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象征符号背后的变态故事

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的斗犬阿拉斯泰尔（Alastair）东嗅嗅西嗅嗅，扒拉出一个丑闻。他的日常工作就是把不受待见的新闻批为“胡说八道”“一派胡言”和“夸大其词”，然后抹去。（Danchev，2005：247）

在精神分析理论中，阉割是一个专业概念，指的是人进入象征秩序时伴随着的不可避免的损失。语言使得我们可以描述现实，而与此同时，正是交流行为本身，在我们与对纯现实的直接体验之间拉开了距离。例如，“树”这个词很有用，有了它我们可以谈论所有的树，但同时，由于我们使用了通用术语，每棵树所具备的独特性就丧失了（被阉割了）。当我们进入象征秩序时，我们明显得到了许多，但我们也牺牲了一些东西。就媒介而言，这种损失的程度和其操纵下的遮遮掩掩的程度常常被低估。例如，在1997年英国大选期间，彼得·曼德尔逊（Peter Mandelson）^[10]时任英国“新工党”联络理事会的领导人（也就是之前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政党，更通俗的说法就是“工党”），他曾对阉割问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政治视角的论述。专门小组向他反馈说，人们认为新工党无力保卫英国以脱离欧盟的政治劫掠。对此，

曼德尔逊决定展示一下他的秘密武器——这是他自己的说法：在他珍爱的工党选举宣传中，以斗牛犬“菲茨”来凸显这场运动中强健的英伦气象。但有一个方面没能让他满意。BMP广告公司发函提醒说，狗的睾丸隐约可见，是否需要将其遮掉？“需要”，曼德尔逊在函件上写道。正如曼德尔逊后来所说，它是一条“最新工党的狗”。（Macintyre，1999）

当杰西·杰克逊（Jesse Jackson）^[11]提到阉割时，他是动真格的，那情绪真切可感。有人听到他在电视演播室里谈论奥巴马总统，他说道：“我要剁了他的蛋。”（CNN，2008）而上文中阿拉斯泰尔·坎贝尔（Alastair Campbell）有人所共知的语言天赋：言必称睾丸。曼德尔逊与他们都不同，他的阉割模式，目的是要剔除一切能勾起这种世俗现实的东西，这个俗物有可能玷污他在媒介上可谓完美无瑕的媒介政治广告——试想在一个宴会派对或政治派对上，龌龊地出现狗的睾丸，“那么，这就是曼德尔逊脑子里工党该有的模样。一个骄傲而爱国的畜生，不过它没蛋”（O’Farrell，2001）。(www.xing528.com)

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家，他的说法值得一记：真正的“艺术作品无欲而超越羞耻，文化工业淫荡而一本正经”（Adorno，2001：10）。换言之，容易再现的事物，比如性，现代文化可以心安理得地将其解释得一清二楚。但相反地，人类生活状况中很难清晰表现甚至最终无法再现的方面，比如亲密关系带来的全部影响和责任，却神经兮兮、欲言又止，而性不过是这种关系的一个部分而已。曼德尔逊的例子是阿多诺这一箴言中“淫荡”因素的一个政治变形物。在担任专管商业、创新、技术的国务大臣（实际上在政治权力上仅次于首相）期间，曼德尔逊的做法向我们展示了，对于狗的睾丸假正经，与淫秽表达的能力确实是一回事。英国新闻国际公司（News International）的小报《太阳报》（The Sun）^[12]决定不再支持新工党，曼德尔逊一怒之下骂了该公司领导，并且说到“屄”（cunts）。有记者问起时，曼德尔逊承认说他用了一个字母c开头的单词，但那个词是“笨蛋”（chumps）——这一解释把原本的女性生殖器这一词义给改了，相比之前将多余的睾丸做符号学处理，这二者可相媲美了（参见Channel 4 News，2009；Guardian Mediamonkey，2009；Pickard，2009）。在英国政治中，曼德尔逊起的作用是意识形态爆发的官方润滑剂，因而，他用了令人惊愕的词，从而被抓住把柄，这是媒介控制的罕见失误，尽管这个把柄很快就被巧妙地补救了。相反地，他的继任者阿拉斯泰尔·坎贝尔作为新工党联络理事会主任，就直接体现了新工党修图时所体现出的见不得人的那一面。坎贝尔被广泛认为是小说人物马尔科姆·塔克（Malcom Tucker）的化身，他活脱脱地就是英国电视讽刺剧《幕后危机》（The Thick of It，Amando Ianucci，2005）及后来的好莱坞电影《灵通人士》（In the Loop，Amando Ianucci，2009）中走出来的那个“毒舌”的苏格兰新闻发言人，辞藻之丰富让他臭名昭著，他就是齐泽克观念的活化石：淫秽而见不得人的那一面并非权力结构碰巧的副产品，而是它直接的产物。尽管这是一个比喻，坎贝尔特有的粗鄙脏话（见上文引文），等于让我们又一次见识了曼德尔逊是多么急于掩盖政党之狗的生殖器。

