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人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以及在当地的文化适应，与居住国的政策息息相关，取决于居住国客观限定的宽严与否，带有明显的地域化特征。我们经常可以在媒体上看到在欧美等地的海外华人热烈庆祝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说明欧美这些移民国家在民族、移民方面的环境比较宽松。在那里，虽然很多华人已经入籍居住国，但他们无须讳言自己的中国文化认同，可以自由地公开表达。在东南亚一些国家，华人的生存环境往往没有这么轻松。而菲律宾虽然是东南亚国家，却给了当地华人华侨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华人在菲律宾可以自由选择文化适应策略，与东道国主流社会的多元文化主义的外部环境是分不开的。
（一）主流民族与华人有着较近的社会距离
博格达斯认为，几乎所有的社会问题都与社会距离有关，并且坚信通过社会距离的测量可以解释人与人之间的种种误解。博格达斯于1925年设计了一套测量各个种族之间关系的技术，亦是一种研究偏见行为成分的重要工具，称为“博格达斯社会距离量表”（Bogardus Social Distance Scale）。博格达斯量表采用客观的外显行为而非主观的自我报告作为对原始反应的测定，要求被访者从量表的7项内容中选择符合自己态度的选项。博格达斯社会距离量表是测量对少数民族态度的较早的量表之一，量表制度的根据是，人对某一群体的偏见越深，就越不愿与该群体的成员交往。测量的方法是由研究者设计出一套能反映不同社会距离的意见，让被试者根据自己的实际看法，根据自己感情的第一反应，从七种关系中选出自己愿意与某个群体的一般成员产生一种或一种以上的关系。这七种关系是：（1）亲密的亲戚关系或与之通婚；（2）邻居关系；（3）在同一俱乐部中与之成为密友；（4）让他在我国从事我所从事的职业；（5）让他来我国定居；（6）仅让他在我国访问游览；（7）将他驱逐出境。
由于本研究直接测量主流社会对待华人的接受程度存在困难，因此在调查中使用的是反转的社会距离量表，不是测量主流社会群体评价是否愿意接受华人，而是让华人评价主流社会群体在这些角色上对他们的接受程度，用以评估出华人对菲律宾主流群体所建构的社会距离的感受。
笔者在做读者调查时使用反转的社会距离量表设计了一个问题：“凭您的个人感受，您认为当地主流民族对华人的态度是：_______”，得到如表5.4所示的社会距离数据。
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到，三分之一的调查对象感受到的是最亲密的第一种关系——主流民族愿意与华人建立亲密的亲戚关系或与之通婚；没有一个调查对象选择最疏远的第七种关系——不欢迎任何华人入境；选择仅愿意让华人在菲律宾访问游览的第六种关系的仅有1人。接近99%的调查对象感受到的主流社会对华人的接纳程度都在第五种关系——愿意华人在菲律宾定居及以上。所以，总体上说，菲律宾华人能感受到主流社会对他们有较高的接纳程度。
表5.4 华人体会到的与主流民族的社会距离
通婚是两个群体文化融合的重要指标，也是不同群体之间最近的社会距离。菲律宾华人与当地民族的通婚现象高于其他东南亚国家。据华侨历史学家的研究，中菲通婚的现象始于16世纪的西班牙统治时代，绵延至今已有四个世纪之久。因为早期移居到菲律宾的华人移民大多是单身，当时的菲律宾华人社会几乎是清一色的男性，男女之间比例极为悬殊，流落海外的华人男性不得不娶当地菲律宾女性为妻，从而在他们的后代中产生了菲律宾民族中的一个特殊的阶层——中菲米斯蒂佐（Chinese Mestizo），即中菲混血儿。