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布朗诺夫斯基：《人的进步》
《物种起源》问世了，它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我想，没有一部涉及科学主题的著作被如此之多的、并非是从事科学的人所阅读。
——J·布赖斯：《C·达尔文的个人回忆录
和〈物种起源〉的接受》
《物种起源》是西方文明的最伟大的著作之一，可与马克思的《资本论》相提并论。“达尔文的进化论是19世纪科学的主要革命。”（科恩，1985）就其科学重要性而言，达尔文的理论可以与哥白尼革命相媲美，但它引起的争论更多。查尔斯·R·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是一个生物学家，但是他的进化论对于社会科学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对于生物科学的影响（图2.1）。达尔文是E·达尔文（Erasmus Darwin，1731—1802）的孙子，后者是一个著名的英国进化论者和自然主义者，他的著作《动物生理学或生命规律》（1794—1796）里包含一章关于进化的内容。进化论就在C·达尔文的血统里。“他的祖先将他稳稳地放在英国理智集团的显赫位置上。”（米勒和范卢，1982）。他生于英国的施鲁斯伯里，父亲是那里的一名医生（巴洛，1958）。
图2.1 1849年的查尔斯·达尔文（1809—1882）
达尔文在爱丁堡大学学习医学，但是因为他无法忍受看见血，所以退学了。后来，他在剑桥大学基督学院接受教育以便成为一个牧师。他的“正规教育曾是一系列令人耻辱的灾难”，而“他似乎简直就是一个谦虚的业余爱好者”（米勒和范卢，1982）。在剑桥的时候，达尔文将许多时间花费在猎游和搜集甲虫上，而不是学习怎样成为一个牧师上。但是，在剑桥大学的植物学教授J·亨斯洛（John Henslow）（1796—1861）的帮助下，达尔文从一个花花公子式的学生变成一个认真刻苦的自然主义者。他们一起在英国农村散步，走得很远，观察植物和其他生命。当英国海军部要亨斯洛教授提名一个自然主义者在英国皇家海军舰艇“比格尔号”（一艘英国海军军舰，其任务是绘制南非海岸的地图）上航行时，教授推荐了他的门徒。临行前，亨斯洛给达尔文的礼物是一本C·赖尔的书：《地质学原理》，它为达尔文即将问世的进化论提供了有用的背景。
这次航行是达尔文生涯中的一个转折点，对于他的进化论的形成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虽然他对学院文凭持怀疑态度，但对于调查在这个世界的南纬度上所发现的生物物种来说，达尔文证明自己是作了一个有意义的选择（图2.2）。他是植物和动物生命的一个敏锐的观察者，在他的航行中搜集了大量有价值的样本。此次旅行期间，达尔文在解决科学疑难问题的能力方面，迅速地赢得了信任。他的遗传资源使得他能够像那种出身高贵的科学家一样，将其毕生的全部时间贡献给学术活动。达尔文在把他的进化论予以概念化，以及在这个理论公布以后对之进行捍卫时，也一直与英国最杰出的科学大师保持着日常的通信联系。
图2.2 1831—1836年“比格尔号”的航程
在达尔文作出重要贡献的前一两个世纪中，公众就开始对进化论有了特别强烈的兴趣。一个原因是探险者从非洲、亚洲和美洲将许许多多种类的新植物和新动物带回欧洲。每隔30年，已知植物和动物的数量就近乎翻一番。新的植物学和动物学诞生了。什么东西能够解释这么多形形色色的生物种类呢？正是它们的存在开始向现存的信念提出了挑战。
在达尔文以前，许多人认为物种的数量是一直不变的，固定在某一个时刻（诸如诺亚方舟和大洪水的时间）。但是，达尔文确认，新的物种一直在产生——不是借助于神创的行为，而是借助于自然选择，这是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新的物种产生了，而其他某些物种则由于一个不同的生存过程而灭绝了。其变化最能适应于所处环境的那些个体将最有可能再生它们的种类（科恩，1983）。（就T·库恩的关于引起一种科学革命的意义而言，）进化论的确是革命性的，但是，达尔文的革命是一种奇特的革命：“一个异常腼腆的人在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过着隐居生活；一个充满疑问的半残疾人，害怕他的理论可能触发争论；不过，也正是这个人最终摧毁了上帝创世的信仰。”（米勒和范卢，1982）
当达尔文的朋友T·H·赫胥黎1859年第一次读到《物种起源》时，他说：“以前连这个都没有想到，这多么愚蠢。”（米勒和范卢，1982）进化论的思考在那时是一种非常风行的思想，在达尔文的著作发表以前，有关生命如何变化的各种科学解释就已经被提出。事实上，即便在达尔文从1831—1836年（达尔文的著作发表前的28年）乘“比格尔号”作环绕世界的旅行以搜集生物资料和样本之前，其进化论所必需的大部分事实就已经存在了。但是，在达尔文之前，没有人认识到它们的理论意义。
1831年，当年仅22岁的达尔文作为一个自然主义者以及该船船长的有教养的陪伴者乘“比格尔号”航行时，进化论之创立的一个关键事件就发生了。达尔文是一名志愿者，他的工作无需支付工资，他也刚从剑桥大学毕业。“比格尔号”在去南非的途中停靠许多地方，每到一处，达尔文都一次上岸数日、数周甚至几个月。“每次靠岸，他都上岸，并采集一大批样本，他解剖一些样本，把其他的样本制成标本，似乎可能要使这艘船超载。”（米勒和范卢，1982）尽管达尔文离开英国总共5年，但这段时间他实际上在海上只呆了18个月。在他航行的3年零3个月中，他事实上是在陆地旅行。他憎恨航海，在“比格尔号”上一直晕船（布劳威和尼夫，1989）。
