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居仁儒学思想研究：高压控制下的思想文化

明初社会在发展生产和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同时,在思想文化领域也加强控制,这可以从理学官学化以及八股文的出现等方面得到证明。

(一) 理学官学化

理学大儒朱熹虽然在生前长期进行讲学活动,并且形成了以他为中心的一个势力庞大的学派,但他的理学并未取得官方的认可和思想文化界的地位。一开始,南宋政府宣布朱熹哲学为“伪学”,实施极大的压制。朱熹门人也因此受到牵连,有的遭到放逐,有的受到迫害,出现朱门惨淡凋敝之现象。后来,宋理宗偏好理学,以南宋末年“庆元党禁”的解除为标志,追奉朱熹为信国公,程朱思想至此才开始获得封建政府的官方认可。到了元代后期,程朱理学变成了官方学说,但其正式成为国家独尊的社会意识形态,则是到明朝立国之后才得以逐渐完成的。

洪武朱学

明代初年,崇儒重教之风大兴天下,理学的地位也日益得到提高。据《明史》记载,朱元璋以布衣夺取天下,干戈平定之后,他便征召理学名宿来讲道德、修治术、兴教化,以谋求国家长治久安之道。“早在开国之初,即有刘基、宋濂等一批近臣,与其‘论道经邦’,议论‘礼乐之制’,朱元璋当时就提出了‘治本于心’的思想。在他看来,‘治本于心’的重要性,甚至超过‘治本于法’……朱元璋与他的幕僚们一致意识到,要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巩固和加强君主专制统治,传统的儒家思想仍然是非常有效的思想武器……在他们看来,儒家学说,尤其是对封建等级伦理关系的‘天然合理性’做出充分论证和说明的‘新儒学’——程朱理学,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这种现实的需求。”(4) 换句话说,程朱理学所宣扬的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观念很适应明太祖为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的现实需要,所以二者很快就结合到了一起。明朝初年,官方非常推崇程朱理学,经过开国之初宋濂和刘基等理学大家的推荐,朱元璋也懂得了要以孔孟之书为经典,以程朱的注解为“程规定准”,并吸收他们的建议,认为理学是治国的根本。“明太祖洪武年间,解缙上万言书,建议由官方修书,以关、闽、濂、洛上接唐、虞、夏、商、周、孔,‘随事类别,勒成一经’,以作为‘太平制作之一端’。”(5) 以此进一步加强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这也是明初官修理学的开始。缘何要官修程朱理学呢?《明史·解缙传》就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一日,帝在大庖西室,谕缙:‘朕与尔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当知无不言。’缙即日上封事万言,略曰:‘……臣见陛下好观《说苑》、《韵府》杂书与所谓《道德经》、《心经》者,臣窃谓甚非所宜也。《说苑》出于刘向,多战国纵横之论。《韵府》出元之阴氏,抄辑秽芜,略无可采。陛下若喜其便于检阅,则愿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请得执笔随其后。上溯唐、虞、夏、商、周、孔,下及关、闽、濂、洛,根实精明,随事类别,勒成一经,上接经史,岂非太平制作之一端欤!’”(6) 这就说明,在明朝初年,作为封建王朝最高统治者的皇帝都没有一定的经典书籍可读,而只能读些诸如《说苑》《韵府》《道德经》和《心经》等书。我们知道,《说苑》在体例上多讲历史故事,而《韵府》则有点类似辞书字典的味道,都算不得是经典。《道德经》是道家、道教的经典,而《心经》则是佛教禅宗的经典。解缙针对朱元璋无固定的经典可读的情况,提出编修程朱等儒家典籍的计划,当然这也反映了在明初社会思想界尚没有统一的思想。解缙的编纂计划也体现了以儒家思想尤其是程朱理学为依准的愿望及要求,其用意在于为全社会确立程朱思想的正统地位。解缙的这一主张,也成为后来明成祖修撰三部理学丛书的先声。朱元璋还规定凡天下郡国学校都要以孔子所定的经书为学习标准,强调《四书》《五经》等是万世之圣典,要时时勤读,不可一日或息。

