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居仁儒学思想的分析和研究

胡居仁认为,韩愈之说,以记诵为主,只说得一个事势私意,其说道理亦凭空揣度,未能见得那“天理”之本然、“仁义”之本体。老子讲求清净无为,因内已无“体”,绝灭义理,外又无其“用”,以致“体用皆无”、体用隔绝。

(一) “未睹仁体”

胡居仁说:“韩退之极聪明,志大才高,故程子言:‘自孟子后能将许大见识寻求,才见此人。’如《原道》等篇,亦窥见圣人之用,论性亦过于荀、扬,惜乎未得圣贤用功之要。故用力虽勤,多在文字言语之间;自任虽重,于义理本原终未有得。其以博爱为仁,行而宜为义,虽能窥见仁义之用,于仁义之本体有所未睹也。”(57) 在胡居仁看来,韩愈聪明、志大、才高。世人于其《原道》篇中依稀可窥见圣人之道。其论“性”,亦在荀子、扬雄之上,只可惜未得圣贤用功之要,所以虽在文字言语之间用力至勤,但最终还是未得义理本原。韩愈以“博爱”说“仁”,以“行而宜之”论“义”,虽能窥见“仁义之用”,却未睹得那“仁义”之本体。胡居仁继续说道:“昔孔子言:‘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则人之道乃仁义之所为,以见人之身全体是仁义,命之于天,全之于我,而博爱与行而宜不足以尽之也。子思曰:‘仁者人也,义者宜也’,以见仁即人身之理,义即其理之宜也。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以见人心全体是仁,义乃当行之理。程子言:‘心如谷种,仁则其生之性’,则益亲切矣。朱子曰:‘仁者,本心之全德’,是举仁而义在其中,即程子所谓‘专言之仁’也。又曰:‘仁者,心之德,爱之理;义者,心之制,事之宜’,是兼体用而言也。盖孔子、子思、孟子、程子之言,极亲极切,朱子之言,尤详尤备,惜退之未睹乎此。”(58) 在这里,胡居仁搬出古昔圣贤解“仁”之说法,意在说明韩愈没有真正领悟“仁”之精义,睹得“仁义”本体。从上述材料中,可以看到胡居仁理解的“仁”,是对往圣先贤说“仁”的集大成。“仁义乃人道之所为”,全体皆仁,“命之于天,全之于我”。苟能体得那“仁”,则顺天从命。而韩愈之“博爱之谓仁”,却没有这层意思。总体而言,孟子“人心即仁”和程子“生之性即仁”的说法极为亲切;朱子之“仁者本心之全德”和“心之德、爱之理即仁”的说法最为详备。胡居仁又说:“韩退之说‘诗书勤乃有,不勤腹空虚’,则是以记诵为主,其说道理是其聪明揣度出来”。(59) 在胡氏看来,韩愈之说,以记诵为主,非真切明白义理本原,是凭己之私意揣度的结果。“韩退之说上下之交,只说得一个事势,成得一个私意。天理之当然,则不知也。”(60) 总之,胡居仁认为韩愈是未察见那“天理”本然,“仁义”本体。(www.xing528.com)

(二) “体用二分”

胡居仁说:“邵康节于《先天图》见得天理、进退、消长、循环极分明,故异端惑不得,然观其所为,有些意思;张横渠工夫切实,方脱异端,然观其所见,亦有些意思。”(61) 邵雍是北宋著名理学家,宋易的代表人物。对于这位理学人物,胡居仁认为其著作《先天图》见得“天理、进退、消长、循环极分明”,所以异端迷惑不得。但是观察其行事,则发现有些意思。那么,到底又有什么意思呢?他接着说道:“康节本心清明,造化之阖辟、往来、消长,阅之熟而契之深。故其所言,无非此理;卷舒作用,无非此事。然亦有侮玩不恭之意。”(62) 胡居仁认为,邵雍虽体察天地万物之理极为精深,但仍有“侮玩不恭”之意。他又说:“邵康节说‘老子得《易》之体,孟子得《易》之用,是体用分为二矣’。体用一源,岂有得其体而无其用者哉?岂有无其体而有其用者哉?老子体用皆无,孟子体用皆有。老子清净无为,是易之体已无矣;绝灭理义,是无其用也。孟子存其心,养其性,立其体也;集义养气,扩充四端,达其用也。”(63) 邵雍说《老子》得《易》之体,孟子得《易》之用,但胡居仁认为这未领会得《易》之“体用一源”精义,是体用二分的做法。在胡氏看来,老子体用皆无,孟子体用全具。为什么呢?他继续分析,认为那是因为老子讲求清净无为,因其内里早已无“体”,绝灭义理,加之外无其“用”,因此“体用皆无”。而孟子却切实做得存心养性工夫来。内立其“体”,外养其气,扩充四端,以显其“用”,故说“体用皆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