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怪诞小推车在阴暗街边斜目而视

这些报纸中关于腭裂儿童的照片，我并不确知收集这些照片的买点和卖点在哪里，又是为了谁，但这些触目惊心的画面，如今再看到时我已觉得习以为常。反倒是有一天，我打开一本杂志，看到一个笑意盈盈、完美无瑕的婴儿照片时，我吓了一大跳。（Lewis，2009：126）

……你很清楚，熟悉的并非就是不重要的。但如果已经熟知的事物对你仍保有巨大的吸引力，对于你来说似乎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前提之上，那么它就会带来非常不同的影响。（Lacan，2008：7）

《斜目而视》（Looking Awry）和《视差之见》（The Parallax）等齐泽克作品的书名也是他批判视角的写照。他就是这样去审视那些常被看作不证自明的、能够蒙蔽我们的再现方式。这也促使读者以睥睨的眼光去质疑那些以常规的方式对看似寻常的现象做出的解读。这就产生了一种反直觉认知。上文中提到的拉康的观点：要于寻常处看不寻常。同样地，刘易斯在描述杂志里的慈善广告所选取的那种照片时，也是不无讽刺、不无挑衅。这样，我们就可以洞察（这个特定案例中，确实是）在我们眼皮底下的没啥大不了的事情，而不去犯与那个工厂保安一样的错误：他怀疑一个工人偷东西。每天晚上，工人推着手推车离开工厂时，他都仔细搜查。结果什么也没发现，手推车永远是空的。最后，谜底揭开了，工人偷的正是手推车（Violence：1）。齐泽克认为，西方媒介尤其擅长在意识形态上虚张声势——其高明之处在于，正是要在“非意识形态”的媒介内容的伪装下，去感知意识形态的作用。如果在政治语境中坚持这种洞察的眼光，我们就会发现，在西方媒介话语体系中，民主的概念在充分发挥作用，充当着政治讨论的永恒背景（参见Totalitarianism）。但对于齐泽克而言，说民主不可违反，这是可疑的；这就促使理论家“与民主这一概念保持明确的批判性的距离”（They Know：xviii）……我们需要“寻找从那些人手中被偷走的手推车，当‘毕竟民主环境下的情况要好一些’这样的口号在这些人耳边狂轰滥炸时，手推车就是在这当口被偷走的”（Parallax：378）。

齐泽克总是把我们熟知的那些事物的盲点展示给我们，因此他走的是精神分析的路子。尽管如此，这些真理却往往是我们最听不进去的。要明白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可以稍微跑题说说“爱”这一话题。坠入爱河，好比两个个体在偶然因素的大海中得以相遇——除了亲朋好友安排的相亲，大部分人的爱情都始于偶然相遇，碰巧的同事关系，等等——在事后这些经历会被重新标注上“命运”这样的象征符号，辅之以“我们是注定相遇的灵魂伴侣”云云。但要让分析深入人心，就要克服这种非要为原本就是偶然的情景赋予意义的倾向。在精神分析的语境中，这种倾向表现为移情（transference）。在正移情中，接受精神分析的人对分析者的精辟见解投注敬佩、爱戴之情；而在否定性移情中，如果这些洞察引起了不适，则会造成怨恨之情。根据齐泽克的说法：

于是，精神分析主要的伦理诫命就是抵制象征化或内化的诱惑，在这种象征化的精神分析治疗中，接受精神分析者，可以说，倒回来经历了坠入爱河的过程：移情结束，就意味着治疗结束，此时，病人就能够洞察那些经历，围绕这些经历，他的生平故事之无意义的偶然被凝缩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whole）。（Indivisible Remainder：94-95）(www.xing528.com)

