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界的罪有应得之漠

“美国得到的是它幻想过的东西”——齐泽克这一旁敲侧击的说法，与波德里亚相应和，只不过是换着法儿说美国活该……在波德里亚、齐泽克及其他人散布的后现代相对主义迷雾之中，根本性的东西在迷失。（Wolin，2004：307）

齐泽克是个时髦的斯洛文尼亚“文化理论家”，写了一些论雅克·拉康、列宁以及大卫·林奇（David Lynch）^[7]的书……但他最有名的也许是对“9·11”事件的判断：“在某种意义上，美国得到的是它幻想过的东西。”

这个“在某种意义上”太齐泽克了：这是在玩弄辞令，用托词来伪装道德相对主义。（Bearn，2004）

上引沃林和贝恩对齐泽克的批评是典型的心理学投影图像。沃林指责齐泽克隐约其词，但就在这个例子中，沃林自己也做了同样的事，他把齐泽克对幻象的思考理解为一种纯粹的心理现象，并将之与一种无来由的指责混为一谈，认为齐泽克觉得美国罪有应得。两位作者都把相对主义的指控强加给齐泽克——如果能考虑一下齐泽克在他毕生的著述中，那种始终如一的、毫不犹疑、直截了当的方式，我们会发现这个指责很奇怪。齐泽克的论述是为了更好地辨识权力的来源，他坚持认为行使权力的人应对权利的后果负责。贝恩把“文化理论家”一词放到引号中，这暴露了他所掩饰的对理论的敌视，也暗示出把文化理论化的做法是靠不住的。放到一起看，沃林和贝恩二人的误解源于他们不明白齐泽克对幻象的分析，绝不是受到相对主义的启发，而是要展示它如何在我们真实的、实用主义的生活中起到强有力的建构作用——没有幻象的生活，从根本上说是不可能存在的。对于媒体关于“9·11”事件的报道，准确地说，齐泽克的观点与报复性的幸灾乐祸（schadenfreude）感所滋生的那种罪有应得的心理没有关系，“9·11”事件这一悲剧造成如此的创伤，恰恰是因为那天的景象早已在各种好莱坞电影中出现过了。好莱坞领导层的决定，才是所谓齐泽克“道德上相对主义的”（morally relativistic）理论观点的经验主义的现实版本。“9·11”事件之后，他们马上推迟了《大麻烦》（Big Trouble）、《附带破坏》（Collateral Damage）、《纽约人行道》（Sidewalks of New York）、《最后的城堡》（The Last Castle）等电影的档期，这才是道德相对主义的体现。

与那种声称齐泽克方法的特色就是“玩弄辞令，用托词来伪装道德相对主义”的说法截然相反，从他的第一本获得国际认可的书开始，齐泽克毫不含糊、直截了当的立场一直就很明确。因此，《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1989）一书的第一部分，涉及关于大众传媒的政治哲学，齐泽克阐述它，就是为了直面幻象和信念的心理学现象所起到的意识形态作用，这二者虽难以捉摸，但却极其强大有力。信念、不理性的依赖理性决策的方式带来的微妙效果的体验等，在意识形态话语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我们对于意识形态的运作过程及效果过于熟悉，这些都被置若罔闻。齐泽克把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观念与拉康的精神分析范畴糅合起来，就是为了更加充分有力地展示这一点，仅用传统社会科学的分析方法，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当代霸权意识形态景象因而分裂为两种拜物教模式，犬儒主义的和宗教激进主义的，“理性论证的”批评对这二者是无效的。宗教激进主义者无视（或者说至少是不信任）理性论证，盲目地紧紧抓住他的恋物癖不放，而犬儒主义者假装接受论证，但却不理睬其象征效能。换言之，宗教激进主义（与其说相信，不如说）直接“知道”他的恋物癖所体现的真理，而犬儒主义者践行的是否定的逻辑（“我很清楚，但是尽管如此……”）。（Tragedy：68-69）

