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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居仁儒学思想研究:探讨中人之下与中人之上

时间:2023-11-1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关于功利、异端之学的受众及影响范围,胡居仁认为,功利之学大都影响“中人”以下,即那些才智中等偏下之人;而佛、老等异端之学则是影响“中人”以上,即才智高上之人。加上又善引诱人、驾驭人,所以会出现“上者被其引化,中者被其驱驾,下者被其诬诳”的情形,以致胡居仁最后干脆把那“滔天之祸”,悉数归于释氏。 佛教禅学为“理学”中本无之项,所以称为“异端”之学。

胡居仁儒学思想研究:探讨中人之下与中人之上

关于功利、异端之学的受众及影响范围,胡居仁认为,功利之学大都影响“中人”以下,即那些才智中等偏下之人;而佛、老等异端之学则是影响“中人”以上,即才智高上之人。胡居仁说:“窃意圣道之大害有二:功利,异端也。功利之害人虽众,然皆中人也,其失易知,故其害亦浅;老、佛所引陷者,皆中人以上之人,其才高,其说妙,非穷理精者,莫能窥其失。以二氏论之,佛氏之害尤大。老氏只是虚静无为,佛氏又做存养工夫,其精微高大,善引诱人,又善驾驭人,故上者被其引化,中者被其驱驾,下者被其诬诳,所以滔天之祸,尽归于佛氏。今其说已流传海内,士大夫宗之者甚多,先生用何以熄之乎?愚意莫先自治,躬率学者去了许多好高妙底病痛,日将四书反复熟究,程、朱之书切已体察,使吾身心义理,有以洞贯大本,然后方能指其病而正之,此内修而外攘之道也。”(73) “今人才气高者,便入异端去。”(74) 胡居仁认为,无论是功利之学,还是异端之学,都有违“圣道”,都具有社会危害性。但就危害程度而言,功利之学害在“中人”以下。这部分虽影响人数众多,但其危害行为较为容易被察知,自然其社会危害性也就较浅;相反,佛、老等异端之学由于其学说精妙,影响的尽是那些“中人”以上之人。加上其学与儒学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因而不是那穷理工夫做得精切者,是很难能窥见其危害得失的。

佛教禅学以及道家道教这二者的危害范围上看,胡居仁认为佛教的危害更为广大,也更为深刻。为什么呢?胡居仁给出了他的看法:老氏只是讲“虚静无为”,佛教禅学则还要做存养工夫,其理论“精微高大”。加上又善引诱人、驾驭人,所以会出现“上者被其引化,中者被其驱驾,下者被其诬诳”的情形,以致胡居仁最后干脆把那“滔天之祸”,悉数归于释氏。纵观当时社会,佛教禅学风行海内,士大夫们很多人都信奉它。胡居仁为此而终日忧心忡忡,频繁向好友致书信讨论以求平息之道。在他看来,问题的根本就是要去掉学者那“好高妙”之心,用程朱书籍、义理来浸贯身心。只有切实做得“致知体察”“格物穷理”之工夫,才能最终洞见那“天理本原”。胡居仁接着说:“禅者,此理中所无,以其孔穴相通,黄蜂野蝶交穿其内,非圣人之道而别为一端,故名之曰‘异端’。愚尝论之杨、墨、老、佛、庄、列皆名异端,皆能害圣人之道,为害尤甚者,禅也。禅师,佛之别名,佛中工夫最捷而精者。昔达摩西来,梁武帝惑而尊之,国随以灭。杨无君,墨无父,老玄虚,庄旷大,列沈默,其害天理则一,然其用力犹缓,灭理未尽。至如禅,其说高妙,易以惑人,工夫捷径,易以成就,天地万物,人伦事理,一切归空,天理根株,扫荡已尽。韩子,辟佛、老者也,犹见惑于大巅,况其下者乎?吕荣公、游定夫、陆子静,学圣贤者也,犹身溺于禅,况其它乎?故程子以为学者当如淫声美色以远之。今之学,号为高明者陷之愈深,此予所忧者,故因是记而详之也。”(75) 佛教禅学为“理学”中本无之项,所以称为“异端”之学。

依胡氏看来,其所论“异端”之学,在范围上还是很广的,“杨、墨、老、佛、庄、列”皆被涵盖其中。但说到底对儒家圣人之道为害最大的,还是要数那释氏禅学。“老氏虽背圣人之道,未敢侮圣人,庄子则侮圣人矣;庄子虽侮圣人,未敢侮天地,释氏则侮天地矣。”(76) 胡居仁认为,只有佛学禅门中工夫最为便捷和精微的人,才能被称为“禅师”。所谓“禅师”,也就是“佛”的别名。对于异端之学的危害,胡居仁曾经形象地总结为“杨无君,墨无父,老玄虚,庄旷大,列沈默”。虽然表现形式各异,但在危害“天理”这点上它们却又共通一致。虽危害“天理”,它们却尚有“用力犹缓,灭理未尽”之味。但对于禅学来讲,因“其说高妙,易以惑人,工夫捷径,易以成就,天地万物,人伦事理,一切归空,天理根株,扫荡已尽”了。胡居仁接着讲道,像唐朝韩愈这样的辟佛、老高明中坚之人物,尚且被佛教禅学教义所迷惑,其他的人就更加难以清晰辨别了。“聪明人多为禅学所动,设使韩退之不聪明,大颠也动他不得。”(77) (www.xing528.com)

至于缘由,胡居仁分析道:“韩子辟异端手假低,是从末上辟;孟子、程子、朱子是从本上说,所以非韩子所及。”(78) 一个从“末”上辟,一个从“本”上辟,途径不同,结果自然天壤有别。再如南宋吕东莱、程门高足游酢,还有陆九渊,本都是学宗圣贤的儒门高明,但也都由于经受不住那释氏禅风之诱惑,纷纷陷溺于其中而不能自拔,更何况其他的凡庸之人呢?胡居仁对这种禅学大盛、儒门萧条冷落的风气十分忧虑。他借用程子告诫学者要像躲避“淫声美色”那样,对佛教应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如此方能防止儒学高明于其中越陷越深。对此,胡居仁形象地说:“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杨、墨,尤为近理,故其害为尤甚,学者当如滛声美色以远之。’盖异端害道,如莠之乱苗,其害大而深;功利害道,如众草乱苗,其害小而浅。”(79) 他认为:“象山天姿高,力量大,用力甚切。但其见理过于高大,存心过于简易,故入于禅。其自幼与伊川不合者,伊川收敛谨密,其言平实精确,象山必有凌虚驾空之意。”(80) 在胡氏看来,陆九渊虽然天资聪颖,见解高迈,但不曾做得小程子那样的“收敛谨密”工夫,“见理过于高大,存心过于简易”,有凌虚驾空之嫌,所以归入禅门中去也是在所难免。

应该说,从上述的论述和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胡居仁激烈批判佛氏禅学、深切维护程朱理学正统的拳拳之心,但平心而论,他批判佛教等异端之学还是很缺乏理论深度和说服力的,其结果只能是隔靴搔痒,无甚效果。而事实上也正是由于理学排佛理论力度的不够,自明朝中叶以后,阳明学大盛,禅学也更为深切地渗透到儒学之中,得到了更为广泛的流布与传播。其实,客观分析释氏禅学等异端之学之利弊得失,以此来反观理学自身的发展创新之路,也不失为一条好的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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