菲律宾的中菲混血儿是华人的后裔，身上流淌着华人的血液，却与华人有别，他们认同当地社会和西班牙文化，因此很早就认同菲律宾社会，到18世纪中叶时已与仍保持传统文化的华侨分离，在菲律宾形成一个独立的群体。他们是经济活动的精英，有些人还跻身于富有的知识阶层，成为反抗西班牙统治的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者。例如菲律宾国父扶西·黎刹，他是中菲混血儿，拥有华人的血统，但在1896年被西班牙殖民者宣判死刑时甚至宣称：“有人说我是一个混血儿，这是不对的。我是一个纯粹的土著。”[15]在西班牙统治结束时，他们已不再孤立存在，其成员大都已融入当地的社会，较早成为菲律宾民族中的一分子[16]。
据菲律宾当局的调查统计，在1960年，一共有120名华人男子娶菲律宾姑娘为妻，有76名华人姑娘嫁给菲律宾男子，新婚男女都是华人的有225对；到1970年，有1 745名华人男子与菲律宾姑娘结婚，1 474名华人姑娘嫁给菲律宾男子，新婚夫妇都是华人的只有432对[17]。十年间，中菲通婚的人数大幅上涨。德里西塔·昂·西的调查报告也反映出同样的趋势：“在通婚问题上我所得到的统计数字是同样的有趣的。我向学生们询问其父母对华菲通婚的反应。9%的学生说他们的家长会赞同，45%说家长会不同意，其余的家长或者认为无所谓（他们觉得怎么都可以），或者持保留态度。当问及他们自己会如何对待异族间的通婚时，12%的人表示赞成，26%反对，60%不置可否。”[18]说明年轻一代的菲律宾华人在异族通婚问题上比他们的父母一辈持更宽容的态度。由于长期存在中菲通婚这种现象，有人估计，目前的菲律宾人中约有10%左右都是中菲混血儿，以这个比例估计，人数在1 000万左右。(www.xing528.com)
除了数量庞大的中菲通婚，华人和菲律宾人一起工作、学习和生活的情形也非常普遍。绝大多数的华人在菲律宾所从事的职业是工商业主，一般都雇用了菲律宾人员工。笔者在马尼拉调研时经常看到不少餐馆饭店和商店的华人员工和菲律宾人员工一起愉快共事，很多调查对象也反映他们的菲律宾人邻居对他们很友善。华人的孩子和菲律宾人的孩子一起上学，华校招收了很多菲律宾人的孩子，华人的孩子有的也在公立学校读书。笔者跟随《世界日报》记者采访华人的庆典活动时看到，由当地华校的孩子们组成的仪仗队，有些孩子是华人，有些孩子一看就是典型的当地人。
（二）本土菲律宾人有着乐观、包容的民族性格
从自然条件来看，菲律宾地处东南亚热带地区，气候类型为热带雨林和热带季雨林气候，雨旱季区分明显，6—12月为雨季，7—9月是发生台风频率最高的时期，1—5月为旱季，年平均气温约摄氏27度，降水量2 000—3 000毫米。湿润的气候、优良的土壤环境、良好的生态环境非常适宜农作物生长，一年四季皆可进行农业生产，因而这里四季繁花盛开，瓜果飘香，椰子全球产量第一，芒果是世界上最好的。菲律宾由7 100多个岛屿组成，海岸线总长18 533千米，广阔的海域多为重要渔场，产多种鱼类。所以，菲律宾人认为菲律宾是得到上帝亲吻的地方，资源得天独厚，不像中国、日本都面临万物萧条的严冬，比俄罗斯更是好上十倍。正是因为饿不死人，更冻不死人，不愁吃穿，生存压力较小，所以养成了菲律宾人乐观、平和、友善的民族性格。
有学者把菲律宾人遇事不着急、不上火的生活态度称为“巴哈拉那”哲学，因为菲律宾人常常在嘴边挂着这样一句话：“Bahalana”（音译：巴哈拉那）。台风来了，“巴哈拉那”；家里没钱了，“巴哈拉那”；孩子生病了，“巴哈拉那”……这“巴哈拉那”的意思大致相当于“上帝自有安排”。“巴哈拉那”是菲律宾人把天主教的普遍原理与本国国情结合起来产生的一种生活哲学，意思是世间万物万事最后都会自然而然地理顺，用不着去烦恼。按照这样的哲学，菲律宾人深信牛奶会有的，面包也会有的[19]。所以，尽管很多外国人认为菲律宾经济落后、治安不好，但菲律宾百姓却整天歌舞升平、快快乐乐，幸福指数在全世界都是名列前茅的，难怪在菲华侨把菲律宾国语“他加禄语”戏称为“大家乐”。