达尔文考察了巴西海岸、阿根廷南部的南美大草原、南美洲大陆南端的火地岛、阿根廷沿海的福克兰群岛，然后踏上智利、秘鲁和厄瓜多尔的西海岸（参见图2.2）。在达尔文上岸采集标本、绘制野生动植物图、记录实地观察时，船上的船员们测定海岸线，丈量深水线。然后，这艘船就和他在指定地方会合，并驶向下一个着陆点。在几年的时间内，这艘船的航行路线是沿南美洲东海岸、又回到西海岸，穿过南太平洋抵达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穿过印度洋抵达南非的开普敦，然后又回到英国（见图2.2）。
“比格尔号”是皇家海军一艘单—双桅帆船，配备10门炮。它比较小，只有90英尺长，由船帆提供动力。它载有74名官员、男人和乘客。达尔文的信念与船长R·菲茨罗伊的信念发生了冲突：“菲茨罗伊是一个难对付的、傲慢的和极权主义的人；但是，他也聪明，喜欢户外研究和自然哲学，是一个优秀的言谈者、思考者和同伴。”（布劳威和尼夫，1989）达尔文和菲茨罗伊都对地质学有兴趣，这使他们在漫长的航行中走到一起，但是在许多问题上，他们持完全不同的观点。菲茨罗伊是一个狂热的基督徒，而达尔文已放弃正统基督教。船长坚决反对进化论思想。这两个人在奴隶制（他们在巴西看到了这种制度）和船上的纪律问题上也有分歧。不过，年轻的自然主义者在这条小船上保持缄默：“达尔文对于激烈的争论近乎有着病理般的厌恶。”（米勒和范卢，1982）这种避免麻烦的态度是达尔文后来延缓20年才出版《物种起源》的一个原因。他知道它一出现，就会是一枚炸弹。
在“比格尔号”航行时，达尔文“觉得自己非常像一个受过半训练的业余者，被派出去为专家把标本采集回家”（鲍勒，1990）。他对于自己的科学才能缺乏自信。但是，逐渐地，经过5年时间的航行，当他发现了新的物种，并收到来自英国科学家的鼓励信件时，他开始更加有信心了。达尔文把他搜集标本的盒子、加上他所写的观察意见用船运给J·亨斯洛，他从前是剑桥的植物学教授。亨斯洛发表了达尔文给他的信件摘要，并作为达尔文在英国的一种科学代理人的角色而行事。这次航行的最重要的结果不是“它为物种衍变所提供的证据，而在于达尔文对于他自己作为一个科学思考者的能力的日益增长的信心，以鼓励他返程后去处理物种起源的那些更深刻的问题”（鲍勒，1990）。
达尔文的最早科学成就之一是他在阿根廷南美大草原所发现的南美鸵鸟（或美洲鸵）的一个新物种。与他一起旅行的加乌乔牧人（牛仔）告诉了他这个新物种。达尔文很晚才意识到它的意义。“在我回忆起（加乌乔人告诉我有关鸵鸟的这一新物种）这个事情之前，这种鸟就被烹饪和吃掉了。幸运的是，它的头、脖子、腿、翅膀、许多大羽毛，还有大部分的皮都被保存下来。根据这些东西，一个近乎完整的标本被组合起来，现在在动物协会的博物馆展出。”（达尔文，1939）这只鸟的遗留物足以使人们仍能回忆并认出它是一个新物种。伦敦的鸟类学家J·古尔德为纪念达尔文，将这种鸟命名为“达尔文美洲鸵”（鲍勒，1990）。阿根廷的两种鸵鸟的存在引起达尔文思考这样的问题：一个物种是否有可能由另一个物种进化而来。新的、较小的物种主要生活在普通鸵鸟居地的南部，但在某个接合地区，这两者都繁盛起来，为资源而相互竞争。这个事实导致达尔文对于传统的智慧——即每一个物种完全适应它的本土环境——产生了怀疑。
1835年，“比格尔号”在加拉帕戈斯群岛停留了一个多月，这个群岛横跨离太平洋厄瓜多尔海岸约600英里外的赤道。对于进化论者来说，加拉帕戈斯群岛是一个天然的实验室，因为岛上有着与世隔绝的各种鸟类和其他生命（没有哺乳动物）。在各式各样的物种中，有著名的加拉帕戈斯群岛大海龟；雀类，其嘴的形状适合于它们生态龛；以及嘲鸫，由于这个岛的隔绝状态，嘲鸫的几个独特的种类已进化出来。主要的加拉帕戈斯群岛间距30到50英里，不同的海龟、雀类和嘲鸫因为这样的隔绝已经得到进化。当时，达尔文没有对他所遭遇的进化论的证据进行评价。他根据大量实际材料来证明岛与岛之间的海龟和雀类的差异，但是，当加拉帕戈斯群岛的行政长官说自己能够根据一个海龟的特性说出它来自哪一个岛屿时，达尔文大吃了一惊。后来，他在详细描写对加拉帕戈斯群岛的观察时，仔细地思考了那个行政长官的话。
1836年，达尔文带着珍贵的生物资料乘“比格尔号”返回英国，他发现，他的观察记录和标本——他曾托“比格尔号”航行时所碰到的其他船只将它们带回英国——已使他成为一个科学名人。他写下了《“比格尔号”航海日记》，后者成了一本通俗的旅游书，但是，他的进化论还没有形成。
我们主要将达尔文看作一个生物学家，但他刚从“比格尔号”航行返回时的最初名声来自他的地质学方面的著作。他通过珊瑚礁基本的地表层的下沉来说明它的形成。1834年2月，当达尔文停留在智利瓦尔迪维亚附近的岸边时，经历了一次严重的地震。几个星期以后，“比格尔号”驶入康塞普西翁港口，达尔文发现陆地已被向上推进了两三英尺，在附近，他还看见在新的高潮位标记之上的10英尺处生长着淡菜。在安第斯山脉，他在高度1300英尺处发现了过去的贝壳海床。达尔文开始推测南美是从海洋中爬升出来的（鲍勒，1990）。两年后，即1836年，“比格尔号”停靠在科科斯群岛时，达尔文可以看到珊瑚礁。他已认识到南美经历了一次逐渐的上升，并且推论南海下的土地可能正在逐步下沉。如果这样的话，只能生长在浅水中的珊瑚动物就会围绕着一个岛慢慢地构筑成一道边，而陆地则逐渐消失，最后，留下一个中心为环礁湖的环状珊瑚岛（鲍勒，1990）。1842年，也就是达尔文返回英国6年之后，他发表了一本和他的珊瑚礁理论相关的著作：《珊瑚礁的分布和结构》。它代表着他对自己的科学思考能力与日俱增的信心（鲍勒，1990）。他成了地质协会的一名积极的成员，这个协会将他和C·赖尔以及其他优秀的科学大师们联系起来。
他在伦敦安家并结了婚，在仔细地列举了结婚生活的利弊以后，“与弗洛伊德和马克思一样，达尔文探究了幸福婚姻给不受干扰地从事某种革命性理论研究带来的那种一成不变的安全感”（米勒和范卢，1982）。达尔文1842年33岁时退回到“一种隐居的个人主义的生活中，一天工作几个小时，然后陷入恶心、虚弱、头痛和心悸的折磨之中”（米勒和范卢，1982）。事实上，达尔文因患各种疾病而如此虚弱，以至于他放弃了剃须修面，那太累人了。他通常一天只能工作几个小时（考迪尔，1989）。
