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论媒介：马克思大佬的真实影响

过去很多伟大的作家挺得过数百年的湮没无闻，但他们的著述能否经得起娱乐消遣的改头换面，这还不好说。

[Arendt，1993（1954）：207-208]

1989年，斯拉沃热·齐泽克出版了《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一书，由此他在国际学术舞台上一举成名。如今他已是全世界文化理论研究领域无可争议的重要人物。他很会找乐子，人们会如何消遣前人的著述，阿伦特觉得不好说，可他却把各种方式都玩儿了个遍。如今，各个学科，上至神学，下至电影研究，学术圈内，学术圈外，齐泽克的书被广为阅读。齐泽克的学问取之媒介，用之媒介，范围颇广，影响颇深；他本人也频繁在媒体上抛头露面，故而齐泽克卓尔不群，不同凡响。他是纪录电影《齐泽克！》（Žižek！）的原型，也是纪录片《变态者电影指南》（The Pervert’s Guide to Cinema）的主播，他定期写期刊文章，还经常出现在YouTube视频网站的短片中，出镜率很高，视频点击即可观看。齐泽克一出场，不管是说还是写，总是概念丛生，杂乱如麻，这是典型的齐氏特点。而且齐泽克骨子里总显得污秽低俗——有两个尤其典型的例子：一谈理论概念的灵活性或者弹性，他就扯括约肌；他还煞有介事地对厕所设计在国别差异上的文化重要性展开调查研究。^[1]但这都是些表面现象，而且媒体节目都热衷于掐头去尾地节录一点原声言论，这种做法也夸大了他的这种形象。本书后续章节则要越过这些浮光掠影，研究齐泽克对意识形态运作过程的精准分析。这些过程潜伏在经大众媒体中介了的社会经验表层之下。它们似乎自然而然，一清二楚，但这样的特点恰恰悖谬地蒙蔽了这些过程。

资本主义媒介体系衍生为一个集合系统，其前提是普遍性决定特殊性（而商品是界定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性范畴）。故而，个体媒介附属于一个总体媒介体系——我们刚刚数字化的景观社会。个性化特征常常受制、消融于这一附属角色中。因此，本书通篇专门将“媒介”一词用作一个单数集合名词，以便更好地描述个体媒介所具有的体系性的特征。体系特征影响个体媒介，个体媒介加强体系特征。如果媒介体系协调运作，交际行为中伴生的共性与个性间固有的紧张就可以被减弱。齐泽克雅俗互补的批判性分析主要有如下特点：

·自始至终，通俗易懂。大众传媒中收集的例子，论证了晦涩艰深的理论，如黑格尔、拉康等思想家的核心思想。若无例子，这些思想则会令人望而生畏，很难领悟。对于深奥的前人理论和寻常的媒介知识，他均从新颖的视角来解决。

·笑料不断，实例频出。出自通俗文化的笑话和实例，阐释的却是复杂的理论话题——亦谐亦庄，或者正如托德·麦高文对齐泽克的言简意赅的概括：理解齐泽克，须知“通往严肃之路，遍布段子笑话”。

·突破成规，耳目一新。今天的意识形态，无孔不入，人们对它见怪不怪。齐泽克对此的解读是反传统的。他专门挖掘那些（仅在表面上）浅显无奇的事物，从中洞察出我们这个媒介当道的时代的惊人实质，这超越了绝大多数同时代的思想家。

乍一看齐泽克在媒体中的形象毫不讨喜，但他有着绝对的表演热情，有着接地气的亲和力，像个不修边幅的大熊，藉此，他出人意料地成为媒体新宠，是弗洛伊德式的被压抑者的复归的化身——媒体时代抽象思想的活化石。齐泽克毛发浓密，动作夸张，口齿不清，操一口浓重的东欧腔，与那些常见的温文尔雅的媒体评论者（见第五章）或者像伯纳德-亨利·列维（Bernard-Henri Lévy）这样油头粉面的知识分子迥然不同。^[2]媒介模式免不了人为矫饰，齐泽克一心要直击这一点，讽刺它，反思它，这也极不寻常。就这样，在拍摄纪录电影《齐泽克！》（Astra Taylor，2005）期间，他躺在床上搞访谈，身上裹着床单，让人想起古代一袭长袍的哲人；在纪录片《被审视的生活》（The Examined Life，Astra Taylor，2009）中，几位知识分子走走游游地接受采访，唯独他突兀地站在垃圾堆上（还一度捡起一本人家丢掉的色情杂志说“我的神啊，这就叫色情”）；还有，在《新政治家周刊》（New Statesman）刊登的一篇文章里，配了这样一张照片：齐泽克席地而卧，头枕双手，咧嘴而笑，他的周围是秋天的落叶，铺洒得很艺术（Derbyshire，2009）。