从历史文化看，菲律宾是亚洲地区最早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的国家，也是东西方文化交融的中心之一。从1565年到1946年的381年中，菲律宾经历了西班牙和美国的长期殖民统治，这两个国家在政治、社会、文化及宗教等多方面影响了菲律宾本土民族。西班牙殖民统治留给菲律宾的文化遗产中最影响深远的要数天主教信仰，现在，菲律宾是东南亚唯一的天主教国家，约有85%的国民信仰天主教，人民比较善良友好，不像有的教派那么激进狭隘。现在，菲律宾的文化是传统的原住民文化与西班牙文化、美国文化的融合，也带着明显的中国、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和印度色彩，是多元文化相互交融的典型，具有很强的包容性。
（三）少数人对华人的偏见依然存在
不管是菲律宾的普通华人还是华人精英，最担心的问题是出现反华排华浪潮。这种担心并非空穴来风，不仅在菲律宾历史上出现过，中国周边国家近些年也出现过。
在菲律宾，尽管华人与当地主流社会的融合程度已经相当高，但是，当地民族对华人的一些偏见仍然很有市场，一有什么风吹草动，诸如大选等，新闻传媒便会将这些老一代流传下来的传统偏见热炒一遍，煽动当地民族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对华人的这些偏见，在某些菲律宾当地人中是根深蒂固的，加上一些别有用心的政客和传媒的挑动，极容易在当地人中煽动起对华人的偏见和排斥情绪。特奥多罗·洛克辛（菲律宾前总统发言人，后任菲律宾《环球日报》发行人）在1989年10月22日的《环球日报》发表一篇专栏文章中说：“如果你想具有高超的经营手腕，你去求教华人；要是你想得到可靠的投资，你去求助华人，因为他们真真正正有钱，而不像那些仅靠政府借贷才能投资的冒牌菲律宾人企业家；你若想获得资助，就去找华人。我们首都警察力量满街飞驰的新巡逻车，大部分是华人社区的赠品；倘若是一个政府官员，想物色敲诈对象，去找华人；若你是菲律宾武装力量的一名军官，想为退休后确定一个良好的绑架目标，那么你就翻到电话号码本中‘C’字头部，找姓陈或姓郑和姓庄（Chung）的。”[20]作为一个政界人物、商界人物，写出这样一些不负责任的文字，哪个华人看到不心寒？另一个叫格雷戈里奥·F·赛德的菲律宾人在其著作《菲律宾政治文化史》中也这样描绘华人：“华人是可憎的，因为他们是经济上的支配者；华人是古怪的，因为他们是文化上的异己者；华人是讨厌的，因为他们在文化方面是宗派主义者；华人是不忠诚的，因为他们在政治上是不可靠的。”[21]字里行间毫不掩饰对华人的偏见和敌视。2000年年初，菲律宾著名作家尚尼·扶西在《菲律宾询问者日报》等三份主要英文报上发表《何鸿燊与某些反菲华人》，声称：“我不会像越南人那样主张将华人驱逐出去，也不会像泰人那样要他们改名换姓，更不会像印度尼西亚那样号召发动反华暴乱，但是，如果亲菲律宾就意味着反华，我就选择强烈反华。如果有朝一日受歧视的菲律宾人忍无可忍，成为排华暴徒，那是华人咎由自取。”[22]这简直是赤裸裸地煽动反华排华。《世界日报》和《商报》全文翻译刊出了尚尼·扶西的这篇文章，并刊载了许多激愤、忧心和反思的文章。
反华和排华虽然不是当前菲律宾社会的主流思潮，但仍引起整个菲律宾华人社会的警惕，大家都很谨言慎行。接受笔者调查的读者大多反对笔者使用录音笔，只说：“我们就这么随便聊聊就行了。”对于调查对象个人的情况，往往只透露一个大概或者笑而不答，尤其对收入情况讳莫如深，“还过得去”是最常听到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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