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居仁之“穷理”,既有着知识论上的“穷格万事万物之理”义,又有着工夫论上的“探究伦理价值本源”义。他首先论述了“穷理”的先在性和重要性。他说:“古之学者,必以修身为本,修身之道,必以穷理为先,理明身修,则推之天下国家,无不顺治。今诸君在洞者,务必用功于此,虚心一意,绝其杂虑,而于圣贤之书熟读精思明辨,反之于身而力行之,又于日用之闲,凡一事一物必精察其理,一动一静必实践其迹,则所学在我,而于酬应之际,以天下之理处天下之事必沛然矣,又何古人之不可学哉?”(106) 在这里,胡居仁为我们鲜明地指出:只有先“穷理”,才能“理明身修”。如此推将上去,则“天下国家,无不顺治”。胡氏把“穷理”作为实现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根本,对其给予了高度重视。人们只有熟读、深思、明辨圣人之书,体切圣贤之意,反身而行,并精察事物内在之理,从实地上下功夫,方为真正的圣贤之学。关于“穷理”的范围,胡居仁则涵盖更为广博。他说:“穷理格物先从性情上穷究,则见得仁、义、礼、智浑然全具于吾心,恻隐、羞恶、辞让、是非随感而发,就从此力加操存省察,推广扩充,此便是源头工夫,根本学问。又于日用事物人伦、天地山川、禽兽草木莫不究极其所以然。明而礼乐,幽而鬼神,日月之更迭,寒暑之往来,岁月之交运,古今风气盛衰,国家治乱兴亡,民之安危,兵之胜败,无不穷究,方为穷理致知之学。”(107) 一句话,万事万物皆有其自身之“理”,我们要深入到其中细细推究,如此方为“穷理”。他接着讲:“盈天地之间皆物也。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则心之为物,实主于身,其体则有仁义礼智之性,其用则有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情浑然在中,随感而应,各有攸主而不可乱也;次而及于身之所具,则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于身之所接,则有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当然之则,自不容己。所谓理也,外而至于人,则人之理不异于人也。极其大,则天地之运,古今之变,不能外也;尽于小,则一尘之微,一息之顷,不能遗也。”(108) 外至天地古今而极其大,内至尘微息倾而极其小,人之身心所接,仁义礼智之性,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情,乃至于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五常之德,乃至于日用事物人伦、天地山川、禽兽草木、明而礼乐、幽而鬼神、日月之更迭、寒暑之往来、岁月之交运、古今风气盛衰、国家治乱兴亡、民之安危、兵之胜败,无不是胡氏眼中“理”之范围。要明白的是,胡居仁的“穷理”之学,不仅包括自然界,而且还包括人类社会,这与朱熹“格物”之学有类似之处。在朱熹看来,“穷理”的范围也极为广泛,“若其用力之方,则或考之事为之著,或察之念虑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讲论之际。使于身心性情之德,人伦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变,鸟兽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见其所当然而不容己,与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109) 。上至宇宙天地,下至一草一木,“理”都具于其中。胡居仁继承了朱熹的“穷理”传统,主张“先从性情上穷究”,见得仁义礼智四端,将“存心”作为“源头工夫,根本学问”,始终把道德理性放在第一位,以期提升人的道德修为。关于胡居仁穷究之“理”,杨柱才将其细分为“人的性情之理”“宇宙万物之理”和“社会人文历史之理”三个部分,并有十分精彩的论述:“对于宇宙万物、社会人文历史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都应当穷究其‘所以然’,也就是穷究其内在的原因、规律、原理。