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阳汉画像乐舞：汉代乐队编制独特

根据目前已出土的文物资料来看，汉画像石刻中的乐舞百戏类画像多集中出现于河南南阳、山东南部和四川成都这三个区域，湖北、江苏、安徽、陕西四省的北部、山西的西部和四川的南部都有发现。各个区域都具有各自的特点和独特的风格。

山东南部的乐舞百戏画像石刻多为大结构的画面，多种内容同集一石，采用上下分层或左右分格的方法组成一幅各自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画卷。例如沂南乐舞百戏画像石刻有十四种技艺共五十人演出的盛大场面，在同一画像石中刻有三个不同的乐队，一个钟鼓乐队，一个鼓吹乐队，一个车骑吹管乐队，乐工二十余人。诸城凉台东汉乐舞百戏画像石刻，也是一个钟鼓乐队，乐工达二十三人。

河南南阳的汉代乐舞百戏画像石刻，其雕刻手法粗犷、古朴，部分绘图运用浪漫主义的夸张手法，艺术造型新颖，出土数量较多，但乐队人数较少。例如邓州长塚店出土的两块乐舞百戏画像石中的乐队由八九人组成，使用的乐器有建鼓、鼗鼓、鞞鼓、铙、排箫、埙和瑟；南阳县草店出土的两件乐舞百戏画像石刻中的乐队由五人组成，使用的乐器有建鼓、钲、鼗鼓、排箫、埙和瑟；乐队的编制和乐器的组合，皆以小型多样为主。

四川出土的汉代乐舞百戏画像石（砖），数量较河南、山东的少些，常有的乐队编制以三五人为多。

据《汉书》记载，西汉乐府中的鼓员和乐工有五百一十人，到汉哀帝撤销乐府时，仍保留鼓员和乐工二百九十五人。史书记载，汉武帝为接待各国使节，曾举行过大规模的乐舞百戏活动，致使方圆三百里的百姓聚集观之。西汉桓谭在《新论》中说，他在成帝时任乐府令，乐府中“凡新典领倡优乐使盖有千人之多也”，《汉书·礼乐志》记载：“郊祭乐人员六十二人，给祠南北郊”，《后汉书·仲长统列传》记载：“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讴伎乐，列乎深堂”。以上记载，说明汉代已形成了大型乐队。

汉代，上至帝王，下至斗食之吏、庶民百姓，喜歌好舞的记述，比比皆是。乐队编制的规模，也因社会阶层的地位不同而异。宫廷乐队约几十人到二百人不等，使用的乐器除管弦乐器和打击乐器外，还使用钟、磬、钲、铙和铎等礼乐重器。一些达官、显贵拥有的乐队编制规模，约二十人左右，使用的管弦乐器和打击乐器较少，且使用部分礼乐重器。巨商、富室之家使用的乐队，一般只有管弦乐器和打击乐器，而不加入编钟、编磬之类的礼乐重器，编制多为八九人，少者三五人。文献记载：“卿大夫有管磬、士有琴瑟”“富者钟鼓五乐，歌儿数曹；中者鸣竽调瑟，郑儛趙讴。”这些记述，说明了乐队编制的等级及其所属阶层。(www.xing528.com)

建鼓的广泛使用可谓是汉代乐队的一大特色。建鼓的形制不一，鼓面直径大者120厘米左右，鼓身长也在100厘米以上，亦可小。鼓腰有孔，以柱贯其中树之，柱上端多羽葆，柱下接十字形足，附刻狮、虎、龙等吉祥动物，制作非常精美。可一人演奏，亦可两人且鼓全舞奏之。建鼓在乐队中的位置常在中部或一端，占据重要位置。

排箫、竽、笙和埙等管乐器，是汉代各种乐队中最常用的一部分乐器，其中以排箫最为突出。排箫，是一种较原始的吹管乐器。《博雅》曰：“‘箫’，大者二十四管，小者十六管，有底。”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称：“箫，参差管乐，象凤之翼。”1978年湖北随州曾侯乙墓中出土的一百多件乐器，其中有两件排箫，编管十三根，是我国目前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实物，距今已有二千四百余年，这为其在汉代乐队中广泛的应用找到可靠的证据。例如四川成都扬子山东汉画像砖上乐舞百戏的伴奏乐队，三人伴奏，皆吹排箫。所以，在汉代以排箫等为首的吹管乐器，在各种类型的乐队中成为核心，是汉代乐队编制方面的又一特点。

参阅已出土的汉代乐舞百戏画像石刻图，属大型乐队的较少，七八人以下组成的伴奏乐队占大多数。在打、吹、弹各种乐器的编制配备上，高音声部的乐器占多数，中音声部的乐器较少，低音声部的乐器极少，所以乐队高、中、低音的配合上不太均衡。另外，汉代的乐队没有拉弦乐器的加入，也影响了乐队的演奏效果。

纵览中国古代音乐发展史，汉代是我国音乐艺术取得较高成就的繁荣时代。国家的统一，经济的繁荣，生活的稳定，皇帝贵族的好尚，使音乐艺术得到了迅速发展。汉代在继承“楚声”和吸取先秦音乐艺术的基础上，又吸取了很多外来的乐曲和乐器，为汉代乐队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各种乐器演奏技巧的不断提高和各种乐器的改革发展，更加丰富了汉代乐队的表现能力。所以，这个时期已经把我国古代乐队的发展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而且为后来我国民族乐队的提高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