理性论证至高无上，犬儒者对此却不置可否，这慢慢演变为犬儒主义本身的一种马马虎虎的教义。因此，不论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Really Existing Capitalism）如何一败涂地，不论如何已经证明它会失败得像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Really Existing Socialism）当年那样，犬儒者还是固执地坚守一套更为“现实主义的”信念/陈词滥调，比方说因为“人性本自私，除了资本主义之外也别无选择”，云云。相反地，宗教激进主义甚至都不愿意赞同这种低于理想的、实用主义的权宜说法。他直接就知道资本主义是可行的，任何反面的证据都只能证明，在它实现内在潜能的道路上，还存在着一些干扰，仅此而已。因而，就在深陷经济大萧条时，美国还是继续在一年内卖出80万册安·兰德（Ayn Rand）^[8]的书。（参见Hari，2009）

“9·11”事件后，在当代西方电视新闻话语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伊斯兰宗教激进主义（Islamic fundamentalism）话题，而非资本主义宗教激进主义信仰（fundamentalist capitalist belief）的各种形式，这毫不奇怪。在媒介的标准操作程序中，宗教激进主义的他者代表着一套与那些蒙蔽我们双眼的东西根本不同的标准——他们是借助对比来创造出来的单一维度的狂热分子，他们代表了资本主义所欠缺的意义的一种更为实在具体的表达。齐泽克论证说，正统的宗教激进主义者的特征都是“不怨不妒，远远超脱于非信仰者的生活方式”（Violence：72）。基地组织（Al-Qaeda）这样的团体真正的问题不是与西方不可调和的文化差异，而是与“事实相反，宗教激进主义者已经跟我们没什么两样了，他们已经秘密地把我们的标准内化，并用这些标准来衡量他们自己……悖谬的是，宗教激进主义者真正欠缺的恰恰是那点儿真正地认为自己有优越性的‘种族主义’信念”（ibid.：73）。齐泽克认为，宗教激进主义并不是针对资本主义的外来威胁，相反地，资本主义自身固有的意义缺失造成了真空地带，它恰恰滋生于某种要去填充这一真空地带的努力。从此视角来看，宗教激进主义是对资本主义自身的象征暴力的一个历史反应、一种历史改编——这一暴力就是资本主义排除一切异己，全力以赴于一个普遍欲望，这一欲望只为永无止境的资本循环和扩张，除此以外别无内容。基地组织对这一循环模式的改写，是其自身的一个终结，这成为“9·11”事件毁灭景象重复不尽的媒介景观。

“9·11”袭击事件背后的战略谋划、媒体后续不断对双子塔倒塌画面的重复（但这只是没有理解基本地缘政治意义的信号障碍），二者各自出于截然不同的政治导向，但都是对资本主义“有真相而无意义”（truth-without-meaning）的视觉再现。基地组织并非完全是异族的组织形式，相反，它直接（如果说有些变态的话）就是西方特权经营的经济模式之镜像。同样地，前面章节已指出，当对“9·11”事件的军事回应变成与伊拉克的对峙，笑星阿里（Comical Ali）在摄像机镜头前的表演，其实就是西方国家的媒体自己的播音员宣告取得战争胜利的预演，事实证明这种宣告非常不准确。恐怖主义者把西方价值观内化，从而失去了他们自己独立的意识形态，而美国则连与之相当的信仰力量都没有，二者都落得只能去“盲目行动”（acting out）。由于缺少可行的选择，盲目行动充当起意识形态的替代品。然而，尽管相似性这么多，西方媒体为了媒介消费把“9·11”事件宗教激进主义量体裁衣地制造成了一个景观，“9·11”事件的宗教激进主义有一个因素却与资本主义的逻辑相悖。劫机者为了信仰献出生命，慷慨赴死，这在当前这个社会是不可能的。这个社会，总统以让大家去佛罗里达州的迪士尼乐园做回应（Bacevich，2008），而其军事的反应就是对着一个抽象名词——未竟的反恐战争（War on Terror）——宣战。(www.xing528.com)

