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克时代的否定辩证法：齐泽克论媒介

不能立刻付诸行动的思想是无可容忍的，这种想法源于卑怯懦弱。……18世纪启蒙思想家所熟知的那套资产阶级老把戏……又一次上台，老调重弹：消极状态造成的痛苦居然转化为对讲述痛苦的人的愤怒……言说这痛苦的人成了千夫所指……伪行动与主观设定的伪现实沆瀣一气；伪行动为了为人所知而虚张声势，把自己捧上了天，完全忘了它不过是逞一时之快，结果把自己抬举成了目的本身……行动绝对化时，只有反行动才是可能的，但正因如此，反行动也是错误的……假使门被堵了，思想绝不能被打断，这倍加重要。[Adorno，2001（1978）：200]

上文引自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的短文《论顺从》（Resignation）。他寥寥数笔就勾画了那些惯于谩骂指责齐泽克的人所怀有的反智性观念，同时也反映出齐泽克为不行动理论进行辩护时牵扯的一个关键因素。齐泽克的辩护是反直觉的，颇有点怪异。媒介景观的枪林弹雨要求观众投身伪行动之中，要求观众现在就行动，齐泽克却认为，面对这一弹幕，最好的行动就是不行动。齐泽克对2005年巴黎市郊暴乱的解释，就应和了阿多诺的这一论述。在齐泽克看来，暴乱分子们稀里糊涂地参与制造了这种（无效或）有效的非政治性景观——耐克的广告口号“尽管去做”是它借鉴的代名词，其先发制人，却没有政治上的针对性。示威者们漫无目的地破坏当地环境，就好比说了一通“客套话”——完全是无关痛痒的表演。示威暴乱是专为媒体量身定制的，这说明真正政治性的抗议已“禁绝”（foreclosure）。

巴黎市郊的示威者没有提任何具体要求。只是出于迷迷糊糊而又说不清楚的愤恨，他们坚持要得到认可。大部分受访者都说起，时任内政部长尼古拉斯·萨科齐（Nicolas Sarkozy）叫他们“人渣”，这让人难以接受。这就形成一个自我指涉的短路怪圈：针对他们抗议行动的反行动，现在成为他们抗议的对象……这是一场零级抗议，没有提出任何要求的暴力抗议行动。（Violence：64）

在谈论全球信贷危机时，齐泽克套用了克林顿时代的政治口号“经济最重要，笨蛋！”，他把这句话改为“意识形态最重要，笨蛋！”。他通过哲学的反思，把我们的“常识”观念重新扭转到正轨上。相对于在大多数人看来既不切实际又不接地气的哲学观念，我们的常识是实用主义的、世俗的、经济上的考量。如果把巴黎市郊的这场暴乱解读成以投资银行家名义上的非暴力行动为名，以意识形态的另一面为实，那么齐泽克的上述论述就可以改写为：“在一个自我指涉的短路怪圈中，针对金融家们投机行动的反行动，正成为他们投机的对象……这是一种指数级的破坏性投机倒把行为，要求政府做出予以巨额财政援助的和平投机行动。”

对于别人的信念失去信念，金融市场就会崩溃。同样地，这些巴黎市郊暴乱分子对于萨科齐怎么看他们，也有自己的看法，而且对这种看法反应过激。在萨科齐眼中，法国人就是不把这些暴徒当作正经法兰西共和国公民看待。银行家和暴徒在紧急状况下的做法代表了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媒体驱使我们去做，而不是去说。但哲学分析以其介入模式（超然的反思）和实质内容（敏锐的意识形态观念），提供了另一种切实有效的办法，可取代这种唯恐人不知、刻意为之的弄巧成拙的做法。这种伪行动最生动的一幕，或许要数鲍勃·格尔多夫在英国电视台为《拯救生命》（Live Aid）慈善演唱会上所发出的吁请。他愤怒地呼吁道：“此刻正不断有人在死去。现在就把钱给我们。现在就把钱给我！”这一要求一出口，接着人们就等不及另一个主持人宣读捐款的邮政地址了。“去他娘的地址，直接给电话号码得了……电话号码在这儿……”齐泽克并不这么火急火燎，他提起了马克思在1870年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彼时，欧洲战事已明显迫在眉睫，马克思却在信中向恩格斯抱怨革命者都等不及他把《资本论》（Das Kapital）写完。哲学超然世外，不能雷厉风行，这并不是缺点，它恰恰是“现实世界”所需要的：

老话儿说：“别光说不练！”哪怕不用脑子去想，这也是我们能说出的最蠢的话了。也许，最近的问题反而在于我们做得太多，我们插手大自然、破坏环境等。或许，到了我们退后一步，想一想，并说出真话的时候了。确实，我们常常光说不做，但有时候，做却是为了不说或者不想。比方说，为解决问题，有人直接豪掷七千亿美元，却不先想想问题出在哪？（Tragedy：11）(www.xing528.com)

媒介从符号象征意义上讲是极其暴力的，它树立了中立的形象，天经地义地成了对巴黎市郊暴乱这样实打实的暴力事件的报道渠道。在报道这种露骨的主观暴力时，它带着误导人的紧迫感。误导的原因在于，媒体要求观众或听众马上作出反应，而正是出于这种紧迫感，观众不再去辨识自己所目睹的事件背后的原因（客观暴力）。

巴黎的暴乱者犯了政治上的错误，这也为媒体的那种基本操作规则推波助澜：不断地制造紧迫感，让它充当广播电视时事节目播放的标准背景。他们不断地怂恿嘉宾们，谈话时要注意语速而不是见地，为了听众，要把复杂的问题“言简意赅”地一言蔽之。媒体加工各种事件时的运作规则，加上报道世界各地暴力事件的特定模式，共同制造了：

那种虚假的紧迫感。它充斥在左翼自由人道主义关于暴力的话语中：这其中上演的就是妇女、黑人、无家可归者和男同性恋者所遭受的暴力，还夹杂着抽象概念和清楚具体的（或者伪装具体的）内容……随便举两个例子：“在这个国家，每六秒就有一个女性被强奸”，“在您阅读这段文字的时间里，十个儿童将死于饥饿”……这些急迫的警告带着一种从根本上反理论的论调。我们没时间考虑：必须马上行动。（Violence：5-6）

今天，示威者、消费者、金融评论“专家”以及媒体记者都卷入商业主义的王国，不可自拔，听命于赫尔墨斯的权杖。商品文化与景观的媒介技术紧密相连。媒介化景观的通用范畴常把某个事件一刀切，其中特定的政治性因素就这样被抹除，这种意识形态效果就会抑制可能的批判性反应。齐泽克反对这种伪行动的号令，号召大家多思考因果关系。大众文化与通过精神分析得出的哲学认知，在他这里短兵相接，形成了他眼下正在展开的项目：斜目而视，以及视差之见——这一富于批判精神的思维模式，使我们得以一见新的方式，借此逃离资本主义媒介体系那种自我指涉的短路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