对于性情之理,敬斋认为这是穷理格物应当最先着手之处。穷究性情之理,也就是真切认识和体会到仁义礼智浑然全具于人心,此即是理具于心,也即是‘心与理一’,亦可谓心性一体。心固有仁义礼智之性,一经随感而发,则直截表现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端之情,对此四端着意着力‘操存省察’。也就是未发之时操存心体,涵养四端将发未发之意;已发之际省察其发动之几微,存发动之善而去发动之恶,随之以推广扩充的工夫,从而做到已发之后全然是善,充分实现未发时的心体,此可谓实现了的体用一如,本末一贯。敬斋认定,此便是‘源头工夫,根本学问’。”(110)
其次,胡居仁还论述了“穷理”的方式。他说:“穷理非一端,所得非一处。或在读书上得之,或在讲论上得之,或在思虑上得之,或在行事上得之。读书得之虽多,讲论得之尤速,思虑得之最深,行事得之最实。”(111) “穷理”的方式有读书、讲论、思虑和行事四种。相应地,每种方法所取得的效果也不一样。相对来讲,读书得到的最多,讲论得到的最快,思考得到的最深,行事得到的最实,这样,人们就可以根据实际的需要采取相应的“穷理”途径了。不仅如此,胡居仁还进一步指明了“穷理”的具体方法。他说:“穷理须得心专一,方有细密工夫,方见得透彻。若不专一,则粗疎草略纵敏者,亦略见彷(仿)佛而已。”(112) 只有心专一,工夫才细密,见理才能透彻;也只有省察精熟,主一纯诚,才能实现“心与理一”。他继续说道:“学博而不精,则流于驳杂。理虽平时穷,然必经历试验方熟。道理只要熟,熟则纯,纯则诚,诚则心与理一,所发必不差,所发不差,则万物顺治。主一之久至无间断,则熟矣。”(113) 在精思熟虑基础上穷究事物之“理”既久,以达融会贯通处,“理”就流行无间了,这便是“仁”。“天地万物之理即吾心所具者,若到无私意处便贯通,若贯通便流行无间,此则仁也……穷理须事事穷究,穷来穷去又只是一个理;读书须要章章精熟,精熟后亦只是一个理。此所为万物各具一理,万物同出一原也……若穷理到融会贯通之后,虽无思可也未至此,当精思熟虑以穷其理,故上蔡‘何思何虑’,程子‘以为太早’……学到贯通处,纵横上下都是这道理,只是初间要穷格积累工夫……人到义理贯通处,处事自有要。”(114) “穷理非道穷尽天下万物之理,又非道是穷得一理,便到只要积累多后自然见去,自一身之中以至万事万物之理会得多,自豁然有觉处。”(115) 在胡居仁看来,万物同具一理,万理同出一原。只要我们“穷理”的工夫做得细密精熟,就可以实现义理的条贯与通达。(www.xing528.com)
再次,胡居仁还论述了“穷理”过程中所应注意的问题。“事物皆是理,不顺理处不得事,上面生些计较便不好。凡有一事,必有一理。以理处事,自然顺治。后世以智计处事,故不免烦劳,或智不足,遂致败乱。事事有一定道理,须要见得明,养得熟,应酬之际方无滞碍。凡有一事,必有一理,事来当顺理以应之。然事未至已先有理,故又先要立其体。”(116) 胡居仁认为,一事一理,理在事中,这就要求我们当事物未显时要先立其体,事物显现后要顺“理”而为,这样事情就能很方便地得到处理。否则,在上面生些智计利害心,如此事情就一定会败乱,也得不到好的处理。除此之外,胡居仁还叫人从“正理”上穷究。他说:“今人多谈怪异,以为有者必流于神怪,以为无者只是硬见,终不足以解时人之疑,故孔子‘不语怪’以此。盖天地之间,所以为造化者,阴阳、五行之气而已,其交错变化,有正邪、常变、易险、明暗之不齐。正而常,易而明者,理之正,人所共知共由,故不以为怪邪。变险暗世不常有,非理之正,人皆惊异,故以为怪。然圣人教人,只在正理上穷究,正理既明,不正者可照见。纵未能照,亦不可先去穷他,只守吾正理而已,邪终不能胜正。今仙家及巫师做把戏者,皆有邪道,但君子所不当知也。”(117) 天地万物之造化,阴阳五行之运行,产生了正邪、常变、易险、明暗等现象,这是正常而显明的,是人人所皆知的“正理”。圣贤叫人“穷理”,都是从“正理”处入手,一旦明了了“正理”,则邪气歪理自可照见。依据这个道理,胡居仁对当时流行的仙道和巫师们的所谓“穷理”行为进行了一一揭露和批驳,指出他们由于没有从“正理”处去穷究,故成其怪邪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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