明太祖时期思想文化政策方面的又一重要事件便是“科举制”的继续推行。“科举制”自隋唐开科取士以来,在为国家选取人才方面曾起过重大的作用。明太祖时期,国家颁布政策,规定在内容上要以程朱等理学家注解《四书》《五经》要义为准。“根据《明史·选举志》记载,‘颁科举定式:初场试《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颐)《传》、朱子《本义》,《书》主蔡(沈)氏《传》及古注疏,《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左氏》《公羊》《谷梁》三传,及胡安国、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7) 从上述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出,明初对科举考试的内容和形式皆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内容上以儒学和程朱理学思想为标准,形式上则要遵循“八股文”等文体要求,这是与元代仁宗皇庆和延祐科考最大的不同之处。所谓“八股文”,其实就是士人举子们在应试时候要将文章严格地写成八个部分,即“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在“起股”之后的四个部分中,每一个部分都要求要有两股两相排偶的文句来组成,共计八股,“八股文”由此得名。八股之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中股”。朱元璋明确科考要遵循八股之规定,且把内容也都给全部固定死了,这就严格地束缚了考生自由发挥的空间。其实,考察朱元璋此举的用意,无非是要借此限制读书人的思想。考试之中,不需要考生们有什么长篇大论,也不需要他们有什么惊鸿之想法,只要考生严格按照格式的要求,不“犯上作乱”就可以了。这样一来,通过科举考试的考生,也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的儒学建树和发挥,只是扮演了儒学的传声筒而已。明太祖通过国家意志和强制力量,加上科举考试的施行,从根本上把程朱理学正统化或意识形态化了。此后,八股取士的格式完全被固定化了,甚至连文章字数都有着明确的规定,这种一成不变的程式一直延续到清末,流延几百年。(8)

永乐朱学

明成祖朱棣以燕王身份在北京起兵,从其侄建文帝手中夺取皇帝位,号称“永乐”。由于其自身的原因,明成祖需要更具权威性和理论说服力的思想来为他统治的合法性作理论上的证明。经过长时期的考察,他最终选择了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他屡称:“孔子,帝王之师。帝王为生民之主,孔子立生民之道。三纲五常之理,治天下之太经太法,皆孔子明之,以教万世。”(9) 朱棣继续着以往朝代的做法,把儒家圣人孔子比作万世帝王师。他之所以会如此推崇孔子,无非是认为“孔子参天地、赞化育、明王道、正彝伦,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各得以尽其分,与天道诚无间焉”(10) 。一言以蔽之,就是孔子儒家之道能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的安定统治。明成祖登上皇帝之位后,采取了多种措施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一方面,他大开杀戒,把被世人誉为“明学之祖”“千秋正学”的明初理学家方孝孺诛灭十族;而另一方面,则继承了朱元璋把理学正统化和正规化的理路,更加尽心尽力地强化程朱理学的思想统治,其标志性的事件便是《四书大全》《五经大全》和《性理大全》这三部所谓“大全”的编纂完成。“到明成祖永乐十二年(1414),朱棣下诏,‘开馆东华门外’,命翰林学士胡广、侍讲杨荣、金幼孜等编修所谓的‘大全’。次年,编修工作即告完成。共纂修了《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三部,共计二百六十卷,其中《五经大全》一百五十四卷、《四书大全》三十六卷、《性理大全》七十卷。”(11)  “永乐十二年(1414)十一月,他(明成祖)‘谕行在翰林学士胡广、侍讲杨荣、金幼孜曰:《五经》《四书》唱圣贤精义要道。其传注之外,诸儒议论有发明余蕴者,尔等采其切当之言,增附于下。其周、程、张、朱诸君子性理之言,如《太极》《通书》《西蒙》《正蒙》之类,皆《六经》之羽翼,然各自为书,未有流会,尔等亦别类聚成编。二书务极精备,庶几以垂后世。命广等总其事,仍命举朝臣及在外教官有文学者同纂修。开馆东华门外,命光禄寺给朝夕馔。’”(12) 可以看出,明成祖编修三部大全的指导思想,是以《四书》《五经》的内容为主体,并辅之以宋儒之著作,力图把它编纂成精微详备之书,以此来垂教后世。这三部“大全”,编纂之初只有两部,即《五经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正因为如此,永乐大帝才会在上述引文中说是两部。前者即为历代圣贤精义之要道,后者便是周、程、张、朱等羽翼六经的著作和性理之言。在成书之时,恭呈明成祖御览,看完之后,朱棣对礼部臣说:“此书,学者之根本,而圣贤之精义悉具矣。自书成,朕旦夕宫中批阅不倦,所益多矣。古人有志于学者,苦难得书籍,如今之学者得此书而不勉力,是自弃也。尔礼部其以朕意晓谕天下学者,令尽心讲明,毋徒视为具文也。”(13) 明成祖希望借此《大全》晓训天下诸生,让他们修明礼仪,以儒家圣贤之书为程准,尤其要以程朱理学为依归。不仅如此,明成祖还明令天下学校学习三部《大全》,在科举考试中也要以《大全》中的内容为标准,这就在国家思想层面将程朱理学大大官学化了,并以其作为官方指导思想。(www.xing528.com)

