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居仁儒学思想：理气不离，理在气中

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理”“气”概念经历了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魏晋时期,随着玄学的兴盛和佛教思潮的影响,人们对“理”的认识逐渐上升到理论抽象的高度,一改以前的直观直觉。北宋以降,随着理学思潮的发展,理气问题成为哲学家们探讨的核心问题之一。理学家们把“理”塑造成一个具有无限形上性而又生天生地的“道”或“天理”,成为程朱之学的形上哲学范畴,并把“气”与之相对举,二者的关系也成为他们讨论的中心问题。我们说,在宋明理学中,理气关系问题实际上是被看成是物质和精神或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最为根本的问题,所以每个理学家在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的时候,都是要涉及而且必须做出回答的哲学基本问题。(137) 远在宋代,有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陆九渊;近在明初,曹端和薛瑄都对理气关系有过相关的规定,有的还形成了自己严密的逻辑体系。“胡居仁站在新儒家的立场上,对理气说做了一次小的综合阐释,虽无大的发明,超出朱学的樊篱,却也颇成系统,不愧为明代初期的朱学之秀。”(138) 下面将对其理气说展开具体论述。

(一) “天地万物,一理所为”

胡居仁认为,天地万物虽然都由“气”生成,但皆是“一理之所为”。前面通过对胡居仁“理”概念的逻辑分析,知道了在他眼中,“理”即“性”,即“道”,即“太极”,是化生宇宙万物的根本,“理”即所以为“气”者。他说:“有理必有气,理所以为气;气乃理之所为。”(139) “理”是“气”的主宰和化生者,有“理”就有“气”,“理”是“所以为气”的原因和根源,这就坚持了朱熹的“理先气后”说,此“形而上”的“理”不是在时间上,而是逻辑上在先。“气”是“理”的派生物,“气乃理之所为”。胡居仁接着说:“理是气之主,气是理之具,二者原不相离,故曰:‘二之则不是。’”(140) “理主气具,理比气更根本,万物的本原是理而不是气。胡居仁的理本论立场于此可见。这同朱熹的观点是一致的。”(141) 朱熹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142) “有是理后生是气……‘有是理便有是气,但理是本,而今且从理上说气。’……‘理与气本无先后之可言。但推上去时,却如理在先,气在后相似。’”(143) 在朱熹看来,“理气”本无先后,但要论根本、本原,则“理”在先,有是“理”才有是“气”。胡居仁的“理主气具”思想显然是继承了朱子的“理”本论和“理先气后”思想。

(二) “理气不离”“理在气中”

所谓“理气不相离”,指的是“理”“气”共同存在于宇宙演化的过程之中,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胡居仁在论述了“理主气具”“理先气后”说之后,阐述了“理气不离”“理在气中”的主张。他认为,二者原本就不相分离,任何人为把二者分开的做法都是错误的。他说:“生万物者气,理在其中,即为性,故说着性,便遗不得理与气。但所指不同,指其本原所由生之理,则有善而无恶,故仁义礼智何尝不善?恻隐羞恶之发,无往而不善矣。其为不善,是物欲害之也,孟子主意是如此。然物欲如何又害圣贤不得?众人如何动辄便为物欲所害?是其气质不同也。故指其本然之理而言,则为仁、义、礼、智,其善可知;指其禀与气者而言,则或清或浊,或善或恶,不能齐也。或问:‘气何以不齐?’曰:‘气常运行交错,无一息之停,所以不齐也。’”(144) 胡居仁指出,生成万物的是“气”,形上之“理”存于“气”中,“理”即“性”,说“性”时离不开“理”与“气”。他赞同孟子的学说,认为“理”即“恻隐之心”,它无不善;而“气”则有清浊之分,不相齐。胡居仁对造成这种不相齐的原因也进行了分析,指出因“气常运行交错,无一息之停”,所以有不齐。(www.xing528.com)

