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批判的橡皮圈阉割术与哲学家的石头

……左派的批判因而只是成功地抹黑了当权者，而关键在于要阉割他们。……不是要惨烈地直接阉割，而是要慢慢地悄悄地以意识形态—批判法耐心地对付这些当权者。这样，尽管他们还是手握大权，但有人会突然发现他们痛苦地打着不自然的花腔。（Tragedy：7）

齐泽克应用变态理论分析解答当权者对媒介的操控，提出一种类似橡皮圈阉割法的极有针对性的阉割形式。橡皮圈阉割法是把公羊的阴囊用皮圈扎起来，让它慢慢萎缩掉。齐泽克咄咄逼人地倚重理论，这样的回应也是如火如荼的阉割活动所迫切需要的。它们不仅批判思想要阉割，任何不以团队价值观为前提的思想统统要阉割。在这一点上，英国最近的一些事情就很有启发性。在教育部（Department of Education）更名为创新、大学与技术部（Department for Innovation，Universities，and Skills）之前，大学部（University sector）毫无疑问是隶属于它的一个部门。更名之后，大学部还是被明确认可的（尽管从商业意义上看，它只是“创新”和“技术”中间的夹层）。结果是，随着大学被纳入曼德尔逊所领导的商业取向更为明确的部门——商业、创新与技术部，大学部就完全被砍掉了（参见Taylor，2008a and 2010）。大家欢迎齐泽克，以此来抗衡那种对待大学的方式，即“设计出大学，就是为了确保绝不让思想产生任何反响”（Lacan，2008：26）。齐泽克的作品回应了汉娜·阿伦特（继康德后）的呼吁，要“扩大的精神”（enlarged mentality），“培养自由活动的想象力”（Arendt，1982：43），“不要栏杆扶手的扶持就能思考”（Hill，1979：334）。前南斯拉夫共产主义生活的一手经验使得齐泽克对于西方浮夸的自由非常敏感。人们在为了训练而训练的氛围中挥霍这种自由，别说栏杆扶手，甚至需要座椅电梯才能思考，而且这种思考是苍白无力的。

齐泽克关注拉康学派早期的期刊《确然》[Silicet（字面意思是“允许知道”）]，把它与“允许看到”（videlicet）一词相比较，后者是自由民主派的主流思维模式。齐泽克的重要观点是“允许我们观察色情，我们也对此忘乎所以，正因此，我们才无法知道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Tragedy：8）。所以，转述前文引用的阿多诺的话来说，今天媒介景观表面上的色情性，使我们分心了，忽视了社会生活其他领域的迂腐守旧。拉康的看法幽默风趣，“翻开看看，精神分析杂志才是世界上最贞洁的东西，它们不再讲关于性的故事了，把那玩意儿留给了日常生活”（Lacan，2008：19）。齐泽克的价值很大程度上在于，他回应了这样一个形势，那就是，理论警示和启迪的力量已经被我们生活中无处不在、唯我独尊的大众媒介所殖民。齐泽克不会放过媒介内容，他的理论也绝不是贞洁处子——他的理论寡廉鲜耻，并以这样的方式让我们明白：那些传统民间故事和大众媒介文化低俗浅薄的断壁残垣，无疑多是淫秽的，但却是那些深奥难懂的理论话题的一种喜闻乐见的再现方式。如果过于关注齐泽克表面上所故意利用的一些下流材料，则会错过他所要强调的更严重的下流：这是我们文化和经济体系中毁灭性的特征，但我们往往习惯性地不去关注它，或者拒绝关注它。如果说被压抑的总是会回归，那么那些未获认可的特征总会再现为症状，这有待于我们在笑话、轶事及对至关重要的媒介内容的研究中去洞察。

因而，齐泽克“震惊资产阶级”的癖好及其粗鄙幽默的背后，潜伏着对于当代媒介的意识形态影响的极其严肃的批判。他详尽地分析了英国的第一场“阉割场面”（Violence：25-30），不无挑衅的思考、淫秽猥琐的表象、绕口令般的收尾笑点其实都负载着深刻的、政治的和哲学的旨归。齐氏挑衅尽管咄咄逼人，但却提醒我们注意那些隐藏在社会公德表面之下的危险。反纳粹的德国陆军元帅冯·克鲁格（von Kluge）的例子就很能说明问题。他的默许行为造成了严重后果。他愿意协助暗杀希特勒，但又支持另一个行动方案，这个方案是由一伙按照安排要与希特勒共进午餐的军官设计的，他们觉得“在饭桌上打死一个人不礼貌”（引自Lost Causes：18）。齐泽克指出马克思是如何“在他的《德意志意识形态》（German Ideology）中取笑说，哲学与‘实际生活’的关系正如手淫与性行为的关系”（Tarrying：3）。尽管有些最严苛的批评者无一例外都把齐泽克骂作哲学下流胚，写了一堆垃圾，但褒贬双方都得承认，再怎么说，齐泽克的变态理论也不像陆军元帅冯·克鲁格，不像曼德尔逊的新劳动党，也不像荒淫无度的媒介的一众卫道士，而像菲兹斗牛犬，是响当当的。

[1] 标题“The Mediated Imp of thd Perverse”，化自19世纪美国作家及评论家埃德加·爱伦·坡（Eegar Allan Poe）的短篇小说《变态之魔》（The Imp of the Perverse），该小说探讨了叙事者的自我毁灭的冲动，以“变态之魔”作为这种冲动的隐喻和化身。正是这种冲动诱使人去做某事，而其诱因却恰恰在于此事不应该去做。

[2] “从天堂，经世界，到地狱。”（Form Heaven，across the world，to Hell）——歌德《浮士德》

[3] 尽管必须承认，像“不成比例”（disproportionate）这样的观念，是完全基于某种价值判断的，这种价值观是精神分析长期以来努力要从这个术语的用法中彻底消除的。（参见Nobus，2006）。

[4] 根据齐泽克的说法：“……动作施行是向大他者的形象进行表演（述行）的一种景观，大他者原封不动，不受它的干扰，而动作宣泄是摧毁符号象征链接本身的暴力突破。”（Living：326）

[5] 泰格·伍兹的父亲名为厄尔·伍兹（Earl Woods），因为这里将这一广告类比于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中哈姆雷特倾听亡父（丹麦国王）的亡魂对他讲话这一情节，故而作者套用其名字“厄尔”的字面含义“伯爵”，来暗示这一类比。(www.xing528.com)

[6] “尽管去做”（Just Do It）是耐克公司的广告语。

[7] 原文标题为“Getting a Tiger out of the woods”，化自泰格·伍兹的名字“Tiger Woods”。

[8] 利奥·洛文塔尔（Leo Lowenthal），德国社会学家。

[9] 邦格罗斯（Bangloss）是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的小说《老实人》（Candide）中主人公甘迪德（Candide）的老师，他是一个坚定的神义论者。Banglossian一词后被用于指过于乐观，认为一切都趋于至善的态度。

[10] 彼得·曼德尔逊（Peter Mandelson），英国工党政治家，他与托尼·布莱尔及戈登·布朗等人被视为把工党在20世纪90年代重新塑造成“新工党”的关键人物。

[11] 杰西·杰克逊（Jesse Jackson），美国黑人民权领袖。

[12] 《太阳报》（The Sun）是富商默多克拥有的新闻集团旗下的一份小开型日报。《太阳报》是全英国销量最高的报纸，2004年后期该报的每日发行量达320万份。

[13] “hoisted by his own microphone”这一表述改自“be hoisted by your own petard”，指害人反害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