达尔文搬到肯特的唐别墅，这是一所乡村住所，离伦敦约20英里，他在那里过着相对来说与世无争的生活，抚育6个孩子，阅读，写作，与其他的科学思想家频频通信。从唐别墅，达尔文逐渐建立起一个科学通信者的网络，这些人为他提供有用的信息，并将在后来有关进化论的公开论战中支持他（鲍勒，1990）。达尔文每天写几封长信，随着他的进化论的逐渐发展，这种通信关系——今天可见于各种档案之中——为他的思考过程提供了一种理解。在返回英国以后的岁月里，达尔文对他的科学能力有了信心，以至于在攻克有关进化论的难题方面，他成了一个老练的探索者。
达尔文的进化论在相当程度上是开创性的，但是他的思想也受到其他几个学者的影响（图2.3）。一个由自然科学家组成的无形学院把进化思想推向前进，许许多多的进化理论已经出现，其中每一种理论都既有赞同者，也有批评者。这个无形学院的成员在进化的性质问题上有分歧。当达尔文发展他的进化论时，他解决难题的过程受到什么样的重要影响呢？
图2.3 达尔文理论的思想先驱和继承者
从“比格尔号”返回两年以后，达尔文阅读了T·马尔萨斯的《人口论》（1797）。马尔萨斯是一个不开业的牧师，曾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参谋学院教书。达尔文出于消遣拿起了这本著作，并非是将之作为认真阅读的一部分，但是，马尔萨斯关于竞争的选择作用的基本思想竟然成了达尔文进化论的关键部分。马尔萨斯说，食物（以1，2，3，4等的级数）按算术的比例增长，而人口则（以1，2，4，16等的级数）按几何的比例增长。某种不加制止的人口会在25年的时间内增加1倍。马尔萨斯论证道，他的人口论导致像饥饿、战争和自然灾害那样的对于人口增长的可怕遏制。(1)达尔文意识到，人口的压力造成了生存斗争，因为构成人口的单位为了可以获得的食物相互竞争。因此，自然作为一种选择力量而行事，它消灭弱者，让那些新的、特别适合于其环境的物种得到发展。达尔文推论说，如果这个过程的发生是针对人类的，那么毫无疑问它也肯定会针对其他生物而发生。
达尔文已从A·奎特勒（Adolphe Quetelet）的一个出版物中的引文中知道了马尔萨斯牧师的著作，奎特勒是一个比利时的统计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达尔文从他那里了解到这样的思想：由于偶然的变化，某一特色的分布频繁呈现曲线形态。奎特勒已为数以千计的个体绘制了诸如高度和重量等变量的此类曲线。在任何确定的人口中，某些个体单位拥有的特性不只一个，因此能更好地适应其环境。
达尔文的进化论也受到地质学家C·赖尔（Charles Lyell）（1795—1875）爵士的影响，赖尔的《地质学原理》（1830—1833）论证说地球已经历了地质变化。达尔文开始认为生物变化也已发生了，尽管赖尔坚持相反的观点。当他乘“比格尔号”返回时，达尔文与这位苏格兰地质学家成了朋友（巴洛，1958），并和这位年长的、已得到社会承认的学者建立广泛的通信联系，这位学者发挥着一种导师的作用。C·赖尔是一个地质学家，专攻化石文物，但是他的科学兴趣非常广泛。他成为达尔文的一个挚友，后来，他帮助达尔文克服种种困难，与A·R·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一起最先宣布了进化论。
达尔文反对拉马克（1744—1829）的进化论。拉马克是一个法国自然主义者，他引入了“生物学”这一语词，既包括植物又包括动物。拉马克声称，各种需要决定各类身体器官的发展以及这些所获得特性后来的遗传。拉马克的著名例子是吃树上叶子的长颈鹿。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长颈鹿由于不断伸长头颈而获得了长颈。拉马克认为，这个变得更长了的头颈传给了后代，因此，父母亲在结构上的改变可以被其子孙所继承。后来，拉马克的理论被遗传学研究的发展证明是错误的，但是在达尔文的进化论之前，它是最为通俗的进化理论。今天，一共有300万到1000万个植物和动物的物种居住在这个地球上（库珀斯，1990）。这个数字是否一直不变？拉马克是第一个认识到生物进化并提出一种遗传理论的学者，这见于他的著作《动物哲学》（拉马克，1809）。达尔文不完全反对拉马克对于新物种的进化的解释，但是他提出了一个可供替代的理论：由于性的再生殖的偶然变化，有些个体更能适应它们的环境，在一个长期的时间过程中，这些个体就有了略为高一些的再生殖率，并且更有可能在生存斗争中存活。因此，某些长颈鹿由于变种和遗传变化生来就有比较长的头颈。这些长颈鹿能够吃到更高处的树叶，更有可能存活，而短头颈的动物则会死亡。
对达尔文思想的另一个可能的影响是一个生活在伦敦的当代人，即社会哲学家H·斯宾塞爵士（Herbert Spencer，1820—1903），他在以社会达尔文主义著称的理论中将进化论应用于社会生活。斯宾塞赞同将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作为体系决策的最有效的机制。工业革命正在英国和美国进行，领导这场革命的靠残酷剥削致富的资本家们——例如安德鲁·卡内基——喜欢斯宾塞的理论。它完全适合于卡内基的关于优秀个人应上升到社会顶层的想法。达尔文将斯宾塞的术语“适者生存”借用到他的进化论中。事实上，对于公众来说，这个词成为达尔文理论中最广为人知的组成部分。“适者生存”意味着最有能力利用其环境所提供的资源的那些生物将在每一时期生产最多数量的后代。这样一种过度生殖使得这些生物存活下来，而它们的竞争者则将濒临灭绝（库珀斯，1990）。由于遗传物质是以不那么完备的准确性而代代相复制的，单位的形式就有了不同，所以某种程度的变异就发生了。达尔文否认他的进化论受到斯宾塞的影响，他对斯宾塞的著作不怎么尊重。例如，1865年3月25日，达尔文写信给C·赖尔说：“我已阅读了斯宾塞的《生物学》（两卷本的《生物学原理》，1864—1867）的大部分，我和你有相同看法。他的有些话充满智慧和有启发意义，但是，我在读了他的著作以后，不知怎么很少感到有些开窍了，而是经常感到受抑制”（卡罗尔，1976）。然而，H·斯宾塞尽力普及“进化”一词，而达尔文极少使用这个词（鲍勒，1984）。
