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居仁儒学思想研究：探寻周敦颐提出的孔颜乐处

“孔颜乐处”是道学宗主周敦颐在教授二程兄弟过程中提出来的。程颢在《二程遗书》中就说:“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15) 二程早年受学于周敦颐,后来厌弃科举之业,慨然有奋求圣贤之志。应该说,二程从学周敦颐还是有收获的。而周子教授二程的一个主要内容便是寻得“孔颜乐处”。“孔颜乐处”源自孔子对弟子颜回的赞赏。《论语·雍也》中有云:“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16) 众所周知,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门生。颜回居住和生活的条件很差,要是搁一般人,肯定会大呼受不了,更别说去学习进益了。但是,颜回做到了,非但他做到了,而且还做得酣畅淋漓,大快人心,堪称经典。孔子对颜回这种虽处困境而乐学不止的精神赞叹不已,称赞他是贤能的人。迄至周濂溪,对“孔颜乐处”作了番自己的发挥和阐释。他说:“道德高厚,教化无穷,实与天地参而四时同,其惟孔子乎!”(17) “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伊尹、颜渊,大贤也。伊尹耻其君不为尧、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挞于市。颜渊不迁怒,不贰过,三月不违仁。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过则圣,及则贤,不及则亦不失于令名。”(18) 从上述材料中可以看出,周敦颐认为颜子之学就是要学做圣人。在分别叙述伊尹、颜渊的为学路径后,周敦颐发出了“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的号召,亮明了“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的观点,视孔子为圣人,伊尹、颜渊为贤人。“这实际是指明人的道德精神境界的进展方向和人生价值的实现途径。”(19) 伊尹之路为外王之道,而颜渊之路则为内圣之道。“伊尹之志是致君尧舜上,致力于治理国家,这可以说代表了传统儒学所谓外王之道;颜子之学是积极加强自我道德修养,不迁怒于人,有过则改且止,勤勉践行仁德,通微达性,臻于圣域,这可以说代表了传统儒学所谓内圣之学。”(20) 可见,周敦颐所谓的“孔颜乐处”,即是以儒家内圣外王之传统思想为基础,但以内圣思想更为根本。周敦颐对颜回之学的态度和主张,集中体现在《通书·颜子》第二十三章中,他说:“颜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不改其乐。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独何心哉?天地间有至贵至爱可求而异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耳。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处之一则能化而齐,故颜子亚圣。”(21) 朱子在解释此段文字时,曾告诫学者勿凭言辞话语而仅从表面上领会。颜回无论富贵贫贱都能泰然处之,始终如一,即便在“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那样穷困不堪的情况下,也能始终不改其内心的澄明与快乐。颜回经过一番道德修养,达到了一种超凡入圣的精神境界。在此境界里,不管外在条件如何,他都能不改移学宗圣贤之旨。正是因为颜回“见其大”,故能自觉做到“尘视金玉,身安道充”。颜子的快乐其实是在摆脱了物质利益欲求之后在精神领域里所追求的那种长久之乐。“周敦颐所说‘孔颜乐处’是要恢复传统儒家的圣人之学,并从中体验超越的精神境界和人生之乐,为人生社会确立价值目标。”(22)

周敦颐“孔颜乐处”思想对宋明理学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弟子二程兄弟就十分虔诚地接受了它。程颢有言曰:“孔子‘与点’,盖与圣人之志同,便是尧、舜气象也,诚‘异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掩焉者,真所谓狂矣。子路等所见小。子路只为不达‘为国以礼’道理,所以为夫子笑;若知‘为国以礼’之道,便却是这气象也。”(23) 孔子“与点”,乃圣贤气象,程颢对此深表认同,深悟个中真谛,他也是按照如此要求去做的。其弟伊川也有一段话记载这一愉悦的精神境界:“鲜于侁问伊川曰:‘颜子何以能不改其乐?’正叔曰:‘颜子所乐者何事?’侁对曰:‘乐道而已。’伊川曰:‘使颜子而乐道,不为颜子矣。’侁未达,以告邹浩。浩曰:‘夫人所造如是之深,吾今日始识伊川面。’”(24) 从中可以看出伊川对其师之“孔颜乐处”是有过切实体会的。他认为颜子之乐乃是与“道”为一之后的境界本有之乐,是人心自然而然的一种精神上的愉悦状态。杨柱才在深入考察二程“孔颜乐处”之后说道:“二程对于孔颜之乐都强调内在体验,强调精神的愉悦。然相对而言,明道更重气象,伊川则较多说‘理’……孔颜之乐则既非乐道,亦非乐学,亦非乐贫,而是一种超越的精神愉悦,应在乐之之上。”(25)

