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相似的经历和价值观让华人和菲律宾人之间能够相互理解
与西方当年用坚船利炮对外殖民并用鸦片贸易剥削殖民地人民不同，中国居民从来都是以和平方式向海外移民，当年郑和下西洋庞大的船队里装的只是精美的中国瓷器和丝绸。最早的中国人到达菲律宾的目的是经商、互通有无，近代中国有大量劳工到达东南亚一带则是以“契约劳工”的身份被出卖、诱拐、胁迫甚至绑架去的，俗称“卖猪仔”。这些人中的绝大部分留了下来，从事种植、挖矿、小商贩等处于社会底层的劳作，他们和当地人民一样，被殖民者奴役、压迫甚至屠杀。从1603年到1820年，西班牙殖民者以种种借口制造了针对在菲中国人的六次大屠杀，罹难的中国人近十万人[23]，暴行令人发指。历史上，在菲律宾生活的华人和当地人民一起，肩并肩地反抗西班牙和美国的殖民统治，反抗日本的侵略，《华侨商报》（现在的菲律宾《商报》）社长于以同就是不愿意自己创办的报纸成为日本侵略者的宣传工具而被日本人杀害。直到菲律宾民族独立之后，国内极端民族主义兴起推出各种针对华人的“菲化”法案之前，华人和菲律宾人民一直都能平等、友好地相处。近年来，尤其是在进入21世纪后，菲律宾人逐渐明确菲律宾是一个多元民族国家，华族是菲律宾多元民族的组成部分，实行民族平等的政策，华人和当地其他民族人民又回到和平共处的正常关系上。
用霍夫斯泰德的文化差异维度去衡量，同为东方文化，中国与菲律宾两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并不大，除了长期/短期导向这一维度之外，其他四个维度上的得分都较为接近（见表5.5）。
表5.5 中国、菲律宾、美国文化差异比较
数据来源：Making Sense of Cross Cultural Communication，http：//www.clearlycultural.com/geert-hofstede-cultural-dimensions/individualism/。
西方殖民者常常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俯视异族文化和异族人民，而同样受到殖民的经历以及文化之间的接近，使得华人和菲律宾人之间更容易达成相互理解。
例如，研究菲律宾文化的西方学者将菲律宾文化的核心价值Kapwa解读成“一种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冲突、委曲求全的倾向”，或者称之为SIR syndrome（“先生综合征”）。这是一个双关语，一方面是指菲律宾人永远承认占主导地位的他者是尊贵的“先生”（sir）的态度，另一方面也是指菲律宾人喜欢缓和的人际关系。SIR syndrome中的SIR是smooth interpersonal relations（缓和的人际关系）词组的缩写。这种带着傲慢与偏见的西方视角将菲律宾文化的价值负面化，总结成一系列负面的特征，如长期拖延、虎头蛇尾、宿命论、扫兴心理（指把那些努力做得更好的人给拉下来的倾向）等。
西方的标准价值是标榜个人权利，不顾集体或社会，肆无忌惮追求个人利益，认为持久关注社会关系和群体不仅仅是微不足道的追求，而且是完全反生产力的。为了应对美国心理学这种普遍化的自傲以及对与其有差异文化的负面化，菲律宾人心理学（Sikolohiyang Pilipino）[24]重新建构菲律宾文化和人性的轮廓，回应殖民主义为菲律宾人归纳的那些消极负面的特点和所谓的核心价值。例如，他们把Bahalana（宿命论）重新解释为“决心和承担风险”，Manana（拖沓）不是因为职业道德低下，而是当地人把时间看作一个事件的本能……当有事情了再去做，就像他们不是按照计时器而是按照季节生活。
菲律宾本土的心理学家则认为Kapwa是一种自我和他者“互惠的存在”，这种存在只有从当事人之间长期互让的经验中才会获得。菲律宾心理学家杰米（Jaime Bulatao）比较了菲律宾人和美国人，提出了一个类比来解释菲律宾人中管理自我意识的不同、逻辑：菲律宾人可以比作“在平底锅中煎的许多蛋，个体的经历包括一个核心（蛋黄），但是外核（蛋白）和相邻的其他鸡蛋的外核融合”。而美国人则可以比作“许多煮熟的蛋，但是他们个体的壳保护自己的自治权，他们有选择把自己（或者一部分）对别人开诚布公，或者完全密封”[25]。(www.xing528.com)
华人长期与菲律宾当地民族人民互动、平等交往，他们则更多地将菲律宾人乐观、包容理解成善良，而且认为应该以善意回报善意。笔者多次听到菲律宾华人夸菲律宾人善良，而且很感激他们的善良。专栏作家黄一泓女士就告诉笔者：“我周围的朋友都很认同菲人的善良，所以在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捐钱出力，不遗余力。”菲律宾中国商会班乃分会秘书长萧鸿羽先生也在言谈中感慨：“当地人对我们太宽容了，我们有机会的话也要帮助他们。”华人的感恩之心与菲律宾文化中的核心价值Kapwa是一致的。