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1723—1790）的最著名论断是：个体通过金钱收益而获得私利是社会的一个普遍的人类动机。斯密的所谓看不见的手提供了这样一种机制，通过这种机制，个体——其中每一个人都追求个人的收益——之间的自由竞争导致社会利益的最大限度。斯密论证说，政府的作用应是最低限度的，以至于不去干涉个人的竞争。这个自由市场力量的思想为资本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斯密的有影响的著作《国富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为分工以及它如何导致交换的必然性提供了一个著名的例子。斯密观察到，一个工人独自工作一天能生产一枚钉子。但是凭借分工，10个专业工人每天可以生产4.8万枚钉子，每个工人每天可以生产4800枚钉子。显而易见，专业工人会迅速地迫使单个工人离开制造钉子的行业。达尔文在生物为食物和领土的斗争中看到了与经济竞争相类似的竞争。这种生物竞争在同一物种的个体中是最为严重的。
在达尔文的自由选择理论的发展中，加拉帕戈斯群岛的雀类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从南美陆地到加拉帕戈斯群岛有600英里，这个距离很远，所以大部分陆地的鸟类都无法穿越它。加拉帕戈斯群岛的主要岛屿是荒寂的、由火山爆发所形成的露头，也彼此被太平洋海面相隔。在这个居住者稀少的环境中，加拉帕戈斯群岛的雀类进化成各种各样的角色，不这样的话，它们就会被其他鸟类吃掉。有些雀类适应于压碎的种子，其他的吃各种昆虫，一部分雀类甚至适应于抓住或操纵仙人掌的针叶，将虫子从植物中挖出来（古尔德，1980）。加拉帕戈斯群岛的13种雀类的名字标志着每种雀类所特有的功能：树雀、地雀、仙人掌雀、刺嘴莺雀、蔬菜雀、啄木雀和美洲红树雀（格兰特，1991）。因此，加拉帕戈斯群岛为达尔文提供了一个天然的实验室，在这里，他能够观察物种的隔绝过程、独立的适应过程和进化过程。比起他环绕世界的航行中的任何其他观察来，这种雀类使达尔文更加相信演变的现实（鲍勒，1990）。他的著作《研究日记》中的文字记载表达了他对在加拉帕戈斯群岛的所见所闻的惊异：“我从未想到这些岛屿——大约相隔五六十英里，其中大部分能够彼此相望，都由完全一样的岩石构成，所处气候条件相似——会有这样如此不同的居住方式。”（鲍勒，1990）
达尔文起先不相信各种雀类都从一群普通的祖先进化而来。这个认识直到他结束环绕世界的旅行返回到伦敦才开始打动他，这时，英国博物馆的鸟类学家J·古尔德正确地将达尔文从加拉帕戈斯群岛带回的所有鸟类都鉴定为雀类（古尔德，1980）。尽管这样，达尔文只是在广泛阅读了生物学以外的东西时才理解了他的通过自然选择而形成的进化论。达尔文的个人笔记和他与其他学者的广泛通信对进化论得以发展的那个渐进过程作出了解释。
达尔文在“比格尔号”航行期间所保存的大量笔记表明，他还没有意识到进化论。但是，在1838年12月，达尔文开始作一系列关于物质演变的私人笔记。在公开场合，他假装坚持传统的信念，同时逐渐地搞清楚他的资料的意义。4年以后，达尔文写下了有关进化论的35页的大纲，两年多以后，他手边有了230页的、相当于书本篇幅的手稿。他为这些手稿的出版留下了说明，以防自己万一死亡（米勒和范卢，1982）。
达尔文逐步提出、评估和放弃某些假设——这些假设可用于解释他在“比格尔号”航行期间搜集的生物学资料。他已经在野外采集了几百种标本，而他也可以利用他的野外记录来进行思考和分析。达尔文致力于系统地提出一个一般的进化理论。他阅读奥古斯丁·孔德关于实证主义哲学的书籍。然后，他阅读亚当·斯密对于自由放任的经济学的论述，经济竞争作为企业生存斗争的结果在使经济建立秩序方面的作用，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接着，他又转向比利时统计学家阿道夫·奎特勒的著作，该著作讨论了托马斯·马尔萨斯的观点，即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而食物供给只是呈算术级数增长的观点。1838年10月，达尔文阅读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以便回溯奎特勒的讨论的源头。进化论的最后几个难题现在落在了达尔文的面前。这时距从“比格尔号”返回已有两年时间，达尔文时年30岁。
请注意：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并不是从他的资料中跳到他面前的，也不是来自生物学的领域。相反，“直接的促成者是一个社会科学家，一个经济学家和一个统计学家”（古尔德，1980）。达尔文进化理论形成的关键是他的广泛阅读，是他能够从其他科学领域中看到与生物学相似的学说的能力。他的理论创造是一个高度的社会过程，涉及通过与其他人的思想交流而进行逐步的建构，这些既借助于阅读而获得，也是与科学同事广泛通信的结果。
至1838年，达尔文已发展了他的自然选择理论，并于1842年和1844年以两个未发表的纲要形式将之记录下来。“然后，从来没有对他的理论有过片刻的怀疑，但是害怕披露它的革命内容的他，开始焦急、兴奋、等待、思考，并为以后的15年搜集资料。”（古尔德，1980）在他的挚友的催促下，他开始写一部巨著，其篇幅将是作为最终结果的《物种起源》的4倍。他将这本未出版、也未完稿的著作称为《自然选择》。
