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居仁儒学思想研究：诸儒影响及伦理政治主张

在宋明理学发展史上,一般都会把明初理学看作是“述朱”期。这一时期出现许多理学家,这其中,宋濂是儒林名宿、开国文臣之首;方孝孺号称“程朱复出”;曹端被誉为“明初理学之冠”;薛瑄则继曹端之后,开北方“河东之学”,等等。《明史·儒林传》序言中指出:“原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曹端、胡居仁笃践履,谨绳墨,守先儒之正传,无敢改错。”但是只要我们仔细地进行考察,就会发现他们在“学宗程朱”的大背景下其实还是有些自己的发挥之处。方孝孺就力图“和会朱陆”,表现出鲜明的心学倾向。(28)

刘基,字伯温,浙江南田人,是朱元璋的主要谋臣,在帮助明太祖夺取天下的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是明初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有着“一代宗师”之誉。他早年受儒家正统思想的影响,弃官归田后,他的思想发生了较为深刻的变化。其著作有《天说》《雷说》等,具有鲜明的唯物主义倾向。在本体论上,刘基认为“气”或“元气”是世界的本原与基质。天地浑然,“气”在其中,“气”的发展变化导致自然现象的发展变化。万物和人都是从这“元气”中生成,把宇宙万物都看成是禀“气”化生的产物,具有历史的进步性。但他把“天”看作是有情感的神秘之物,“气”亦有正邪之分,能够预知祸福善恶,这就不能将他“气”本体论的理论贯彻到底,具有历史的局限性。在认识论方面,刘基坚持“物有准则,心为权衡”的观点,认为客观事物都有其自身的内部规律,但是我们人类通过自己的认识能够达到主、客观的统一。刘基还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重视农业生产,主张任贤举能,也体会到农民百姓生活的艰辛,向明太祖提出过许多治理国家的好建议。(29) 这些思想对胡居仁的伦理政治主张产生了影响。

宋濂,字景濂,浙江金华人,明初文坛领袖,被时人称为“开国文臣之首”。他在理学上虽继承程朱,但不囿于成规,主张“和会朱陆”,折衷儒、佛,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非常推崇朱熹,由于受乡人吕祖谦及元代吴澄“调和朱陆”思潮的影响,他提出了“宗经”说,力图杂糅各家学说。在他看来,心是形,经是影,心要体会“六经”,要在“治心”上下功夫。(30) 不仅如此,宋濂还于释道二教有着浓厚的兴趣和较为精深的造诣,他这种文化情趣反映了明初许多儒学士大夫的文化潮流。“宋濂之儒释观,简要概括之,其突出的具有代表性的倾向性认识,是强调终极关怀意义上的儒释一致论和社会功用意义上的儒释互补论。”(31) 宋濂的学说大都建立在儒释互补、儒释不异的基础之上。宋濂认为,儒释两家,只是教化方式上的不同,在目的上却是一致的。他还对佛教强调整治人心的主张十分推崇,认为佛儒在孝道问题上有相似之处,实行佛教有利于封建忠、孝等社会伦常的维护。“不仅如此,宋濂还试图用传统的气一元论和心性说在学理上说明和协调儒释道的一致性。”(32) 总之,“和会朱陆”与“儒佛互补”是宋濂学术上的主要特点,但他致力于儒学“穷理尽性”的道德努力也是很明显的。

