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院和赛博空间的象征效能与眼界的拓展

“客观地主观”（objectively subjective）这一概念，即从“客观”意义上构想的表象，标识出的是这一刻：客观的现实与主观的表象之间的差异，在主观的表象内部被映射出来的那一刻。我们从这种现实与表象之间“映像—假象”（reflecition-into-semblance）的对立中获得的，恰恰是客观的表象（objective semblance）这种悖谬的概念，这种“事情如何真的就是看上去的那个样子”。这里寓居着客观领域和主观领域的辩证综合（dialectical synthesis）——不仅在于作为被中介的客观现实（objective reality）所表达的主观表面现象之概念，而且在于一种表象之概念，它将自身客观化，并开始作为个体实际上所怀有的单纯的主观表象之对立面，作为“实在的表象”（大他者所支撑着的表象，象征机制）而起作用。（Žižek，1998 website）

上述齐泽克对客观表象（objective semblance）的解释，乍一看尽管繁冗拖沓，但却一针见血地直指象征效能的影响之内核。象征效能将社会影响和个体感知到的影响二者强有力地组合在一起。要跟上齐泽克的思路，起初会遇到一些困难，这些需要参照他试图描述的人们感知到的复杂经验来加以抵消。客观表象从符号象征角度上讲是非常有效力的。即使最顽固的经验主义者都能认识到非物质因素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不论是一个愿意为“女王和国家”抛头颅洒热血的战士，还是一个不图一己私利、一心为公的检察官，象征都是个宝（symbols matter）^[7]。这里一语双关（将物质和非物质效果相互交织在一起），齐泽克非常特殊的措辞：“客观表象”，明显采用了矛盾修辞，理解它的关键词就是辩证综合（dialectical synthesis）。这一概念至关重要，既有助于我们理解齐泽克在揭示当代媒介的意识形态运作过程中，对德国唯心主义和精神分析思想的应用，也有助于说明主客观领域无法分离的性质。在深刻的本体论和心理学意义上，这些领域是相互自我建构的。

社会现实再生产过程中处处是被摒弃的信仰和过时的做法二者的纠缠扭结。前面已经指出，如果个体面对的是代表法律机构的人，如法官、警官等，哪怕此人是一个罪孽深重的人，他还是因为位高权重而保持他的象征权威。观察一下这个简单寻常的现象，带出了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并对我们思考社会现实实际上是如何运作的产生影响。无论是在哪个制度下，对于某一特定社会的终极真理的重要性所持的普遍的怀疑态度与普遍的顺服态度，是有可能并行不悖的。即便在理性的层面上，人们会与市场或者某党派保持距离，但社会运作中各种不同的做法和仪式仍会保持其客观上的功能性，这样，不被信任的实体才能维持自身、再造自身。

这种运作的前提是，“貌似吹毛求疵，但实际是‘主观上的客体性的’（subjectively objective）和‘成为对象化的主观的’（objectively subjective）之间至关重要的区分是：康德式的超验地被构成的现实是主观上的客体性的（它代表主观地被构成/被中介的客观性），而幻象则是成为对象化的主观的（它指向一种内心深处的主观内容，一种幻想的产物，而这一产物悖谬地又是‘去主观化的’，是无法与主体的直接经验相通的）”（Žižek，1998，website）。这种情境的总体效果是，它让我们重归生命经验中物质/幻象密不可分、相互交融的性质。纯粹的现实无法逃脱主观的概念化。各种社会运作进程及机制的存在都是纯经验性的，自动会产生各种形式的象征效能，而象征效能又会反过来充斥于我们的概念化过程中，接着概念化又会反过来影响我们在物质世界的行为，在一个接一个递归的循环圈中，依次类推，循环不止，随时接纳媒介的介入。

