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居仁儒学思想研究：关于仁的规定

“仁”是中国儒家道德规范的核心范畴,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对中华文化和社会发展产生过很大影响。它的产生是社会关系大变动在伦理思想上的表现,是对父子、君臣、家国间关系的伦理总结,具有很丰富的内容,是一个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仁学”思想的产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促进生产关系的变革,这种变革也引起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剧烈变化。晚周时期,社会“礼崩乐坏”,这时候,有识之士便站了出来,力图寻求建立一种新型的人际关系。孔子作为真正使“仁”成为一个范畴的第一人,从春秋时代大量有关“仁”的思想资料中加以取舍、提炼和总结,并以此为逻辑起点,构筑了早期儒家的伦理思想体系。“仁”本来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亲爱,孔子把它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并提出了相应的为“仁”之方,建立了以“仁”为主体的道德伦理价值体系。后世中国学人对“仁”这一核心价值范畴多有阐发,形成了中国传统哲学中蔚为大观的“仁学”文化。

宋明理学把原始儒学的实践原则提升到形上学层面,最为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对“仁”的阐发。我们知道,“仁”在先秦原始儒学那里,无一不是些具体的实践条目,如孔子就认为,“能行五者”即“仁”,它们是“恭、宽、信、敏、惠”,“刚毅木讷”最接近“仁”,“仁者爱人”等等。而到了宋明理学家那里,除了保留这些具体的传统实践条目之外,还增加了大量的形上学意味。比如程颐就说:“医书言手足痿痺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123) “医家以不认痛痒谓之不仁,人以不知觉不认义理为不仁,譬最近。”(124) 在这里,二程已经把“仁”之道德行为规范从具体事务层面上升到抽象“所以然”层面了。人如知晓“义理”,便自然知“仁”行“仁”。二程还对孔子“仁者爱人”观点做出理学解释。他们认为,“仁爱”二者不再是合而为一的关系,而是加入了性情体用的新关系,“仁爱”之间存在着性情体用的区别,不可将其混淆。朱熹则进一步发挥了二程此思想,将“仁”为“理”的道理讲得更为清楚了。他说道:“仁,性也;恻隐,情也。”(125) “爱是恻隐,恻隐是情,其理则谓之仁。”(126) 在朱熹看来“仁”就是“性”,就是“理”。

那么胡居仁对“仁”又有什么样的主张呢?我们还是先来看看他对先前学者论“仁”观点的评述。他说:“昔孔子言:‘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则人之道乃仁义之所为,以见人之身全体是仁义,命之于天,全之于我,而博爱与行而宜不足以尽之也。子思曰,‘仁者人也,义者宜也’,以见仁即人身之理,义即其理之宜也。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以见人心全体是仁,义乃当行之理。程子言,‘心如谷种,仁则其生之性’,则益亲切矣。朱子曰,‘仁者,本心之全德’,是举仁而义在其中,即程子所谓‘专言之仁’也。又曰,‘仁者,心之德,爱之理;义者,心之制,事之宜’,是兼体用而言也。盖孔子、子思、孟子、程子之言,极亲极切,朱子之言,尤详尤备,惜退之未睹乎此。”(127) 胡居仁对从孔子、子思、孟子到程朱有关“仁”的学说进行了一番梳理和评说。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这些儒家先贤们论“仁”的学说整体加以肯定,认为这些观点都“极亲极切”,尤其以程子的“仁则其生之性”和朱子的“仁者,心之德”最为亲切与详密。对于韩愈,胡居仁认为他“未睹乎此”。虽然韩退之没有领悟到“仁”的这些规定、含义,但胡居仁认为其以“博爱”言说“仁”,仍然比那些以“觉”来解说“仁”的要高明一筹。他说:“韩子以博爱为仁,虽不是,犹胜以觉言仁者。”(128) 在胡居仁看来,“仁”不仅有先前学者论“仁”之具体条目的一面,更有将“仁”本体化和形上化的一面,两方面都不应偏废,且要在现实生活中去践行,自觉仁民爱物。唯有如此方算是实现“仁”。(www.xing528.com)

胡居仁继续讲道:“故《朱子训》:‘心之德,爱之理。’又曰:‘仁者,本心之全德。’《中庸》曰:‘仁者,人也。’朱子曰:‘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恻隐慈爱之意。’孟子曰:‘仁,人心也。’程子曰:‘心如谷种,仁则其生之性。’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朱子曰:‘天地以生物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为心,故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合此数说而体验之,仁可得矣。”(129) 胡居仁关于“仁”的第一个规定就是“仁乃本心之生理”“仁则其生之性”。将“仁”理解为“本心之生理”和“生之性”,无疑就确认了“仁”的形上性,它是万物的本原,万物都从“仁”中获得各自的规定性。“人心若仁,则万物皆在吾生育之中。”(130) 他高度肯定了孔门学者的求“仁”行为,“孔门学者以求仁为要,真是好。是教他在最切要处求,非但自己一身好,与天地万物血脉便相贯通”(131) 。反之,“不仁,戕其心生理也”(132) 。胡居仁还用医术打比方,说明如果不“仁”,则“天理”不能贯通之道理,他接着说:“医书以手足风顽为不仁,程子善之。盖人而不仁,私意蔽隔,天理不能贯通,天地万物漠然与己无干,如风顽之人,手足疾痛不相管摄也。程子说‘鸡雏可以观仁,切脉可以观仁’,是无时无处不体验。鸡雏是生意醇粹处,切脉是生理贯通处。程子用心熟方见。”(133) 他关于“仁”的第二个规定就是“仁乃本心之全德”。“仁者,本心之全德。盖心中别无他物,只是此一个生理,天地万物皆不外乎此。”(134) “仁”作为“心”之德目的综合体,人如果具有“仁”的话,那他就有自然之“生意”,散在天地万物之中也就自然流通无间了。他说:“仁者,心之德。求仁,所以全其心之德。心德既全,在我则有自然之生意,在天地万物则亦流通无间。故人之于仁最为亲切,入圣人气象于此最近。如瓜仁、桃仁、杏仁,此亦善形容仁字,盖物之生意尽在于此。某尝爱吃瓜仁、桃仁,吃着便有仁底意思。求仁必先主敬者,当体便要存得本心,本心既存,则生理自在。”(135) 在胡居仁看来,全“心”之德即为“仁”,苟能如此,便有自然生意流通心间。

从以上关于“仁学”的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出,作为继承程朱理学衣钵的醇儒胡居仁,继续走程朱理学把“仁”理学化、心性化和形上化的路子,他肯定“仁”具有的“生之性”和“本心之全德”含义,并以此来解释社会和人生。虽然没有太多的新意,但其站在当时时代的高度,对先前儒家论“仁”思想加以总结和评述。“而胡居仁则以‘人之生理’来解释(指‘仁’,笔者加),其宗旨在于说明‘仁’同样具有‘生意’,即所谓‘仁则天理浑然,万物皆生意’……显然,这样的‘理’就不再是‘死理’,而是‘活理’了。这也是沿着曹端在其著名的人马之喻中所谓‘活理奴气’的思路前进的。”(136) 特别是他肯定和褒扬孔孟、程朱的“仁”学主张,并按此要求来全面“践仁”,则又有其独特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