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华人身份认同：菲华《世界日报》研究

“我到底是谁？应该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不仅是菲律宾华人，很多在其他国家生活的海外华人都曾经感受过这样的身份认同困惑。例如，美国华人对自身身份的认识就经历了“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也是美国人”——“我是美国华人，效忠美国、热爱中华”这样一个逐渐厘清定位的过程。菲律宾华人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也面临大体相似的情况。

（一）国籍决定政治认同

按照中国国务院侨办的定义，华侨不同于华人，二者在法律身份上有着本质的区别。华侨（或称“旅外华侨”），是指定居外国的中国公民，在英文中通常译为the Overseas Chinese，即“漂洋过海的中国人”，其含义是“中国旅居者”；华人（或称“外籍华人”），是指华侨或其后裔中已加入、取得住在国国籍者，通常译为Chinese Abroad，是基于国籍身份的定义，也称“华裔”或“华族”^[1]。

菲律宾华人将自己区分为新侨和旧侨，但并没有严格的定义，一般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移民到菲律宾的新移民都称为新侨，这部分人大概有20万，在这之前到菲律宾的叫旧侨，人数估计在150万到200万之间。由于移民菲律宾取得居留权相对容易，而要加入菲律宾国籍则手续繁琐且要排很长时间的队，所以，新侨基本上都还保留着中国国籍，而旧侨得益于1975年的集体入籍法案，90%以上都已经取得了菲律宾国籍。但是，以移民时间来划分的新侨、旧侨与以国籍身份划分的华侨、华人并不一一对应。

笔者在菲律宾调研时常常听到当地华人说起如何“爱国”，而“爱国”一词在不同的情形下具有不同的含义，有时候指的是“爱中国”，有时候指的是“爱菲律宾”，还有的时候似乎两者都包括在内。

1.华人政治上认同菲律宾

总的说来，入籍后的华人在政治上已经完全认同菲律宾。已经加入菲律宾国籍的华人占菲律宾华人华侨总数的90%以上，他们更多以菲律宾人的姿态考虑问题，在不同场合表达自己的政治认同，强调“除了继续推动菲律宾与中国的友好交往，重点还是要把菲律宾当成自己的国家，为菲律宾的整体发展作出贡献”^[2]。菲律宾学者施振民指出：“华人集体转籍之后，法律上成为菲律宾公民，政治上必须与菲律宾认同，这是很浅显的道理。本国政府决定准许华人集体入籍，最大目的亦即在争取这份认同。”^[3]

华人参政议政，可以看作是华人政治上认同于菲律宾的一种体现。集体入籍以后，一方面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也受北美华人参政议政的影响和鼓舞，菲律宾华人不仅产生了参政议政的需要，而且也开始出现实际行动。在20世纪80年代，菲律宾华人政治逐渐兴起。从科·阿基诺执政起，不少华人成为各级政府官员并当选国会和地方议员。华人政治家的出现标志着菲律宾华人正以积极的公民身份和姿态加入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来，使得族群间融合的趋势进一步加速。当然，菲律宾华人的参政议政，也不能仅满足于华人积极参加投票选举以及参与政府官员的竞选，“真正意义的参政，概取决于华人在多大程度上把菲律宾作为自己的国家来关心，愿意为她尽多大的责任，冒多大的风险，以及在多大的程度上对菲律宾有一种主人翁的姿态”^[4]。

曾焕福1989年在怡朗华裔中学毕业式上的一段讲话代表了大多数华人的观念：“这个国家为我们祖先提供了避难所，是这里给予了他们建立自己家园的机会。他们逃避中国的贫穷和绝望，已把这个国家作为他们永久的家。现在是我们回报和贡献我们的力量给菲律宾的时候了，我们为我们的华人血统而骄傲，为我们的华人传统而骄傲，这是没有疑问的，华人协助把经济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但我们的传统和我们的效忠之间并没有矛盾，应该没有冲突。我们把菲律宾认作我们自己的国家。”所以，对于菲律宾华人来说，“爱国”就是爱菲律宾。