方孝孺,浙江宁海人,是宋濂最得意的学生,以崇高的士人气节而闻名天下。方孝孺生处元明之际,程朱理学几经变化,“空言性命”与“谈玄论虚”之风风靡儒林,针对这种情形,他以兴复理学于不倾为己任,对功名利禄、训诂文辞的假道学进行了猛烈批判。他认为,儒学之道已圆满具足于圣贤经典之中,我们的主要任务便是如何去遵行和践履,并把它落实到自己的实际行动中来,以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关于为学之方法,他特别重视“小学”工夫,提出由“小学”尔后“大学”的进学之道。“在其所著的《幼仪杂箴》中,列小学科目为坐、立、行、寝、揖、拜、食、饮、言、动、笑、喜、怒、忧、好、恶、取、与、诵、书等二十项。所列每一项内容,不仅使幼童学到形体外表的规则,而且也涉及心性的涵养……按此去做,便是‘养其心志’,‘以端其本’,本即心,端其本即正其心,或曰治心,能正心,则嗜欲好恶就可以得其正,得其正则可以在洒扫应对饮食言动的日用常行中体验天道。”(33) 但他受其师的影响,在理学的方法上较为偏重于直觉的内省,这与程朱的格物穷理的集义之道有不同之处。在对佛、道二教的态度上,他与宋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在此问题上的观点基本承袭了宋元以来尤其是唐代韩愈的排佛理论,表现出强烈而坚决的精神态度。他一反佛教万物有灵论之说,主张万物本原于“气”,且对佛教因果轮回的报应学说展开批驳。方孝孺不仅能从卫道、护道的角度出发,而且能从理论上加以分析,这是很难能可贵的,因而批判也更为有力。方孝孺的学说对后世有一定影响,他的“下学”工夫及对佛、道二教的激烈批判态度都被胡居仁所继承。

曹端,字正夫,号月川,河南人,后人称之为“月川先生”。曹端与方孝孺同时,是明代初年北方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被誉为“明初理学之冠”。黄宗羲《明儒学案》有云:“先生之学,不由师传,特从古册中翻出古人公案,深有悟于造化之理,而以‘月川’体其传,反而求之吾心,即心是极,即心之动静是阴阳,即心之日用酬酢是五行变合,而一以事心为入道之路。故其见虽彻而不玄,学愈精而不杂,虽谓先生为今之濂溪可也……方正学而后,斯道之绝而复续者,实赖有先生一人。”(34) 在这里,黄宗羲对曹端的学术特色加以总结,并把他誉为“濂溪”再世,道他接续得那千年之道统来,给予其很高的评价。曹端视周敦颐为理学正宗,在宇宙论上,他继承朱熹的“理本论”思想,提出“宇宙间一理而已”的命题。不仅如此,他还继承了朱子的“太极,理也”的思想,认为“太极”就是“理”,二者都是本体,具有同等的地位。他还继承了程颐的“主一之谓敬”和“敬以直内”的思想,认为“敬”则自然会静。在此基础上,他受心学修养论的影响,明确指出“太极”本体是宇宙的根源,在修为工夫上也要时时在“心”上来做。在对待“孔颜之乐”问题上,曹端认为这种乐其实是“仁”之乐,是出于“仁”的精神状态之中所自然具有的快乐。曹端与方孝孺一样,本着卫道的立场,从儒家之“虚”与佛教之“寂”等入手从学理上展开对佛、道的激烈批判,体现出其坚定的无神论精神。(35) 在理气关系问题上,曹端沿用了朱熹的观点。“但是他在细辨‘太极’与动静和由此引起的‘理’与‘气’的问题上,却认为‘太极’与动静之间,相即不离,但又是同一的。朱熹从形而上学的本体来说‘太极’含动静之理,是动静的本然之妙。但不能说‘太极’便是动静,更不能说‘太极’自己能动静,只是‘太极’流行于‘气’后,才能动而生阳,静而生阴。‘气’的动静是‘太极’的‘所乘之机’。曹端不同意把‘太极’与动静、理气看成是二物的说法,认为‘太极’自能动静……其实质在于强调理气一体,浑隔无间。因为只有这样,‘理’才能活而成为万物之本原。”(36) 在心性论上,曹端对程朱心性学说加以修正,讲“性即理”,将“气禀之性”与儒家“四端”纯然之性相等同,“性”只有“气质之性”,“性”与“气”不相分。在道德修养方法上,曹端提出要学宗圣贤,“天理”的存亡只在人的一念发动之间。因此,他非常重视“心”在“未发”状态下的存养工夫,苟能“诚敬”存养得那“未发”之心,便“发而皆中节”,从而达“道”、顺“天理”了。看得出,曹端“太极即理”的观点、“孔颜之乐即仁”的主张、“诚敬存养”的思想都对胡居仁产生过重要影响,但他笼统地说“性即理”,将“气禀之性”等同于那“仁义四端之性”却又被胡居仁加以修正。(www.xing528.com)

