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论媒介：揭示意识形态的怪诞形式

……“媒介即讯息”，因为塑造和控制着人类关系及行为的规模和形式的，正是媒介。这些媒介的内容和用途五花八门，又百无一用……任何一种媒介，其“内容”迷惑了我们的双眼，让我们看不到这一媒介的特点，对于媒介，这是再寻常不过的事……[McLuhan，1995（1964）：9]

仁爱始于家，怪诞（the uncanny）^[1]亦然。[Haughton in Freud，2003（1899—1919）：xlii]

上面的引文中，麦克卢汉强调，认识到媒介的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对于理解媒介运作的模式是至关重要的。这应和了齐泽克的类似的观点。齐泽克也强调当代意识形态要发挥作用往往倚仗其传达模式，而非清楚明确的内容——前文提到的意识形态的手推车。齐泽克采用精神分析的方法来剖析媒介景观，这迫使读者越过文化产品表面的含义，去发掘其蕴含的重要性。但若想恰当领悟齐泽克的方法，就需要恰当理解弗洛伊德梦的理论和马克思的商品理论。梦境中隐藏的深层意义不能简单地从梦/商品的特定意象/属性等的表层含义中推导出来。真正需要考虑的重点恰恰在于，深层次的意义借由表层内容得以表现出来的模式：“无论是对于梦境还是对于商品而言，关键都在于要避免对假定的在形式之下隐藏的‘内容’产生拜物迷恋：通过分析要揭开的‘秘密’并非形式所藏起来的内容……相反，却是这一形式自身的‘秘密’。”（Sublime Object：11）就媒介而言，正如麦克卢汉指出的，媒介不仅是讯息（message），也是一种按摩（massage）。

有一则典型的齐式的笑话，完美诠释了齐泽克所执着固守的一个麦克卢汉式的观点，“真理不是单视角的，不是相对于另一个虚幻的真理而言‘正确的那一个’；它只出现在一个视角向另一个视角转换的过程（passage）之中”。三个朋友在酒吧里聊天：

……第一个人说：“我遇到了一件可怕的事。在旅行社，我原本要说‘要一张去匹兹堡的机票’，结果说成了‘要一张去体兹堡的机票’。”第二个人说：“这算什么。我早餐时本想对妻子说‘亲爱的，能把糖递给我吗’，结果我说的是‘你这个泼妇，我这辈子毁在你手里了’！”第三个人收官：“都别急，先听我身上发生了啥再说谁的最可怕。我整夜给自己壮胆，决定早餐时就对妻子说你最终说出的那句，结果我说的却是：‘亲爱的，能把糖递给我吗？’”（ibid.：61）

如此一来，齐泽克就把我们从那毫不尖刻的、幽默的、标准的弗洛伊德式的口误（体兹堡）带到日常生活核心地带的创伤性情感真相之中。他帮助我们认清，最具创伤性的境遇其实并非是第二位朋友的真情爆发，而是言不由衷的那一刻。然而，话说不出口的背后是各种心理上的破坏性力量。这一见解真正令人不安的地方在于，它再次借用反李尔王的方式，一切尽在“不言中”。上文笑话中貌似祥和的早餐桌，从电影的角度看，恰似大卫·林奇（David Lynch）^[2]执导的影片《蓝丝绒》（Blue Velvet）^[3]的开场，林奇以仰视角展现了一大片修剪整齐的郊区草坪，以此来掩饰热闹的虚伪之下深不可测的阴暗。

齐泽克在方法上喜好剑走偏锋，发现怪诞（das Unheimliche），因此，当手推车从我们眼皮底下吱吱扭扭地推过去时，齐泽克尤其擅长侦查出其中的意识形态因素。“不可思议之处并非如一些人认为的那样，关联于各种突然涌出的无意识因素，而是关连于一种失衡，当幻想破灭，越过了原本给它设定的界限时，就会出现失衡……”（Lacan et al.1977：22）。我们熟悉的事物往往带来混淆，为了与容易混淆的事物拉开距离，便于理论研究，精神分析学使用了德语中的“怪诞”（unheimlich）一词，尽管这个词通常被译为“离奇的”（uncanny），但字面意思实为“不受欢迎的”（unhomely）。前后不一致会强化我们对怪诞的感知。这种不一致源自一种对特定形式的不适，它之所以对我们产生影响，恰恰因为我们见证的是“受欢迎的”事物（the homely），只是视角不同，而这非常恼人。正如霍顿（Haughton）在前文中言简意赅地表达的那样，精神分析的态度使得我们重新审视那些可能已经变得过度自然化的，并且丧失批判性的地方——它成为一种用来描述弗洛伊德所谓的“日常生活中的精神病理学”的方法[2001b（1901）]。(www.xing528.com)

精神分析从一开始就关注日常生活。因此，弗洛伊德在前言中对他的第一个重要病例朵拉（Dora）[即艾达·鲍尔（Ida Bauer）]^[4]做评论时，这样解释他把本来属于机密的病人信息公之于众的做法，“她无法从自己不了解的事物中获取信息”[Freud，2001c（1901—1905）：9]。他还在别的地方提到，他的病人在回应他的分析时，常常说出这样的评论性的话：“事实上，我一直知道，只是我从未想到。”（引自Thompson，1994：192）齐泽克把这种精神分析中的似曾相识，与个体在治疗接触过程中形成的亲近感结合起来，并将其延伸到更为广阔的当今媒介景观的社会环境中。这使得他能够彻底揭开“怪诞”所隐含的意义，同时绕开在酒吧聊天的三位朋友的那种述谓位置的局限。

· 朋友1：未能认清“无辜”口误的深层意义。从弗洛伊德的视角来看，偶然之中存在着必然。换句话说，“弗洛伊德式的口误是指‘你说的是一样东西，指的却是你的母亲’”。（Anon）

· 朋友2：没有创伤就无法沟通。

· 朋友3：无法说出创伤感，最终注定受困于不忠实于内心的生活之中。

通过他的“患者意识形态批判工作”，齐泽克让我们识别了故事中的三个人，梳理了他们之间的差距，使我们看到原本并不起眼的事物之中真正的不可思议之处。齐泽克的媒介分析以及他对形式与内容间的差距的重视有一个特点，这一特点就是，他能从貌似正常和无害的内容中看到其实际蕴含着的重要意义——这就是早餐桌上实际在发生的事情。为了能够紧扣理论概念，同时把当下媒介化的意识形态在实践上的无耻行径再问题化，齐泽克亦庄亦谐，将基于创伤的哲学—精神分析见解与理论内容结合，这是他的理论要着力处理的形式/内容相互关系这一永恒话题的一个范例。这种创新的方式是必要的，因为在日常生活中，由于层层过滤机制的存在，我们无法认清我们最为熟悉经历——即不可能的述谓位置（the impossible position of enunication）之中深刻的意识形态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