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揭示酒神笑话的哲学严肃性

就笑话在我们的精神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来看，我们应该给予笑话的哲学思考还不够。[Freud，2001d（1905）：9]

在敬拜酒神狄奥尼索斯（Dionysus）的仪式上，人们唱着菲勒斯歌曲。参与者列队游行，手持用动物皮制作的超大的阳具，唱着淫秽的歌曲，满是模模糊糊的暗示。（Zupančič，2008：213）

上一章探讨了齐泽克在理论上独家的变态风格，使他饱受质疑，也带来媒体的关注，同时还给他带来风险：他实际要说的学术观点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要么是因为他短路式的逻辑火花抢了风头，要么是那些“假正经们”只顾着关注他的黄段子和/或他的思辨精神分析见解——正如弗洛伊德所说的：“只有别有用意的笑话才会遇到不愿听的人。”[Freud，2001d（1905）：90]在被用来解读媒介景观中犬牙交错的现实与幻想时，齐泽克幽默的变态分析恰如一件调试精准的工具。本章将更详尽地揭示这一点，以进一步阐释这种分析在概念上的重要性。笑话能够一针见血地揭示交际行为中形式与内容相互纠缠的性质，这是弗洛伊德高度重视的。齐泽克用笑话的形式把形式与内容嫁接起来，而同时又能反过来讨论形式与内容的关系问题。他赞同这个观念——把不同的事物赫然并置起来，以此来揭示某些情形中不为人知的那些内容，笑话在这方面可谓是一种强大的力量。齐泽克讲述了“让·保罗（Jean Paul）是如何用一个笑话的形式来表述这一点的：‘笑话是乔装的牧师，能放在一起的，都能给它们凑成一对儿。’费舍尔（Vischer）说得更彻底：‘他最喜欢把连亲人们都不看好的婚事给凑成了。’”（ibid.：11）齐泽克这个理论的高级牧师，经常把媒介和哲学凑成一对儿，难怪他的著述常常被人嗤之以鼻。

《搔痒的主体》（The Ticklish Subject）一书的副标题是《政治本体论的缺席中心》（The Absent Centre of Political Ontology），针对的是貌似简单的“痒”（ticklishress）这一概念背后的多种问题。精神分析学家亚当·菲利普斯（Adam Phillips）提及“痒”的深层内涵：“该词表达的是‘飘摇不稳’，而实际上说的是色情。搔痒首先是勾引，多用娱乐的方式勾引。”（Phillips，1994：2）因而，搔痒这个词丰富的寓意不仅仅是单纯的动作，以及那种“孩子气”的胳肢痒痒所明显要寻求的天真无邪的乐趣。与它相关的，是一些常常被低估的理论层面，是齐泽克应用幽默和变态这二者背后的非常严肃的目的。孩子被胳肢痒痒这种事情，看起来没什么问题，是为了单纯的快活，这不需要多说，但实际上却是一种微妙的、多层次的心理体验。因为“胳肢孩子一下，这寻常的、深情的而又变态的行为，其实大有文章可做”（ibid.：1-2）。貌似简单，实则非常有迷惑性的搔痒，不动声色，但又矛盾性地把“寻常的”（ordinary）、“深情的”（affectionate）和“变态的”（perverse）这三样同时激活了。对于菲利普斯而言，“搔痒”远非孩子气的纯真的代名词，而是“五花八门的侵扰方式中的一部分”（ibid.：3），通过它，孩子了解到他与成人当权者之间关系的本质。往大了说，搔痒本身是模糊不清的，齐泽克分析另一种类似的模糊性时，搔痒充当了一个典型的例子。这种模糊性建构了被媒体所中介搔痒的成人生活，而齐泽克对此进行了卓有见地的精神分析。(www.xing528.com)

弗洛伊德的《笑话与无意识的关系》一书，德文原版的标题是“Der Witz und seine Beziebung zum Unbewuβten”，比英文译本的标题“Jokes and Their Relation to the Unconscious”（1905）寓意更加丰富。德语的“笑话”（Der Witz）这个词与“心智能力”及“心智能力的产物”二者都有关系——幽默机智、妙语连珠以及在更普遍意义上的“足智多谋”（参见Strackey in ibid.：7）。变态笑话对于齐泽克睿智巧妙的媒介分析法是尤其有用的，因为这些笑话以其特有的方式，凸显出了歇斯底里症的知识（往往出自日常的情景中），它们原本湮灭无闻（或者至少是未被谈及）。笑话是通过再现媒介意识形态运行的方式而做到这一点的——这就把形式与内容毫不违和地并置起来，这就是没有被保安识破的那个手推车，或者正如麦克卢汉所描述的媒介成为信息的方式那样：“……媒介的‘内容’就像窃贼手中那片吸引看门狗注意力的滴着汁水的肉一样。”[McLuhan，1995（1964）：32]。笑话不像闹剧那样通过过度的物质性因素来制造幽默，“笑话寓居于语句中思想所赋形的表达中”[Freud，2001d（1905）：16]。这种形式与内容的纠缠以一种极其自然的、下意识的方式出现。由于这种幽默效果，含有笑话机制的心理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重要性往往会被忽视。就像媒介意识形态的堂而皇之地欺骗往往是自相矛盾的（比如被偷的手推车），当我们听到笑话时，“我们给予它的逻辑上的或者实用上的重要性超出了它的实际内容，而一旦我们搞清楚笑话的本质后，就会否定这些重要性”（Lipps cited in ibid.：12）。换言之，意识形态之下潜伏的基本程序，内在地具备一种似乎合理的否定性——也就是上述引文中竹潘奇克（Zupančič）所描述的早期历史语境中的那种“模模糊糊的暗示”，因此，无论它是由谁说出的笑话，是杰出的政治家，还是电影导演，或者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是一个喜剧演员，它的影响更加巧妙。

如今已是耄耋老翁的英国喜剧明星肯·多德（Ken Dodd）就有趣地代表了象征秩序中各种矛盾因素的微妙混合——普通却又变态，深情而又多样。多德手中的“搔痒棒”（tickling stick）是出了名的——一个大鸡毛掸子，取意于古代狄奥尼索斯传统的菲勒斯象征（phallic symbolism）——这个搔痒棒，既无辜又变态，生出许多挑逗观众的幽默。反过来，他的幽默模式（看家本领）利用了他与观众之间既充满爱意又庸常的关系，为的是传达反常的意义。对于《那是逗玛丽的错误方式》（That’s the Wrong Way to Tickle Mary）这样的歌曲，这种效果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如果不考虑作者的意图，在貌似超级普通，实际却引经据典的歌曲《幸福》（Happiness）中，同样可以发现这种效果。多德典型的表演是，舞动着他的搔痒棒，唱着名义上的抒情歌谣，实际上歌词的谐音有色情意味，他会唱两遍，宣称它是“我所拥有的最棒的东西”，并且感谢主赐福给他“更多的幸福”。^[1]菲利普斯还在多德全部表演的其他方面发现了其他不同的搔痒因素——侵扰、幻象、幽默以及变态——这些以一种并不那么含蓄的方式涌现出来，那个赤裸裸的笑话就是例子：“真是个把黄瓜捅进牧师的信箱，大喊‘马丁一家要来了’的好日子啊！”有猥亵意味的双关语是多德的招牌，它以各种象征符号的喜剧形式，代表了媒介更加现实意义上的，但同时又是在极其严肃的意识形态意义上的运作模式。欲望、幻象、动机以及每天对我们狂轰滥炸的超我的禁令，是象征秩序中让人刺痒的、非实体的，但同时又是狂乱的情感旋涡，齐泽克积极地解读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