注重性器官。这里，又一次不受禁令约束的过分的性感的快乐被成人社会所控制，导致了俄狄浦斯情结、伊莱克拉特情结（在此，女孩感到在性的方面受其父亲的吸引，并对其母亲感到嫉妒）、（女孩的）阴茎羡慕和（男孩的）阉割焦虑。
2．某种延长了的“潜伏期”，大约从6岁到青春期，在这个时期，随着个体慢慢地成熟，性的欲望逐渐消失。
3．“青少年时期”，在这个时期，性器官发育前的性冲动在青春期复活了。
4．成熟期的“生殖器阶段”，在这个阶段，异性爱的行为通常开始。
弗洛伊德提出，个体的人格由三个系统组成：
1．本我（the id），由生而有之的某种心理本性——诸如本能——的所有东西构成。由人的人格的生物成分构成的本我，借助于作为减少紧张的手段的快乐原则来发挥作用。对于本我来说，不存在善和恶；它不知道道德。
2．自我（the ego）是人格的心理组成部分。这里，现实原则暂时中止了快乐原则。由此，个体学会区分心灵中的思想与围绕着个体的外在世界的思想。自我在自身和其环境之间进行调节。弗洛伊德认为自我是人格的执行者。
3．超我（the superego），这是人格的社会成分，代表着自我控制，由社会的传统理想的内在表现所构成，如同父母向其孩子所解释的那样。在这里，个体被教会区分正确和错误，并学会为完美而奋斗、而不是为快乐而奋斗。因此，超我与本我是相冲突的。
在所描绘的生活周期阶段中，人格的这三个组成部分往往有着不同的发展。弗洛伊德还发明了“利比多”（libido，用来表示“欲望”的拉丁文）的概念，描绘诸如饥饿、渴和性这样的生命本能（这些生命本能也被称作性欲）的力量。利比多被包括在本我之中。
1904年，弗洛伊德出版了《日常生活的心理病理学》一书，在书中，他讨论了导致健忘的各种原因。这本著作还描述了失误动作，它是发生于日常生活中的舌头、笔和记忆方面的种种错误。这些失误揭示了无意识的希望，弗洛伊德认为后者提供了对于个体心灵的洞见，如同他在《笑话与无意识的关系》（1905）中所论述的那样。今天，我们将我们的无意识的错误陈述称为弗洛伊德式失误，以此来缅怀弗洛伊德对于这种行为的洞见。1905年，弗洛伊德还发表了《性论三篇》，这本著作由于将性作为人类的主要动机来强调而激怒了公众。性始终处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中心。或许弗洛伊德之所以强调性，是因其生理学的方面和它与人类生物学的关联。他受过医学教育，在他的生涯中，他只是逐步地给予精神分析理论中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因素以越来越多的重视。弗洛伊德将性看作是个体失调的一个原因，这或许反映了他对于他那个时代的维也纳人的性压抑的内在化。
精神分析理论最初在维也纳获得发展，然后扩展到瑞士和德国。今天，欧洲将弗洛伊德作为一个昔日的天才来缅怀，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忽略精神分析学。美国现在是世界精神分析的中心。精神分析理论如何从维也纳扩展到其他欧洲国家，然后又越过了大西洋的呢？
弗洛伊德不是一个孤立的科学天才。他与其他人一起发展了他的科学理论；先是约瑟夫·布罗伊尔，然后是威廉·弗利斯，再以后是一群规模迅速扩大的追随者。1902年，他开始在家里举行每周一次的讨论小组，以便将精神分析学传授给四个主要的追随者。到了1906年，这个星期三的晚间小组扩大为17个成员，此时弗洛伊德开始与苏黎世的卡尔·G·荣格通信，后者已就精神分析方法作了好几年的实验。1907年，荣格来到维也纳会见弗洛伊德，他们之间建立起了一种牢固的联系。一年以后，荣格在奥地利的萨尔茨堡组织了第一届国际精神分析大会，来自6个国家的40个人参加了大会（萨洛韦，1991）。弗洛伊德的星期三晚间小组重新命名为“维也纳精神分析协会”。在1910年的第二届国际精神分析大会上，一个国际协会得以组织起来，荣格为其主席。(8)精神分析理论迅速地扩展开来。
由于它的成功，这场非正式的社会运动逐渐被政府机构化而成为一个正式的组织。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决定，任何希望成为一个精神分析者的个体都首先应该和有经验的精神分析者一起进行个人的训练性分析。这个要求对那些能够开业从事精神分析的人作出了限制，并且要求在财务上作出巨大牺牲，以及放弃个体隐私，而且的确是放弃整个自我（埃伦伯格，1970）。“弗洛伊德不是留在业已建立的医学机构中培养神经学家和精神病医生，而是创造了他自己的培训机构，并试图使精神分析学家独立于医学院”（萨洛韦，1991）。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早期年代，其他国家的一些个人为获得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来到维也纳，并因此被培养成精神分析学家。不久，越来越多的个人受弗洛伊德的著作及其日益高涨的声望所吸引，到维也纳来寻求精神分析方面的培养。后来，精神分析训练中心在柏林和维也纳建立，尽管没有建立在大学里，这或许表明：在人们看来，精神分析离开传统的知识结构是多么的遥远。精神分析的培养作为一种博士后的专业，主要限于医科医生，而不是成为心理学方面的医学教育的一个专门领域。
最终，精神分析运动被政府机构化为一套专业协会、培训单位以及其他相互竞争和重叠的组织。弗洛伊德和他的直接追随者的科学创造力的最初迸发没有能够延续下去。对于对个体机能障碍和人类行为都持有某种理论观点的医生来说，精神分析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
弗洛伊德认为，作为1910年国际精神分析大会的主席，荣格的眼界有助于将精神分析建成某种超出维也纳人和犹太人的科学的东西（阿皮戈南斯和扎拉特，1979）。一方面，弗洛伊德是一个特别和善的人，充满智慧和幽默，而且相当有魅力。但是，他也是一个很专制的领导者，经常在保留对关键问题的真正决定权的同时，将其他人置于一种傀儡的位置，这一策略是导致弗洛伊德和他的主要追随者之间的冲突的一个原因。与荣格的分裂就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个例子。