从1836年由“比格尔号”返回英国到1859年《物种起源》发表的23年间，达尔文广泛阅读，与同事通信，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他与英国动物饲养员交谈，以便确证个体的差异是遗传性的。达尔文敏锐地看到家畜饲养员的选择与自然的选择之间的相似之处（米勒和范卢，1982）。他花了8年的时间在英国研究北极雁，想要获得在进化过程方面的更多数据。他鉴定了大量不同种类的物种，但是它们在幼虫阶段难以区分，使他想到它们都是从一个共同的祖先遗传下来的。达尔文认定，一个原始的单一物种能够进化成几个不同的物种，后者可能不再杂交。这种进化的一个例子来自加拉帕戈斯群岛的雀类，但是他也研究和用文献证明许多其他的例子。达尔文想要提供极其丰富的证据，这样他的进化论一旦发表，就会得到坚定不移的支持。(www.xing528.com)
达尔文一直等到1859年才发表他的《物种起源》。这种耽搁的原因之一是要在英国建立一个进化论科学家的共同体。随着一个支持者的无形社团的最终出现，达尔文觉得他能更好地经受住所预计的他的理论会产生的那种争论。在《物种起源》中，他只有一句提到人类。然而，他知道一场暴风雨正等待着他的进化论的发表，那特别来自宗教领袖和其他认为进化思想威胁到以神学解释生命起源的人。1844年，一本名为《宇宙自然历史拾遗》的书以匿名的形式出版了，但是，人们渐渐知道了它的作者是苏格兰自然主义者R·钱伯斯（RobertChambers）。钱伯斯的书引起了轩然大波，这使达尔文认识到要延缓他的著作的出版，尽管他已大致描绘了这部著作的详细大纲。
达尔文本来要等更长的时间来发表他的理论，但是他的手受到了A·R·华莱士（1823—1913）的支配，这是一个年轻的自然主义者，他独立地阐述了一种自然选择的理论。“华莱士来自贫困的背景，缺乏达尔文家庭的许多优越性”（鲍勒，1990）。他是动物标本的专业搜集人，为的是把它们卖给动物园和其他人。他到世界遥远的角落去旅行，主要是巴西、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2)1858年6月18日，达尔文收到华莱士的一封信，里面含有他的草稿《关于物种无限地离开其原始类型的趋势》，这篇草稿写于1858年2月。华莱士将这篇文章寄给达尔文，是想听到他的非正式的评价，并且对达尔文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如果这篇文章有价值的话，请他将之转交给C·赖尔爵士。达尔文读完这篇论文以后，立即意识到华莱士也独立地发现了作为进化的关键过程的自然选择。华莱士曾读过马尔萨斯关于人口和食物供应的著作。当华莱士因为疟疾而病倒在马来西亚时，马尔萨斯的论文闪过他的脑海，同样的结果也发生在达尔文身上。达尔文写道：“这篇（华莱士的）论文确实包含着与我的理论相类似的理论。”［也就是达尔文为《物种起源》而撰写在尚未发表的手稿上的进化理论］（鲍勒，1958）。
达尔文该怎么办？他为当时形势下的伦理学所困扰。华莱士出于友谊将他的论文寄来了，并征求他的意见。在通过与其朋友赖尔和植物学家J·D·胡克的通信讨论这个问题之后，达尔文写了一篇文章，从他尚未发表的《物种起源》中将进化论的精髓抽取出来。1858年7月1日，达尔文的论文（1858）和华莱士的论文（1858）在英国林奈协会(3)上朗读，然后发表在一期《伦敦林奈协会会议公报杂志》（动物学）中，并附有由赖尔和胡克所作的一段解释性的注释（1858）：“这些先生彼此独立，互不相识，但他们构想出同样非常有创建的理论，以便解释在我们星球上的各种物种和特殊形式的出现和永久存在。在这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中，他们都完全称得上是具备了成为一个独创思想家的优点；但是，他们两人都没有发表自己的观点，尽管多年来我们一直催促达尔文先生这样做，而且，这两个作者现在都毫无保留地将他们的文章交到我们手中，我们认为，从它们中提取的精华应摆在林奈协会前，而这将会最好地提高对科学的兴趣。”
达尔文没有出席林奈协会；他因其一个幼小的孩子死于猩红热而正陷入悲痛之中。赖尔和胡克也出示了华莱士在更早些时候寄给达尔文的那封信（古尔德，1980）。达尔文在处理共同发明进化论的事情上，以一种适当的科学方式从事。至于华莱士后来则坚持他并不值得被认为是这个理论的一个共同发现者。他论证说，达尔文就这个理论已工作了数年，而他只不过花了几星期来把它书写成文。
这两篇文章在《林奈协会杂志》上的发表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到这时为止，公开争论的暴风雨还没有发生。但是，它即将到来了。
1859年11月24日，查尔斯·达尔文的《论物种通过自然选择的起源或在生存斗争中有利种类的保存》在伦敦面市的第一天，便售出了1250本。以后，第二次印刷的3000本也很快销售一空。在《物种起源》出版的几年之内，售出2.5万本（科恩，1983年）。1859年，公众对进化论的一般思想怀有极大的兴趣。达尔文因为早先发表过“比格尔号”之旅的作品在英国已广为人知，而《物种起源》则立即引起轰动。
按照《创世记》的说法，地球之被创造用了6天，人类是在第7天被创造出来的。与之相对，进化论提出，人类是逐步地从其他生命形式进化而来的。因此，达尔文引起了宗教思想家的强烈反对，这些人相信《圣经》的文字意义。达尔文曾被培养成为一个经常去教堂做礼拜的基督徒，他也曾在剑桥学习怎样成为一名牧师，但是在他的进化论发表之后，宗教批评家把他列为反基督教徒。达尔文根据来自偶然变异的自然选择来解释进化。在此之前，虽然其他进化理论已出现，但达尔文是第一个提出偶然变异之机制的人。他的理论否认某个诸如来自像上帝那样的神的目的推进进化过程的观点。简而言之，达尔文对《圣经》提出反驳意见。《物种起源》给“科学与宗教之间为控制人类心灵而正在进行的战争”提供了“又一场战役”（鲍勒，1990）。查尔斯·达尔文的妻子埃玛虔诚地信奉宗教，达尔文不愿伤害她的感情，这是他延缓出版《物种起源》的一个原因。在他们结婚前不久，她出于对达尔文救赎问题的担心写信给他。达尔文读了这封信后，在末尾劈头盖脸地写道：“当我死时，我知道我为此有过许多次亲吻和哭泣。”
