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学旅行：陶行知与新安旅行团

陶行知是我国近代最具影响的教育家之一，他提出的生活教育理论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对当今的教育实践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包括三部分内容：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其中，“生活即教育”是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本质是生活决定教育，教育改造生活。“社会即学校”就是把整个社会作为一个大学校，让社会的全部资源都为教育所用，让整个社会都担负起教育的职能，学校要与整个社会建立联系，实行开放式办学。“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教育理论的教学方法论，强调教学、学习要和生活实践、社会实践相结合，强调教育要和生产劳动相结合，反对学校教育与社会割裂、书本知识与生活实际脱节。陶行知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对我国近代修学旅行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至今仍然是研学旅行课程的基本理论基础。

1929年6月6日，陶行知为了实践他的生活教育理论，在江苏淮安创办了新安小学。学校成立后不久，随着日本对中国侵略的日益加剧，国内形势也急剧恶化。生活教育理论指出“有什么样的生活就有什么样的教育”，在此背景下，“生活教育”就变成了“抗战教育”。

1933年10月22日，在时任校长汪达之的努力推动下，7名由学校供给伙食的基本学生^[1]组成的新安儿童旅行团从新安小学出发，开始了为期近两个月的修学旅行。儿童旅行团此行的目的地是镇江和上海，陶行知在上海接应。陶行知专门给旅行团安排了行程，组织他们参观了商务印书馆，深入工厂和码头，参观了租界，凭吊了“一·二八”抗战纪念地，并且到上海各大、中、小学校演讲，受到当时人们的热烈欢迎。陶行知在《普及现代生活教育之路》一文中说：“新安儿童旅行团来沪，不但在中小学演讲，而且在大夏、光华、沪江各大学演讲。我问一位大学教授：‘小孩子们讲得如何？’他说：‘几乎把我们的饭碗打破！’小孩能教大学生，甚至于几乎把传统教授的饭碗弄得有些不稳，虽然是千古奇闻，但确是铁打的事实。”

新安儿童旅行团在上海教育界和新闻界引起了轰动，中外各大报纸纷纷对该旅行团进行了报道，其影响迅速扩展到全国许多城市以及南洋群岛和旧金山一带的华侨中。

新安儿童旅行团的成功，使校长汪达之产生了一个更宏大的计划，他要组织一个规模更大的旅行团，到全国各地，一边学习，一边做抗日救亡宣传工作，这就是后来的新安旅行团修学旅行。汪达之组织新安小学学生做长途修学旅行的计划，得到了陶行知的全力支持。陶行知捐资500元来支持新安小学的修学旅行活动，这些钱是他母亲逝世所得的人寿保险金。汪达之用这些钱，购买了一台旧的无声电影放映机，之后又从中华无线电研究社买来了发电机、扩音机和电唱盘，从联华、明星影片公司弄来了《民族痛史》《抵抗》等几部旧影片，还从百代唱片公司买来了《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开路先锋歌》等唱片和一台幻灯机。一些爱国厂商又捐了一些毛巾、挂包和旅行用药。为了筹集这些物资，汪达之经常奔波于淮安与上海之间，到了1935年8月，他终于把这些器械物资运到了淮安。师生们经过一个多月的学习和实践，终于学会了如何操作和维护这些机器。(www.xing528.com)

1935年10月10日清晨，由14名基本学生组成的旅行团在新安小学礼堂举行了宣誓仪式。之后，由汪达之带领的一行15人的旅行团队正式出发，新安旅行团（简称“新旅”）从此便诞生了，一个历时17年，行程5万里，蜚声国内外的修学旅行壮举就此开启。

新安旅行团足迹遍及全国十余个省市，出发时的15名成员除两人因病中途退出，13人坚持完成了17年的修学旅行。其间陆续加入旅行团的成员超过了600人。新安旅行团是在日本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国难日益深重的背景下进行修学旅行的。“新旅”一开始就肩负着两重使命：一面宣传抗日救国，一面通过修学旅行，到“民族解放斗争的大课堂”里进行“教、学、做”。因此，从出发之日到抗战结束，“新旅”所到之处都播下了抗日救亡的火种。

新安旅行团的长途修学旅行，是在国家危亡的特殊时期世界研学旅行史上的一次伟大壮举。在其艰苦旅行中，新安旅行团宣传了团结抗日的主张，加强了民族团结，促进了文化交流，验证了生活教育理论的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