卡尔·G·荣格（1875—1961）是苏黎世布格霍尔茨利精神病院的一名精神病医生。他比弗洛伊德小19岁。作为一名瑞士医生，荣格曾在苏黎世大学任教，后来辞职开了一家私人诊所。他对弗洛伊德的兴趣始于他1900年阅读《释梦》一书时。两个人开始通信，最终在1907年会面。不久，弗洛伊德将荣格称为精神分析运动的“皇太子”。荣格写信给弗洛伊德，说他对弗洛伊德的尊敬就像某种“宗教狂热”的东西一样（阿皮戈南斯和扎拉特，1979），但是，荣格不是全盘接受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他还在1912年出版的著作《无意识心理学》中对弗洛伊德的思想进行了批判，该著作的出版造成了他与弗洛伊德的分裂。这一分裂在1914年成为决定性的，他们再也没有见面（舒尔茨，1975）。两者的主要分歧涉及“利比多”的性质。对于荣格来说，“利比多”是一个一般性的生命动能。对于弗洛伊德来说，它是一种性的动能。荣格还反对俄狄浦斯情结。他因其“类型”（archetypes）概念而广为人知，这是普遍的、原发性的概念。最终，荣格不仅中止了与弗洛伊德的关系，而且彻底离开了精神分析运动。
面对来自公众、特别是来自医学界的相当多的反对意见，弗洛伊德在其追随者对他的崇拜的促使下，形成了他的精神分析理论。但弗洛伊德的每个追随者最终都和他决裂了。荣格论证说，弗洛伊德过分强调儿童性欲。另一个弗洛伊德的早期追随者——卡伦·霍尼（Karen Horney, 1885—1952）——认为他误解了妇女，并对他的阴茎羡慕概念提出了置疑。霍尼曾在柏林大学获得医学学位，1914—1918年在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学习，后来成为那里的一名工作人员，直到1932年流亡芝加哥。她对弗洛伊德的大部分理论都持反对意见，声称弗洛伊德在他的构想中过分强调了生物学，却不那么看重文化的因素。她坚持认为，当儿童在一个有潜在敌意的世界中感到孤立无助时，他会有一种基本的焦虑（舒尔茨，1975）。
A·阿德勒（Alfred Adler，1870—1937）比弗洛伊德小14岁，是弗洛伊德的一个虔诚的维也纳追随者。阿德勒出生在维也纳的一个富有家庭里，在维也纳大学获得医学学位。他是弗洛伊德星期三晚间讨论小组的一个创始成员，最终因为降低“性”的重要性而与弗洛伊德发生分歧，他认为个体心理学是由社会因素所决定的，是由人与他人的关系所决定的（舒尔茨，1975）。阿德勒并不认为“利比多”是精神生活的主要动力源泉。1911年，阿德勒与弗洛伊德决裂，成立了一个持不同意见的社团。
1909年，弗洛伊德在克拉克大学做了5次演讲，代表着将精神分析理论引入美国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应G·S·霍尔（G.Stanley Hall）的邀请前往美国，霍尔是一位颇有影响的美国心理学家，曾在德国接受教育，是位于马萨诸塞州伍斯特的克拉克大学的校长。弗洛伊德的演讲受到美国许多学者的欢迎。他的著作开始在美国得到广泛的阅读，他的精神分析理论也开始影响某些社会科学，特别是人类学和心理学。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精神分析兴盛起来，因为它可以作为一种治疗患战斗疲劳症的军人的手段，但是，弗洛伊德思想在美国的较大范围的传入是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上台以后、随着几百名精神分析家从德国和奥地利流亡到美国的事件而发生的。这些受过欧洲教育的精神分析家无需寻找工作；他们只要作为一名精神分析家就可以开始一种私人业务。大众媒介开始向公众推广精神分析，其使用不久便家喻户晓。E·琼斯（Ernest Jones）是弗洛伊德的一名较早的门徒，后来是弗洛伊德主要的传记作者之一，他创建了美国精神分析协会。美国非常乐于接受精神分析，它在那里用来治疗被诊断为精神病患者以及神经病患者的个人。促使精神分析理论得到推广的是C·荣格。
精神分析理论开始在许多领域发挥重要的理智影响：文学，宗教，哲学，艺术和社会科学。H·D·拉斯韦尔——芝加哥大学的一名政治学家——在哈佛随E·梅奥（Elton Mayo）学习精神分析，然后在维也纳和柏林接受精神分析的训练。拉斯韦尔为政治领导人进行精神分析，在芝加哥大学培训非专业的精神分析者，并在他的大量作品中利用了精神分析理论（参见第六章）。将精神分析学说引入美国的另一个关键人物是耶鲁大学的H·S·沙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1892—1949），拉斯韦尔曾与他有过合作。20世纪30年代由洛克菲勒基金会慷慨资助的耶鲁人类关系协会，打算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一种统一的社会科学（西尔斯，1985）。心理学家C·赫尔（Clark Hull）的行为理论从弗洛伊德那里借用了诸如挫折、侵略、退化和抑制等概念，然后，对于那些将这些概念与实验的方法连接起来的假设进行了检验。弗洛伊德理论的有些部分得到了这一心理学研究的普遍支持；其他方面则没有得到（霍斯坦，1992）。(9)通过C·赫尔的门徒C·I·霍夫兰的努力，耶鲁人类关系协会、因而也就是弗洛伊德的理论影响了传播学。
可以理解的是，弗洛伊德被认为是心理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10)不过，美国心理学的主流朝着不同于精神分析理论的方向发展。现代心理学从W·冯特（Wilhelm Wundt）演化而来，冯特是实验心理学家，他于1879年在德国的莱比锡大学创建了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这比弗洛伊德开始创立精神分析理论的时间约早10年。尽管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理论都注重人类行为的个体内的解释，但它们在几个重要方面有所不同：
