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论媒介：致命的弄臣及其文化意蕴

……总有那么一天，我们会发现做一名精神分析师，意味着在社会上能有一席之地。我希望，我也确信，他们终会拥有这一席之地，即便目前占有这一席之地的，还只是那些在他们的小小的笑料铺子里踉踉跄跄的精神分析师们。（Lacan，2008：49）

在其批评者那里，齐泽克既被视为弄臣，也被看作危险的思想家^[1][有时二者兼而有之——同时——见于“致命的弄臣”（The Deadly Jester）^[2]这种描述]。骂他是弄臣，是出于有意无意地不欣赏齐泽克悖谬的严肃性，因为他频繁地借助笑话，这一点在前面的章节已经分析了；而认为他危险，则暴露了一种焦虑，认识到他的理论认知有能力扰乱传统的对媒介内容的理解。正如上文中拉康所言，相对而言今天的精神分析在社会上只是个边缘角色，暂时还不得不经营“他们的小小玩笑商店”。就齐泽克作为文化的精神分析师所起到的作用来看，他的地位相对还是边缘性的（他在媒介领域形象高大，只是因为在学术圈里，学者的总体形象要相形见绌），媒体普遍把他严肃的政治讨论描述为轻佻的后现代相对主义。前文已经提到这种对他的指责，本章将以更多的细节来分析这一点，结合“9·11”这一创伤性事件来更加清晰地展现齐泽克激进的媒介评论中那种独特的非相对主义内核，这也是本书通篇所强调的。齐泽克不断使用笑话和色情案例，这背后有着冷静而又激进的原因，本章将通过负面却又典型的小丑这一电影角色，来加以分析。(www.xing528.com)

尽管齐泽克并不反对从艺术电影中取例[例如，本章中创伤的概念是借助迈克尔·哈内克（Michael Haneke）^[3]执导的《钢琴教师》（The Piano Teacher）来分析的]，但齐泽克想要强调的意识形态话题，只有在他更喜爱的专长领域：好莱坞电影的分析之中，才最为普遍，最为活跃。作为示例，本章详细参照由蒂姆·伯顿（Tim Burton）^[4]和克里斯托弗·诺兰（Christopher Nolan）^[5]执导的蝙蝠侠系列电影（Batman films）。伯顿和诺兰的电影中有一系列看似恐怖怪诞的角色，比如企鹅人（the Penguin）和小丑（the Joker）。这些电影是非常有价值的分析资源，借助它们，可以更加深入地展开对前面章节已经阐发的论点的分析：当今世界，自由民主不断地通过非意识形态的表象，去实现最显著的意识形态效果。蝙蝠侠系列电影中那些身形巨大、激情四射的动物角色，其意识形态意义是远非它们表面上的喜剧角色这种身份所能揭示的。对它们更为广义上的文化意义进行更深入细致的解读，有助于我们对幻想与政治之间饱含政治意蕴的关系作出富有价值的思考，不论这关系是在“9·11”事件这种罕见的创伤性事件中，还是在多映厅影院中获得的消极逃避主义慰藉。本章认为，真正的小丑是那些没有认识到这种关系能够形塑社会这一现实的那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