为了说明在“9·11”事件这样的创伤性境况中运作的基本的心理过程，齐泽克有效地（很是让保守的评论家们恼火地）利用了迈克尔·哈内克执导的电影《钢琴教师》（The Piano Teacher，2002），该片改编自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Elfriede Jelink）^[9]的同名小说。影片的主人公就像宗教激进主义者，“他的幻象让她上了当……（她）缺少幻象的坐标系，而这是她得以组织欲望的东西”（Parallax：354）。钢琴教师与年轻男学生热恋，她在一封信中变态地、一步步地、细致入微地描述了她的性幻想，而当这名学生把信的内容付诸实践的时候，她就被强奸了。齐泽克理解幻象的功能时，优先考虑的就是它的创伤性质，并没有将其相对化。最有见地的是，他加上了至关重要的追问：“……假如她在给情人的信中写出来的幻象，就是他本人的幻象，就是他内心深处想在她身上做的事，这样一来，他令人反感，恰恰是因为他从她身上得到的，直接就是他自己的幻象，那么又会怎样？”（ibid.：355）正是这进一步的认知照亮了西方媒体内部的一个致命的盲点。宗教激进主义者被他自己的幻象欺骗，这是我们非常清楚的——在我们看来，他的信仰，就像钢琴教师的信仰，清清楚楚，白纸黑字。然而，我们觉得难得多的，是认识到拉康的反直觉主义所谓的非上当犯错（les non-dupeserrent）在我们自己这里其实也是行得通的。钢琴教师的学生看到自己的幻象被反射回自己身上，惊骇不已。同样地，“9·11”事件造成了举国的创伤，恰恰是因为它看到自己好莱坞画面般的毁灭幻象突然就在一个太过“实在”的事件中成为现实。

齐泽克专门从精神分析意义上使用“幻象”这一术语，来清晰明了地论述沃林和贝恩言之凿凿的那种境地的对立面：

一些女性确实幻想过自己被强奸，尽管有这一事实，却绝不能说真的被强奸了就合法了——相反，强奸本身会因此而更加暴力。假如有两个女人：第一个是解放了的新女性，坚定自信，活跃主动；另一个却偷偷摸摸地做着白日梦，幻想被伴侣虐待，甚至强奸。关键是，如果这两人都被强奸了，第二个人受到的创伤更大，原因在于，这就让“她的梦的材料”（stuff of her dreams）在社会现实的“外部”（external）成真了。（Žižek，2007b）

在强奸的例子中，先前的幻想会强化并恶化之后任何能与它扯上关系的现实中的经历，它与罪有应得或者道德相对主义毫无关系。在精神分析治疗中，有一种治疗上的需要，叫作“穿越幻想”（traverse the fantasy）：也就是说，去直面建构了（凝聚着）我们的生活的那些幻想，并对其负责。与任何一个优秀的分析家一样，齐泽克为病人/读者提出的必然是创伤性议题，可以想见，投射回来的可能也是情感泛滥的反应。沃林和贝恩不愿意在一个更为广阔的社会语境中去思考幻想所具有的基本的、切实的重要性，这无意间表现出其他精神分析理论的作用：否认和否定性移情（denial and negative transference）。

齐泽克斜目而视（looking awry）以采纳视差之见（parallax view）的模式，严肃地对待幻想强有力的建构功能。它尤其适合用来厘清前面章节已经展示了的信仰、否认与无意识的接受等各方面复杂交叠的状况，这是我们当代景观社会的特征。在一个重度媒介化的文化环境中，关于信仰的本质，其关键方面都浓缩在媒体对“9·11”事件的报道及随后的反恐战争（War on Terror）之中。这场冲突的政治后果，从西方国家经媒体中介后的信仰到伊斯兰宗教激进主义（西方国家对于它的出现难辞其咎），波德里亚和齐泽克二人在“9·11”事件这一悲剧之后不久写出的文章中都曾探讨过：分别是《恐怖主义的精神》（The Spirit of Terrorism，2002）及《欢迎来到实在界的荒漠》（Welcome to the Desert of the Real，2002）两篇文章。波德里亚区别了象征交换（symbolic exchange）概念与资本主义符号（signs）秩序。前者对劫机者推波助澜，后者为美国的行动拟定方案，二者形成对照。波德里亚把劫机者的行动解读为对一种信仰形式的表达，这一信仰更为直截了当，更为发自肺腑，而劫机者的打击目标，即美国社会，基本上不可能有这种痴迷。而在齐泽克那里，回到第四章对当代犬儒信仰的诊治，西方媒介往往制造一定的效果但表面上不动声色，所以看客会说“我装作假装相信”，意思是“我还没有意识到就真的相信了”（Parallax：354）。