2.华侨仍以中国为自己的祖国

对于菲律宾的中国新移民来说，一方面他们出生在中国，在中国度过他们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对祖国的认同早已经根深蒂固；另一方面，他们也没有取得菲律宾国籍，虽然身在异国，拿的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在法律上还是中国公民，作为中国的侨民受到中国驻菲使馆的保护，相应的，他们也把自己的身份完全认同为中国人。

这部分华侨很多依然保留着在中国的生活习惯，说母语，做中国菜，经常中国、菲律宾两边跑，同生活在祖国的亲人还保持着紧密联系。既然身为中国人，他们所说的“爱国”通常指的就是爱中国。例如，怡朗市的施先生就跟笔者说：“我们是爱国的，可是祖国也要关心我们呀。我今年回去想为小孩在银行开个户头，他们却告诉我没有二代身份证就不能办。我们都出来这么多年了，哪里有二代身份证？为什么护照就不行？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啊，我也是中国人啊！我们也是有机会加入菲律宾国籍的，可是我想做中国人。”

（二）认同华人的族群身份(www.xing528.com)

作为菲律宾社会中上层的少数民族，华人身份是受人尊敬的，中华文化也被认为是一种优秀的文化。大部分政客都注意拉拢华人，寻求华人对他们执政的支持。例如，上文提到菲律宾中国商会的活动在怡朗市举行，怡朗市众议员杰里（Jerry P.Trenas）专门乘飞机从马尼拉飞到怡朗市参加该庆典活动，在会上向主席台就座的侨领们一一问好，活动结束前又匆匆离开；怡朗市市长杰德（Jed Patrick Mabilog）不仅出席了会议，还非常热爱中国文化，将自己的女儿送到华校读书，在华校读完中学后，还准备送到厦门来专门学习汉语。驻菲使馆的冯领事说：“我到过很多的国家，菲律宾华人的社会地位是比较高的，欧洲、美国都不行。因为他们不仅在经济上有实力，对当地社会的贡献也大，所以受到当地人的尊重。政府在执政的过程中也常常需要华人提供财力、物力上的支持。”

不仅华人和华裔大大方方地承认自己的华人身份，就连很多中菲混血儿也在公开场合承认自己身上有华人血统，并且以此为自豪。就连菲律宾前总统科·阿基诺和蕊蕊·阿基诺，不仅公开承认自己的华人血统，而且都还亲自回到祖籍地福建省漳州龙海市角美镇鸿渐村祭祖。前总统阿罗约在2009年11月20日于菲律宾马尼拉召开的第10届世界华商大会上表示，她先生的祖先来自中国福建省，她以身为华人媳妇为荣。据台湾“中央社”报道，在第10届世界华商大会开幕典礼上，阿罗约向在场来自世界各地的3 000多名华商说，她先生何塞·米格尔·阿罗约的祖先来自中国福建省，在西班牙时代，英国人前来侵犯菲律宾时，他的祖先还因抗敌有功，获赐一大片土地。阿罗约说：“我可以骄傲地说，我的丈夫和子女流有华人的血统。”

华人的文化传统在菲律宾也得到尊重，菲律宾前总统阿罗约在其任内的2004年1月14日宣布中国新年为工作假日，即虽然是假日，公众还是必须上班。虽然不能热热闹闹地举国同庆华人的春节，但此举已经被看成是对菲律宾华人华侨的一个友好姿态。2011年12月1日，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签署第295号公告，宣布2012年1月23日即中国龙年春节为特别非工作假日，公告说：“全世界的华人都庆祝春节——中国新年。这个节日不但在中国进行庆祝，也在菲律宾华人和菲人中一起庆祝。联合庆祝表示我们和华人同胞团结一致，他们已成为我们国家和人民中的一分子。”^[5]也就难怪菲律宾华人经常会把“我们华人”挂在嘴边。他们对于自己的华人身份有着深刻的认同。

