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居仁儒学思想的内外融通和动静贯通

胡居仁认为,“敬”之修养工夫兼赅内外,他说:“敬兼内外。容貌庄正,敬也;心地湛然纯一,敬也。”(64) “静坐端严,敬也;随事检点致谨,亦敬也。”(65) 一个人如果能践行“敬”的话,那么于外,在容貌辞气上必然给人以庄正之气象。于内,在心地上也能给人以湛然纯一的感觉,这二者是相辅相成的。虽然指向不同,但都是“敬”的表现方式。胡居仁继续说道:“容貌辞气上做工夫,便是实学,谨独是要。”(66) “敬”落实到日常生活中,则表现为:“足容重,手容恭,口容止,气容肃,立容德,色容庄。坐如尸,立如齐。庄敬日强,安肆日偷。”(67) 凡此种种,皆“敬”之目。如果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真正照此规范自己言行的话,便即是“敬”了。

“敬”不但兼赅内外,而且贯乎动静。胡居仁有云:“但要专一,若专一时,自无杂虑,有事时专一,无事时亦专一,此敬之所以贯乎动静,为操存之要法也……敬该动静。静坐端严,敬也;随事检点致谨,亦敬也。”(68) “敬”贯穿于动静体用的全过程之中。人应该要静坐端严,随事检点。“静中万理具备,是涵得有动之理,故谓之体;动时事得其理,是著乎静之理,故谓之用。体用只是一物,以其在静在动,未发已发而言也。”(69) 胡居仁首先从“未发”和“已发”入手论“敬”,指出“未发之前要操得密,已发之后要察得精”(70) 。他继续说:“程子曰:‘未应不是前,已应不是后。’盖未应之时,此理全具于寂然不动之中,当此之时,敬以操存之,而未发之中,天下之大本立焉;已应之时,此理发见于感而遂通之际,当此之时,敬以省察之,则发而中节之和,而天下之达道行焉。未应,体也,静也;已应,动也,用也。体即用所存,用即体所发。非有两事,固无先后可言,亦动静无端,阴阳无始之意。”(71) 在这里,胡居仁认为“敬”贯动静。人们应做到静时“敬以操存”,动时“敬以省察”。一句话,就是静时操存,动时省察。在胡居仁看来,无论是静时抑或动时,此“理”一如,未曾改变。这就要求静时的“未发”和动时的“已发”状态都要主敬,应让主敬的工夫贯穿始终。“未发”时“敬以自持”“操得密”;“已发”时“敬以省察”“察得精”。关于这点,杨柱才亦有专门论述,他说:“未发之时,此心寂然不动,然万物之理全具。此时当操存此未发之心,保持未发之心的专一,从而大本确立。已发之际,此心感而遂通,散为万事。此时当省察此已发之心,保持已发之心亦能专一,从而确保发而皆中节,则天下之达道顺行。敬斋以程子之未应对应于未发,已应对应于已发,前者即是静,是体,后者即是动,是用。体用并非隔离的两段,而是贯通的,也就是体中含用,体为用之所存,用存于体,用为体之所发。所以,在心体本原的意义上,动静体用无先后之别。既然此意义上的未发已发的体用动静没有实际的时间先后可言,主敬的工夫当然也就不能说仅仅是针对着实际的已发之动的作用方面,而是也应当在未发之静的本体方面发生作用。”(72) 这就从理论上分析了“静时操存,动时省察”的深层哲学意蕴。胡居仁接着讲道:“未发之时,事物之理已具,但未发耳!此时不容求索,只敬以自持。事物既接,思虑一动,则便是已发,便当省察。然其已发之理便是未发时的理,体用本末实一贯。涵养得这道理熟,发便中节。”(73) “理”贯动静,“理”贯“未发”“已发”,体用一如,本末相继。所以不论“未发”,还是“已发”,皆须“持敬”。如此涵养纯熟,则发便皆中节。“道理本全具,未发时敬以养之,莫令有偏也;已发时敬以察之,莫令有差。内外动静,交致其功。”(74) 至此,胡居仁给我们完美地描绘出一幅“敬”贯动静的动人场景。细心之人不难看出,胡居仁此观点之源头实乃源于宋明儒“万物一理”说,只不过他的操持存养工夫更为细密和无间断而已。