这种意识形态运作过程的原型范例就是商品拜物教、电子/纸质货币等概念。我们假装相信，纸质的/电子的钱确实就是我们用它买来的现实的商品之价值，而且那商品还有特殊的品质（耐克品牌这样的符号价值，是需要我们额外付钱的），而与此同时，我们还声称，我们并没有真正地相信。齐泽克提出的关键问题是，头脑清醒的否定与表现信仰的实际行动自相矛盾地并存着。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意识形态的‘正常运作’过程是其‘信仰‘被调转到他者身上，但在所谓的‘宗教激进主义者’那里，这一过程却受到了干扰，这是因为我们很快就认识到——他们居然‘真相信’——这是由这一认识的暴力回归造成的”（ibid.：354）。这两个本质不同的价值体系陷入无法沟通的僵局，从而滋生出意识形态的难题，齐泽克条分缕析地剖析了这个难题。他展示了资本主义的信仰被升华为虚构再现的过程，它以幻象来预示现实世界的真实事件带来的创伤。这些事件正是西方文化（pace Huntington，1996），与那些真的相信的人之间的冲突造就的。由此，在沃卓斯基兄弟（Wachowski brothers）执导的影片《黑客帝国》（The Matrix，1999）^[10]中：

……当英雄[基努·里维斯（Keanu Reeves）饰演]醒过来进入“实在现实”（real reality）后，他看到一片荒凉景象，到处散落着烧焦的残片——这是一场星球大战之后，劫后余生的芝加哥。人类反抗者领袖墨菲斯（Morpheus）不无讽刺地欢迎他，说道：“欢迎来到实在界的荒漠。”这与纽约在9月11日上演的难道不是相似秩序下的事情吗？纽约市民们被带到了“实在界的荒漠”——对于我们这些好莱坞侵蚀下的人而言，看到双子塔倒塌的画面和景象，我们能想起的，只有那些在大制作的灾难片中最为令人咋舌的情景。有人说这个爆炸事件是如何地让人始料未及，震惊不已，还有人说它简直是最不可能的事情偏偏发生了，听到这样的说法，我们应该想想20世纪初发生的另一个典型的灾难，泰坦尼克号（Titanic）沉船事件：这也是一个始料未及的事件，但意识形态幻想已经给它预留了空间，因为泰坦尼克号是19世纪工业文明力量的象征。^[11]这些爆炸事件难道不是同一个道理吗？媒体的恐怖主义威胁言论时刻在我们周围狂轰滥炸，不仅如此，人们明显还在狂热地、不遗余力地渲染这种威胁——只需想想系列影片《从纽约逃往独立日》（Escape From New York to Independence Day）。因此，所有发生了的不可思议的事情，都是幻象的物化：在某种意义上，美国得到的是它幻想过的东西，这才是最让人始料未及的。（Žižek，2001 website）

与沃林和贝恩相反，对于齐泽克而言，“9·11”事件对情感的影响，有一个绝对重要的、彻头彻尾都不是相对主义的因素，那就是在“9·11”事件之前——在幻想中，我们就已经看到了那种创伤感。弗洛伊德在说下面这段话时，要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他说：“如果幻想和现实的界限模糊了，如果我们面对着的某个现实在此之前一直被我们认为是想象中的事情，如果一个符号直接变成它所表征的事物的全部功能和意义，常常就会出现怪诞的效果。”[Freud，2003（1899—1919：150）]正是由于这种露骨的非现实感如此耀武扬威地进入我们的日常现实生活中，像“9·11”事件这样的景观才格外地令人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