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居仁在《续白鹿洞学规》中列有一条“审察几微以为应事之要”,用来教导书院学生,这显示了胡居仁对“几”的重视。“几”是易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周易·系辞传》有云:“知几其神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26) “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27) “几”乃动之显微处,“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周易》中通常诚、神、几联系在一起,其中“几”是事物显现之前的微露苗头,是“事物变化的初兆,尤其指吉凶之先兆”(28) 。人们应该穷深研“几”,以窥测吉凶之前兆。“圣人因为深究宇宙之奥秘、穷研事物变化之先兆,所以能够开通天下之心志,成就天下之事业。”(29) 理学开山大师周敦颐对“几”也高度重视,在《通书》中,有“诚几德”章节和“圣”章节讲到“几”的问题。“几善恶。”(30) “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几也。”(31) “诚精故明,神应故妙,几微故幽。诚、神、几,曰圣人。”(32) 在对周敦颐言“几”内容诠释时,朱子有云:“几者,动之微,善恶之所由分也。盖动于人心之微,则天理固当发见,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间矣……动静体用之间,介然有顷之际,则实理发见之端,而众事吉凶之兆也……理虽已萌,事则未著,微而幽也。”(33) 周敦颐接受了《周易·系辞》“几”之理论,并作了新的时代阐发,尤其是强调了其伦理道德意义。周子把“知几”“识几”作为个人实现宇宙大道、通达人生之理和实现“诚”之境界的方法。“诚”“神”“几”三者紧密相关,“诚”乃至高至善之境界,“神”更为强调灵妙的感通能力,而“几”则处于善恶动静之间,隐微莫测,所以“几微故幽”。从以上周敦颐对“几”概念之阐述,我们可以看出,其解释既有别于汉代易学,又不同于玄学派的王弼易学。而是径直从以往由卦气说和有无解“几”的框架中跳跃出来,把几解为“动而未形”的状态,曲折地表达了由静向动转化的动机意义。朱熹进一步推进了这种步伐,将“几”表达成“动之微显”处和“善恶区分”处,更多地融进道德伦理的色彩。心之发动处,人欲隐乎显现,正确的做法是于“几微”处去除人欲,保存那纯然之天理。
胡居仁在“几”问题上,沿袭了《周易》和程朱相关思想。他在《观易偶成》一诗中说道:“阴阳消长不停机,在我何常无定规。否极中间存大用,遁临已上识先几。尧夫因甚怕处盛,正叔如何善救危。幸有羲周精蕴在,安身不必打乖诗。”(34) 阴阳消长,永不停息,无常定法,“否极中间存大用,遁临已上识先几”。人只要把握好了“几”,就能否极泰来,使事物向好的方向发展。在《续白鹿洞学规》中,胡居仁首先引用往圣先贤言“几”之学说:“《易》曰:‘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知几,其神乎?《诗》曰:‘潜虽伏矣,亦孔之昭。’《中庸》曰:‘故君子内省不疚,无恶于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见乎!’子思曰:‘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周子曰:‘诚无为,几善恶。’朱子曰:‘欲动未动之间便有善恶,正学者用心理会。’天理人欲,几微之间。天理人欲之分只争些子,故周子只管说几字。几微之间,善者便是天理,恶者便是人欲。才觉如此,便存其善,去其恶,可也。”(35) 胡氏对前人言“几”学说详细加以梳理。接着他系统地阐发了自己关于“几”之观点,他说道:“人生日用之间,起居动息,以至设施措置,不能不与物接,故不能无事。然所以为事之理,固已具于性分之内也,若厌其烦扰,欲绝而去之,则陷于老佛之空寂,若不察其理之当然,以机变为足以应事,则流于仪秦商鞅智谋之末,为小人之归矣。然事物之间,虽曰无非天理所在,苟失于省察,则不觉陷于人欲之私,虽或悔悟,亦无及矣,故必于事物初接,本心萌动之际,谨察精辨,孰为天理?孰为人欲?使善恶、是非、公私、义利判然于前,然后从其善而去其恶,如此既久,则义理益精,自无过与不及之差矣。”(36) 胡居仁认为,人生日用,与物接洽,则不能无事。人苟能在“事物初接,本心萌动”之际(这也就是他所谓“几”的状态),谨察精辨天理人欲、善恶是非、公私义利,然后从善去恶。如此则事物理精义明,天理宛然存在,人欲便尽行去除。看得出,胡氏论“几”是对前人思想主张的总汇,主要是吸取了周敦颐以“动静之机”言“几”和朱熹以“天理人欲、善恶是非”言“几”思想,并加以提炼,提出“审察几微以为应事之要”的观点。(www.xing528.com)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