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居仁儒学思想研究：阴阳之谓道的深入研究

“一阴一阳之谓道”,“道”即阴阳对立的统一体。凡事皆有阴阳对立的两个方面和两种力量,它们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共同构成事物的本性及运动的法则。无论自然还是人事,都体现其中。自汉代以来,中国哲学史上的易学家和思想家对这一命题大多进行过诠释。汉唐学者大多以“二气相感而成体”和“无实体”来解释,反对以实有来解释“阴阳”和“道”,更多的是指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对立双方。自有宋以来,这一命题才重新获得了新的生机。

关于此,陈荣捷认为:“阴阳之概念,沿《易经》与阴阳学派之发展,由春秋、战国以至两汉,均有宏大之发达,而其哲学之圆成,则有待于北宋五子与南宋朱子也。”(51) 周子《太极图说》也讲道:“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52) 太极发动处,“阳”便生出,运动到了极致,则转为“静”,“阴”由此而生。“静”到了极致处,则又转化成“动”。这样一动一静,分阴分阳,二者相互依存,相互转化,构成了事物不断运动变化的美妙图景。周子的动静阴阳说借鉴了《周易·系辞》中的观点,朱熹在为《太极图说》作注时,亦说:“太极之有动静,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动极而静,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分阴分阳,两仪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太极,形而上之道也;阴阳,形而下之器也。”(53) 周敦颐这里所说的“动而生阳,静而生阴”,不是说“太极”有动有静,生出阴阳从而另为一体,“太极”本身是不动而常静的。北宋易学象数派邵雍发挥《易》理,著有《皇极经世书》,以《易》之象数来解释阴阳之道。在邵雍看来,“太极”不动,但其中涵育“阴阳”,非动而生出“阴阳”。他把阴阳的交互变化看成“神”,由它再依次演化出“数”“象”和“气”来。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气学家张载,由于其根本主旨在“气”,所以他着重从气化循环的角度来探讨“阴阳变易之道”。他说:“若阴阳之气,则循环迭至,聚散相荡,升降相求,氤氲相揉。盖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无方,运行不息,或莫使之,不曰性命之理,谓之何哉……阴性凝聚,阳性发散;阴聚之,阳必散之,其势均散。”(54) 张载用“气”的凝散、屈伸来说“阴阳”之变化,使其深深地刻上了“气化说”的色彩,很有特色。

二程对“一阴一阳之谓道”有深入的研究,程明道就曾说道:“万物莫不有对,一阴一阳,一善一恶,阳长则阴消,善增则恶减。”(55) 这更加强调阴阳对立面的相互转化。其弟伊川则对此有更丰富的体味,他说:“‘一阴一阳之谓道’,道非阴阳也,所以一阴一阳道也,如一阖一辟谓之变。”(56) 在这里,伊川把阴阳之道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阴阳”不是“道”,“所以阴阳”才是“道”。换句话说,“道”即是推动“阴阳”对立双方相互转化背后的那个深层次原因。伊川接着说道:“离了阴阳更无道,所以阴阳者是道也。阴阳,气也。气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57) “道”即“所以阴阳者”,是“形而上”的“理”,“阴阳”乃“形而下”之“气”。我们不能认“气”为“理”为“道”,也不能将“道”下降为“形而下”之“气”。朱熹沿袭二程的理路,并加入“五行”于其中,其论述“阴阳之道”,不可谓不赅尽。朱子说:“‘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是气,不是道,所以为阴阳者,乃道也。若只言‘阴阳之谓道’,则阴阳是道。今日‘一阴一阳’,则是所以循环者乃道也。”(58) 这再一次重申“道即所以阴阳者”,“阴阳只是一气”的思想。(59)

