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象征暴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在对政治暴力所起的历史作用进行描述时，它是系统性地扭曲的、片面的。媒介把政治事务建立在景观之上，这意味着暴力与政治演进之间的关系会被轻描淡写，政治暴力是一种尤其有毁灭性的力量，但对此的历史记录和/或描述都会被消除掉。1989年，法国人举行了纪念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的庆祝活动，但这只是一场用焰火收尾的电视景观。对于法国大革命这样的标志性事件，如果说人们对其中的暴力有思考，也往往不过是对恐怖统治的骇人听闻的描述，对于历史必然性及解放性的功绩几乎没有任何严肃的思考，就算有，也微乎其微。BBC拍摄的纪录片《恐怖！罗伯斯庇尔和法国大革命》（Terror！Robespierr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就是例证。[3]作为一部“历史文献片”，该片融合了历史学家、小说家和文化评论家（包括齐泽克在内）的观点，将革命政府执政之初发生过的重要事件进行了戏剧性的重演。片中，参演者直面摄像机镜头，并朗读罗伯斯庇尔演讲的节选片段，以此来实现额外的戏剧性效果。齐泽克在片中起了内奸（agent provocateur）的作用，他不赞成该片始终把恐怖统治时期描述为一个彻头彻尾的糟糕的历史阶段。为了达到最大的冲击值，该片有选择地剪辑，不断地把齐泽克与英国历史学家西蒙·沙马（Simon Schama）放到一起，沙马毫无保留地谴责了这一时期失控的革命，并且由衷地鄙视那些对此持不同看法的人。
对于恐怖统治直接致死的确切人数，历史学家的估计各不相同。在《恐怖！罗伯斯庇尔和法国大革命》一片结尾处，原本黑色的屏幕上充斥着一份书面声明，上面写着：1789至1793年有5.5万人死亡。而在该片以令人窒息的基调叙述完这段历史后，这份声明就像一个反高潮处理，在这种对历史上的死亡人数的粗略计算中平淡地为它画上了句号。这部电视纪录片的描述方式代表了典型的象征暴力，它有体系地替换了人们所遭受的客观暴力带来的恐怖统治，媒体正是通过过度关注恐怖统治的主观暴力才实现了这种效果。在《活在末世》（Living in the End Times，2010）一书中，齐泽克援引了马克·吐温（Mark Twain）的《在亚瑟王朝廷里的康涅狄格州美国人》（A Connecticut Yankee in King Arthur's Court）中的一段描述，用以强调沙马等人没有认识到的问题：
如果我们愿意回忆和回想，会发现有两种“恐怖的统治”（Reigns of Terror）。一种充满如火的激情，一种却冷酷无情……我们只为可以说是微小短暂的恐怖统治中的“恐怖”（horrors）而战栗，但是，相比饥饿、寒冷、侮辱、残酷、心脏病患等会困扰人一生的死亡因素，大斧一挥，人头落地，这样痛快的死亡包含的恐怖又算得了什么？一座城的墓地可能埋葬着那个被转瞬即逝的恐怖统治所填满的棺材，但全法国之地却都埋不下那更为冷酷的真正的恐怖统治，那苦不堪言、糟糕至极的恐怖统治所填满的棺材。对于前一种恐怖统治，我们已被不遗余力地教导，要为之而战栗、哀悼，而对于后一种恐怖统治，我们当中却没有一个人受过教导，要在它的普遍性和可悲可叹之中去看待它，而它应该这样被看待。（Twain，引自Living：387）
法国大革命前的旧君主专制制度（Ancien Régime）在历史和经济层面上的那种无休无止的日常暴力被略过了，人们更喜欢穿上古装，重新上演恐怖统治时期那惊心动魄的重要历史时刻，这更有利于景观展示。这种意识形态的短视也出现在当代。因而，在暴力频仍的刚果民主共和国，正是西方国家的殖民掠夺制造了暴力的客观条件，而媒介却没能让我们了解，近年来死亡人数已逾百万（nearest million）：“如今的刚果，已完全是又一个康拉德[4]式的（Conradean）‘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没人敢直面它。”（Violence：2）一个原本以清晰透明、展示真相为基础的景观社会，对于暴力却秉持井蛙之见。试想一下那个小品节目，英国电视台第四频道播出的《迅速出击——反对街头武器之战》（Dispatches—The War Against Street Weapons）[5]，该节目由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的妻子切丽·布莱尔（Cherie Blair）主持。当节目组在英国街头成功地搜查到刀具时，节目中体现出的那种狂热的道德感四处泛滥；而主持人的丈夫，这位前首相，在被媒体问及在伊拉克搜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未果这一事件时，却全然一副冷漠镇定的模样。这二者对比如此强烈，但节目居然丝毫没有表现出讽刺之意。
因而，对于齐泽克辛辣的分析中不断出现的淫秽笑话，我们需要结合这些笑话在警醒西方媒介消费者这方面所起的作用去理解，这些消费者对于以他们之名所犯下的客观暴力已麻木不仁，失去批判意识。齐泽克的为人所诟病的低俗格调，被用来服务于揭露政治上的肮脏下流，即为了自由民主制度能顺畅运作而拒不承认施加在别人头上的暴力与伤害，但这一点是像西蒙·沙马这样的资深评论家没有能力看到的。对于这一点，把《恐怖！罗伯斯庇尔和法国大革命》一片中高度戏剧化的情绪，与针对1990年至2003年美国/联合国对伊拉克实施“非暴力”制裁要付出的代价所展开的冷静讨论作一对比，是有启发意义的。这些制裁造成了成千上万伊拉克人的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儿童。这样的指控，至少是当时的一位西方政府要人无法否认的：
电视台记者——莱斯利·斯塔尔（Lesley Stahl）：我们听说有50万名儿童死亡。我的意思是，这比死于广岛原子弹的孩子还多。那么，这样的代价值得吗？(www.xing528.com)
美国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选择，但这个代价——我们认为是值得的。
美国时事节目《60分钟》[6]
1996年5月12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电视真人秀的时代，媒体却热衷于改头换面，以免去面对成千上万的死亡人数这样令人不快的现实，因为它们并不符合真人秀节目的程式。比较一下，伊拉克民众在盟军入侵期间和入侵之后遭受着骇人听闻的暴力，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非命，却迟迟没有准确的数字统计。英国媒体虽然面临这样的情况，但连续数周内，主导其对入侵后果的新闻报道的，却是大卫·凯利博士（Dr.David Kelly）的死亡，及其引发的英国广播公司记者安德鲁·吉利根（Andrew Gilligan）的辞职。不可否认，凯利博士的死亡是悲惨的，但毕竟这只是个体的死亡而已。[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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