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操作程序：齐泽克揭示的意识形态战术

照片不会告诉我们谁可能是真正的罪犯……照片也可以作为一种掩饰，来误导我们……照片可以暴露，也可以包庇，既可以用来揭露事实，也可以掩盖真相。（Errol Morris）^[8]

媒体话语的标准操作程序（SOP，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是要审慎地培养观众的震惊感——媒体把来自全世界动乱地区那些名义上的创伤性画面，以观看的模式展示给我们，而观看模式相对而言是超然于图片之外的，它总是改善画面，降低画面让人不安的可能性。画面内容不仅确确实实地由拍摄画面的摄像机来作中介，而且被展示画面的整个媒体程式所加工：新闻主持人有长者风范，《世界新闻》栏目涵括互不相关的各类新闻，等等。一旦这些令人安心的常规背景设置被创伤性内容成功打破，就会偏离媒体的标准操作程序。例如，许多评论人士（包括齐泽克）在《荒漠》（Desert）中已经指出，“9·11”事件的画面的一个创伤性因素就是，类似的画面早已在好莱坞电影中、在世界上其他的灾难地区预演过了。“9·11”事件的画面之所以产生如此神秘而令人恐怖的共鸣，是由于这些画面为人熟悉，却彻底地不同以往；这些画面闯入我们的意识中，我们觉得见过它们，但却是通常情况下我们在美国安全地望向大洋彼岸时，或者在电影院屏幕上看到的画面。观众想以行动质疑这种场景，但展示给他们的是自发而非理性的防御性和矛盾性——看看这一点，至少我们就可以明白媒体标准操作程序所做的非反思的情感投注的程度之深。因此，战争中中东受害者的图像不断地出现在西方电视上，但当半岛电视台（al-Jazeera）对盟军死亡进行相应的报道时，却引起西方国家愤怒的谴责。^[9]

在这种语境下，尽管阿布·格莱布监狱（Abu Ghraib）的照片所呈现的对囚犯惨绝人寰的对待方式在名义上是创伤性的，但这些照片真正的神秘和令人恐怖之处在于，正是声称这些照片令人震惊的社会，及同一媒体的标准操作程序反而受到这些照片的感染，与它们产生了共鸣。媒体直接把照片公之于众，但对于照片与西方文化固有的标准操作程序之间深刻的共性却不做充分的批判分析，这实际上就是对照片中军方这种变态展演的重演，表现出的是一种“居心叵测的震惊”：

最近在阿布·格莱布监狱发生的事情与萨达姆统治期间士兵们折磨囚犯的“标准”手段形成了惊人的对照。美军士兵没有惨无人道地对囚犯直接施以酷刑，而是专事心理羞辱。萨达姆恪守机密，但美国士兵却把羞辱别人的行径都记录下来，甚至拍下了囚犯赤裸扭曲的身体后面士兵们那一张张傻笑着的脸。当我第一次看到那张臭名远扬的照片，上面有个犯人戴着黑色面罩，四肢连着电线，夸张而又滑稽地站在一个箱子上，我的第一反应是这肯定是行为艺术。犯人们的位置和着装不禁让人想到一部舞台剧或一幅生动的画面，比如说罗伯特·梅普索普（Robert Mapplethorpe）的摄影作品《残酷剧场》（Theatre of cruelty）或者大卫·林奇（David Lynch）拍摄的电影中的场景。这就把我们带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对于熟悉美国生活方式的人而言，任何能展现美国流行文化的淫秽阴暗面的事件，都事先在照片中出现过。每当军队或高中校园的成年礼出了岔子，比如士兵在做特技表演时有人死亡或受伤，或者学生中有人摆出欺负人的姿势或遭受了性侮辱，从而引发了死亡或受伤，你都能在美国媒体上发现类似的照片。（Žižek，2004c website）

阿布·格莱布监狱含有色情意味的虐待照片强烈暗示着，如果我们“斜目而视”（looked at awry），就会发现这种西方最糟糕文化的泛滥，只不过是“笑星阿里”（Comical Ali）^[10][伊拉克新闻部长穆罕默德·赛义德·阿尔沙哈夫（Minister Muhammad Saeed al-Sahaf）]在摄像机前那些滑稽表演所呈现的变态意识形态过程的黑暗背面而已。就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虐囚事件而言，他说过的话确实有先见之明：“他们什么都没能控制住——他们甚至连他们自己都控制不了！”（ibid.）被多元决定（overdetermined）的媒体对“拯救大兵林奇”（Saving Private Lynch）事件进行报道和展演时，这一意识形态过程也体现得很明显。在此，美国媒体病态地依赖景观展示，这意味着这类尴尬蹩脚的话题（比如这一事实：为了戏剧化地拍摄“营救”，在拍摄前，美军确实阻挠伊拉克医务人员，不让他们安全地把大兵林奇释放）在迎合充满斯皮尔伯格意味的媒介操作标准之时，就已经迷失了自己。再次重申，“正是对于允许我们看到的那些色情的迷恋本身使得我们无法了解我们看到的究竟是什么”（Tragedy：8）。