1．心理学是以（实验室的实验）方法为中心，而精神分析理论是以（神经病）问题为中心。心理学试图通过使用实验的方法而成为科学的学科，但这对于精神分析理论来说是不适合的（舒尔茨，1975）。
2．受自然科学（特别是生理学）的影响，心理学的资料是定量的，而精神分析理论涉及个体精神生活的复杂性，使用取自深入的案例研究的定性资料。
3．心理学的时间框架是实验的此时此刻，而精神分析理论与个体以前的生活有关，利用回忆童年时期的事件来解释成人的神经病。(www.xing528.com)
4．对于心理学家来说，主要感兴趣的个体是正常的成人或儿童；精神分析家则涉及神经病患者。
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理论之间的关系不十分一致，因此，它们主要是作为两个独立的、经常是相互竞争的学术和专业领域而发展起来的。美国早期的社会学家和他们的心理学同僚一样，采纳了弗洛伊德的一些概念，例如自卑情结、压抑、合理性、净化、移情，特别是希望的满足（伯吉斯，1939）。但是，他们反对弗洛伊德的深度分析方法，更喜欢他们自己的研究技术，喜欢调查访谈（这种访谈从大量的个体当中提供有限的资料）。精神分析理论对于人类学产生了相当大的思想影响，因为比起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在人类学中，有关资料的性质和某些研究的问题（诸如文化对于个性社会化的影响）具有更加紧密的适应关系。精神分析理论对于传播学的思想影响是直接通过H·D·拉斯韦尔而发生的，也是不那么直接地通过C·I·霍夫兰而发生的。
对于社会科学在美国的发展，S·弗洛伊德是自19世纪以来欧洲的三大影响力量之一。达尔文的进化论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处于社会的宏观层次，而弗洛伊德的思想是个体性的，是在个体的范围之内、特别是在个体的儿童经历——它们掩盖在无意识之中——之中寻求对于行为的解释。弗洛伊德坚持认为，儿童经历构成了成人的行为，同时无意识解释了人类行为。
精神分析理论假定，人类行为的解释存在于个体之中，特别是存在于无意识之中。今天所使用的许多重要的传播学理论都在个体当中寻求推动行为变化的力量，尽管这些理论不是精神分析理论。例如F·海德（Fritz Heider）（1946）的平衡理论，L·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1957）的认识不和谐理论以及佩蒂（Petty）和卡西奥普（Cacioppo）（1981，1986）的态度变化的详尽可能性模式。这些理论都假定，个体失衡的、不一致的或不和谐的状态，由于对于个体来说乃是不舒适的事，所以导致了这个个体的行为和变化。人格研究的学术传统由C·I·霍夫兰所开创，这个传统是从C·赫尔的学习理论发展而来的，赫尔的学习理论反过来又受到弗洛伊德理论的影响。弗洛伊德的理论也对H·D·拉斯韦尔有关政治领袖的精神分析研究产生了影响，尽管它没有同样直接地影响拉斯韦尔的传播研究（参见第六章）。
法兰克福学派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从而为我们提供了今天的批判的传播理论。批判学派对于偏见的颇有影响的研究在阿多诺等人（1950）的《权威人格》中有记载，它代表了一种以量化心理学的方法来研究人格问题的精神分析理论。显而易见，S·弗洛伊德的长长的思想影子体现在今天人类传播学的各条线索之中。
帕洛阿尔托小组（Palo Alto group）重视作为理解个体行为的手段的个体与他人的传播关系。帕洛阿尔托小组的学者们已提供了一种有关人类行为的可供替代的概念化做法。一个主要的范式转换发生在临床领域，这个领域始于20世纪50年代，而在20世纪60年代，随着弗洛伊德从对个体内在动力的侧重转向对个体互动或关系模式的临床侧重，临床领域得到加速发展（罗杰斯，1992）。帕洛阿尔托小组是这个范式转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近40年中，有关交往传播的一种独一无二的、具有丰富理论意义的方法为一群热诚的帕洛阿尔托学者所采纳。帕洛阿尔托小组产生于帕洛阿尔托地区的两个更为早期的理论小组的逐渐融合，这两个理论小组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其中一个由G·贝特森（Gregory Bateson）领导，以毗邻帕洛阿尔托城的门洛公园中的退伍军人管理局医院为中心。“他们正在调研范围非常广泛的传播，但总是按照这样的原则，即传播具有一种实用的、与行为有关的效果。”（怀尔德，1978）退伍军人管理局医院小组研究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传播，双重约束，它还更为广泛地研究悖论。9年来，贝特森在这个医院的研究项目由各种各样的基金提供资助，首先是由洛克非勒基金会（1952—1954）资助，后来是由梅西基金会赞助。
另一个小组由唐·杰克逊（Don Jackson）博士领导，他曾经参加退伍军人管理局医院的研究，并于1959年在帕洛阿尔托创建了精神研究所（MRI）。精神研究所的成员最初从事有基金资助的研究项目，后来，资助停止了，他们的重点转向家庭治疗方面的培训。精神研究所小组以杰克逊为核心，杰克逊是医学博士和精神病医生，曾与H·S·沙利文在华盛顿—巴尔的摩精神分析研究所受训；J·维克兰德（John Weakland）是一名受过人类学教育的工程师；J·哈利（Jay Haley）是一名家庭治疗专家。1960年加盟精神研究所的P·沃茨拉维克（Paul Watzlawick）是今日帕洛阿尔托小组的关键人物。沃茨拉维克1921年生于奥地利，1949年在维也纳大学获得心理学和现代语言学博士，然后，在苏黎世的C·荣格心理学分析研究所学习精神疗法。如今，他除了是精神研究所的一个重要人物以外，还作为精神疗法专家开办私人诊所，并在斯坦福医疗中心的精神病学和行为科学系担任辅助性的职务。
