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述谓位置与意识形态的去崇高化

在弗洛伊德的一封信中，他讲了一则关于一位新婚男人评价新娘如何漂亮的笑话：

“我真不喜欢她，但这只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的问题。”……这个新郎在回答问题时假装采用了大众的述谓位置，从这一角度来看，“讨人喜欢”表现为一种气质特征，一种偶然的病理特征，如此，则不需要纳入考虑范围。因而，这则笑话的笑点在于新婚夫妇不可能的/难以维持的述谓位置。从这一位置出发，结婚就是一种隶属于普适的、由象征决定的领域之中的行为，因此不该受到个体气质特征的干扰——这就好似婚姻的观念本身并不关涉无来由地喜爱某个特定的人这样的“病理”事实。（Indivisible Remainder：198，199；1997b website）

这一述谓位置的不可能性在于，这个新郎的回答显得很奇怪，只是因为我们会期待一个处在他这样的位置的人给出的“正常”回答，通常多少应带点儿不理性。婚姻需要一定程度的感情投入，并且只有从一个公众/法律/夫妻双方都认可这种关系的前提出发付出感情，才会显得“正常”。这位新郎，对自己的妻子是否美貌做了客观的评价，但他的不可能的述谓位置因而也就是不可能出现的位置，这不在于他的回答内容是否真实可靠，而是说有一套强有力的文化和个体的期待及传统观念，使得新郎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除非这是一场权宜婚姻（例如，为拿到绿卡而结婚）。可以说，齐泽克的具有开拓性的《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1989）一书获得成功，其原因在于该书通过康德和拉康来重新提出马克思，以此来揭示原本平凡无奇的事物中的怪诞之处，尽管乍一看，此书怪异而陌生。齐泽克的分析让读者认识到，被媒介中介的生活，在现实中充满不可能的述谓位置，尽管它们就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却只有在它们被指出的时候才能试着去了解。

对于康德的崇高概念，最常见的理解是，以一种情感为基础，即人类在面对令人震撼的如飓风这样的自然现象，或者如大峡谷（the Grand Canyon）这样广阔的物质实体时，内心所产生的惊奇感。这种崇高的观念对于分析媒介中的意识形态功能颇为实用，原因在于，尽管崇高体验表现的是被自然力量所征服的内心，但实际上，这种体验却强化了我们对人类理性的优越感，它确保我们不受这种力量的控制。崇高的感受最终要经过大脑：我们努力将这种情感转化为审美体验，如此一来，我们就不会慑服于所面对的那恢宏的力量了。齐泽克重新校正了这一崇高概念，以展示当代媒介体系是如何作为一种崇高的意识形态体系而运作的，但却是以相反的方式，涉及的是自然现象中让人困惑的力量。媒介体系并没有激发非理性的敬畏，而是实现了意识形态效果，在我们的生活中充当文化壁纸，发挥的是去崇高化的作用。对此，齐泽克说道：

关于崇高化，人们应该记住拉康的终极教诲：在某种意义上，真正的崇高化与去崇高化是一模一样的。让我们以恋爱关系打个比方：“崇高”并不是让我们无法企及的冰雪美人——假如她走下神坛，她可能只是个丑八怪。当崇高的维度在夫妻日常生活中最平庸的细节之处显露之时，“崇高”便神奇地将两个维度合并（combination）——当这种神奇的维度通过像刷锅洗碗或者打扫房间这么普通的日常琐事显现出来的那一刻，爱情生活中也就出现了“崇高”的一刻（从这个意义来看，崇高和理想化是对立的）。（On Belief：41）

尽管我们对于马歇尔·麦克卢汉的名言“媒介即讯息”耳熟能详，但实际上，我们在消费媒介内容时，往往假定它传达的要么是相对而言客观、中立的新闻报道，要么是完全虚构的、不牵扯意识形态的内容，随意享用，完全无害。由此产生的结果便是，“不可能的述谓位置就是当代犬儒态度的特点：在此，意识形态直接在桌上摊牌，将它运作的秘密公之于众，并继续发挥作用”（Indivisible Remainder：200；1997b website）。媒介意识形态的本质被自然化了，这意味着在媒介话语中，能像那位坦率的新郎那样做批判的，是少之又少的。媒介话语常常受到非理性因素的影响，但由于它司空见惯，总是以实事求是自居，故而其逻辑上的怪异之处，往往被人们视而不见。从齐泽克的视角来看，主要有三种意识形态去崇高化模式：无知的意识形态者、犬儒无赖/意识形态者、非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者。

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位治安法官说，他拒绝为一桩跨种族婚姻颁发结婚证，因为他担心这种结合对他们未来的孩子不利。坦吉帕霍阿县（Tangipahoa Parish）^[5]治安法官基斯·巴德维尔（Keith Bardwell）说，按照他自己的经验，跨种族婚姻维持不了多久。

“我并不是种族主义者，我只是不看好这种跨种族的婚姻，”巴德维尔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说，“我的黑人朋友很多，他们来我家玩儿，我为他们主持婚礼，他们用我的卫生间。我并不歧视他们。”（Huffington Post，2009）