胡居仁处于明朝初期,面对当时社会儒林淡漠、儒学不振的情况,他力图重振儒风,以期体验那超越的人生之乐和精神境界,并致力为当时的社会确立理学价值目标。那么,胡居仁对传统儒家“孔颜乐处”思想进行了哪些阐释和发挥呢?他在诗篇中表达了对颜回、曾点等的希慕之情。在《希贤吟》一诗中,胡居仁讲道:“颜渊刚且明,已私方可克。曾氏极弘毅,战兢终易箦。”(26) 其《南谷》诗中亦有云:“心迹高楼结构幽,吾人于此足藏修。北山崒嵂青云锁,南谷深沉紫雾浮。敬意毋荒时翼翼,善心不昧日休休。君今莫道功名事,争似箪瓢乐自优。”(27) 在胡居仁看来,颜渊刚介贤明。正因如此,才能克治一身私气去。他指出曾点证得那弘毅高远之圣贤妙道,终日战战兢兢而无敢有错,如此才能领悟《周易》的高深道理,体切得那圣贤之道来。胡氏认为“君今莫道功名事,争似箪瓢乐自优”,借此表达了他不为功名利禄所累,而有着高远的精神追求。在胡居仁的心目中,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而“不改其乐”的生动实践给他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学习标杆,要做就要做得那“争似箪瓢乐自优”之醇儒楷模。胡居仁继续说:“居仁鲁钝固陋人也,弱冠时志于此学,用工不得其要者十余年,徒自辛勤竟无所得。年至三十,于体验上颇得力,才做得圣贤工夫上手,于圣贤门户似乎可入。然行之不力,有辜此志,又兼疾病继作,故间断甚多。昔孔子三千之徒,语之而不惰者惟颜子,则惰之为害众矣,此正吾人所当警策者。”(28) 胡氏说自己弱冠之时,才开始奋志圣贤之学,然茫茫然空无所得。至三十岁才在体验上用力,做得那圣贤工夫来,以借此表达胡氏学做颜子,进学不息的人生志向。(www.xing528.com)

胡居仁接着说:“又有未能克己求仁,先要求颜子之乐,所以卒至狂妄。殊不知周子令二程寻颜子之乐处,是要见得孔、颜因甚有此乐?所乐何事?便要做颜子工夫,求至乎其地。岂有便求自己身上寻乐乎?故放开太早,求乐太早,皆流于异端。程子天资高,其于义理,不用甚穷索,只优游涵泳以得之。虽曰‘反求诸六经’,然亦不甚费力。自孔、颜以下,所造精粹,未有及之者。”(29) 胡居仁认为,周敦颐令二程寻“孔颜乐处”,是要见得“孔、颜因甚有此乐?所乐何事?”其实是告诫世人要切实做得颜子那“克己求仁”之工夫,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孔颜之乐”。世人未能真实做得颜子“克己求仁”工夫,便要先从自己身上寻找那乐处来,这怎么可能呢?人没有从实地上做操存涵养工夫,“放开太早,求乐太早”,没有不滑入异端之学中去的。程子天资甚高,优游义理之中而自能畅达无碍,故实现“孔颜乐处”最为真切精粹。胡居仁又说:“周子令程子寻仲尼、颜子乐处,所乐何事?要求见仲尼、颜子人欲净尽、天理浑然处,故有此乐。朱子恐人只去望空寻乐,不知天理之实,必流于异端,故又教以从事博文约礼之诲,以至欲罢不能而竭其才。今人不去此处做工夫,妄去自己身上寻乐,故猖狂不实,自号寻乐子者有之。”(30) “孔颜乐处”在胡居仁看来其实就是克尽人欲,复归至“天理”浑然处。朱子惟恐人们去凭空寻乐,而不知道那“天理”之实,故有“博文约礼”之教诲。他对那种不从切实处做得工夫,而妄从自己身上寻乐的表面行为进行了批判,说其最易流入异端去。看得出,胡居仁在“孔颜乐处”问题上实际是继承了伊川和朱熹侧重从“理”上阐说的路子。只有存得“天理”,灭得“人欲”,方能最终成圣成贤。“万理具涵方寸内,只从此处作经纶。要知希圣无他法,去尽私心德自纯。”(31) 胡居仁之时,儒门淡漠,许多士人学子因抵制不住功利和佛、道等异端之学的诱惑,纷纷滑入其中而不能自拔。面对此种局面,胡居仁忧心忡忡,他以恢复和振兴儒家圣人之学为己任,站在正统儒学的立场上,发扬“孔颜乐处”之真精神。这对于当时社会重新确立新的价值目标,并以之作为全社会普遍遵循的道德规范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