达尔文身体不好，他需要一个强悍的助手来公开地保护他的进化论。T·H·赫胥黎成了达尔文理论的副指挥。他比达尔文年轻，身体强壮。和达尔文一样，赫胥黎也热衷于进化论。1860年，英国科学促进会在牛津大学召开会议，在会上的一次著名的对抗中，赫胥黎与牛津的主教塞缪尔（“圆滑的塞缪尔”）·威尔伯福斯博士辩论。威尔伯福斯主教在讲台上转向赫胥黎，带着讥讽的口吻质问道，你是不是说你的祖父或祖母是从猴子遗传而来？赫胥黎回答说，我情愿有个猿作祖父，也不情愿我的祖父是这样一个人：“他天赋极高，拥有聪明才智和影响，不过他把这些本事仅仅用来将讽刺挖苦引入严肃的科学讨论。”（考迪尔，1989）达尔文的大部分对手都接受进化的基本思想，虽然他们在自然选择是否就是进化发生的机制的问题上，并不一致。他们缺乏前后一致的东西来替代自然选择。达尔文争辩说，上帝的计划中包括自然选择。他的对手说他声称人是从猿遗传而来（他实际上是说，人和猿有共同的祖先，或许在非洲是这样）。1859年，带有猿的粗粗眉脊的尼安德特人头骨广为人知。1891年，爪哇猿人在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的地方被发现。诸如此类的文物的发现导致人们相信达尔文的人—猿从一个共同的祖先进化而来的主张。1871年，达尔文发表了《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直接涉及人类进化的问题。查尔斯·达尔文并不喜欢“进化”这个词，因为他觉得它含有生物进步的意思，而由于不存在固定的变化方向，所以上述意思是难以确定的。赫伯特·斯宾塞将社会进化等同于进步，因此他没有与之相类似的烦恼。
哈佛大学地质学和动物学教授L·阿加西斯（Louis Agassiz）是美国反对达尔文进化思想的领袖（洛温伯格，1933），但是进化论还有许多其他的贬毁者和支持者。最著名的辩论是关于1925年在田纳西州代顿由约翰·汤姆斯·斯科普斯——一个年轻的中学教师——主持的“猴子审判”。斯科普斯被控向他的学生讲授进化的思想，这在田纳西州是一种违法的行为。审判以引人入胜的演说者和原教旨主义者威廉·詹宁斯·布莱恩与不可知论者和自由主义律师查尔斯·达罗两人相争为特色。斯科普斯被宣布犯有讲授进化思想罪，罚金100美元（考迪尔，1989）。高度公开化的审判的主要结果，如同斯科普斯和进化论者所希望的那样，是增加公众对进化理论的认识。
科学家后来的发现有助于促进我们对进化论的理解，并且在生物学家中逐步减少对于达尔文理论本身的兴趣。从1890年至1930年，随着可供替代的进化理论大量出现，达尔文的理论失势了。但是，由于对遗传有了新的理解，所以达尔文主义在生物学家中又东山再起了。
自1859年以来，遗传学领域发展迅猛，并且是沿着清楚地阐明进化过程的方向发展。在与《物种起源》的发表大约相同的时期，一个名叫G·孟德尔（Gregor Mendel）的奥古斯丁教派僧侣也在进行研究。孟德尔曾在维也纳大学学习，后居住在今天的斯洛伐克。他的发现后来湮没无闻长达24年，直到1890年被W·贝特森重新发现和普及时为止。孟德尔的遗传研究表明，获得性并不是经由遗传而来的，因此摧毁了拉马克的进化理论。例如，如果一头长角牛被一个农夫割去了角，它的后代会仍然天生有角。通过一个成年动物的行为所获得的特性不会传给它的孩子。所以拉马克引证的伸长头颈去吃高树上的叶子的长颈鹿不可能将它们的长头颈传给它们的后代。然而，变异和其他的遗传变化可能导致某些长颈鹿有更加长的头颈，而此类长头颈的长颈鹿比起短头颈的长颈鹿来，大概更有可能在争取食物的斗争中生存，并因此更大量地繁殖出它们的种类。
孟德尔通过对几代园林豌豆的选择性交配，创造了纯种园林豌豆。然后，他可以辨认出7个两分法式的特征：诸如高的和矮的，皱皱的种子和圆滚滚的种子，紫红色的花和白色的花，黄豌豆和绿豌豆，等等。下一步，他将两个具有相反特征——如高的和矮的——的纯母体杂交，发现所有的高×矮的杂交都是高的，因为高是一种显性基因，而不是一种隐性的、遗传的特征。接着，孟德尔使这些后代自花受精以获得一个第二代。在这第二个杂交后代中，四分之三的后代是高的，四分之一是矮的。孟德尔之前的传统观点是混合的观点：杂交种的特征将介于母体的特征之间（所以，所有后代的高度都介于高和矮之间）。孟德尔1866年在一本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结果，但是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最后，当孟德尔在破解遗传学的一个基本困惑方面的工作得到承认时，它的进化论意义开始下降了。
当《物种起源》出版时，达尔文并不知道孟德尔关于遗传学的工作。1890年以后，孟德尔的遗传学广为人知，就在这时它开创性地引导了对于进化论的质疑。进化论现在似乎要由突变来解释，即用由物理损害所造成的遗传物质的变化来解释，而不是像达尔文所坚持的那样，由不断的变异来解释。最后，大约在1930年以后，随着人们认识到无论是突变还是持续的变化都被包含在进化之中时，达尔文的独创性理论得到了纠正与修改。“只是在遗传突变的现代概念证实个体变化基本上是随意的时候，生物学家才不得不认真对待这样的观点，即进化可能具有由达尔文所预测的那种无止境的特征。”（鲍勒，1990）
在达尔文的革命性著作发表的20多年之内，大部分生物学家都转向了物种进化。“达尔文的进化思想构成了对自然科学的根本重建，这在进化的生物学的狭窄范围之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在社会科学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库恩，1983）