这条新闻有两种主要的矛盾：巴德维尔法官采取种族主义的方式处理问题，其理由是为了避免未来的种族主义；而他否认自己是在种族歧视——说“他们用我的卫生间”，但这一句恰恰是他不经意间流露出的种族歧视的证据。因为要表达这种否认，需要一个先验的推演前提，他得事先考虑黑人使用白人的卫生间是否合法——而这一考量的实质恰恰就是种族主义。由此来看，模式一是一个相对来说直白的意识形态去崇高化形式。尽管这一说法中含有一种表面看来是非种族主义的情感，它隐匿了其中的种族主义苗头，但这种笨拙的去崇高化使说这话的人难免得自己去处理话语中的失误。若将这种类型的意识形态延伸至整个社会层面，不管当权者能否就对他们的指责做出辩护，至少从政治角度来看明显是有过失的。

模式二代表的是“我很清楚，但是尽管如此”（je sais bien，mais quand même）的思路，第一章中所引彼得·曼德尔逊的事例，明显属于模式二。他被指责辱骂英国国际新闻公司的经理“笨蛋”——这个事件引出了好几个意识形态领域的议题：

（a）媒体在政治上衰弱无力。曼德尔逊的口误引起了短时期的争议，但并没有几个人认识到这一前社会主义政党的关键政治人物因未能取得全英销量最大的右翼小报《太阳报》（The Sun）的支持而恼羞成怒，这多么具有政治讽刺意味/不得体。尽管媒体仍能指出这种矛盾性，但这种批评的政治意味越来越显得过时。自称为新工党的这一政党，小心翼翼、处心积虑，迎合的却是资本家的利益，这意味着从社会主义的传统角度指责它，只可能被一句“拿真相说话”打发。

（b）集体的谎言——即使在自我解嘲中，系统本身也能发挥作用。曼德尔逊辩解说他用的词是“笨蛋”，看客们都心照不宣，他的辩词依靠了这一点，同样也造就了这一点。道德层面对他的指责成了为人称道的巧舌如簧，借此，他开脱了对自己的脏话应负的责任。曼德尔逊事件表明巧言令色的否认已成为媒介体系自然而然的特色。齐泽克结合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6]和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7]出任国家首脑这一现象，声称当今大众传媒中介后的政治是对传统政治文化的反扑。如今，下流的内容被摆在明面上，而内在的信仰（如道德谴责）只能在个人层面苟延残喘。反观过去，公共话语会唤起社会所无视的道德和政治价值观，哪怕这些价值观经常在个别阴险政客的暗箱操作中被歪曲。这证实了阿伦特的观点，即一旦一个民族被证明是容易受骗的，或犬儒到了可欺的地步，那么哪怕“有无可辩驳的证据可以揭穿他们的谎言，他们也会拿犬儒主义做挡箭牌。他们不会抛弃满口谎言的领袖，他们会反驳称他们早已识破谎言，并且为领袖高超机智的辞令喝彩”[Arendt，1994（1951）：382]。(www.xing528.com)

（c）僭越系统和强化系统并行不悖。曼德尔逊之前的出言不逊，不仅没有使他自绝于媒介系统的规范之外，最终反而促使二者沆瀣一气。媒介系统非但没有受到威胁，相反它需要禁绝对抗来获得复兴——这是它构成性的僭越。这就解释了原本叛逆的音乐家如何“始乱终弃”，最终僭越了他们最初所做的僭越。他们曾经靠反对某个系统而成名，而如今又重回这个系统。在英国电视节目（UK TV）中，这一点主要以广告的形式体现出来，广告中伊基·波普（Iggy Pop）^[8]在售卖“快速投保”汽车险（Swiftcover car insurance）^[9]，而城市朋克中的黑色怪物（bête-noire）约瑟夫·里顿（Johnny Rotten）^[10]则沦落到售卖乡村生活（Country Life）^[11]牌黄油的地步。

在模式二中，政治领域已经式微。制度化的犬儒主义同时在政客及其看客那里大行其道，在这样一个时代，坚定的伦理道德/政治立场这样的观念似乎是异想天开。

与模式一和模式二不同，模式三只是一些设想的背景，根本未被用心考察，因为它们完全被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模式一中的意识形态是明目张胆的：法官显然是种族主义者。模式二至少部分地承认（在随后的开脱出现之前）存在道德或者政治问题。看客们心知肚明，彼得·曼德尔逊用了可能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最恶意的脏话骂人——对这一事件的消遣，是因为曼德尔逊否认这一过失时的挤眉弄眼。模式三与前两种模式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实现效果的方式，即使某一政治形势的特殊性自然化，这样一来，因果的辩证关系也就随之完全丧失。要想实现这一点，靠的是用媒介取代对待社会对抗的各种不一致的态度，并将之带入一种虚假的、误导的、简单的问题/解决模式之中。