齐泽克一出场，举手投足乖张顽皮，堪称视觉冲击，这对于他提出的发人深省的激进问题，是一种补益。齐氏理论游戏（joie de théorie）富有感染力，不论他谈论的是动画片中荷马（Homer）的家乡斯普林菲尔德小镇（Springfield）^[3]，还是史诗中荷马的伊萨卡岛（Ithaca）^[4]。他一下子就从中规中矩的媒介评论员中脱颖而出，因为他能力非凡，能在各种媒介范式的学术束缚中，显得满腹经纶。我们明白不应过度推崇“反向种族歧视，而为这些来自巴尔干的他者身上那种异国情调的本真叫好。这只是塞尔维亚人的观念，他们自己觉得塞尔维亚人跟忍受压抑、缺乏活力的西欧人可不一样，他们对生活依然表现出极大的欲望（Fragile Absoluté：5）”。但我们仍有必要去感激齐泽克的功劳，他以极大的学术热情投入对大众文化的评论中，彻底背弃了传统知识分子那一套，露骨地反衬出学术圈里更为司空见惯的“热衷于不作为的怪癖”[Mills，2000（1959）：79]。一些没有学术资质的发言人兜售简单化的理论，令人生厌；而在另一极端，又有一些正经八百的学者并不反对“聊起荷马像说负债表，说到负债表又像在说荷马”（Davies，1996：23），实在可悲。齐泽克灵活地规避了这两种常见的交际上的失策。从表面上看，他能做到这一点是由于他的“滑稽搞笑风”很顺应媒体，但实际上这得益于他非凡的才能。他能借助大量的笑话、轶事和惊人的例子来深入浅出地传达晦涩的概念性问题。他可能会把《雷鸟特攻队》（Thunderbirds）^[5]里的宇航员维吉尔（Virgil）说成是那个古罗马诗人，而诗人的箴言“要敢于去动一动我们日常生活之下那些无言的基石！”（Violence：143），成了齐泽克对当代媒介化生活进行精神病理诊断时的座右铭，恕我冒弗洛伊德之大不韪。基石仍然“无言”，原因在于今天的意识形态化身为媒介形式，人们熟悉了，也就认同了。而齐泽克却鼓动我们用一种新鲜的、更为批判的眼光去审视那些习以为常的共识。(www.xing528.com)

齐泽克有志于在大众传媒频繁露面，进行大量的时事新闻访谈，哪怕失手也在所不惜，他身体力行了萨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在《向着最糟去呀》（Worstward Ho）^[6]中提出的理念：“再尝试，再失败，失败得好一些。”（Lost Causes：210）状态最好的时候，他能使观众感到醍醐灌顶，唤起他们对一直以来知而不晓的事物的关注。状态最不好的时候，他呼啸而出的思想常被媒体规范所阻滞。媒体规范对其思想大刀阔斧地砍删，这是媒体运作模式中自然而然的环节。但即便这样，这些未尽之言对观众同样有所启发。哈姆雷特有言：“天堂和人间的事，是你的哲学做梦都穷尽不了的。”我们这个反智性时代的写照莫过于此。而同时，那些一本正经的知识分子们又反唇相讥，把流行文化视为一块不毛之地。齐泽克则截然不同，在一片他精心设计的欢声嬉笑中，齐泽克使得理论与我们媒介化的生活中貌似平凡无奇的内容携手同行。齐泽克巧妙地利用了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的残渣碎砾。像弗洛伊德一样，他也认识到小说创作者是“宝贵的同盟军，他们做出了应被高度评价的见证。天地之间那一大堆我们的哲学还无法让我们去梦想的事情，他们却总是心知肚明”[Strachey in Freud，2003（1899—1919）：viii]。齐泽克作品中无可争议的娱乐性质使其深刻的思考举重若轻——哪怕去掉“马克思大佬”和“文化理论界的猫王”这样老掉牙的名头。

[1] 齐泽克论“概念的延伸”（2004e website）；齐泽克论厕所设计（2004d website）。

[2] 例如，可参考2008年齐泽克与列维（Lévy）在纽约公共图书馆（New York Public Library）的会面（见http：//www.intelligencesquared.com/talks/violence-and-left-in-dark-timesbernard-henri-levy-and-slavoj-zizek）。

[3] 荷马和斯普林菲尔德小镇分别为美国动画片《辛普森一家》（The Simpsons）的男主人公（Homer Simpson）和故事的发生地（Springfield）。

[4] 伊萨卡是古希腊西部爱奥尼亚海上一个美丽的岛国。此处的荷马指伟大的古希腊诗人荷马。在《荷马史诗》中，伊萨卡是奥德修斯的故乡，奥德修斯也是伊萨卡国王。

[5] 《雷鸟特攻队》（Thunderbirds），英国科幻动画剧。

[6] 《向着最糟去呀》（Worstward Ho）是萨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所写的一部散文集。该书名戏仿了英国作家查尔斯·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的作品《向西去呀》（Westward H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