卡尔·皮尔逊（Karl Pearson, 1857—1936）和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 1822—1911）是统计学领域的关键创始人，他们分别发展了χ2（或卡方）检验和相关（法），以检验达尔文的进化论（坦克德，1984）。皮尔逊的主要专业兴趣是对达尔文的自然选择中的进化基础作出统计学的证明（格林伍德，1949）。高尔顿是查尔斯·达尔文的嫡堂兄弟，并受到达尔文的极大影响，他通过阅读《物种起源》开始确定对于人的遗传的研究。这部著作也将高尔顿引向颇有争议的优生学思想：即通过鼓励最有能力的个体的繁殖、阻碍最没能力的个体的繁殖，而达到对人种的改进。早在阿道夫·希特勒凭借强有力地灭绝他认为是劣等人的行为来玷污优生学这个概念之前的一个时代，高尔顿和皮尔逊就采纳了这个概念。但是，即便在他俩的时代，优生学也是有争议的。
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是查尔斯·达尔文和卡尔·马克思的同时代人，而且他们在同一时期都生活在伦敦。斯宾塞是他的严格父母惟一的孩子。他只受过3个月的正式教育，然后由他的父亲指导，所以他没有同伴。他终身未娶，像一个半隐士、半残疾者那样过着艰难的个人生活。斯宾塞饱受失眠和沮丧之苦，并且神经过敏。当他33岁时，一位富有的伯父去世，留给斯宾塞一大笔遗产，这支撑他得以在后半生作为一个私人学者而生活。
斯宾塞没有高等院校的学位，也没担任过大学的职务，且没有学生。他很少阅读，不十分博学。他通过与杰出的科学家交谈来发展他的思想，这种交谈经常发生在他所属的伦敦男子俱乐部里。托马斯·赫胥黎（达尔文的助理）是一个经常性参与讨论的伙伴。斯宾塞兴趣广泛，涉及心理学、哲学、生物学和社会学。在政治上，他是一个右翼保守的思想家，这或许是社会学家——主要是自由主义的社会学家——后来之所以以怀疑的眼光看待他的作品的原因之一。他赞同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和托马斯·马尔萨斯的富有启示意义的人口原理。斯宾塞将社会进化定义为某种现象的不连贯的、无序的分布状态向连贯的、有序的变化状态的转变。他使用来自生物学的类比，追溯社会从简单向复杂的发展。他先于《物种起源》约10年发明了“适者生存”的术语。他把他所处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视为社会发展的最终状态。有人说过：“赫伯特·斯宾塞和他的哲学是英国工业主义的产物。”
斯宾塞“终身狂热地仇恨国家权力”，认为最好的政府是统治最少的政府。和达尔文一样，斯宾塞也对托马斯·马尔萨斯的人口增长理论作出了反应（霍夫斯塔特，1944）。斯宾塞声称，所有的系统不可避免地从不那么有组织的状态向越来越有秩序的状态进步。与之相对，达尔文对生物进步的思想是持谨慎态度的。斯宾塞和达尔文走动于伦敦同样的社交圈内，并在他们的男子俱乐部中不时见面，但是，达尔文说：“我不觉得我自己的工作是从斯宾塞的作品中获益的。”（鲍勒，1958）然而，达尔文利用了斯宾塞的“适者生存”的术语，所以，看来在这两个人之间存在着至少是某种程度的理智交流。从斯宾塞这一边来说，他不隐瞒达尔文对于他的恩惠：“我只是贯彻达尔文先生的观点，并具体运用到人种方面去。”（斯宾塞，1891）
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足以引起早期美国学者的批评，诸如查尔斯·霍顿·库利和罗伯特·E·帕克，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对社会学产生了兴趣。库利说：“我料想，我们这些在1870年至（大约）1890年开始研究社会学的人几乎都是在斯宾塞的鼓动下才这么作的。尽管他没有发明这个词（虽然我们中的大部分人以前从未听说过它），更不用说这个思想了，但他赋予了（社会学这个词和它的意义）这两者以新的生命……的确，我们几乎都或迟或早背离了他，也都或多或少地完全背离了他。”（库利，1920）今天，斯宾塞在社会科学家中已不受青睐，这些社会科学家反对他关于社会进化就是进步的思想。
在美国内战以后的30年中，如不把握斯宾塞便不可能活跃在理论工作的任何领域。斯宾塞的书在美国销售极为广泛。在它出版的最初43年中，共销出约37万册，“这一数字对于诸如哲学和社会学这样的困难领域的著作来说，乃是史无前例的”（霍夫斯塔特，1944）。斯宾塞的支持者包括美孚石油公司总裁约翰·D·洛克菲勒、铁路大王詹姆斯·J·希尔以及钢铁巨头安德鲁·卡内基，后者成为斯宾塞的私人朋友和崇拜者。(4)斯宾塞向这些企业领导人讲述他们想要听的东西：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是社会进步的关键。他论证说，资本主义所展示的无情的经济竞争应受到鼓励，以便人类社会获得可与展现于自然之中的效率相媲美的效率（米勒和范卢，1982）。在《社会静力学》（1851）中，斯宾塞声称，自由企业保证了个人和机构迅速地适应于其变化的环境。那些不能适应的人所遭受的痛苦提供了一种激励因素，以便下一次做得更好（鲍勒，1990）。因此，资本主义是社会进步的理想机制。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最终声名扫地，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斯宾塞促使了进化论的普及。事实上，他的主要作用就是普及达尔文的进化论。
对于传播学学者来说，达尔文特别重要的著作之一是《人类和动物的表情》，它出版于1873年，即《物种起源》问世13年后，《人的由来》问世1年后。《人类和动物的表情》也是一本畅销书。在它出版的那天，引人注目地售出5267本。这部著作创建了非语言传播的领域，尽管达尔文没有这么称呼。他论证说，如果不理解动物的情感表达，就无法理解人类的情感表达。“我们的情感表达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我们的进化论来决定的。”（埃克曼，1973）达尔文通过描绘婴儿和儿童（这部分地依靠观察他自己的男婴而获得）、各种文化中的成年人、精神病患者，以及诸如猿和狗那样的动物的情感表达，来支持他的非语言传播的起源理论。