（三）在爱中国和爱菲律宾之间寻找平衡

虽然从总体上说是菲律宾华人爱菲律宾，菲律宾华侨爱中国，但菲律宾华人对自己的祖籍国也有某种程度的爱，这种爱是我们在前文提出的“娘家情结”；华侨对菲律宾——自己的侨居国，也有某种程度的爱，因为对于绝大多数华侨来说，他们已经把家安在了菲律宾，他们的事业也在菲律宾，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是要在菲律宾世世代代生活下去的，爱菲律宾也是应该的。他们在与笔者交流时纷纷表示，生活在国外的华侨其实比在国内的人更爱国，如果祖国有什么需要，他们是没有二话的；同时也表示，他们毕竟要在当地生活，希望多体谅他们的难处。笔者常常听到他们说的一句话就是：“毕竟，我们是要生活在这里的。”我们可以看到，菲律宾华人小心翼翼地在爱菲律宾和爱中国之间寻找平衡。笔者在怡朗市参加菲律宾中国商会班乃分会第二届职员就职的庆典活动，活动议程就很说明问题。

菲律宾中国商会主要是一个新移民组织，很多成员都还保留着中国国籍，但庆典活动邀请了菲律宾中华总商会、菲华商联总会、菲律宾工商总会的侨领们参加，他们都是已经入籍的旧侨。活动还邀请了中菲两国的政要参加。

入场仪式以富有中国传统文化气息的瑞狮表演为开始，锣鼓敲响，雄狮舞起，让笔者一时间都忘记了自己身处异国他乡。随后是国旗入场仪式和奏两国国歌，国旗入场是中菲两国国旗一起入场，菲律宾国旗在左，中国国旗在右，菲律宾国旗竖在主席台的左边，中国国旗竖在主席台的右边。奏国歌是奏中菲两国国歌，菲律宾国歌在前，中国国歌在后。奏菲律宾国歌时所有人面向菲律宾国旗行注目礼，奏中国国歌时所有人转过身来面向中国国旗行注目礼。与会嘉宾包括两国官方代表，菲方贵宾邀请怡朗市众议员和怡朗市市长，中方贵宾驻菲大使临时有事没来，派了一位领事代表大使发表演讲。会间，华校的孩子们表演了歌舞节目，一个中学男生声情并茂地演唱着《我的中国心》。所有的安排都试图在爱中国和爱菲律宾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四）成为菲律宾公民坚定了菲律宾华人的政治认同

菲律宾对华人的接纳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早期到菲律宾经商、务工的华人并没有在当地定居的打算。早在中国五代时的闽国，中国通往菲律宾的东洋航路就已经开辟，但在西班牙统治菲律宾以前，菲律宾的华人还很少，据说戈第（Martin de Coiti）的船队于明隆庆四年（1570）初抵吕宋时，曾见马尼拉有40名华人。西班牙殖民者为了其殖民统治的需要，大批招募华民前往吕宋。至万历三十一年（1603）西班牙当局第一次屠杀华人时，马尼拉已有约2.5万华人^[6]。华人较大规模移居菲律宾是在明中叶以后。不过，虽然有部分移民在菲律宾定居，但自明中叶以后至二战爆发以前，闽粤人移居菲律宾却是一种持续不断的过程，并且大部分人没有定居的打算，而是经商赚钱后衣锦还乡^[7]。二战以前，虽然西班牙殖民者多次迫害华人，但相对而言，侨居地的政治环境还比较宽松，对华人事业经营的限制相对比较少。菲律宾华侨大多为第一代移民，他们的祖国观念比较强，叶落归根的意识比较浓厚，所以罕有华人申请加入菲律宾国籍。