加入一个致力于以一种新的方式理解人类传播的、由杰出的知识分子所构成的网络，这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精神研究所对于今天的帕洛阿尔托小组来说，是一个地理的和社会的中心，但小组除精神研究所的家庭治疗专家外，还包括其他个人。他们在早晨和下午聚集在咖啡茶座上讨论他们的病例，参加星期二的成员会议，评论和评判治疗期的录像磁带，并为精神研究所短期治疗中心——这是精神研究所内的一种研究与发展单位，对各种病例进行讨论，并提供治疗，以发展和传授新的治疗技术——的病人提供联合家庭治疗。当今以及近几年，精神研究所是惟一一个在没有所长、甚至没有多少等级结构的条件下运行的组织。小组中的核心人物凭借为病人提供服务和通过精神研究所的培训项目而自足。这个小组积极地关注研究，并试图发展互动传播的观点。
G·贝特森是帕洛阿尔托的两个互动传播小组的理论指导教师，这两个小组的学者们在他们的互动观点上是完全相容的。最终，贝特森在退伍军人管理局医院的研究资助用完了，两组学者逐渐合并为至20世纪70年代末被称为帕洛阿尔托学派或帕洛阿尔托小组的组织（怀尔德，1979）。或许，更准确的是把这些学者称为互动传播学派，因为这是它的主要的理论侧重点。20世纪60年代中期，贝特森迁移到维尔京群岛，并到夏威夷研究海豚传播。后来，他于1977年来到距帕洛阿尔托70英里的圣克鲁斯，为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斯分校的教师上课，直到1980年去世为止。
唐·杰克逊1968年去世。几个主要人物从帕洛阿尔托地区转移。例如，J·B·贝弗拉斯（Janet Beavin Bavelas）加盟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维多利亚大学心理系；J·哈利迁移到华盛顿；而C·斯卢茨基（Carlos Sluzki）则前往马萨诸塞州。今天，在精神研究所中继续工作的帕洛阿尔托小组的核心成员包括P·沃茨拉维克、J·维克兰德和R·菲什（Richard Fisch）。
贝特森起初是帕洛阿尔托小组的核心人物，随着他的离去，某种创造力也从这个小组中分离开去。贝特森有许多振奋人心的想法，他激励帕洛阿尔托的学者们把他们自己认作是“稀奇古怪的人”。这个小组近乎是一个社会运动，以作为互动者的人类传播行为的理论观点为中心。如同C·怀尔德（Carol Wilder，1979）在她关于帕洛阿尔托学派的评论中所说：“在回溯这一部分时，我经常感到我正在涉及的与其说是一种传播理论，不如说是一种社会运动——甚至是宗教运动，或许，传播意识形态是一个更加准确的术语。”
格雷戈里·贝特森生于1904年，是英国著名的遗传学家W·贝特森（William Bateson）——他1908年发明了“遗传学”一词，并且重新发现和普及了G·孟德尔的重要的遗传学实验——的儿子。G·贝特森就是以这位著名的修道士的名字命名的。“贝特森们是一群学术泰斗中的一部分，其中包括达尔文、赫胥黎和怀特海（Whiteheads）”（戈里曼，1978）。年轻的格雷戈里抵制来自家庭要他成为一个生物学家的压力，1930年在剑桥大学获得了人类学硕士学位。(11)1936年当他在新几内亚作实地研究时，遇见了人类学家M·米德（Margaret Mead），后与之结婚。1950年他们离婚以后，作为同事继续在一起工作。贝特森的知识兴趣广泛，涉及心理学、精神病学、社会学、进化论以及在动物学和人类学中的传播。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贝特森成为一名美国公民，因此他能够在南太平洋的战略情报局中服务。对于他来说，这是一种令人沮丧的经历；他无法说服美国军事机构利用有关南太平洋文化的人类学理解。战后，他回到美国，参加小乔赛亚·梅西控制论基金会，在那里，N·维纳激励了贝特森对于控制论理论的兴趣（参见第十章）。在旧金山大学的兰利·波特诊所，贝特森随J·鲁谢（Jurgen Ruesch）研究精神病学和传播。根据他们的合作，贝特森和鲁谢撰写了《传播：精神病的社会发源地》（1951）一书。他与荣格学说的信奉者E·霍伦斯伯格（Elizabeth Hollensberg）一起从事精神分析。他的下一步是在1952年，方向是位于加利福尼亚门洛公园的退伍军人管理局医院，由此发起成立帕洛阿尔托小组。
贝特森是一个真正的跨学科的学者，在他的知识兴趣中不存在什么界限。“就他的大部分生涯来说，G·贝特森试图发展一种普遍的认识论，它将在一个本质上是系统理论的参照框架中，对于所有生物的整合信息、组织和重新组织信息、向外传播信息的能力提供一种综合性的说明”（里伯，1989）。贝特森在新几内亚进行人种学探讨，研究海豚之间的传播，将诸如元传播、悖论和双重约束带入传播学。他是家庭治疗运动的赞助人。不过，他那涉猎广泛的心灵并非始终容易追随，在他的作品中，他喜欢复杂性和模棱两可，并且无法将他的理论思想解释得能让读者便于理解。他的最重要的著作《心理生态学进程》（1972）是复杂的，难以阅读。贝特森论证说，人类精神不在大脑或身体的其他部位之中，而是外在于身体，在个体与其他人的关系之中——因此有了这样的标题：“心理生态学”。这样一个概念强调个体与其他人的传播关系的重要性，因此反映了帕洛阿尔托小组的中心论题。