此外,胡居仁还重点阐发了“静”中应具的“操存涵养”工夫,批驳了时人“静时不可操,才操便是动”的观点。他说:“今世又有一等学问,言‘静中不可着个操字’,若操时又不是静,以何思何虑为主,悉屏思虑,以为静中工夫,只是如此,所以流于老、佛。不知‘操’字是持守之意,即静时,敬也。若无个‘操’字,是中无主,悠悠茫茫,无所归着,若不外驰,定入空无,此学所以易差也。”(75) 胡居仁从一个侧面为我们阐述了“敬”贯动静,为操存之要法的道理。他继续讲道:“今人说静时不可操,才操便是动,学之不讲,乃至于此,甚可惧也。静时不操,待何时去操?其意以为不要惹动此心,待他自存,若操便要著意,著意便不得静,是欲以空寂杳冥为静,不知所谓静者,只是以思虑未萌,事物未至而言,其中操持之意常在也。若不操持,待其自存,决无此理。程子曰:‘人心自由便放去’,又以思虑纷扰为不静,遂遏绝思虑以为静。殊不知君子九思(76) 亦是存养法。但要专一,若专一时,自无杂虑,有事时专一,无事时亦专一,此敬之所以贯乎动静,为操存之要法也。”(77) 在胡居仁看来,时人“静时不可操,才操便是动”之观点很是害人。他从正反两个方面加以论述。如果把“空寂杳冥”当作“静”,而不知“静”即“思虑未萌,事物未至”的状态,“静时不操”,人心就会放荡丢失,“理”也就不复存在了;如果以“思虑纷扰”为“不静”,把“遏绝思虑”当作“静”的话,那是因为不了解孔子“九思法”的缘故。这两种倾向都没有很好地把握儒家“静中亦应持敬”之思想精髓,这也就使时人明了了“静”中“操持之敬”的工夫不应间断的道理,对明初思想界出现的喜爱谈“静”谈“心”,以及容易滑向佛学异端的陆学倾向予以及时纠偏。(www.xing528.com)

针对周敦颐的“主静”说,胡居仁有一番自己的观点,他讲道:“周子有‘主静’之说,学者遂专意静坐,多流于禅。盖静者体,动者用;静者主,动者客。故曰主静,体立而用行也。亦是整理其心,不使纷乱躁妄,然后能制天下之动。但静之意重于动,非偏于静也。愚谓:‘静坐中有个戒谨恐惧,则本体已立,自不流于空寂,虽静何害?’”(78) 用“重于动,非偏于静”来解释周子“主静”。他认为“静坐中有个戒谨恐惧在”,有存养工夫在,如此才能使圣学不至流于空寂。在胡居仁看来,那种把“敬”认为只是“已发”之动的工夫,“未发”之“静”不可操,才操便是动的观点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以空寂杳冥为静,是以排除思虑为静中工夫,没有认识到未发之静只是指思虑没有发生、事物没有到来的状态,其中的‘操持之意’却是应当常有的。这种所谓静很容易流入释老,而发动时又很容易放失。”(79)

从此出发,胡居仁进一步认为,对于罗豫章(从彦)、李延平(侗)等学者认为的“于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以前气象”的看法,也是存在问题的。他说道:“人之学易差。罗仲素、李延平教学者‘静坐中看喜、怒、哀、乐未发以前气象’,此便差却,既是未发,如何看得?只存养便是。昔吕与叔、苏季明求中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程子非之,朱子以为:‘即已发之际,而识其未发之前者,则可。’愚谓:‘若求未发之中看未发气象,则动静乖违,反致理势危急,无从容涵养意味。’故古人于静时只下个操存涵养字便是静中工夫,思索省察是动上工夫。然动静二端,时节界限甚明,工夫所施,各有所当,不可乖乱混杂,所谓‘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80) 在胡氏看来,罗仲素、李延平一派学者于“静坐中看喜、怒、哀、乐未发以前气象”是不对的。既是“未发”气象,不被人所见,理应加以存养才对。二程也对此抱有非议。针对朱熹提出的“即已发之际,而识其未发之前者,则可”的情况,胡居仁认为不妥。若从“未发”之中看“未发”气象,那么动静秩序就被扰乱了,就会导致“理势危急”的情况产生,少了些从容涵养的意味。故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静中操存涵养,动上思索省察”,目的都在于保持心的专一状态。只有这样,动静才不失其时,“其道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