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学术不端行为问责是大学精神文化发展的必要武器，是唤醒学术精神生命复归的理性之需，是塑造大学学术文化自觉形象的一种必要方式，是矫正学术行为的合意表达。这必然涉及价值理性的选择，即什么样的学术行为是规范的，以及学术理性、学术精神、学术文化的应然价值样态，而非仅仅将技术性的治理手段作为达到治理学术不端行为的目的。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指出，技术合理性既向人们显示了它超乎于政治之上的中立性，又向人们显示了其中立性的虚假；但在这两种情况下，技术合理性的中立特征都对统治术有用。[19]这也是发达工业社会呈现的一种舒舒服服、平平稳稳而又民主不自由、无休止顺从的变相集权状态。
现行大学学术场域中的学术不端行为问责之所以收效甚微或“问了等于没问”，是因为大学将问责看作了一种技术检查，借助学术权力赋予了问责强烈的塑造心态，呈现出癫狂的技术规制理性主义。这种控制实则是金生鈜所言的一种人性技术塑造的非理性表现，因为这种控制在宏大理由之下更注重通过权力把学术人塑造成在该权力意志下需要的理性工具的学术人。正如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所言，人性不是一架机器，不能按照一个模型来铸造，又开动它毫厘不爽地去做替它规定好了的工作；它毋宁像一棵树，需要生长并且从各方面发展起来，需要按照那使它成为活东西的内在力量的趋向生长和发展起来。[20]人性的塑造心态仅仅是一种把人们塑造成完全相似的对政治有用的工具，它所确立起来的就是运用各种方法对人们的行为等进行控制，看似达到了规训目标，但在规训权力的体制中，惩罚成了一种艺术，它的目的不是将功补过，而是为了压制。在这种环境影响与熏陶之下，大学学术不端行为问责成了“为着一个‘驯顺的身体’和‘听话的灵魂’而进行的”[21]工具。(www.xing528.com)
“理性需要启蒙。因为走出蒙昧主义，人才能意识到自身的价值和力量，才能意识到自己是理性的，才能诉诸理性进行反思和决断，才能成为自主的实践主体。”[22]虽然通过注重问责结果的学术不端行为治理方式表面上会显得达到了治理目标，提高对学术不端行为案件处理的效率，但这种问责是建立在泯灭学术人个人理性之上的专横与强制，否定个人的自由，贬抑学术共同体的价值。在泯灭个人理性、注重技术理性的学术场域规训中，开展大学学术不端行为问责只是一种短时的应景治理方式，技术理性在行政权力的温润下，导致学术人个性的“下降”，短时制止了学术人产生的学术不端行为。但并不是因为学术人从内心深处认识到学术不端行为的可耻性与不可为性，而是这种技术理性癫狂的治理方式把学术人看作了一种实现治理目标的工具，整齐划一地将学术人的学术行为用权力框架框起来，技术宰制灌进学术人心中的问责已演化为隐性的学术暴力。学术人出于畏惧惩罚、惧怕惩罚的结果而不得不屈从这种隐性的学术暴力，但接受惩罚后的学术人还会存有侥幸再犯心理。霍克海默（M.Max Horkheimer）在走出启蒙的神话中曾批判道：“理性在工具化、技术化的形式主义的世界面前黯然失色，伴随着它的是一个理性被工具化的过程，是一个忘却自我的过程，是一个走向极权统治的过程。人在技术统治的社会中，成了技术的人，他创造了机器，本来是为了使自己摆脱机器的束缚，结果却使自己本身也成了机器。”[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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