曼德尔逊的盎格鲁-撒克逊粗口被他巧妙地化解了，电视和纸媒都不遗余力地报道这一点。这干扰了我们，我们因而没有注意到其中更为重要的、淫秽的政治行为。愚蠢的乡下人自欺欺人，以为再怎么说，他有“蛋”，孔武而有力。与此不同，曼德尔逊却为了谋利而无赖地修图，这标志着他对整个政党方兴未艾的阉割活动的早期阶段——他实在而又痛楚地阉割着这一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工党，把它重新包装成有市场效应的、听起来满是洗衣粉品牌意味的“新工党”。这次更新换代，采用了一朵红玫瑰作为新政党的党徽，引进这朵花让人宽心，它的红色“不幸地”让人想起历史上的那些政治运动，人们要从根本上解决资本的权力问题，并对此毫不讳言。拉康指出，无赖的意识形态模式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表现自我的方式：“……那就是扮演他实质上所是的那个角色，也就是说，一个‘无赖’。换言之，用所谓的现实主义手法把他的表现造成的后果抛在面前，他不会畏缩；亦即，如果要求他承认，他会承认自己是个混蛋。”（Lacan，引自Plague：45）然而，媒介观众的解读能力越来越强，这要求拉康更新他的见解。如今含蓄的无赖承认自己是无赖的方式更为复杂。这不再简简单单地是我们对坦然认错的推崇问题，也不是说任何率直的否认就自然能让人信服，而是我们如今崇尚的是巧妙地消除那些明摆着的事——这就是当代媒介的阉割自满（castration complacency），曼德尔逊用过的“笨蛋”（chumps）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在这一特例中，我们欣赏着曼德尔逊的“符号胡说学”（symbollock）在媒介操作上的无赖技术，付出的代价是，我们与原本看到的工党的政治实质渐行渐远。

真情实感在一瞬间涌入自满情结，由此，标志着新工党规划终结的重大时刻应运而生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抓起话筒说自己的错话（hoisted by his own microphone）^[13]。在2010年英国大选活动中，有人听到不日将下台的时任首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在为电视宣传设计的亲民活动后，骂了一个直言不讳的投票人。布朗与一个名叫吉莉安·达菲（Gillian Duffy）的毕生支持工党的老妇人进行了一场谈话，谈话虽稍有不快，但基本还是有礼有节的。有人听到，布朗一回到他的车上，就把老妇人骂做“老顽固”（bigoted woman）。可想而知，媒体马上就称其“顽固门”（Bigotgate）事件。该事件标志着工党丧失了至那时为止所一直拥有的不可思议的能力，它曾经能够老练地处理自己对别人真诚的信念所怀有的彻骨的偏见，从而把那些爆炸性的因素遏制在媒介传播之外。后来在BBC电台播音室，有人拍到布朗正在听他的这段录音在全国范围内播出。他的失言造成的影响因此雪上加霜。布朗一屁股坐下来，双手抱着头。美国政治讽刺家琼·斯图尔特（Jon Stewart）曾这样描述此事：“你可以活生生地看到他的政治生涯离开他身体的那一刻。”（The Daily Show，Thursday，29 April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