胡居仁进一步说道:“‘立天之道,曰阴与阳。’阴阳,气也,理在其中;‘立地之道,曰柔与刚’,刚柔,质也,因气以成;‘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仁义,理也,具于气质之内。三者分殊而理一。”(145) 胡居仁用理学中的“理一分殊”的观点来解释《周易》中的三才之道。“阴阳,气也,理在其中”,这是指天道而言,“理在气中”,“仁义,理也,具于气质之内”,这是指人道而言。胡居仁认为“理”不仅存在于天地自然的阴阳之“气”中,也存在于人类社会的“仁义之气”中,是普遍之道。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生万物者气,理在其中,即为性,故说着性,便遗不得理与气”(146) 。接下来,胡居仁以“气”之不同状态对“理”的贯彻有不同的影响为例来说明“理不离乎气”的道理。他说:“理不离乎气。气清明者,理亦明;气昏浊者,理亦昏;气刚大者,承载任荷得道理起;气弱小者,便承荷不得;气粗者,虽能承载,反隔蔽了道理。”(147) “气”的刚大、精粗、清浊等不同形态都会影响到“理”的实现和发挥。“气”只有在刚大清明的状态中才能完全呈现那个本体的“理”来。关于“理气”不离,胡居仁继续说道:“然气因理而有,理乘气而行,升降错综,参差不齐,而偏正通塞分焉,正者理通为人,偏者理塞为物,然后人与物异。”(148) 胡氏观点乃承袭朱子而来,朱子认为:“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理未尝离乎气’……‘然理又非别为一物,即存乎是气之中;无是气,则是理亦无挂搭处。’”(149) 总体来说,胡居仁与朱熹都持“理气不离”“理在气中”之观点。但比较而言,胡居仁更加突出强调了理气的浑然一体、不相离的一面。

(三) 以“太极”“阴阳”和“动静”等概念综合谈“理气”

胡居仁谈“理气”,还引入了“太极”“阴阳”和“动静”等概念,他说:“太极者,理也;阴阳者,气也;动静者,理气之妙运也。有是理必有是气,故有太极便生两仪;有是气必具是理,故两仪既判,太极即具于其中。故曰:‘一物一太极。’又曰:‘万物共一太极。’……‘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阴阳,形而下之器也;阴阳之理,道也。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人之动作威仪,形而下者也;其理则形而上者。圣人制而行之,谓之礼;施之天下,谓之法习矣。而不察行之而不著,是不能由器以察理,故曰:‘终身由之,不知其道。’”(150) 在胡居仁看来,“太极”就是“理”,“阴阳”就是“气”,“动静”是“理气之妙运”。就像“有是理才有气”一样,“太极”生出“阴阳二气”,“阴阳”之“理”就是“道”,它是形而上者,而“器”即形而下者,根据形而下的“形器”,我们便可知晓那形而上之“道”或“理”了。“‘有是理必有是气’和‘有是气必具是理’是两个并列的判断,分别说明理、气在宇宙万物生化过程中的作用。有太极之理便生两仪,而两仪既分,则太极存在于两仪及万物之中。就单个事物来看,是一物一太极;就万物的整体来看,是万物共有一个太极。太极在万物之中,即是物之性。这一点,当然也是对朱子思想的继承。”(151)

从上述胡居仁有关理气关系的表述来看,其理气论说从整体上看属于朱学系统,这在他论述“理本气具”“理在气先”,并以“太极”“阴阳”和“动静”等概念综合谈“理气”皆可看出。但在具体观点的阐述上也有与朱子不相同之处:就其强调“理气不相离”“动静者,理气之妙运也”而言,胡居仁似乎比朱子更为突出理气的浑然一体的一面,强调二者的相互统一和融合;就主张“气乃理之所为”来讲,他似乎比朱熹更为明确地认定“理”在先、“气”在后。其“理在气中”的观点,较之明初的薛瑄的“实理实气”论来说,又向前迈进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