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媒介与自由共产主义的暴力慈善

激进的解放政治与政治现状之间真正的分界线在这里：它不是两种不同的积极的愿景之间的差异，也不是两种公理之间的差异，而是两种政治之间的差异——一种是基于普遍的公理，另一种则放弃了政治基本的构成维度……（Robespierre：xxvi）

齐泽克对于激进政治与当代以媒介作中介的后政治所作的区分，正好在彼得·曼德尔逊的话中得到阐释，他曾说过“我们（新工党）对于发不义之财（filthy rich）的人极其宽容”，这句话被人断章取义，为此他向《卫报》（Guardian）作了如下修正说明：“你们引用了我在1998年对加州电脑公司高管所作的评论，其中那句‘我们对于发不义之财的人极为宽容’（Leaders，January 11），只要准确而完整地引用，我并不反对别人引用我的话。在那个特殊场合，我实际上说的是：‘只要他们缴纳税款。’”（Mandelson，2008）这种纠正正是对曼德尔逊真正的价值观的强调，因为他是拒绝容许“不义之财”的社会的先验的可取性作出政治判定的。“不义”的不道德内涵很快消失于对有效的税收制度的支持之中。只要是构成要件中有民主二字的税收制度，它必然“公平”，它凌驾于对这一制度产生的不平等进行的评判之上。

曼德尔逊这次修正中所背叛的政治价值体系，带有齐泽克所论述的那种媒体赞同的意识形态。“自由共产主义者们一手抓，一手放，这只手放的是那只手抓的东西。”（Žižek，2006a website）。所谓的“自由共产主义者”的原型是像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这样的历史人物，“他虽然是一位钢铁般强硬的人物……却有一颗金子般宝贵的心灵”（ibid.），如今所谓的“自由共产主义者”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些不那么物质主义的圈子中涌现出来，比如比尔·盖茨（Bill Gates）和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这样富有的个人。消费行为和使这一过程人性化的主体都被媒体用来使资本主义的悖论规范化，因此

当今的意识形态景观中到处可见巧克力泻药这种构造，这就是使得索罗斯这样的人物如此令人反感的东西。他代表了无情的金融剥削与其对立面人道主义的结合，出于人道主义，他担心肆无忌惮的市场经济会导致灾难性的社会后果。索罗斯每日的例行公事就是一个谎言的化身：他一半的工作时间用于金融投机，另一半则用于“人道主义”活动（资助后共产主义国家的文化和民主活动，撰写论文和书籍），而这与他的投机活动背道而驰。（Žižek，2006a website）

正如曼德尔逊在政治上的算计，在这里，对慈善行为固有之善的主观感知，胜过对这些制度带来的更大害处做任何客观感受。这些制度保证慈善家们首先能为自己赚钱。“发不义之财”的纳税人和“自由共产主义者”都不受政治责难，由于他们为人称道的社会贡献，其中同一性质的剥削就被忽视了。齐泽克定义了（反）哲学[（anti-）philosophy]，将这种非政治（non-politics）称为后政治（post-politics）。关键是，政治不是被压抑的，而是被禁绝（foreclosed）的，它不是首先要去考虑的对象。效率优先的后政治判定在避免任何真正的政治判定方面非常有效，这句话或可反映这种思路同义反复的推理方式。(www.xing528.com)

后政治的基本运作模式体现了齐泽克意识形态研究的关键要素。它以政治活动为幌子来消解政治；摆出一副“怎样都行”的非意识形态面貌，其实具有深刻的意识形态性：

后政治悖论最贴切的表达可能要数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对新工党的界定，它将新工党界定为“激进的中心”（Radical Centre）……用旧的标准来衡量，“激进的中心”一词与“激进的适度”（radical moderation）同样都是无稽之谈。新工党（或比尔·克林顿的美国政治）“激进”的标志是它彻底放弃了“旧的意识形态分歧” ……正是在此出现了断裂，政治行为本身从“社会事务管理”中分离出来，而社会事务管理仍然存在于现有的社会政治关系框架内：政治行为（干预）并不简单地就是在现有社会政治关系框架内运行良好的东西，而是能对决定事务如何运作的框架做出改变的东西。“有效的想法”才是好想法，这么说，意味着人们事先就已经接受了这一全球资本主义星座（constellation），是它决定了什么才是有效的……人们也可以通过众所周知的政治定义，即作为“可能的艺术”，来表述它：真正的政治，恰恰相反，是不可能的（impossible）艺术——它改变了现有星座中被认为是“可能的”事物的参数。（Ticklish Subject：198-199）

对于齐泽克而言，真正反乌托邦的政治形势，不是奥威尔式极权主义对人类的践踏，而是新的管理阶层无能的后政治。他们在媒介操控方面技艺高超，他们主要做的就是从社会话语中移除真正的政治问题……电影《人类之子》（Children of Men，Alfonos Cuarón^[19]，2006）证明了这一点。齐泽克认为，该片清晰地刻画了不久的将来人类将爆发令人恐慌的大规模不孕不育现象，但这个主题仅仅是对电影潜在主题的掩饰：电影中统治阶级存在主义的无能与今天的后政治的政客们极为相似。虽然影片中社会结构正在瓦解，但统治精英们仍住在空旷无人的奢华顶层公寓里，西方艺术的杰作在此陈列展示，无毒无菌，脱离时代语境。相比之下，难民营尽管一贫如洗，但却是最后一位有生育力的女人寻求庇护的地方，这里生机勃勃。

所谓的“自由共产主义者”这一概念巧妙地诠释了齐泽克提出的主观/客观的差异如何在实践中发挥作用。有些人主观上显得很善良，客观上却是有罪的，因为在全球范围带来苦难和经济剥削的制度由他们来维系，但他们主观上却希望减轻这些苦难和压迫，并且公开为此捐钱。齐泽克引用了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King Leopold II）的历史案例，他以大约1000万人的生命为代价将刚果划为个人领地，但他却把通过对所谓的刚果自由州（Congo Free State）的压榨剥削获得的财富用于比利时的慈善项目。他因此在当地被称为“建造大王”（荷兰语中的Koning-Bouwer，法语中的le Roi-Bâtisseur）。利奥波德国王的客观暴力遗产延续至今，本章前文已有提及，但仍值得重复的是，近年来刚果民主共和国因内战死亡的人数，并不是大家知道的接近百万。在刚果的这段历史中，齐泽克发现了或许可以说是最贴切的例子，来说明我们被媒体中介的社会在过滤巨大的客观暴力上的能力，这巨大的客观暴力不仅历史有之，而且当下仍有，但却不去过滤更容易识别的主观暴力形式，“一个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的儿童之死，在媒体上的价值远胜过一个刚果无名氏的死亡数千倍，更不必说以色列人或美国人之死了”（Violence：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