“贝特森的生涯是一个理智流浪者的生涯，从一个地方旅行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领域来到另一个领域，从来不驻足在一个安全壁龛的保险地带。他常常被安置在并不完全适合于他的天赋的位置上，或人们向他提供那些出于理智良心他所不能接受的位置。”（里伯，1989）贝特森的学术不稳定性部分地来自他的跨学科的兴趣，他不适合于通常的学术范畴。贝特森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斯分校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10年，那是惟一的一个主要在寄宿制学院而不是在学科性的系里组织起来的学术机构。在那里，贝特森以“贝特森”教授的身份授课，即不受学科围墙的限制，一直到他去世。
相对来说，帕洛阿尔托小组的成员少，但是它的形象不低。它的成员在各个领域发表作品。在C·怀尔德（1979）对帕洛阿尔托小组进行评估的时期，这些相关学者已经发表了20多部著作和几百篇文章。自那以后，他们的精神产品大大增加。怀尔德（1979）在她的研究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小组的工作……在人类传播研究中被极大地忽视了。”今天，帕洛阿尔托小组的确获得传播学学者更广泛的承认。比起在欧洲来，互动传播的观点在美国更难以生根和发展（罗杰斯，1992）。为什么帕洛阿尔托学派没引起美国的传播学学者更多的学术注意呢？原因来自两个因素。首先是一个流传广泛的误解，即认为这个小组的成员只研究传播病理学，诸如精神分裂症。包括贝特森在内的几个小组的成员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在帕洛阿尔托的退伍军人管理局医院工作，他们的研究之所以得到资助是为了探讨精神分裂者的传播，但是这个小组的中心兴趣始终是更加一般性的东西，即阐述一种互动传播理论。精神分裂症只是一个互动理论能够适用的问题。这种观点也被精神研究所的学者们应用于家庭治疗和组织变化问题。
其次，由贝特森及其追随者所进行的传播概念化工作具有某种性质，它“难以在我们（传播）学科中盛行的认识论范围内创造有效可行的研究计划”（怀尔德，1979）。将诸如悖论、双重约束和元传播等概念变成研究性的问题，经证明是非常困难的，主要是因为传播学学者大多从中得到培养的那些（以量化技术为中心的）强调个人研究的方法对于研究相关的行为来说，不是令人满意的工具。我们再次看到，在丰富的理论概念和用来检验这些概念的有效方法之间缺乏适应关系。而且，贝特森用如此复杂的语言表达他的概念思想，以至于看起来他近乎不想使它们得到理解。
帕洛阿尔托小组的学术构成在很大程度上是跨学科的。贝特森接受的是人类学教育，D·杰克逊接受的是精神病学的教育。J·哈利获得传播学的硕士学位，J·B·贝弗拉斯也是这样；沃茨拉维克学习哲学、语言学，也学习精神病学。J·维克兰德曾是一个化学工程师，后来对人类学发生兴趣，他特别关注中国。帕洛阿尔托小组的这一跨学科的性质导致了一种混合性的活力。
P·沃茨拉维克、J·B·贝弗拉斯和D·杰克逊撰写了《人类传播语用学：互动模式、病理学和悖论的研究》（1967），以便对帕洛阿尔托学派的主要观点进行概括。这是表述互动观点的核心文献，也是这个小组最著名的著作。贝弗拉斯作为其作者之一，主要通过参与国际传播协会（ICA）的人际传播部的工作，而帮助将帕洛阿尔托小组的工作和传播学领域连结起来。
帕洛阿尔托小组中的另一个有重要影响的人物是H·冯·福斯特（Heinz von Foerster），他（1911年）生在维也纳，并在那里成长。他的叔叔就是哲学家L·维特根斯坦。冯·福斯特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为德国军队研究高射炮的准确性问题，N·维纳和C·香农为同盟国的事业也承担着与之相类似的科学任务。1949年，冯·福斯特来到美国，成为位于厄巴纳的伊利诺伊大学的一名工程学教授。后来，他创办了伊利诺伊的生物传播中心。1975年，他从伊利诺伊退休，迁移到佩斯卡德罗，这是旧金山南部太平洋海岸边上的一个村庄，距离帕洛阿尔托约20英里。
冯·福斯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梅西控制论会议——贝特森是这些会议的关键参与者——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P·沃茨拉维克就是通过这一点而知晓他的。1976年，冯·福斯特应邀在一次精神研究所的会议上发言，一同前往的还有贝特森。冯·福斯特指出，一个行为的观察者、被观察的现象和观察的过程构成了一个控制体系。这个观点暗含着这样的意思，即一个科学家所观察的是一个社会结构，有关绝对客观性的尝试是徒劳的。因此，按照冯·福斯特的观点，例如，某个家庭治疗专家也是那个正在得到帮助的家庭的参与者。对于当代的帕洛阿尔托小组来说，冯·福斯特仍然具有思想影响。
除来自N·维纳的控制论和一般系统论的强烈的理智影响之外，帕洛阿尔托小组还利用了M·H·埃里克森（Milton H.Erickson）的工作，他是菲尼克斯的一个精神病医生，因使用催眠术而出名（哈利，1976）。(12)精神研究所与埃里克森的联系始于1953年，帕洛阿尔托的学者们继续与他保持了几年的咨询关系。此外，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R·伯德惠斯特尔（Ray Birdwhistee）作为宾夕法尼亚大学非语言传播的专家，也在家庭治疗过程中有关病人的身体运动的分析方面影响了帕洛阿尔托小组（哈利，1976）。
请注意：帕洛阿尔托小组并未被组织成为一个大学的系或学院——它们以单一的学科为中心——而是被组织成一个松散地连结在一起的学者小圈子，这些学者从事精神健康、家庭治疗和精神分裂症等与传播有关的问题研究。小组有一个问题中心（如果人们愿意的话，它可以是限制性的），对它而言，人类传播被解释为主要的答案。在退伍军人管理局医院和精神研究所中与病人直接接触，是小组成员的理智灵感的一个源泉。当贝特森在访问一个导盲犬训练学校时，他对似是而非的传播的性质获得了有用的认识。诸如当训练者命令狗“前进”，同时又紧紧地往回拉狗的颈圈时，狗被教着应付矛盾的命令。这样的训练旨在为狗准备它们会碰见的似是而非的环境，诸如当它们失明的主人命令它们穿过一条街，而狗却能够看到危险的时候那样的情形（维克兰德，1992）。