在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2001a（1900）]中提到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位父亲因儿子的去世悲痛欲绝，身心俱疲的他在儿子的棺材旁睡着了。他梦到孩子就在房间里，哭着怨他：“爸爸，难道你看不到我在被火烧吗？”（参见Žižek，2006b website）最后，这位父亲被烟呛醒，原来是蜡烛点着了孩子的寿衣。齐泽克说这个故事可能不是真的。我们很容易去假设，燃烧的烟味成为他的梦境，所以尽管有东西烧着了，他还能继续睡着，而他之所以醒过来，只是因为停尸房里的烟味已大到他的梦境遮盖不住的地步。然而，一种更为骇人的解读却是，父亲能在追悼室醒过来，是因为他可以恢复意识，不去遭受无法安慰无助的儿子这种幻象的折磨，这是更严重的创伤体验。

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的电影《大开眼界》（Eyes Wide Shut，1999）展现了电影作品刻画这种虎视眈眈的创伤的能力，传统的社会现实常常不去正面思考这些创伤。这是一部专门探索一对夫妇的性幻想的电影，在片尾，当妮可·基德曼（Nicole Kidman）饰演的角色被她的爱人[汤姆·克鲁斯（Tom Cruise）饰演]问到接下来该做什么时，她回答道：“做爱。”齐泽克认为：(www.xing528.com)

作为一个错误的出路，以及不去直面幻象中的恐怖阴间的办法，这里的动作宣泄（the passage à l’acte）的性质，没有一部电影能讲得这么出其不意：这条动作宣泄之路根本没有让这对夫妇获得真实生活中那种肉体满足，那样会使所有那些空虚的幻象显得多余。相反，这里的动作宣泄是一条权宜之计，是孤注一掷的防范措施，目的是控制住幻象的鬼魅阴间。仿佛她给出的信息是：我们尽快做爱吧，这样才能扼制住疯狂滋长的幻象，不让它们再次控制我们。拉康的隽语：逃离梦中见到的实在界，办法就是苏醒到现实中。这一隽语用在任何地方都不如它用于性行为本身时更有道理：不能做爱时就别做这种梦——相反地，我们做爱，目的是不去做过多的梦，是扼制住过多的梦，否则它们就会控制我们。（Real Tears：175）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密切接触电影和赛博空间等媒介，不是要逃离，而是要逃入一种社会现实，它能更有效地保护（中介）我们，使我们不受那些隐藏在“正常”生活之下的真正的创伤问题和忧虑的困扰。

前文曾引用居伊·德波的观点：“在颠三倒四的世界中，真实只是错误的一个瞬间。”[Debord，1977（1967）：N9]齐泽克在一段颇有德波之风的话中提到，我们对社会现实标准的理解，相对于关于这现实的绝对真相而言，是倒置的：

在“景观社会”中，我们的经验作为日常生活现实，越来越带有谎言成真的面貌，弗洛伊德的见地展现了它们真正的价值。有的人玩电脑互动游戏玩得无法自拔，这些游戏让一个神经质的弱者戴上屏幕上孔武有力的强者的面具，痛揙男人，狂玩女人。我们很容易这样想，这个弱者在赛博空间中寻求慰藉，以此来逃避无聊而又无力的现实。但也许游戏能说明更多的问题。在游戏中，可以把我变态的人格表现得淋漓尽致，平时只是由于伦理—社会的种种限制，我才没有在现实生活中去那样做，如果是这样，问题又当如何？这虚拟的形象在某种程度上难道不是“比现实还真实”吗？难道不正是因为我意识到这“只是一场游戏”，所以我才能在其中为所欲为，做现实世界中绝不会去做的事情吗？恰是在此意义上，诚如拉康所言，真理（the Truth）的结构是虚构的：在梦境甚至是白日梦的伪装之下隐藏着的，有时就是真理，而社会现实就始于这种压抑的真理。这就是《梦的解析》的终极要义：现实是为那些忍受不了梦境的人准备的。（Žižek，2006b website）

因此，齐泽克对待电影、赛博空间以及四处泛滥、无所不及的真人秀节目的态度，比它们自己对待自己的态度要严肃多了。这是极其有效的伪行动，人们设计它们，就是为了逃入现实中，这样就不用去面对虎视眈眈的创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