关于程朱理学取得统治地位的过程,徐洪兴在《中国理学》中对此有详细的论说:“到了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十一月,仁宗下诏命中书参酌古今,制定科举条例,并于延祐二年(1315)正式推行。此时,朱熹的注本已经开始具有很大的权威,得到了政府的尊崇,基本上已成为了官方的统治思想学说,这个变化已经可以说是不寻常的了。此后,至明成祖的永乐十三年(1415),又编纂成以‘朱学’为主要内容的三部所谓的《大全》,将其作为科举考试的准绳,‘朱学’开始达到其思想统治如日中天的顶点,这个过程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即使从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算起的话,到明成祖的永乐十三年,也已有四十七年,也几近半个世纪。”(14) 对于明成祖编纂三部《大全》事件,徐洪兴就持较为肯定之观点。他说道:“明初三部《大全》的颁行,定程朱理学为独尊,其意义犹如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仅实现朱氏父子所谓‘合众途于一轨,会万理于一源’、‘使家不异政,国不殊俗’的统一思想任务,同时也标志了程朱理学意识形态化的真正彻底完成。以后到了清朝的初年,康熙皇帝又下诏编纂《性理精义》,和重新纂修‘五经’等一系列举措,这只不过是对程朱理学作为官方统治学说的一次重新的确认,相对明成祖编定三部《大全》而言,已经毫无什么新意可言了。”(15) 当然也有与之相对立的观点:“永乐朱学既缺乏洪武朱学那种讲求实用的生命精神,亦几无理论上的创获。而且,为永乐所信用的儒臣,虽以理学标榜,却丧失了朱学内蕴着的崇尚节气的人格精神。这一点由受命负责总纂三部《大全》的胡广、金幼孜、杨荣可略见一斑。由这样一些儒臣奉命负责编修而成的三部《大全》所代表的永乐朱学,受到后世学者的讥评。”(16) 客观来讲,这三部《大全》从编纂到成书总共不到一年,在如此短的时间之内完成这样一项宏伟浩大的工程,难免有显仓促之感。在内容的选择上也出现“不暇精择”的问题,这就难免其内容会出现相互抵牾之处,从而影响了丛书的质量。容肇祖就十分明确地指出,这三部“大全”从经学的价值上讲远远比不上唐代时期的《五经集义》。考察三部《大全》的内容,我们也会发现其中明显而深刻的朱学痕迹。可以说,这三部《大全》的编订完成,标志着程朱理学取得了官学上的统治地位,其在思想领域内的一元化统治地位也真正得以确立,这不能不说是宋明理学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

胡居仁所处的明宣德到成化年间,程朱理学在思想上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程朱之学遍天下,学子士人皆以程朱思想为程准,虽然也出现了许多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理学家,但从思想内容的创造性方面,都显得不强,创新力度也不够。例如有着“明初理学之冠”的薛瑄也只是一味地学宗程朱,无敢改错,没有太多自己的新意与见解。胡居仁置身于这样的学术环境中,其学宗程朱,谨绳墨而守先儒之正传也就可以理解了。当然,“这时期也出现了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有些朱学家能够不囿于朱学立场,以开放心态包容心学,并顺应学术之发展潮流,提出一些颇有价值的思想,从而为稍后崛起的心学思潮做了准备。吴与弼、程敏政是这方面的主要代表”(17) 。我们知道,胡居仁拜师崇仁吴与弼,吴身上具有的和会朱陆的理论特色,注重心学涵养和“上学”工夫也在胡居仁哲学中有所体现,关于这点,将在后面的论述中详加说明。

(二) 大兴文字狱

历朝历代,文字狱作为一种文化上的特殊现象屡屡出现。纵观历史,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明、清的文字狱,史不绝书。文网之严密、处刑之严酷与规模之广泛,对于广大的知识分子来说都是浩劫。事实上,文字狱是封建统治者树立权威、维护政权的一种手段。帝王君主们从士大夫处下手,大开杀戒,并罗织各种罪名,安插种种借口,无非是为帝王们的统治提供合理、合法的理由而已。文字狱的产生也跟当时社会的政治文化格局息息相关。史学家们认为,清朝是文字狱的鼎盛时期。然而只要我们追根溯源的话,就会发现,其实文字狱的形成与成熟期是在明朝。明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统治的封建王朝,已经产生了腐朽衰败的趋势。前面讲到的八股取士,它把知识分子的思想束缚在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之中。读书人为了求取功名,终日埋头于四书五经之中,科举考试中也只是写就那内容空泛的八股文而已。还有实行特务统治,弄得人人自危,加上文字狱,这都在很大程度上禁锢了知识分子的思想,严重阻碍了文化科学的发展,对社会的健康发展非常不利,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明朝的衰亡。

