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菲律宾《世界日报》是一家为政治目的而办的报纸，刚开始时根本就没想到它能盈利。但是，经过10年的发展，报纸从1991年开始盈利了，而且越办越好，终于成为菲律宾发行量最大、经营状况最好的华文报。
谈到报社挣钱与发挥其社会舆论作用的关系，陈社长说：“我的心情也有一点矛盾，报人很有政治头脑，政治上讲得头头是道，但不会做生意，国外就不是这样。”
“菲律宾这边的华人有一个特点，是很爱国的，什么时候你找他说，我们的报纸办不下去了，要点钱，他们都会给。但我们六个人都一致认为我们不能仿效这种做法，我们没有向（报社外的）任何一个人要过一分钱。为了保持自身的独立，我当时当总经理，没钱了就向股东要。股东会说，你什么时候还给我。不向外人借钱，不向外人要钱，才能得到尊重。苦挣扎了十年，报纸开始盈利。我们是真的企业化，这点我们不能向中国大陆的报人学习，他们都不赚钱的。”
报纸的经济独立是有益于它的编务独立的。著名报人张季鸾曾说“欲言论独立，贵经济自存”，报社要是拿了别人的资助，虽然是解决了办报资金方面的问题，但是在言论独立性方面难免受制于人，不能做到客观公正。因此，菲律宾《世界日报》虽然是一份为立言而办的报纸，创刊时并不以赚钱为目的，但为了报纸的可持续发展，为了言论的独立，报人们还是以企业化的方式去经营它，使报纸20年来保持盈利。
张季鸾关于《大公报》的企业化经营和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有一段精辟论述：“中国报有一点与各国不同，就是各国的报是作为一种大的实业经营，而中国报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这一点可以说是中国落后，也可以说是特长。民国以来中国报也有商业化的趋向，但程度还很浅。以本报为例，假若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值，就在于虽按着商业经营，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22]笔者以为，这段话同样也适用于评价菲律宾《世界日报》。(www.xing528.com)
《世界日报》能扭亏为盈，得益于其主要领导人的政治眼光和经营才能。有着丰富办报经验和经营经验的陈华岳改变了过去菲律宾华文报那种“文人办报”的办报理念，对《世界日报》进行企业化经营，认清报纸的市场，对报纸的读者有准确的定位并对读者需要有一个准确的把握。
报纸成功的第一个原因是有准确的读者定位。陈华岳社长说：“办报一定要认清你的市场在哪里，更具体地说，这边我们华人有200万，像我这样的第二代移民还能讲中文的不多。到了第三代，就没有了。对于在这里出生的年轻人，我们不能要求太多。幸亏这边有一个移民潮，粗略估计至少有20万，就集中在大岷区，没有到乡下去。我除了办报，后来还学经济，我认清了这个市场，这（批新移民）是一股决定《世界日报》存亡的市场。”进入21世纪，《世界日报》成为菲律宾华文报中拥有最多中国大陆新移民读者的报纸，于是把办报宗旨调整为“立足菲律宾，放眼世界，面对新移民，关心中国”。“曾经有人问我，办（华文）报的前途那么悲观，为什么还要办报？现在我们的读者中新移民占了一大半，他们年轻的只有40岁左右。顾客一般而言是有忠诚度的，他不会跑的，他会一直看你的报纸。我80岁了，我们的读者只有40岁，他们至少还要看我的报纸30年，这就够了。”
《世界日报》成功的另一个原因，是顺应读者需要，满足读者需要。陈社长谈到有些华文报的版面上经常刊登其老板的各种私人活动，表示非常不屑。怎么能把报纸当成是自己个人的工具呢？报纸要赢得尊重，不能只把它当成是某些个人作秀的舞台，必须立论为公，为读者服务，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回想起报纸初创时的社会环境，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中菲建交，菲律宾华人和家乡的联系被完全隔断，侯培水先生对笔者说：“当时的形势你们是无法想象的，简直是一片白色恐怖，言行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被扣上通共的罪名，抓起来关到牢里去。除了《菲律宾华文报史稿》这本书里提到的商报案，这样的冤案还有很多，可以说是风声鹤唳。”陈华岳社长也说，他最早20世纪70年代就曾到中国去了，到大庆、到大寨，到西北、到西藏新疆，全中国到处走了一圈，那都得是偷偷摸摸地去，转道香港，从香港过关到中国内地，都不能在护照上盖章，而是在护照上附了一张纸，把章盖在那张纸上，回到菲律宾后可以把这张纸撕掉，不然就会惹上麻烦。回顾这一段经历，陈社长记得其中的很多细节：“有很多的感触，到人民公社去，他们只有一杯茶招待，到院子里拔了一个萝卜，切切，条件跟现在是没法比了。”菲律宾华人这种思念家乡、思念亲人、思念祖国的感情被压抑得太久了。1975年中菲建交之后，菲律宾与中国大陆的交往逐渐恢复，《世界日报》跟着这种形势走，及时报道中国的消息，满足了读者的需要，自然受到读者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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