帕洛阿尔托学派与弗洛伊德的方法形成强烈的反差，因为它在其传播思想中表现出一种系统理论的观点。“就控制论、信息论和一般的系统论对于贝特森的思想所产生的作用而言，怎样过高的估计都不过份”（怀尔德，1979）。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G·贝特森参加了在纽约召开的10次控制论梅西基金会议中的绝大部分，在那里，他受到N·维纳和其他控制论专家的强烈影响。
贝特森和帕洛阿尔托小组肯定“不是”弗洛伊德学说的信奉者：“帕洛阿尔托小组对于弗洛伊德的重视个体精神内部的模式近乎完全不感兴趣，那样的模式强调个人认识的重要性，而这种认识是在与治疗专家的一对一的互动中，通过剖析过去和无意识而获得的。”（怀尔德，1979）帕洛阿尔托小组将焦点个体与其他个体之间的关系网络作为它的分析单位。因此，小组的关系理论内在地具有一种人际传播的性质。“这是从个体向社会网络（从客体向模式）的焦点转变，它与把一个相关宇宙的中心从地球转向太阳的做法相类似：（它是）行为科学中的哥白尼革命。”（怀尔德，1979）沃茨拉维克等人（1967）声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假定：行为主要是各种精神内部的力量——这些力量被认为是严格地遵循物理学中的能量守恒和转换定律——的一种假设的相互作用的结果”。关系力量与这样一种重视个体的方法是相冲突的。
“准确说来，它们（精神研究所和贝特森的退伍军人管理局项目组）的共同特性是反对线形的、单元的、精神内部的模式，并用互动的观点取而代之。”（沃茨拉维克，1981）帕洛阿尔托小组原先的两个组成部分都共同反对有关治疗的医学模式。按照这种医学模式，一个人可以“被改变，只要他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中脱身出来，并在一个私人办公室里或一家医院中得到个体性的治疗。一旦被改变，他就会返回到他的社会环境中，他变了，因为他已被‘清除掉’造成他的困难的那些精神内部的问题……因为重要的是病人对他的真实世界的知觉，所以这个真实世界的本身就被认为是次要的了”（哈利，1971）。
20世纪50年代，试图改变一个家庭的想法作为临床领域一般范例转变的组成部分，出现在各组治疗学家的脑海里。贝特森当时是加利福尼亚门洛公园中的退伍军人管理局医院的工作人员，在那里，他的人种学者的头衔使他能够自由地研究近乎任何问题（贝特森，1972）。J·黑利（1971）是贝特森在退伍军人管理局医院的传播项目的一个成员，他这样描绘所发生的事情：“我们把一个精神分裂症的病人和他的父母放在一起，以试图发现为什么这个病人在访问日与他的父母一起呆不上几分钟，就会陷入焦虑状态。这是一段收集信息的时期，不是一种对家庭治疗的复查。然而，我们所观察的东西改变了我们关于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观点，以至于截止第二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已开始了一种对付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庭的系统程序。”
住院者从严重的精神分裂症事件中恢复过来。“当他的母亲来看望他的时候，他感情冲动地搂着母亲，母亲呆住了。他收回他的手臂，母亲问他，‘你还爱我吗？’他脸红了，母亲说，‘亲爱的，你不要这么容易难为情，也不要害怕你的感情。’”（贝特森等，1956；怀尔德，1979）这个病人从他的母亲那里得到混合的信息，这将他置于双重的盲目之中，作为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他对此没有能力去认识或逃避。
帕洛阿尔托小组在医学模式上所发生的视野转换需要一种不同的理论观点，这个观点以个体和他人的人际关系为中心。“始终如一地最受到欢迎的模式是一种源于控制论的系统理论。这个模式能够对付以一种自我纠正的方法彼此响应的互动要素，而家庭成员似乎就是以这种自我纠正的方法来行事的。传播技术开始成为这个领域的语言的组成部分。”（哈利，1971）今天，与控制论和系统思想的理智联系仍由帕洛阿尔托小组完成，特别是通过H·冯·福斯特而实现的。
帕洛阿尔托小组最为激进地偏离了弗洛伊德对于作为一种治疗工具的“顿悟”（insight）的重视。贝特森并不认为无意识能够被弄得有意识。相反，他（1972）声称，“无意识持续地表现在信息的交换之中，人们无需超出行为资料就能够理解互动的必要方面”（怀尔德，1979）。帕洛阿尔托小组相信，某个个体的问题无论其起源怎样，都可以得到缓解。这个小组的学者们将他们的方法看作是实用主义的，因为他们的重点是有关传播如何影响人类行为的（沃茨拉维克，1967）。
一天，当G·贝特森在旧金山动物园观察猴子的时候，他注意到，一个猴子开玩笑地咬另一个猴子时，两个猴子都明白这只是一个玩笑而已，尽管它们看上去像是真正的战斗。贝特森（1972）得出结论说，这个咬的信息肯定是以一个元传播（metacommunication，关于传播的传播）的讯息（message）——它说：“这是一个玩笑，不是战斗。”——为先决条件的。
贝特森在1946年3月的第一届梅西基金会会议上获得了传播和元传播的思想，当时，来自芝加哥的伊利诺伊大学医学院的神经生理学家W·麦克罗齐（Warren McCulloch）声称，每一个神经细胞的发送都既具有一个“报告”的方面，又具有一个“命令”的方面。贝特森把这个隐喻运用到传播中。传播的内容（沃茨拉维克等，1967）——这种内容传递着讯息（message）中所包含的信息（information）——是报告的层次。传播的关系方面（相当于命令的层次）传递传播过程中的两个或更多的参与者的人际关系。一个讯息（message）的关系维度对于讯息的内容进行分类或予以构造。因此，它是一种元传播。