关于“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命题,胡居仁说:“‘一阴一阳之谓道’,故圣人作《易》以明之。以事而言,则善为阳,恶为阴;以人而言,则君子为阳,小人为阴。故圣人所以扶阳抑阴者,惟恐君子之道不长,小人之道或盛也。其于阳长之卦,曰复,曰临,曰泰,曰大壮,曰夬,所以深致其扶持喜幸之意;其于阴长之卦,曰姤,曰遁,曰否,曰观,曰剥,所以深致其忧惧戒抑之心。”(60) 圣人作《易》,以明“一阴一阳之谓道”。他接着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阴阳,形而下之器也;阴阳之理,道也。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人之动作威仪,形而下者也;其理则形而上者。圣人制而行之,谓之礼;施之天下,谓之法习矣。而不察行之而不著,是不能由器以察理,故曰:‘终身由之,不知其道。’”(61) 胡居仁从“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个《易》学主旨出发,推天道以明人事,教导人们扶阳抑阴,由器察理,终身从“道”不懈,自觉学宗圣贤。“扶阳抑阴,虽圣人之用意,实天理之当然。盖圣人之意,即天理所在,非如人之私意。圣人只是尽其道感化之妙,自然而然,圣人固欲,人之感化,亦未尝有心也。故曰:‘同归殊途,一致百虑’,只虚中无我而已。”(62) “所以阴阳者,道也。”胡居仁由此进入,对张载的“太和阴阳气化”说进行了批评。他讲道:“张子以太和为道体。盖太和是气,万物所由生,故曰‘保合太和,乃利贞’。所以为是太和者,道也。就以太和为道体,误矣。”(63) 在主张气化论思想的张载那里,“道”即“太和之气”。胡居仁认为,“太和”实是指那“冲和之气”。张载将“道”认作“太和”,是错把“形而下”的“气”当作“形而上”的“理”或“道”了,这颠倒了“道”“气”关系,是不对的。正确的做法是“道即所以为太和者”,将“道”认作阴阳造化之“所以然”。胡居仁接着说:“太极本无极,动静生阴阳。阴阳有变合,五行自相当。造化自此成,阖辟乃其常。穹窿须有际,磅礴非无疆。清泉流碧涧,奇石何高昂。水得阴之盛,周流无定方。土本得冲气,体具柔与刚。石乃刚之质,壁立千仞强。人皆览形色,此处诚茫茫。我从同类士,行行入其乡。目遍心多感,理趣深且长。物物有太极,此说非荒唐。”(64) 可以看出,胡居仁认同周敦颐的宇宙演化图序,即由“无极”而“太极”,生“阴阳”,生“五行”,生“万物”。石属刚,水属阴,土本冲气,内蕴阴阳二质。“两仪未肇判,此理已具存。动静机一施,阴阳自此分。两仪有定位,阴阳互为根。二者既交错,五行斯氤氲。理气妙合凝,至灵斯在人。三才从此备,中处乾与坤。水未得所归,襄陵势逆奔。”(65) 胡氏认为,理在气先,凭气而动,然后生出天地万物。(www.xing528.com)

