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与“敬”历来是受儒家学者所重视的修养之道。“诚”是宋明理学的一个重要范畴,道学宗主周敦颐就对之展开过论述,有专门的释“诚”章节。周敦颐说:“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纯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诚之通;利贞,诚之复……圣,诚而已矣。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故诚则无事矣。”(81) 周敦颐以《周易》为“性命之源”建立起了他的哲学体系,其最根本的范畴就是“诚”。“乾元”作为“诚”的始基,“诚”之发动也即是“乾道变化”生万物的过程。“诚”落实到万物之中,成为其共有之本性。“阴阳”是“道”的外部表现方式,而“诚”则作为“道”的内部决定和支配因素,它与“道”相始终。从这个意义上说,“诚”即“道”。万物资始之元亨即“诚之通”;而作为万物归结之利贞即“诚之复”。从人生社会而言,此“形上”之“诚”是“五常百行”的总根源。圣人能自觉地做到与“诚”合一,故“无事”;就普通人来讲,如果离开了“诚”,则思虑邪暗,百行蔽塞。“诚”对我们这么重要,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自觉地与“诚”合一,时刻不离开“诚”。唯有如此,“克己复礼”既久,则“天下归仁焉”。(82) 所以“诚”在周敦颐那里不仅是宇宙化生之道,还是人事活动的依据法则。朱熹认为周敦颐的“诚”即“太极”。关于“诚”的具体含义,周敦颐以“无妄”来解释,他说:“身端,心诚之谓也。诚心,复其不善之动而已矣。不善之动,妄也。妄复则无妄也,无妄则诚矣。”(83) 朱熹则以“至实无妄”来释“诚”。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在周敦颐那里,“诚”不仅有宇宙论的意义,而且还有伦理价值论意义,它是生天生地的总根源,也是社会人生的总法则,是一种“真实无妄”的状态,以“太极——诚”为基点,周敦颐构建了其恢宏的哲学体系,对宋明理学影响深远。
然而细心之人会发现,在周敦颐那里,大都是谈“诚”,而没有谈“敬”,把“诚”和“敬”联系起来的任务是由二程完成的。关于“诚”之字义,二程认为:“无妄之谓诚,不欺其次矣。”(84) “真近诚,诚者无妄之谓。”(85) 二程完全认同周子以“真实无妄”论“诚”的主张。但二程以二者相对来言,又常对“诚”和“敬”加以区分。“诚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则诚。”(86) “诚然后能敬,未及诚时,却须敬而后能诚。”(87) “诚”是宇宙之道,“敬”乃人事之本。一个人如果能自觉做到“敬”,那么就能上接天道,也就能实现“诚”了。“诚然后能敬,未及诚时,却须敬而后能诚。”在二程看来,由“敬”可以达到“诚”。在“形上”的意义上,二程还以“实理”释“诚”:“或问:‘诚者,专意之谓乎?’子曰:‘诚者实理也,专意何足以尽之?’吕大临曰:‘信哉!实有是理,故实有是物;实有是物,故实有是用;实有是用,故实有是心;实有是心,故实有是事。故曰:诚者实理也。’”(88) 尽管二程并不认为“诚”与“理”二者对立,但从二程的思想体系而言,他们讲得最多的是“理”,讨论得最多的也是“理”,并以“实理”来释“诚”,这就在一定意义上淡化和削弱了“诚”在阴阳气化过程中的专主地位。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继续走二程路线,认为“由敬达诚”“敬则诚”。而我们知道,理学中的陆王一系则认为“本体即是工夫”,二者是即体即用的关系,“诚”即“敬”,“敬”即“诚”,本体论和工夫修养论是统一的,表现出与程朱一派迥异的学术观点,这也是两派在对待“诚”“敬”关系上的区别之处。