（二）菲律宾华人华侨以实际行动回馈当地社会
菲律宾华人回馈当地社会的实际行动，一是以主人翁姿态积极参与菲律宾的国家建设，二是开展各种慈善活动回报社会。
经商是华人在菲律宾的传统行业，新一代华人已经逐渐走出唐人街，走出经济领域，投身到国家建设的各行各业去。华人家长在培养孩子的时候，除了商业以外，医学和法律等专业也是常常选择的领域。菲华商联总会理事长庄前进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说，菲律宾华人已不是全部从商，而是大约一半成为专业人才，很多部长、副部长级高官延揽华裔专才当助手。2010年12月7日，商总曾经邀请全菲各地民选出来的华人正副省长、正副市长和议员欢聚一堂，名单上有250多人，都是有华人血统的。庄前进称，这是一个开端，以后每年商总都会举行这样的联欢会。谈及菲律宾政界的华裔高官，庄前进介绍说，总统发言人陈显达、执行部长奥乔亚、科技部长蒙特约、税务局长洪钦钦等都是华裔，有些还会讲闽南话或普通话[26]。
菲律宾华侨社会十分重视公益慈善事业，每逢天灾人祸，赈济救灾华人总是走在前面，比政府的行动还早。笔者在菲律宾调研期间，多次听到当地华人提起“菲华三宝”。被当地民众亲切地称为“菲华三宝”的是：菲华志愿者消防队、菲华义诊队、捐建农村校舍活动。
“菲华三宝”是菲华商联总会于20世纪60年代发起的社会公益事业。商总成立伊始，他们就敏感地认识到，要化解菲律宾主流社会对华人社会的敌意和歧视，首先应该从争取民间友谊着手，为当地社会贡献一些公益福利的项目。当初，商总领导人看到，由于菲律宾国家贫穷，国库没有能力支持扩展校舍的预算，公立学校教室严重缺乏，尤其是在农村地区，教室更是严重不足，难以容纳不断增长的生源，许多学校只能分上下午上课，或者在树荫下开课。逢刮风、下雨天，尤其是台风季节，就被迫停课。针对这一状况，商总倡导和发动华商慷慨解囊，捐建农村校舍，建筑完成后便移交学校。在建设农村校舍过程中，商总还以低成本、高质量和高效率著称于菲律宾。因此，在全菲律宾，上至总统、国会、相关部委，下至基层政府机构，都高度肯定菲华商总的做法和贡献，从而将救助建设菲律宾农村校舍的工程交给商总来完成。阿基诺任总统时，在她的总统特别基金中拨出3 000万菲币（约461万人民币），当时的参议院议长狄礼伦从其参议长特别基金中拨出2.5亿菲币，均委托商总承建农村校舍。阿罗约总统更是进一步效法，拨出了6 000万菲币。还有菲律宾外交部、劳工部、教育部联合发动菲律宾海外侨民为这一项目捐款，同样将所收到的募款委予商总承建。
菲华志愿者消防队成立之前，消防队救火是收费的，而且效率不高，华人成立志愿者消防队的初衷是自救。到如今，菲华志愿者消防队的宗旨已经从自救变为救人，不分是否华人区，一旦接到火警报告，即刻发出施救信号，而且实行24小时义务执勤服务。“我们的消防队员手机从来不关机，不管是不是三更半夜，只要接到电讯室打来的电话，3分钟之内必须赶到消防车上。”78岁的总会名誉会长庄炳生说：“菲华社会以‘菲华三宝’回馈当地主流社会，又以此融入主流社会。”
统计数据表明，菲律宾菲华商联总会“自20世纪60年代伊始捐建农村校舍，到目前为止，已累计捐建了近4 000座农村校舍（以两间课室计为一座校舍）。他们志愿出资建设消防站、购置消防设备，实行24小时义务执勤服务。30多年来，已有37个志愿防火队和5 500多名志愿消防员，成为菲律宾国家消防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组织免费义诊队，每逢周末，不论刮风下雨，或定点义诊，或到菲律宾的穷乡僻壤，为当地民众送医派药，减轻民众病痛疾苦，持续了20多年。”[27]
“菲华三宝”持续至今已嘉惠数以百万计的菲律宾人，而且直接受惠者都是下层老百姓，因而他们也对华族的无私义举非常赏识和信任，一些居民会专门等华人义诊队开展义诊的时候去看病，不仅不花钱，还能享受到比较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在城市里面，学校不缺校舍，华人就给公立中小学配备电脑教室，捐赠电脑和空调，使孩子们可以有一个舒适的环境上电脑课，跟上信息时代的技能培养需要。笔者在怡朗市参加菲律宾中国商会班乃分会换届典礼时也注意到，典礼中专门安排了一个捐赠仪式，将一批善款和物资捐给当地的红十字会。可以说，各种形式的慈善活动是菲华两大民族和睦相处的原因之一，到现在，菲律宾人民一般不再把华人视为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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