菲律宾独立后，由于受二战后普遍兴起的民族主义的影响，菲律宾政府一度对华人族群持不信任和歧视的态度，其对待华人的政策，按内容和实质，以1966年为转折，可分为两个阶段^[8]。从1945年至1965年，菲律宾实施“菲化”法律，以达到限制和排斥华人族群的目的。这一时期菲政府推出一系列的“菲化”政策，全面排斥华侨在菲律宾经济中的作用，欲使菲律宾公民依靠这些特殊保护与支持，取代华人的经济地位。这些“菲化”法案包括：1946年10月颁布的“公共菜市摊位菲化律”（菲律宾共和国法令第37号），规定只有菲律宾公民才有资格承担公共菜市的摊位营业，此项法令迫使数以千计的菜市华人摊商退出摊市，改营其他生计；1948年的“银行菲化律”（菲律宾共和国法令第337号），规定新设立的银行董事的2/3以上应为菲律宾公民，资本的60%以上应属于菲律宾公民所有；1951年的“进口统制律”（菲律宾共和国法令第650号），规定外侨进口商的一半进口货物应以平价留售给菲律宾商人；1955年菲律宾国会又制定“菲律宾零售商贷款法”，规定外侨进口商应将30%的进口货物留售给菲律宾商人；对华侨社会震动最大、对华侨经济影响最大的是1954年实施的“零售商菲化律”（菲律宾共和国法令第1180号）和1960年实施的“米黍业菲化律”（菲律宾共和国法令第3018号）。在“菲人第一”政策支配下，这些“菲化”法案迫使华人离开自己熟悉的行业，日子越来越艰难。而对华文报业冲击最大的则是教育领域的华校“菲化”改革：1966年2月，菲律宾教育部发出第二号通令，规定侨校自动改制，将中文改为选修科目。1972年年初，菲律宾制宪会议教育委员会通过的新宪法中规定：“教育机构，除由宗教单位、教会宗派与慈善组织所设立者外，须全由菲籍公民或菲人占有资本60%以上之公司，或联合会所拥有。教育机构之管理与行政须全由菲籍公民主管，教育机构不得专为外侨所设。外侨学生在任何学校内不得占学生总数1/3。”^[9]当时的国际形势分为两大阵营，菲律宾坚决反共，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菲律宾没有外交关系，华人回国无望，新移民也被禁止入境，菲律宾华人几乎完全断绝了与中国的来往，再加上“菲化”法律层出不穷，华人经营的事业受到很大的限制。为了从菲律宾政府加诸他们的种种限制和作为外侨所承受的巨大的政治压力中解脱，求得在当地的生存和发展，大多数华人的观念从叶落归根向落地生根转变，认同菲律宾，申请加入菲律宾国籍。然而，这一时期，菲律宾对华侨的入籍申请限定了苛刻的条件，设置高昂费用和繁琐手续以阻止华侨入籍。严格限制华侨加入菲律宾国籍，这与二战后前二十年菲律宾当局采取排华和限制华侨的总政策是一致的。限制华侨入籍，就是要华人仍受“菲化”法律的制约，其目的在于限制华人与菲律宾土著拥有同等的权利，以此限制华人在菲律宾的发展，保护菲律宾土著的权益。

但到了1966年马科斯任总统后，菲律宾的华人政策逐渐放宽，政府对华侨的政策趋于积极，由排斥和限制转为利用。这个时期开始放宽华侨入籍的条件，对待华人的政策也比较宽容，以利用华人的资金、技术、经验服务于菲律宾经济建设。1975年菲律宾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夕，马科斯4月11日颁布第270号总统法令，同年12月3日发布总统第836号政令，1976年12月29日则公布第491号命令书，修正了第270号命令书，降低菲律宾华侨入籍的门槛并简化申请手续，用行政手段为华人加入菲籍打开了方便之门，鼓励华侨入籍，当地华人无论老幼均可办理入籍手续。据统计，“从1975年到1986年期间，约有20万华侨加入了菲律宾国籍。到90年代中期，菲律宾华侨华人约有110万，其中只有1万人保留华侨身份”^[10]。入籍后的菲律宾华人基本上享有作为菲律宾公民的充分的政治、经济权利。

华侨集体入籍，一方面与菲律宾政府的鼓励政策有很大的关系；另一方面，与中国政府声明放弃承认双重国籍也有密切的联系。毫无疑问，这种大规模入籍对当地华人的归化是很大的推动，菲律宾在外交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说是菲律宾华人史上的转折点，因为这件事对老一代华人的意识和归属取向具有深远的影响。有学者认为：“菲律宾华人之所以能够使自己融合和认同于菲律宾人的主流并非出于自觉的选择，而是由于菲律宾历史和社会文化发展的力量强于他们的种族和宗亲观念，从而塑造了他们的新命运并使他们成为今天这个样子。在这些历史力量之中，最为重要的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承认和前总统马科斯在建交前夕颁布的集体入籍法案。”^[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