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学术不端行为问责研究：工具价值的过度依赖

当下的大学学术不端行为问责一直处于低效状态，为了问责而问责的现象占据整个问责过程中，工具价值过度依赖的局势遮蔽了学术不端行为问责应有的教化意蕴。为了问责而使用具有工具价值依赖的治理方式，却将对学术人理性的教化抛之脑后，衍生出学术治理的虚无主义。虚无主义润染下的学术不端行为问责没有最高的目的，只有短时的目的，一切都成了达到短时目的的目标，问责为随时变化的工具目标而服务。也即是说，问责的最高价值被置换成工具性的价值依赖，支撑问责的最高价值已然成为一种崩溃的塔峰，价值失去了塑造学术人基本学术价值观念、构成学术共同体基本学术能力的意义。人文关怀导向的、具有教化意义的问责泯灭在这场虚无主义的战火博弈中。卡尔·雅斯贝斯（Karl Jaspers）曾言：“一种对教化的敌意已经形成，这种敌意将精神活动的价值贬低为一种技术的能力，贬低为对最低限度上的粗陋生活的表达。这种态度是同这个星球上的技术化过程关联的，也同一切民族中的个人生活与历史传统相脱节的过程相关联。由于这种过程，一切事物都被置于新的基础之上。”^[24]

现有的大学学术不端行为问责之所以低效，是因为仅仅注重问责的结果处理而忽视了内在教化的诉求与呼唤。在虚无主义的熏染下，问责的动力更倾向于保全自我、获得承认，将问责结果作为回应社会的一种导向性的价值工具来耀武扬威，却忽视了实际问责处理过程中的人文关怀、问责理念、问责程序等教化价值理性，造成了有失公平“为了问责而问责”的工具价值过度依赖的学术不端行为问责。发达的工业文明流行新的技术控制形式，当一个社会按照它自己的组织方式，似乎越来越能满足个人的需要时，独立思考、意志自由和政治反对权的基本的批判功能就会逐渐被剥夺。^[25]布鲁姆（Allan Bloom）曾言：“现代人正在失去或者已经失去了价值抉择和权衡的能力，因而也就失去了他自身的根基和人性，由此可见，自我满足，顺应现实的愿望，寻求对问题的安逸解决，一整套福利国家的规划，这些恰恰表现了人在期望达到完美至善和自我超越的理想方面能力不足。”^[26]

工具价值过度依赖使学术人失去了基本的价值选择，在问责面前判若温顺的“小猫”，但实则内心是抗拒与抵触的，这样的问责至多会把学术人推至心理疯癫状态，“把视觉和盲目、心象和判断、幻觉和语言、睡眠和清醒、白昼和黑夜结合起来，最后成为一种空洞的虚无，因为它是将它们中的各种否定因素结合起来”^[27]，被工具价值笼罩着的盲目顺从与盲目问责的状态相结合，生成了看似具有某种理性秩序的问责。这种理性秩序的外表看似很有力度、具有强制性，但由于缺乏教化的润养，“对受教育者的强制规训，把他们纳入社会性的生活轨道中，就是一种霸权意志”^[28]，未能发挥问责教化向善价值发展的守护者角色，难以释放大学学术不端行为问责应有的教化功能。“为了问责而问责”的工具价值过度依赖，放弃了促进学术人学术精神走向崇高的引导方式，难以达到根治大学学术不端行为的目标，反而使得问责流于形式，成为应付教育行政部门检查的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面子工具。在现代性社会中，人们更多是追逐工具理性带来的外在形式，未能将价值理论与工具理性统一起来。正如马尔图切利所言：“当理性把一切独一无二的和个人的东西置于它的监管之下时，它就使不能被理解的整体——以统治的形式——转向物体，转向人的存在和意识。”^[29]现代社会除了监狱、军队这些硬性暴力，更依赖于文化的符号权力这种软性暴力来维护统治和支配的合法性。这种具有文化符号暴力的权力在大学学术治理中具体表现为统治阶级运用符合自身文化意识形态的工具——制度化规定来操控学术人，这种操控也仅仅停留在“器”层面的行为矫治，而不顾制度是否符合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更不会考虑执行中弱势群体权利的伸张与救济、问责理念与目标是否正义、明确等。进而会导致大学学术不端行为责任类型划定不明确、问责程序简单化、缺乏完善的救济方式以及问责理念存有偏差等问题，折射出现代社会中教育惩戒以及问责的现实弊端，这也是布尔迪厄多次强调学校作为制度化工具而远非民主和文化的中立传播者的原因。在这场工具主义主导下的缺乏教化渲染的问责中，虽然短时间内会产生一定的治理效果，但这种效果不会从根源上呼唤学术人心灵精神的觉醒，学术人也不会认为这样的问责是学术自觉治理行为，而仅仅是为了完成任务而设置的一种应景性的工具主义问责。(www.xing528.com)

辩证而言，合目的、合规律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个人精神价值向社会共在价值转化的过程，取决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过度强调工具理性必然会引起唯效率化、技术化倾向。然而，这并不是说我们的生活可以离开工具理性，工具理性是不好的，工具理性是实现价值理性的前提与基础，工具理性能够为我们达到实践目的提供基本的物质形态操作性工具。价值理性的实现，必须以工具理性为前提。但要明确的是，这只是达致目的的一种中介手段，而非永久性的目的，因为工具理性剔除了公正、公平、合目的、批判性以及真与善的元素^[30]，会造成人们对工具理性的盲目与过度追求，衍生出工具主义导向下的技术操控与功利化追求结果的狭隘思想。“当技术成为社会的基础，所有的生产关系，乃至所有的社会关系都屈从于技术。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断言，当技术开始在基本制度和关系的层次上运作，倾向于成为唯一的和决定整个社会的发展时，技术就是一种计划。”^[31]在这样的社会境况下开展大学学术场域独有的学术不端行为问责，势必会将效率、结果作为问责目标，忽视实质正义的问责内容，唯技术论、唯工具论占据上风，进而影响学术不端行为问责的实施效果，最终会产生学术不端行为问责的工具主义目的指向的规训方式主导以及“为了问责而问责”两种路径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