那些恶意中伤精神分析方法的人，言必称经验，但实际上却悖谬地在情感上依赖（移情）于“有意义的整体”，这个整体被严密的、可验证的事实和数据等经验赋予实体性，这也是自相矛盾的。其结果是产生了“抽象经验主义”[Mills，2000（1959）]。但要在媒介景观之中理解实际生活中的（被媒体中介的）经验，这种经验主义没有多大的用处。弗洛伊德把那些不愿越过移情阶段的人视同“本质上还没有长大的孩子，他们拒绝以精神代替物质，用诗人的话来说，他们只接受‘汤的逻辑，加点饺子就吵吵’”[Freud，2001e（1911—1913）：166-167]。同样地，拉康也鄙视这种适得其反的“严密方法”，拖它们后腿的是它们本身迟钝的反应：“思想若不是过于依赖经验主义，它就不会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等着事实给它来一次醍醐灌顶。”（Lacan，2008：47）

经验主义者不待见精神分析，这中间的反讽意味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情感上的（否定性）移情回应。而精神分析本身，为了更为准确地描述和解释现实状况，尽管它关注的是情感范畴，但被一种要去超越情感的欲望所驱使。在精神分析追求的模式中，有经验因素，但却是我们在日常生活环境中常常感受到的那种预感性的经验效果。生活中有着我们无法证伪的、明明存在着的现象，我们直觉上确知它的存在，但常规的（社会）科学方法却无法验证它。所谓的经验主义方法，从本质上来说，根本无法解释这些现象，弗洛伊德和拉康都强调这一点。如果采用上述“饺子的逻辑”，美法两国肥胖症（obesity）问题上相互矛盾的现象可说明经验主义与精神分析的方法的差异（肥胖症在美国很普遍，相比而言，法国饮食虽然富含饱和脂肪，但却没有美国那么严重的肥胖症问题）。经验主义的研究结论是，总体上，美国的餐盘尺寸更大——因而，在美国一份的量相比法国的更大，这是美国肥胖症很常见的一个重要原因（参见Wansink and Cheney，2005）。因此，精神分析所做的事情是，把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心知肚明的事情再提出来让我们明确地反思它，带来令人大吃一惊的效果。然而，过于经验主义的思考，由于拘泥于方法则显得死板迂腐。它不仅胆敢告诉我们一些我们已经心知肚明，而且对被提醒并不感到惊讶的现象——这个例子中，就是那让人无语的结论：美国肥胖症比例超高，起因是美国人总体上……吃得太多了。

有一个虚构的故事，讲的是一个警察看见一个醉汉在路灯下找车钥匙，钥匙是在马路对面黑乎乎的另一侧丢的。警察问醉汉为啥在错的地方找，醉汉反唇相讥：“因为这儿才有光呀。”醉汉好比那些媒介分析师，他们觉得周密严谨的研究方法，比要分析的情境中那些黯淡的地方更重要，哪怕那里肯定藏着能让我们看得更清楚的“钥匙”。而警察好比精神分析师。没有光，寻找就有难度，因此无视钥匙的真正所在，对于这样的智慧他是质疑的。醉汉的刻薄也反映了公众对精神分析常有的抵制态度，卡尔·克劳斯（Karl Craus）在其评论中辛辣地概括了这一点：“精神分析正是精神分析自己号称能治疗的病。”（Szaz，1990：24）然而，与此相对，还有一个危险，尤其与齐泽克这位学术“大咖”有关，那就是把这位魅力四射的理论家理想化，觉得他无所不晓。不管是哪种情况，“不管对分析师是褒是贬，结果都一样：神经症（neurosis）并没有被分析所影响”（Thompson，1994：184）。意识到正反这两种对于精神分析的排斥形式，本书还是要更新一下某些部分，这是别的分析方法做不到的（如同让路灯下的醉汉饮一杯他常饮的那种名牌啤酒提个神）。齐泽克对下里巴人的低俗流行文化进行了阳春白雪式地追问，得出的认识普遍都是创伤性的，但人们并不情愿面对和处理这种创伤，这就是对此的移情反应。齐泽克激进的唯物主义神学（materialist theology）的根基在于直面现实，不做虚妄的抽象，同时要认识到现实关键的一面在于其非物质性，但同样拥有强有力的力比多冲动和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