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论媒介：解读实在界与现实差异

实在界（The Real）为语言所不逮。用大写形式，是为了把它和有关现实（reality）的传统观念相区别。“现实”一词是对“我们清醒地体验到的一切”的统称。实在界无法捕捉，不能量度。唯有通过其影响和情动才能体验。维持哪怕最基本的精神健康，我们也需要通过一系列必要的理想化想象，来建立现实赤裸裸的实是性与知觉之间的联系。人类语言的前提是，我们需要提取额外的知觉数据，借用之前用过的那个语义学的例子，“树性”（treeness）才能替代林林总总的各种树，它更加准确，却无法穷尽我们想要详细描述的每一棵具体的树。精神病状态往往与无法从我们的知觉体验中充分提取的这种具体性相关。萨特的小说《恶心》[La Nausée，1983（1938）]的主人公罗冈丹（Roquentin），就是文学作品中的一个典型例子。有一棵栗子树，它纯粹的物质性让对此高度敏感的罗冈丹烦恼不已。他脚下的栗子树根粗糙而令人生厌，这种独特性几乎压垮了他。萨特以小说的方式再现了康德的物自体（the thing in itself）和拉康的物（the thing），在罗冈丹的眼中，树根在他的生活里四处蔓延——这是终究无法言表/无法再现的自然之力，是它的树根般的“物性”：

这个树根，它的颜色，它的形状，它僵硬的走势，潜伏在……一切的解释之下。它的每种品质都稍稍逃离它，流溢其外，半凝固起来，几乎成为一个东西了；在树根里，每种品质都是多余的，而整个树根此刻让我觉得是在翻滚，它稍稍脱离了自身，否定自身，迷失在一种奇异的盈余中。我用鞋跟去刮擦这个黑爪一样的结，我本想把它的皮刮掉一点，不为什么，就想鄙视，想在它棕褐色的树皮上刮出荒谬的粉色伤痕：想玩弄一下这世界的荒谬性。可是，当我缩回脚时，我看到树皮仍然是黑色……它像颜色，但也像……伤痕，或者分泌物，或者羊脂——或者别的东西，例如气味；它融入了潮湿土壤的气味中，湿润木头的气味中，融入一种黑色的气味中，像油漆一样蔓延在这多节的树木上，融入一种甜甜的、果浆四溢的纤维的味道中。我不是简单地看见这个黑色：视觉是一种抽象发明，是一种彻底清洁过的简化了的概念，人的概念。这黑色，无形而柔弱，远远超越了视觉、嗅觉和味觉。然而，这种丰富性变成了混杂性，因为过于丰富而不再是任何事物。

在解释实在界和现实二者的差异时，齐泽克借助了我们目击极端暴力或者露骨的性内容时的体验。在回忆中，原初的体验会“去现实化”（derealized），几乎像幻觉一般，以至于当我们试图再返回“正常的”现实时，很难把两个领域想成是相同的：“这就是拉康区分现实和实在界的目的——我们永不可能获得完整的、包罗万象的现实感，它必有某个部分被‘现实的缺失’所影响，丧失了‘真实的现实’之特征，这种虚构性的因素正是创伤性的实在。”（Real Tears：66）

电影《好人》（Good，Vicente Amorim，2008）生动地展现了实在界中的幻想的一面，幻想不可或缺，无法摆脱。维戈·莫特森（Vigo Mortensen）饰演约翰·哈尔德（John Halder）这一角色，这个角色是一个纳粹党得势时期的德国科研人员。音乐在他的生活中不断地、但又牵强地出现：例如，他妻子（他去见一个年轻的情妇时撇下她，这是他数次出轨中的一次）通过不断地弹钢琴来缓解她的精神疾病，而这就是哈尔德做日常家务时的配乐。整部影片中，他始终自欺欺人地以为一切并没有那么糟，以至于他本人在纳粹党中身居要职，与此同时，他还深信他从根本上是反对纳粹党的。直到他去一个死亡集中营找一个之前没能帮到的犹太朋友时，他才幡然醒悟，但悔之晚矣。应景的是，这一幕恰恰发生在四个湿漉漉、脏兮兮的囚犯听到音乐的那一刻。正是在影片的最后这一幕，他才认识到形势的严峻，他一边哭，一遍自己嘀咕着“这是真实的”，在最后一个镜头中，一个个的音符慢慢地被新来的囚犯的嘶叫声和看门狗邪恶的吠叫声所淹没。(www.xing528.com)

齐泽克的作品始终受益于拉康的实在界，它与传统的、常识中的现实观念有着根本的区别。哈尔德当纳粹官员的那些日子似乎就是一场真正的幻梦，梦中他自说自话地否认周遭的邪恶。直到他听到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梦幻般的音乐时，他才骇然从他对周遭现实的防御性的、妄想性的过度认同中醒过来，才开始真正感受到了纳粹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对此他一直自欺欺人，没有直面，最终这种恐怖使他流下了痛苦的泪水。^[2]

拉康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康德、谢林（Schelling）等人一样，关注的重点是非物质的力量——抽象的、理想化的、消极的——拉康描述了个体与环境之间至关重要的结构性关系，这种关系本质上是内在的、自身的、没有实体的。人类的境遇就卡在无法抗拒的残酷物质性之本体论现实这一斯库拉（Scylla）^[3]巨岩（这是罗冈丹与栗树的对峙）与不可言喻的非物质的实在界的卡律布狄斯（Charybdis）旋涡（这是哈尔德的大马士革醒悟^[4]）二者之间。由此，我们需要一个象征秩序来在两个极端之间进行导航。然而，这是以需要认识到“语言核心处所镌刻的那种不可能：语言是无法抓住实在界的”为代价的（They Know：xiv）。这就是为什么哈尔德需要音乐的介入才能得到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