模式二能同时包容相互矛盾的态度，与这一功能相关的特征是，尽管经过民主的粉饰，但它与“法西斯主义”（fascism）心态的共同点是：“‘法西斯主义’，无论在其意识形态还是实践层面，不过是某种对社会对抗进行扭曲的形式原则，是某种通过把不一致的态度进行组合和凝聚而实现的移置逻辑。”（Ticklish Subject：186）因此，人们往往因将这种意识形态危险远远地弃置到历史的往昔而洋洋得意。大众传媒的友好“法西斯主义”依靠同样的基本流程：它扭曲了模式二中仍会被注意到的社会对抗/矛盾，并将它们带到另一个层面，让它们因过度透明而变得无迹可寻。这就是为什么世界饥荒、全球范围的结构性经济不平等、名人价值观等能够在《现场八方》（Live Aid/Eight）^[12]这样的节目中济济一堂。齐泽克在美国见到“巧克力泻药”（the chocolate laxative）这种产品，他便用这一名称来命名一种现象，而这些由名人主导的事件就是该现象的放大版。尽管在有效性方面受到质疑，但该术语仍然可以描述意识形态操控的过程，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问题（巧克力导致便秘）反倒成了卖点（其通便功效）。

虽然模式一中展示的种族偏见并未受到媒体的操控，但巴德维尔法官那套自欺欺人的种族主义理论，预示了在其他两种模式中，直接的被媒体中介的意识形态操控。在模式三中，意识形态把原本矛盾的内容自然化，使其不再显得矛盾——在“纳粹”德国，一个人可能非常喜爱某个个体的犹太人，却鄙视整个犹太种族，这种情况完全可能（“我了解和喜爱的那个犹太人可跟其他人不一样”）。当社会上尽人皆知的东西本身让一种态度本质上不成问题时，不一致就不再成其为不一致了。因此，今天我们不再纠结于名人赞助的饥荒救济本身所蕴含的深刻矛盾。纳粹德国是一个极端的、恐怖的派生物，然而，派生它的却是广义上的意识形态效力的基本模式。同样，借助媒介景观的再三重复，名人发起的赈济促使原本相互矛盾的两种态度并行不悖的情况变得正常了：

· 见到非洲饥荒而触发的公开的深切怜悯感。

· 人们怀有“巧克力泻药”式的心态，是不愿直面这种饥荒的真正原因。媒体引导人们相信，西方消费模式带来的部分收入在非洲重新配置，正在消除由相同的消费心态造成的饥荒。西方购物者支撑起来的全球经济体系，剥夺了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在国际市场公平竞争的机会，而机会却给了这些西方消费者……他们通过购买更多音乐产业的产品来解决他们的商品消费体系所带来的问题。他们并没有着手分析饥荒背后最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原因，而是把粮食短缺的老问题转化为与之共存的媒介景观。

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13]“同村协力”（It takes a Village）^[14]的演讲是息事宁人的空谈，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齐泽克对M.奈特·沙马兰（M.Night Shyamalan）^[15]的电影《灵异村庄》（The Village）^[16]的重新解读。他认为该片是意识形态进程在戏剧层面的写照，在这一进程中，那些最应该为全球持续的经济不公平现象承担责任的人，却被媒体塑造为最具道德意识的人。《灵异村庄》讲述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早期的森林开拓和殖民。由于附近森林里有怪物，村民们生活在恐惧之中。怪物不进入村庄，而村里的人也不冒险进入森林。直到影片的最后，观众才明白村子里的长者原来是从当今之世逃出来的社会难民。他们遭受了各种不幸和罪恶，退到这偏僻一隅，繁衍子嗣，与世隔绝。齐泽克暗示：“从早期黑格尔式的（proto-Hegelian）角度来看，那个社区所对抗的外部威胁，是它自身的内在本质。”（Violence：23）他进一步发挥这一思路，将它运用到我们当前的“道德消费”的概念化上来。原以为逃离对社会和生态都有害的资本主义体系是善举，其实这只是那个一直在运作的资本主义体系的伪装形式：

如果社会的真正的邪恶并不在于这样的资本主义动力学，而在于我们游离其外的企图——与此同时，我们还一直在渔利……那问题又会怎样？今天，邪恶的代言人，并不是在一个社会关系分崩离析的暴力世界中污染环境的消费者，而是那些全力以赴为全世界的灾难和污染创造条件，同时用钱洗脱自己罪行的人。（Violence：23；undated website）

齐泽克辩证地将视角从黑格尔哲学转向好莱坞电影，然后又折返回来，从而声讨了资本主义媒介中的那些伪善之徒，他们加剧了全球经济体系招致的问题，而主观上又装作他们在解决这些问题。媒体利用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17]和鲍勃·格尔多夫（Bob Geldof）^[18]等公众人物来推动自作慈悲的慈善事业，其代价就是牺牲了自取其辱的基本政治经济改革。而这些改革才是众望所归、百年大计，以便解决世界粮食净产量过剩和持续性的区域饥荒并存这样的矛盾。2009年，如今的鲍勃·格尔多夫爵士（与其他名人一道）出现在一系列电视广告中，推销英国政府赞助的金融投资产品——溢价债券（Premium Bonds）^[19]。在齐泽克看来，这并不与格尔多夫那些消除世界饥荒的呼吁相矛盾，这只是同一套意识形态“硬币”的另一面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