胡居仁肯定了“所以阴阳”的“道”或“理”的先在性,和程朱一样,把它作为宇宙万物的本原。“阴阳之道”通过动静之机产生“阴阳”“五行”。“天”“地”“人”三才唯“人”最灵且贵,他沟通天人,接载乾坤。不仅如此,胡居仁还从易学的视角,对古今论“道”学说做了归结。他说:“道,一也,所指不同。孔子曰:‘一阴一阳之谓道。’邵子以道为天地之本,又以道为太极。朱子曰:‘元、亨、利、贞,天道之常。’子思曰:‘率性之谓道。’然道即理也。‘一阴一阳之谓道’,‘形而上者谓之道’,是指此理行于形气之中也;‘道为太极,为天地之本’,是指此理为造化之主也;‘率性之谓道’,是指此理见于人身日用也;‘元、亨、利、贞’,是指天理之流行而言也。”(66) “道即一”“道即理”“道为太极”,这是“道”的不同称谓。在胡居仁看来,不同称谓之“道”,蕴含不同的含义。“一阴一阳之谓道”,“形而上者谓之道”,是从理气关系方面讲;“道为太极,为天地之本”,是从宇宙化生角度讲;“率性之谓道”,是从人生日用庸常上讲;而“元、亨、利、贞”四者,则是从“天理”流行发育的角度来讲。“道”涵盖于天地宇宙万事万物之中,所指不同,“道”的称谓也由此不同。虽然称谓不尽相同,但是在“形而上”的本体上,却都相同,都为“一”。它不仅是天地宇宙的本原,而且是人事活动的基本准则。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天人相互贯通。胡居仁由“天道”推及“人事”,用天之“乾元之性”来比附人之“仁义之德”。他接着说道:“在天曰元、亨、利、贞,在人曰仁、义、礼、智,因天人之分而异其名,其理则一也。元为四德之首,仁为五性之长。盖天地间只有这个生理,更有何物?元为天之生理,仁为人之生理,元即仁,仁即元,天人未尝二也。”(67) 元、亨、利、贞乃天之德,仁、义、礼、智乃人之性。“元为天之生理,仁为人之生理”,从天人一理出发,胡居仁得出了“元即仁,仁即元”的结论。这样在其易学体系中,真正实现了《易》之推天道以明人事的目的,天人自此合一。“天理”自然无为,纯粹至善,乃天地人事之“正理”。世间的一切人事活动,都要顺应“天理”之规定。唯有如此,才能尽善而事治,否则,就会流于恶而事坏。他说:“天地人物,皆正理所为,着邪妄不得,故《易》多言利、贞。合正理处则事自治,见事皆是正理;合正理处人心自服,见人心尽是正理。”(68)

最后,胡居仁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善恶观。他说道:“古人以阳为善,阴为恶;阳为君子,阴为小人,此以类而言也。若论‘一阴一阳之谓道’,岂可以阴为恶?以类而言,则阳刚健,阴柔弱,阳清明,阴浊暗,非善恶而何?程子言:‘善恶皆天理。’非言有不善之天理,言善恶皆天理中出来的,是理处便是善,非理处便是恶。盖太极流行便有动静阴阳,是非邪正,亦是理之自然,不能无者。非言恶者,亦可名为天理也。”(69) 针对古人以君子为“阳”,为“善”;小人为“阴”,为“恶”的观点,胡居仁指出这是从类别上所进行的划分。“‘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成之者性。’继那天道便是善,成那善便是性,以此知性善无疑。性恶者,蔽于气也。气从何出?亦理之所为。故程子又曰:‘善恶皆天理,但人自不可流于恶。’又曰:‘不是善恶在性中相对而生。’既曰‘不可流于恶’,‘不是在性中相对而生’,则元初只是善也。”(70) 如果从“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观点来看,胡氏认为“阴阳”都是构成“道”的有机因素,皆从“道”中流出,因而原初都具有善性。他很赞同程子“善恶皆天理”的思想,认为程子以是否合“理”来判定善恶是非的标准很好。合“理”则“善”,不合“理”则“恶”。“阴阳”都是从“太极”处自然流出,所以“阴阳、是非、邪正”都是“理”的自然产物,都不是“恶”。从这个意义上说,“阴”非但不是“恶”,因其从“天理”处流出而可以为“善”了,“恶”只是由于气禀物欲的习染所致。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胡居仁吸收了《易》之“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思想,继承了程朱将“道”形上化、本体化的观点。“所以阴阳者为道”,“阴阳者为气”。并以此批判了张载“以太和为道”的主张,指出其认气为道、认气为理,是错将形下之“气”认作形上之“理”,殊不知“所以太和者”才是“道”的道理。根据“道即理也”的思想,胡氏提出了有特色的“阴阳善恶观”。从万物“一本”及“一阴一阳之谓道”出发,推天道以明人事,提出“元即仁,仁即元”的思想,教导人们“扶阳抑阴”“由器察理”,终生从“道”不懈,自觉学宗圣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