在纪念《人类和动物的表情》出版100周年时，P·埃克曼（Paul Ekman）（1973）——一位最主要的非语言传播领域的学者——收集了与达尔文的非语言传播理论有关的当代研究依据。他的主要结论是：“达尔文的许多观察，他的大部分理论解释和预测，都被当前的知识所证实。”研究证据表明，诸如生气、害怕和喜悦等某些普遍的面部表情可能源于对面部表情的某些天生的、遗传的作用。与某些情感有联系的面部肌肉运动的特殊模式起源于遗传的作用，而不是后天学习来的（埃克曼，1973）。
作为从单一组织向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组织的分析层面上的一种转变，组织生态观始于20世纪70年代。主要由康奈尔大学社会学系的M·汉南（Michael Hannan）和J·弗里曼（John Freeman）教授发展起来的群体生态学理论（population ecology theory），是建立在进化论的基础上的，尽管他们没有承认这个基础（汉南和弗里曼，1977；弗里曼和汉南，1989；扬，1988，1989）(5)。群体生态学理论使用了诸如生态龛宽度（niche width）(6)、环境、对稀有资源的竞争和生存等等进化的概念，以便预测各种组织在时间过程中的生死存亡。这个理论被用来理解种种组织的生存状况。汉南和弗里曼用诸如一座城市的所有餐馆中的各色人种、用像北加利福尼亚硅谷中的半导体公司里的各色人种，来检验他们的群体生态学理论。J·迪米克（John Dimmick）和E·W·罗森比勒（Eric W.Rothenbuhler）（1987）以其研究的大众媒体机构的群体生态学，解释为什么有些像无线电广播那样的媒体产业正在部分地被电视产业所取代的问题。
群体生态学理论的一般目的是解释一个系统内的各种单位的生存和灭绝的原因。群体生态学研究者反对过去许多有关组织行为的研究，后者观察一个单一组织的内部，并且只就一个时间搜集资料。相反，群体生态学搜集动态的资料，并且在一个不同的分析层次上进行操作：即在群体组织的层次上（由此，就有了“群体生态学”的名称）。研究群体的恰当范围——例如，一个城市中的所有餐馆——并非总是像人们可能喜欢的那样泾渭分明。到底什么是一种组织呢？答案肯定通常多少有些是任意的。
自《物种起源》发表134年以来，查尔斯·达尔文的进化论对于社会科学思想和传播学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它在系统阐述辩证唯物主义方面直接影响了卡尔·马克思（参见第四章）。
2．由赫伯特·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所表达的“变异”将C·H·库利和R·E·帕克那样的美国早期社会学家引向社会学领域，尽管他们后来都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库利，特别是帕克系芝加哥学派的领袖，而帕克是大众传播第一个理论家（参见第五章）。帕克关于城市生态学的著作直接受到达尔文的进化论的影响。
3．达尔文有助于非语言传播研究的开展，这是传播学的一个专业，它仍引起人们的广泛兴趣。
4．进化论的许多重要概念和机制现在都被研究群体生态学的学者们所使用。这个无形的学院包括传播学学者。
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不同，除了非语言传播的研究者以外，达尔文的进化论并没被今天的一批传播学学者积极地推向前进，这些人一般说来也不承认达尔文在开创他们的研究传统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1882年4月18日，查尔斯·达尔文因患心脏病去世，他被葬在肯特的家族墓地。但是，由一批科学家、教士和议员签名的一份请愿书呼吁他应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因此作出了调整。达尔文的遗体安葬在英国伟大的名流之中，紧靠着另一位著名科学家——艾萨克·牛顿爵士。因此，达尔文的国家以他为荣。
(1) 马尔萨斯的这个论断促使经济学带上了一层悲观的色彩，并导致经济学之被称为忧郁的科学。
(2) “华莱士线”最早是由A·R·华莱士确定的，它由北至南通过巴厘的印度尼西亚群岛和龙目岛之间的50英里的海峡，构成了澳大利亚的动物区系的物种与欧洲、亚洲和美洲的动物区系的物种的分界线。
(3) 伦敦的林奈协会作为C·林奈（1707—1778）——瑞典伟大的所有生命形式的分类学家——的论文和其他材料的一个储存地而创建于1788年（布尔斯廷，1983）。这个协会已发展成为英国的几个重要的科学协会之一，由一群绅士科学家组成。
(4) 1903年，卡内基给赫伯特·斯宾塞写了一封充满敬意的信，它以“亲爱的大师”开头，结尾如下：“这个世界缓慢地前进，还没意识到它那静静地躺在布赖顿作沉思的最伟大的心灵。但是，总有一天它会被这颗心灵的教诲唤醒，并宣布斯宾塞的位置是最高的。非常感谢，我的大师，您的虔诚的学生，安德鲁·卡内基。”（皮尔，1971）
(5) 不过，群体生态学家的确承认人类生态学家R·帕科和A·霍利为学术先驱（汉南和弗里曼，1989）。
(6) “生态龛宽度”是人口对于变化的资源水平的容忍度，是抵制竞争者的能力，是对遏制生长的其他因素的反应（弗里曼和汉南，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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