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居仁儒学思想研究：格物致知的实践与精义

“格物”,朱熹的解释是:“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118) 可以看出,朱熹的“格物”就是“即物”,以“穷理以至极”。说到底其实就是从具体事物入手,穷究其内部之规律性的意思。对于“致知”,朱熹有云:“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119) 在朱子看来,将已有知识推将上去,使其落实到事物之中。举一反三,从而获得新的知识,以达穷尽对事物之“理”的认识。关于“格物”与“致知”的关系,朱熹认为,“格物”和“致知”不是两种不同的工夫和方法,从先后次序上说,“格物”在先,“致知”在后,只有当经历了穷索和通晓事物之“理”的“格物”后,人们在主体上才能获得对事物知识的“致知”,“致知”是“格物”的目的和结果,没有“即物穷理”之“格物”工夫,人的主体自身是无法扩充知识的。(120)

胡居仁承继程朱之“格物致知”思想主张。关于“格物”,他讲道:“格物非欲尽穷天下之物,但于一物穷尽,其他可以类推,至于言孝则当求其所以为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穷不得,且别穷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难者,各随人浅深,譬如千蹊万径,皆可以适国,但得一道而入,则可以通其余矣。万物各具一理,万理共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无不通也。”(121) 可以看出,胡居仁的“格物”和“穷理”有着相似相通之处。人只要在一物上穷格通晓,以至融会贯通的话,便可实行类推法,以达格尽万物万事之理的效果。不仅如此,胡居仁还以为,“格物”的切要点在于从省察自身开始,“‘格物莫若察之于身’,其得之尤切”(122) 。关于“致知”的缘由,胡居仁说道:“心本有知,因气禀物欲昏蔽其良知,故须致知。”(123) 对万物之“理”的认识本具于我们心中,只是由于气禀物欲的昏蔽而未呈现罢了,“致知”的目的就是让本有之“良知”呈现出来。胡居仁对二程的“涵养须用敬,进行在致知”倾慕不已,并自觉加以实践。对“致知”工夫,他也高度重视,认为人如果能“致知”,则意诚、心正、身修而家齐、国治、天下平。他接着说:“大学之教,以致知为先。盖能推致吾之知识使无不尽,则本心洞然,万变毕照,由此而之焉,则意诚、心正而身修,天下国家可得而治矣。但其用力之方,则在于即物推求以究其理方为的实。若泛然从事于言语训诂之末,则讲说虽勤,文辞虽丽,乃程子所谓‘玩物丧志之学’,徒敝精神于身心,无纤毫之益,其遇事变亦茫然,不知理之所在,颠倒错缪,殆有甚焉,尚望其能成已成物而无误乎!然亦无以他求为也。今学者诚能读圣贤之书,反复寻究以求其理,亦可以得致知之大端矣,更于日用之间,穷其何为是?何为非?事事求其至善,物物寻其当然,则致知之功,莫切于此,如此既久,则知益明,理益精矣。”(124) 胡氏点出了格物致知之方,也为当时的儒学士人指点了格物致知的正确途径。(www.xing528.com)

此外,胡居仁还详细地讲述了“致知”的要领与方法,他说:“致知之要,当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于慈,子止于孝之类,若不务此,而欲泛然以观万物之理,吾恐其如大军之游,骑出太远而无所归也……致知之方,或考之事为之著,或察之念虑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讲论之际,使于身心性情之德,人伦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变,鸟兽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见其所当然而不容己,与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必其表里精粗,无不尽其类以通之,至于一日脱然而贯通焉,则于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义理精微之所极。而吾聪明睿知,亦皆有以究其心之本体而无不尽矣。”(125) “致知”在胡居仁看来,切要处在于知晓诸如父慈子孝这样的至善道理,并使其体切融通于心。很显然,胡居仁更为重视探寻伦理上的本原意义。穷格万物之“理”的最终归宿是个人道德的提升和人格的自我完善,这也是程朱“格物致知”之精义。“致知”的方法亦有很多种,“或察之念虑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讲论之际,使于身心性情之德,人伦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变,鸟兽草木之宜”。这与其前面所论“穷理”之对象与范围有着一致处。只要人极究穷索以至贯通明达之地,则“致知”事情尽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