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度权利是以场域中较为普遍的、最低限度的道德标准作为指导人们行动的指南，根植于社会生活中的现实道德问题，注重人最基本的应然权利享有，以增进人类的合作与交流。[30]学者金生鈜在谈及价值具有教育性时曾强调，价值是一种具有教化性的规范理想。遵循价值理想的导向是产生符合社会发展行动标准的基础，也是实现行动善的根本方式与路向指向。[31]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和格利乌斯（Aulus Gellius）最早提出了“人本主义”（humanism）这个概念，人文主义视野下的“人”是兼具理性与感性的人，人不仅是知识探索的感性人，也是苏格拉底试图把人引向知识理性、探索人类精神灵魂“善”的理性人。苏格拉底倡导的“善”即是知识美德善，人的行为受意志的支配，人是一个对理性问题能给予理性回答的存在物。人的知识和道德都包含在这种循环的回答活动中。正是依靠这种基本能力——对自己和他人做出回答的能力，人成为一个“有责任的”存在物，成为一个道德主体。[32]
苏格拉底和马可·奥勒留（Aurelinus M.）认为，作为存在意义上的“人”必须摆脱一切外在的偶然性因素，“不能使他成为一个人的那些东西，根本就不能称为人的东西。”[33]人本质上只依赖于自身灵魂的意向与内在态度。作为促进人类灵魂向善转向的学术，能够促进人类在知识的选择、认知体悟实践以及践行学术价值观等方面实现理性价值转型。人类追求学术不仅仅是为了获得短时的行动能力，更是认知学术内涵意蕴的一种价值善态选择。(www.xing528.com)
人是理性的存在，对自己的行动做出的结果是有意识的。阿奎那（Thomas Aquinas）比之前奥古斯丁（Saint Aurelius Augustinus）给予了人的理性以更高的权力。但他也深信，如果得不到上帝赐予的指引和启发，理性也会出现迷失的境况，不可能正确地行使这些权利。此时，希腊哲学所维护的一切价值都显得苍白无力。“那曾经似乎是人的最高特权的东西被说成是对人的严重威胁和使他误入歧途的诱惑物；那曾作为人类骄傲的文明已演变为人类最深的耻辱。斯多葛派的格言——人应当听从和尊重他的内在原则，听从和尊重他自己内部的‘守护神’——现在被看成是危险的偶像崇拜。”[34]学术场域对学术人施以的问责也是出于这种考虑，学术研究也会涉猎价值问题：什么是科学的学术研究，科学学术研究的形式是什么以及不科学的学术研究会带来怎样的危害。这些价值问题都离不开维护学术的原初价值与本性，学术人的越轨、不端行为若得不到合理引导，学术人产出的学术成果也会扭曲为垃圾，灵魂也将成为利益的诱惑物，玷污整个学术生态。学术场域引入的问责更应是强调呼唤学术人学术灵魂的人本价值转向，“灵魂是潜在地含有生命的自然物体之最初实现，有机生命是根据人类生命来认识和解释的”[35]，学术灵魂扎根于学术人的内心之中，工具主义包围的强制无理的责罚并不能把学术人当成内在价值的人来对待，也未能从人道主义关怀的角度真正释放学术不端行为问责的正义善能量。大学学术不端行为问责并不是一味地强制惩罚，最终目标是促进学术人学术灵魂的向善转向，引导其实现人文精神引领下的学术人格提升，树立正确的学术是非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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