关于“诚”,胡居仁在《游西湖记》中曲折而隐约地向我们展现了“诚”之含义,他说:“诸公曰:‘未发为静、已发为动,静为体,动为用,古人之学多在于静乎?’予曰:‘人之一心,动静无端,体用全备,不可偏废也。动而无静则体不立,静而无动则用不行,二者工夫,皆以敬为主乎!’‘居处恭,俨若思,不愧屋漏’,此静时存养之敬也;‘执事敬,事思敬,修己以敬’,此动时省察之敬也。若不主于敬而专欲习静,未有不入空虚者。”(89) 在这里,胡居仁区分了两种不同形式的“敬”,指出“‘居处恭,俨若思,不愧屋漏’,此静时存养之敬也;‘执事敬,事思敬,修己以敬’,此动时省察之敬”。人做到静时存养,动时省察,持敬而不间断,既久,则“诚”矣。换句话说,“诚”在胡居仁看来是“敬”的持守而不间断的状态。胡氏继续说道:“持敬而无间断,则诚矣。故程子曰:‘未能诚者,由敬以入诚。’诚敬虽是二事,其实一体。非敬无以入诚,非诚则敬有间断。敬是持守之法,实有是敬,而无间即诚也。程子曰:‘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诚哉!是言也。若不诚敬,道理便把捉不住。”(90) 在继承二程“未能诚者,由敬以入诚”思想的基础上,胡居仁进一步指出,“诚敬虽是二事,其实一体”。在二者关系上,他认为“非敬无以入诚,非诚则敬有间断”。“敬”是“诚”的进入前提;而“诚”则是“敬”的实现保障。二者是相互联系,辩证统一的关系。(www.xing528.com)
不但如此,胡居仁还吸收了二程的“以诚敬存理”思想。在前面的“理气心性”一章中我们知道了胡居仁主张“理也,气也,心也,一也”“心存理便在,心放理便失”“理明心愈明”,所以二程“以诚敬存理”主张就自然发展为胡居仁的“以诚敬存心”的理论。在胡居仁看来,既然“诚敬”“理心”二者是相统一的,“以诚敬存心”便自然可以做到“存理”了。胡居仁对此高度重视,为此尚在做白鹿洞书院山长的时候,特意在《续白鹿洞书院学规》中单列一条“主诚敬以存其心”,以便使士人学子更明了道德修养之要法。在这条学规之中,胡居仁引用圣贤话语,首先对“诚”和“敬”作了相关规定。他说:“闲邪存其诚……‘思无邪,毋不敬’,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朱子曰:‘敬者,圣学所以成始而成终者也。’为小学者不由乎此,固无以涵养本原,而谨乎洒扫应对进退之节与夫六艺之教;为大学者不由乎此,亦无以开发聪明,进德修业而致乎明德新民之功也。圣贤之学,彻头彻尾只是一敬字。致知不以敬,则昏惑纷扰,无以察义理之归;躬行不以敬,则怠惰放肆,无以致义理之实。或问:‘敬字,当不得小学?’朱子曰:‘看来小学却未当得敬,敬已自包得小学,敬是彻上彻下工夫,虽做到圣贤田地,也放下这敬不得。’……敬者,一心之主宰,万事之本根。”(91) 从以上材料中我们可以较明了地看出,胡居仁对“闲邪存诚”和“思无邪,毋不敬”二者给予了积极的肯定,认为在实际践行过程中出现了差错,那是人们“不敬不正”所导致的。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学圣贤之学即学其为“敬”之方,“敬”是彻上彻下的工夫,它贯穿于为圣修养工夫的始终,它赅“小学”,涵“大学”,是“一心之主宰,万事之本根”,高度赞扬并肯定了“敬”学工夫的重要意义。在“诚敬”关系的问题上,胡居仁接着说道:“愚闻人之一心,万理咸备,盖其虚灵之体得之于天,所以主乎吾之一身,宰制天下之事者,孰有大于此者乎?孰有贵于此者乎?然放而不存,日以昏昧,至大至贵之物,反流于卑污苟贱之域而不自知矣。然所以放者,由于物欲牵引,旧习缠绕,故杂虑纷纭,不能休息,而无时在腔子之内也,唯能主乎诚敬,则本心全体即此而存,外邪客虑无自入矣。盖真实无妄之谓诚,主一无适之谓敬,二者既立,则天理安有不明,人欲何从而生哉?”(92) 人之一心,含具众理。然而由于外物之熏染,物欲的牵引,故心放而不能一。只有“主乎诚敬”,心才能存,外部邪气杂虑就无从干扰影响,也就能够察见事物之理。胡居仁吸收前人“诚敬”说,提出“真实无妄之谓诚,主一无适之谓敬”之观点,这是对程朱“诚敬”观点的综合与总结。综上所述,不难看出胡居仁虽然走的是程朱“由敬入诚”路线,但更为突出了二者的统一性,并把其作为存心穷理的不二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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