L·E·罗杰斯（L.Edna Rogers）和R·V·法拉斯（Richard V.Farace）（1975）发展了一种方法，以便对于一个传播两重性的关系维度予以操作化。他们当时都在密歇根州立大学的传播系。按照这样的分析，每一个讯息都是由一个谈话参与人所作出的语言介入。每一个这样的讯息都被分类为（1）“胜人一筹”（one-up），一种倾向于得到对交流的控制的运动；（2）“略逊一筹”（one-down），或让另一个人来控制，或（3）“交叉一致”（one-across），一种倾向于抑制控制的运动。诸如此类的相互作用分析在传播研究的分析单位方面，侧重于关系，而不是侧重于个体。例如，考虑以下一个丈夫和妻子之间的讯息（message）交流（罗杰斯和法拉斯，1975）：
罗杰斯和法拉斯（1975）利用了贝特森（1936）的“纳文”（Naven）研究，这是贝特森关于新几内亚的一个部落的人类学研究，他们用其代码来确定两个基本的关系控制的类型：（1）同等控制讯息（message）的对称或交流，这样，一个个体将会以其他个体对他，或她行事的那种方式对其他个体行事；（2）互补性，在这里，一次传播谈话中的两个参与者交流非常不一样的控制讯息。于此，我们看到帕洛阿尔托小组的概念如何能够在谈话分析的微观层次上被操作化。
当一个陈述似乎将自身包括在它自己的范围内——诸如“别理这个陈述”的命令——时，一个悖论，即从连贯的前提（沃茨拉维克，1967）中得出正确推论的矛盾就产生了。如果一个人接受了这个命令，他就不能接受它——因而就有了悖论。另一个例子是“我撒谎”。对于悖论的解决是意识到陈述和元陈述属于不同的逻辑类型。一个是一个成员，一个是一类成员（怀尔德，1979）。由A·N·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和B·罗素（Bertrand Russell）（1910）所提出的类型理论是以抽象层次上的等级存在为基础的，它主张，为了避免悖论，一类中的一个成员不能是一类，一类也不能是一个成员本身。换句话说，每一个类型层次必须相互排斥，不能混淆层次。贝特森在他的有关精神分裂症的双重约束理论中，利用了怀特海和罗素的作为一种描绘悖论的手段的类型逻辑。怀特海和罗素式的逻辑悖论类型描绘了一种计算机，这种计算机以一种“是—不是—是”的方式摆动。(13)
帕洛阿尔托学者对双重约束的以下这些组成部分作了详细的说明：
1.一个重要关系中的两个或更多的个体。
2.从前具有双重约束的模式反复出现。
3．一个主要的否定性命令（例如，“别做这件事，要不，我将惩罚你”）。
4．一个次要的命令，它在一个更加抽象的层次上与第一个命令发生冲突。
5.第三个否定性命令，它阻止个体逃离这个局面。
换句话说，当一个个体将两个层次上的讯息（message）传播给另一个人时，双重约束便出现了。“当这两个层次上的讯息彼此既相互限定、又相互冲突时，另一个人就面临着一种不可能的境地。他不可能在不触犯其他层次上的禁令的条件下来回应这两个层次上的任何一个层次，因此，不管他做什么，他都是错误的。”（哈利，1976）双重约束的情形发生在例如父母—孩子和老板—雇员中。(14)我们说一个孩子认为他的一个家长生气了。家长否认她生气了，并坚持要孩子也这么否认。孩子应该相信他自己的感官，还是相信他的家长？如果是前者，孩子就维持了一种现实感，但失去了与家长的关系。如果是后者，那么孩子就维持了这种关系，但是歪曲了现实。
贝特森论证说，一个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个体丧失了元传播的能力，即能够理解一种情景是有约束力的，并且能够上升到一个更高的抽象层次，以便逃避这种约束，诸如通过说“你给了我一个混乱的讯息（message）”（怀尔德，1979）。因此，一个个体通过重新构造传播环境而摆脱双重约束。构造一种传播交流意味着在上下文中确定它。重新构造就是改变讯息交流的上下文。
帕洛阿尔托学派本质上将传播等同于人类行为，正如他们的著名的格言所指出的：“人不能不传播。”（沃茨拉维克等，1967）这个断言使我们意识到并非所有的传播都是有意图的。传播既通过文字（也就是语言传播）发生，也通过诸如耸肩、人们的衣服、人们所使用的润肤水或香水、人们约会是否迟到等非语言讯息（message）而发生。因此，传播的定义必须非常宽泛。对于沃茨拉维克等人（1967）来说，传播实际上等同于行为（莫特利，1990）——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广泛的定义。如果传播必须涉及编码（将某种思想转变成某种讯息的形式），那么，它肯定可能“不”传播，即通过制造非编码性的行为（莫特利，1990）。问题是：诸如一种并非故意的眼部抽搐那样的无意识行为是否应被认为是传播。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它是的。
或许沃茨拉维克等人关于“人不能不传播”的断言是有用的，因为它迫使我们根据一些基本的必然条件来定义传播概念，以便能使某个行为准予传播。例如，传播一定就是有意图的吗？传播一定是相互作用式的，具有充当往返角色的活跃的信源和接受者吗？为使传播能够发生，一个讯息（message）必须被编码和解码吗？这些都是重要的问题，沃茨拉维克等人（1967）在断言“我们不能不传播”时，使我们想到了这些问题（莫特利，1990）。
作为“我们不能不传播”的最早断言的提出者之一，J·B·贝弗拉斯（1990）希望通过确定两个子陈述——她认为这两个子陈述能澄清原意图——以修改她的最初观点：（1）“‘并非’所有的行为都是传播，”但是，（2）“人们在某个社会背景下可能无法避免传播。”设想一下某个不想传播的人的情形，例如，一个飞机乘客闭着眼睛坐在那里，以便传播他不想与邻近座位上的人讲话的意图（沃茨拉维克等，1967）。相邻处的其他人的出现迫使这个人传播他不想传播的讯息。但是，并非所有个体的行为都是传播性的。“所有行为并非都是传播性的，尽管它有可能是提供信息的”（贝弗拉斯，1990）。