在北方继曹端之后开“河东之学”的薛瑄,在明代理学思想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不仅对明中叶以后气学思潮的形成和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想家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给明代‘关学中兴’奠定了思想基础。”(37) 薛瑄学宗程朱,是明代前期程朱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但在“理气”关系上,他不同意朱熹的观点,对朱熹的“理气”观进行了修正,具有唯物主义的哲学倾向。他还从“太极”与“阴阳”的关系上论证了“理不理气”的思想。他认为“太极”自会动静,“太极”自能动静,“阴阳”的动静也就是那“太极”的动静。从此理论出发,他便自然得出“理”在“气”中的结论。“道器不二”“理气浑然”“理不理气”“理在气中”,“理”与“气”一时俱有,不分先后,从而批判了朱熹所谓的“理先气后”之说。他承认“形而上”,但是又认为“形而上”不能离开“形而下”而独立存在。在“心”和“理”的关系上,薛瑄虽接受朱子的“理具于心”思想,但并不同意“心即理”与“心与理一”的说法。在知行问题上,薛瑄继承了朱熹的“知行相须”说,虽提出了“知行兼尽”的思想,但并不明确讲所谓的“知先行后”问题。在人性论思想方面,他以“天人合一”说为其学说的理论前提,且以“天人合一”说为最高的理想境界。(38) 他理学思想最富有特色的地方,便是“复性论”学说的提出。“性在他那里,是本于天地的,也就是本于‘天道’、‘天命’,所以说天地公共之理,人得之为性,性乃天命赋予人物之实体,天道、天命是顺其自然的,故可以说性本自然。由此,从人的‘气质之性’中,可以求得天地的本然之性,而达于‘天道’、‘天理’。”(39) “性”在薛瑄那里成为沟通天人的一个环节,知“性”,其“心”便与“天”相通。薛瑄主张通过人的心性修养而返回到人的本体之性上去,“复性”的内容就是“变化气质”,即变化得那不善之“气质”,使其复归于善。其实,“复性”就是通过道德修养方式将那不善之“性”返归到纯然本真的性之本体上去的一种方法。“复性”方法,落实到工夫层面上,就是要“居敬穷理”,也即程颐“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方法,这种“复性”在日用伦常中是可及可求的,它区别于佛教所谓的“明心见性”方法之处,就是“下学”工夫的偏重。“薛瑄强调人伦日用的下学工夫,认为下学工夫不实,欲求上达则‘无可据之地’。他所谓的‘下学’,包括日用生活、社会政治的实践……他认为学者们如果在人伦日用、应事接物的生活实践中,做到‘恭行践履’,以‘求至极之理’,就能达到对性体的‘豁然贯通’。”(40) 薛瑄的“理气一也”以及对“下学”与践履工夫的重视对胡居仁有一定的影响。

钱穆先生在《宋明理学概述》一书中对明代前期理学特点作了一番自己的品评。他指出,明代学术大都沿袭宋元,思想上没有什么大的创建,且较为单纯。明初之学,经历了元代百年统治之后,好像是在大雪大霜覆压之下所展现出的一线生机与萌芽,整体上已经没有了宋代之时的那种元气淋漓与规模阔大的感觉了。

总之,通过对上述明初诸儒思想的大致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明初诸儒在学宗程朱的大背景之下也做了自己的理论探索,既立足程朱又质疑程朱,提出了一些颇有见地和价值的思想观点,这在曹端与薛瑄身上有明显体现。除此之外,明初诸儒身上所具有的崇高的士人气节、注重“下学”践履、崇儒排佛的观念也是我们在探究明初理学思想时所应注意的问题,这些方面都或多或少对胡居仁学术思想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