一些最近发生的案例也能说明媒体标准操作程序的“震惊战术”（shock-tactics）所起到的意识形态作用。例如，如今常常有一船又一船的非洲经济移民被运到一些景点港口，这些人走投无路，口干舌燥，但在此度假的欧洲人见状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冷漠^[11]，这就是新闻通讯社对此的报道。尤其令人“震惊”的是关于几位意大利人的图片，他们在做日光浴，附近就有两个吉卜赛小孩的尸体，但这并不足以让他们觉得不适到要换个地方晒太阳的地步。凡此种种，使看客们有了机会对他人的不震惊感到震惊。齐泽克对于媒体标准操作程序的理论分析，在这一思辨旋钮之上又加了一个旋钮。他也鼓励我们去震惊，但不是对于他人的不震惊而震惊，而是为我们自己在谴责他人的冷漠时所没有看出的东西而震惊。换言之，由于媒体对事件采用了一定的描述方式，所以我们其实并没有看清楚我们在看的是什么。我们只顾着去看日光浴者的麻木不仁，却忽视了我们作为旁观者，从根本上说与他们是串通一气的。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经济体系中，就在我们批判这一体系中的欧洲游客不道德的同时，这一体系却又在一个更为体系化的层面上，在它日复一日客观的、麻木的、暴力的运作中给出新的例子。正是由于这种逻辑，2007年9月，意大利司法部门指控七位突尼斯渔民协助并教唆非法移民，依据是某种可命名为“好心办坏事法”（bad Samaritan law）的法令。渔民跑去营救一艘船上溺水移民，其中还有儿童和孕妇，错就错在这一“罪行”上。这一事件是德波名言的又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例证，“在颠三倒四的世界中，真实只是错误的一个瞬间”[Debord，1977（1967）：N9]，鉴于

审判的真正目的，疑似是劝阻渔民履行他们的职责。如果是这样，很可能可以劝阻成功。事实上，渔民们已经被拘留了一个多月，这向他们这样的人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www.xing528.com)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委员会（UN High Commission for Refugees）的劳拉·博尔德里尼（Laura Boldrini）把这些突尼斯人的行为与其他向她打报告的匿名渔民的行为进行了对比。这些渔民最近用棍棒殴打试图上船的移民，逼着他们溺水，其中几名溺水身亡。相关部门却没有对那些渔民采取任何制裁行动。（Popham，2007）

在这次事件中，马耳他和意大利海军显然是奉命没有去援救溺水移民，因此，他们是客观暴力的实施者。突尼斯船长采用了与此完全不同的人道主义辞令，但不过是更加有力地加强了这一做法：“我很高兴自己这么做……如果我没有这样做，他们早就死了。”（ibid.）

齐泽克对那些本来貌似善意的新闻报道作了批判性的解读，这是宝贵的贡献，它为那种基本媒介运作过程带来更为深刻的、必要的力比多投入，它们在制造震惊效果的媒介运作过程中起着基本作用。举个例子，对于种族暴力感到愤慨，这可以视为那些好心的自由主义者的一个道德徽章，他们典型的做法就是呼吁最大限度上的多元文化包容。齐泽克却提出反对这种直觉主义的看法，他认为呼吁更多的理解往往言不由衷。震惊之余对更多理解的呼吁与发出这种呼吁的道德立场的在背后支持它的暴力与恐怖之间，有一种来路不明的共生关系。首先，需要有族裔冲突，有了族裔冲突，多元文化包容的理念，这种更为人道、更为“开明”的视角才能有理由出现。容忍的前提是一种更加强烈的但同时又拒不承认的不容忍。对于族裔冲突的结构性原因进行深入分析的不容忍，族裔冲突根子上是部落问题，常常这样一句分析就把族裔冲突打发了事。掺入道德意识的震惊，是专门用来阻碍而非促进有效的理解的。齐泽克一再说明，媒介所称的非意识形态的标准操作程序，是如何实现其意识形态效果的。媒介通过景观性的细节，打着揭露全球性创伤和不公的旗号，偷偷置换了对于关键的政治经济原因的真正思考。齐泽克敦促我们去超越这种对他人的不震惊而感到震惊的无益的阶段。

为了说明客观暴力与主观暴力在实际含义上的差别，齐泽克对族裔冲突进行了分析，其分析表明不同文化之间需要拉大而非缩小距离。认识到差异，并认识到需要培养一种可行的意识，在族裔间保持分寸及距离，以此来包容这些差异，这比为了包容而推动包容更加重要。同样，他又一次反对直觉性的认识，提出我们需要更多而非更少的仇恨。关键的区别在于，这种仇恨应针对那些系统性特征及经济不平等的真正原因，前者是指所有民族的共同敌人，而后则首先为种族主义泛滥创造了条件。个别的媒体报道总是非常重视视觉效果，很少甚至不提政治和经济背景，但齐泽克并不把震惊错置在这个地方，相反，他不断地让我们认识到有必要去考虑媒体标准操作程序的客观可预测性：新闻报道常被认为是非意识形态的，在这一幌子下，媒体永远回归到意识形态上——掩盖客观暴力的伪客观性。

齐泽克认为，我们过度依赖被媒体中介的形象，意识形态方面的后果就是形成幼稚的社会主流话语（多元文化主义、身份政治，等等），这些话语都提倡这种态度，比如“陌生人不过是我们还没了解其身世的人而已”。齐泽克反对这种态度，他认为我们需要多加思考的其实是人类交流沟通无法摆脱的暴力性，他反问道：“我们会不会因为没听到过希特勒的身世，而马上把他判定为一个敌人呢？”（Violence：39）媒体过度依赖主观暴力，由于这样一种象征暴力，客观暴力持续被忽视。尽管我们的景观社会使我们不断接触平面图像，尽管大量媒体学者致力于如“活跃观众研究”这样的研究领域，但某些规模惊人的悲剧，如新康拉德式（new Conradian）的“黑暗的心”，仍然在今天的刚果上演，但无人关注，也基本没有对其进行报道，最终化为乌有。那些确实发生了的创伤性事件涌入当下的媒介化现实中，这就为我们了解媒体原本顺畅的运作中偶尔出现的断裂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