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法西斯式全民医疗保健信息

上文提到的那位巴德维尔大法官，否认自己种族歧视的一句话，恰恰成了他不经意间流露出的种族歧视的证据。这可被解读为心照不宣的眼神[an（un）knowing wink]——种族主义态度就被有效地传递出来，不论你觉得这是有意还是无心的，也不论出言不逊的一方是否真是那个意思。媒体通常作为首席的崇高客体/整体的意识形态过程而起作用，其中，意识形态特色的本质在模式一中最为明显，但在其他两种模式中却被操纵和掩饰。2009—2010年，关于美国医疗保健改革的媒体辩论达到白热化程度，医疗改革的拥护者被称为纳粹。人们认识到一个竞争性的意识形态崇高客体正在对通常服务于更为保守的政治的意识形态造成威胁，白热化的辩论可以视为对此的一种情绪化的、忧心忡忡的回应。医疗改革的反对者意识到全民医疗这一福利是基于另一套完全不同的政治设想的。作为一种政治上的意识形态崇高体系，“公费医疗制度”（socialized medicine）^[20]几十年来在欧洲已成熟完善，并且正试图应对一种根本性的社会矛盾：3000万未买保险的美国人无法享受医疗服务。公费医疗制度有效地体现了“公共福利”（public good）这一社会主义观念，政治保守派对此的恐惧体现了此前提到的那三种意识形态模式：

无知的意识形态者。这一类别体现在他们揭发时采用的模式中。要搞“慈善事业”，却倡导不要保险，这种本身固有的矛盾性将这一类别表现得清清楚楚。民众享受基本医疗保障的权利崇高化为一个更紧迫的忧患，即公民应始终“免于”应对（free from）公费医疗可能收费的危险。

犬儒的意识形态者和心照不宣的眼神。我们当然明白奥巴马总统的计划和“纳粹”扯不上关系，当然也绝不会真的有“死亡小组”（death panels）^[21]，但即便如此……这还是一条刺激大众神经的新闻，而且内容还涉及抗议者的横幅和T恤上印的纳粹符号。这些高涨的纳粹指控代表了一种强烈的情绪，起因在于，右翼人士认识到通常为他们效力的意识形态崇高客体的力量（例如市场机制中那只幽灵般的“看不见的手”），同时也认识到全民医疗意味着“离开的人是你”（the one that got away）^[22]。对奥巴马的“法西斯”指责是保守立场自身矛盾的反映——为了不被基本医疗权利的暴政所“奴役”（enslaved），“免去”（free from）美国穷人的医疗保健更好。

非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者。据称这不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而是一个不偏不倚的“选择”因素。为了对付医疗保健的崇高客体拥有的潜在力量，他们使用了有关选择的崇高辞令：(www.xing528.com)

……共和党人对医疗保健计划的批评真正奏效的地方，在于它重申了选择自由的基本要义。我认为这是一个问题，我们必须直面它。但首先我们应该明确，为了践行选择的自由——人们只有不断重复这一过程……为了真正践行它，必须要有极端复杂的社会网络、法律法规，甚至还有不知怎么就被人接受了的道德规范，等等。换言之，在某一层面上人们往往有较少的选择机会，至少是较少的公众选择机会，在另一不同层面上，却意味着更多的选择。（Žižek，2009a，video interview）

在这里，齐泽克正面回击了“自由选择”倡议，这种倡议据说是非意识形态的、无争议的，是拿“谁能抵抗对选择的向往”这一误导性的问题当幌子的。齐泽克反对资本主义媒体总是把选择塑造为一维的毋庸置疑的善，他强调，这样概括选择的特征，实际上遮蔽了决定选择之实质的不可或缺的背景：真正有意义的自由选择要成为可能，必须先要有基本的社会基础设施，哪怕是最低标准的基础设施。有趣的是，在美国反对“社会主义医疗制度”的呼声甚嚣尘上之时，接踵而至的金融危机制造出了一个不可能的述谓位置，这是宣扬自由市场的美国媒体难以承认的。他们面临着非常尴尬的境遇，因为资本主义银行系统自由选择的信条最终是由纳税人的资金来担保的，从绝对货币的意义来看，美国似已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