明初士大夫们有各种不同的政治观点和态度,一部分元朝遗老遗少以及原张士诚的故僚,对新兴大明王朝还抱有敌对情绪。这些不肯俯首称臣的士大夫,有不少都被明太祖用各种严刑峻法加以镇压了,大部分的地主文人知识分子虽然归顺了明朝,但这位当过和尚的皇帝,对这些知识分子仍旧不放心。他对别人的品评十分敏感,最忌讳别人去揭其老底。所以在批阅奏章的过程中,动辄衍生猜疑之心,大开杀路。为了禁锢人们的思想,加强自己的统治,明太祖几乎一上台便大兴文字狱之风。我们说,文字狱属于诏狱的一种,它的特征是:罪状由当权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起,证据也由当权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成。一个单字或一个句子,一旦被认为是具有诽谤统治者或讽刺政府之意,即构成刑责。文字的意义不在于客观地解释,而在于当权者的主观态度。朱元璋登基后大斩开国贤臣,以至于当时的读书人都不愿意出来做官,一时间人才凋零。朱元璋特别忌讳别人说“僧”“盗”“光”等字眼,连同音同意的词语都不行,对奏章中出现了这些字词的人即行诛杀。明太祖横生刁难,不仅许多大臣因文字屡遭不测,就连藩国朝鲜的使臣也不能逃脱。更有甚者,朱元璋连亚圣孟子也不放过。洪武二年(1369)他曾下令将孟子的牌位撤出孔庙,后来因为天上的文星暗了,才不得已恢复孟子牌位。洪武二十七年(1394),他又下令删节《孟子》,对于辱骂和轻视统治者、要求统治者实行仁政、反对战争、赞扬人民力量伟大和武装反抗暴君等内容都予以删除,这一行为显示了明太祖对专制皇权的强化。不仅如此,朱元璋还彻底取消了文人士子“隐”的权利。在中国古代,士人有隐居的自由,“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说的就是这方面意思。朱元璋在诏告中明令对隐者处以抄家的处罚,这就取消了士大夫们游离于政权之外的选择。我们说,宋代的文化专制尽管相当严重,但至少士大夫的人格还在表面上得到了尊重,所以他们终能以气节自励,以求得“道”的实现和理想人格的彰显。明朝自立国之初就在根本上塑造了文人的奴性品格,自此之后,大部分的文人知识分子既无思想自由,也无隐居的权利,只有老老实实为朝廷卖命,成为官府和皇帝的忠实奴才。“长期的专制政治的高压态势,又势必导致并助长言行更趋谨慎、远离政治中心、流连田间山林的士风。反映在思想观念上便会导致‘师承有自,矩矱秩然’,‘守先儒之正传,无敢改错’的习气。所谓明初学术平庸,实在是在所难免。因而可以说,明初学术平庸状况是与其时缺乏自由空间之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直接相关的。”(18)

明成祖是一位颇有建树的皇帝,但他在对文化思想的统治方面则完全继承了太祖的文字狱暴政。太祖之孙朱允炆即位,是为建文帝,朱棣以燕王身份从北京起兵,发动兵变,夺取了皇帝位,史称“靖难之役”。他命侍讲学士、《太祖实录》的总裁官方孝孺起草即位诏书,方拒绝,成祖大怒,诛杀方孝孺十族。之后又立即下令敢有收藏方孝孺诗文者,论罪治死。方之门人不得已将其师诗文集改名为《候城集》才得以行于后世。至于建文朝殉难诸臣的诗文也一律被禁止刊行,一切有关建文帝的文字都不许露面。同时明成祖还鼓励告密之风,这虽然可以在一定意义上被理解为对建文帝的全面封锁,但因牵涉如此大规模的人群,已经给广大知识分子们带来了严重危害。历数明朝诸帝,也无一不大兴文字狱以巩固自己的江山。

明初的文字狱大都属于冤案、假案和错案,大兴文字狱之风对明初社会的危害也是显而易见的,它不仅败坏了官场风气,使官僚士大夫成为文字狱的牺牲品甚至帮凶,而且对思想文化和士人风气也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自此开始,文人写书作文章不是为了研究和解决问题,而是为了生计和自己的性命,读书作文章动辄会招致杀身之祸。正因为这些原因,读书之人只好泯灭思想,丢掉气节,远离社会现实,而把全部的精力用于去背诵四书五经,这就抑制了学术的发展创新。胡居仁所处的正统至成化年间,虽然社会表面上相对平和稳定,但是仍然存在着文字狱的危机,加之政治日渐松弛腐败,内外矛盾丛生,经济动荡,老百姓生活困难。“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的整体氛围,与学术和思想界的活跃程度有着密切的关联,学术趋向和思想潮流的变化实际也是社会发展趋势的反映。”(19) 在一定意义上讲,胡居仁谨遵程朱思想,以程朱理学为自己的论学目标,实在也是身处此种社会文化环境之下的无奈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