对于传播学来说，从帕洛阿尔托小组的工作中吸取的一个重要教训是：既重视假定的实在，也重视传播问题。“贝特森、沃茨拉维克等人对于悖论、混乱、操纵、不可测、甚至‘虚假信息’的重视表明一种看待人类传播的方法，它截然不同于那种一直支配着新知识活动的方法。”（怀尔德，1979）因此，例如，诸如自我披露和开放那样的论题的传播研究就应该由关于模棱两可（爱森伯格，1984）、欺骗和偏离等方面的研究来平衡。某些类似外交、爱情和商务谈判等情形需要有意识的模棱两可，而不是直率和清晰。帕洛阿尔托小组的观点要求人们意识到模棱两可的传播（贝弗拉斯等，1990），理解传播反常现象，研究诸如悖论那样的自我指认的矛盾的性质，并提出更多、更清楚的传播是否经常发挥作用的问题。
该小组声称，人类传播作为通向两个或以上参与者相互理解的一个步骤，不仅是有意识的、有目的的和成功的。个体之间的信息交流也可能是非语言的、无意图的、可产生悖论的，也可用作一种治疗的手段。关系传播学学者的观点是控制论的、生态学的，以系统论为基础。它不适合传播学的占统治地位的认识论，这是帕洛阿尔托小组的互动理论之所以没有对传播学产生更多影响的一个原因。传播研究的占统治地位的重点是研究效果。相反，互动理论试图回答一个完全不同类型的重要问题。这种差异可以解释为什么帕洛阿尔托小组没有受到美国的主流传播学学者的更多注意，后者主要关注研究效果。
帕洛阿尔托学者反对根据单向模式而构造起来的效果研究。“人们可能会论证说，S-M-C-R[信源—讯息（message）—渠道—接收者]未被作为一个传播‘模式’而得到延伸，它不能满足理论模式的任何一种检验，它是作为一种视听手段而得到发展，以激发起对某个传播关系的组成部分的回忆”（伯洛，1977）。对于说服、宣传和研究大众传播效果来说，单向模式有可能是非常适用的，但是，由此类直接的模式所假定的线形因果关系并不适合作为相互关系与作为相互影响的过程的人类传播的认识。
贝特森的退伍军人管理局医院的研究项目具有一种人类学的方向，因为它的基本方法是将传播看作是在自然背景中发生而没被调研者所闯入或干预的东西。贝特森有一种反实验方法的偏见，认为在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寻求因果关系是愚蠢的。考虑到他的系统理论的方向和作为帕洛阿尔托小组的来源的人类学视野，“在双重约束理论和传统的实验方法之间存在着一种不相适应的关系，也就不是什么令人惊奇的事情了”（怀尔德，1979）。许多关系传播的研究都使用了罗杰斯—法拉斯的编码系统（胜人一筹，略逊一筹和交叉一致），以便确定传播讯息（message）交流的数量。“编码系统已在大量的背景下得到使用：从电视交互作用到劳工协商，从无学习能力的儿童到工作面试，从课堂互动到员工会议、直到经理—部下的两分法，等等，除了临床及非临床的婚姻与家庭系统等比较普遍的背景外。”（罗杰斯，1992）在传播学学者中，交往的视野最终将得到更加广泛的理解和接受。那么帕洛阿尔托学派将肯定会得到它应有的尊敬。
(1) 弗洛伊德因为阅读了达尔文的书籍的缘故而选择了医学（舒尔茨，1975）。
(2) 当古典的男性歇斯底里症不再为维也纳的医学权威所质疑时，夏尔科的那种创伤性的男性歇斯底里症又受到了怀疑。弗洛伊德的在维也纳精神分析协会的医学同事们认为，弗洛伊德在过分热情地描述夏尔科的工作时，表现出对于他们的不屑一顾。
(3) 弗洛伊德喜爱希腊和罗马艺术，他去雅典和罗马的旅行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旅行经历。他十分迷恋考古学，认为他的事业就是对个体的、来自过去的、未被认知的内在属性进行探究（布尔斯廷，1983）。
(4) 安娜·奥在发展精神分析的某些思想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她“是宣泄方法的真正发现者”（琼斯，1953）。
(5) 弗洛伊德的认同概念为T·阿多诺等人在《权威人格》（1950）——在美国的一种偏见研究——中所使用。有大量的关于认同概念和模仿的文献，在传播研究中都是重要的。
(6) 弗洛伊德给弗利斯的信件保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弗洛伊德档案室中，现在也可从那儿获得。其中许多信件都已发表。不过，弗洛伊德销毁了弗利斯寄给他的信（琼斯，1953）。对于史学的目的来说，幸运的是，像弗洛伊德和达尔文那样的知识分子都有大量的日常通信，他们的主要思想因而得到保存。历史学家担心的是，当代的思想人物可以通过电话或电子系统进行交流，而这可能无法留下文字的记录。
(7) 施拉姆（1949b）用弗洛伊德的快乐原则和现实原则之对比的理论解释这样的问题：个体为什么将大众媒体用于娱乐而不是新闻？
(8) 不久，每年的会议就发展成国际精神分析协会，时至今日，这个协会继续存在于一批主要由精神分析家构成的专业人员之中。
(9) 就以弗洛伊德为基础的那些假设来说，有支持的根据，也有不支持的根据，费希尔和格林伯格（1977）对此作了总结。
(10) 事实上，重要的心理学史学家博林（1929）认为弗洛伊德是心理学中最最伟大的人物。
(11) 有关格雷戈里，已经出了好几本优秀的著作，其中包括利普塞特（1980）、M·贝特森（1948）、M·贝特森等（1977）。
(12) 1936年，当贝特森在巴厘作实地考察时，开始对走迷状态发生兴趣，这后来促使他就催眠术的使用问题与埃里克森联系（沃茨拉维克，1990）。
(13) 贝特森是第一个运用人类传播的逻辑类型理论的学者（哈利，1976）。
(14) 威斯鲍（1987）对于双重约束传播的实验根据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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