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社会心理学理论：文化适应与媒介使用心理

（一）文化差异维度理论

在跨文化心理学研究方面，最有代表性的研究首推荷兰学者吉尔特·霍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e）的研究。1965年到1971年，霍夫斯泰德创建并管理着IBM欧洲分部的人力研究部门，在这期间，他深刻感受到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的组织行为差异以及同一文化同一组织内部的差异。20世纪70年代末，霍夫斯泰德进行了一次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文化价值调查研究，用20种语言从态度和价值观方面，对分布在66个国家和地区的11.6万名IBM员工（从工人到博士和高层管理人员）进行文化价值观调查和分析。在此基础上，1980年，他出版了著名的学术专著Culture's Consequences：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Related Values。为了建立具有可比性的样本，霍夫斯泰德将他的数据缩减为72 215名被试者，国家和地区的数量减少为40个。通过对特定项目得分之间的相关进行比较，以及对问卷项目中一些经标准化的国家均值进行因子分析，他成功地找出了反映国家之间文化差异的四个维度，并把它们命名为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个人主义对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 versus collectivism）以及男性气质对女性气质（masculine versus femininity）。20世纪80年代后期，霍夫斯泰德又重复了十年前的研究，这次的研究不仅证实了上述的四个维度，同时，通过庞德（Michael H.Bond）对中国价值观的调查和研究，从中归结出文化价值观的第五个维度：长期观/短期倾向（long/short term orientation），该研究的结果发表在他1991年出版的Cultures and Organizations：Software of the Mind一书中，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他的文化差异维度理论。同时，他也对中国（主要是中国大陆）与西方国家的文化维度进行了比较研究。

“文化差异维度”是霍夫斯泰德及其同事在对文化因素进行定量研究时采用的概念，目的是寻求在文化上为不同的国家建立起同样的定位尺度，类似于地理上用经度和纬度来确定不同国家的位置。权力距离，即在一个组织当中（包括家庭、学校和社区），权力的集中程度和领导的独裁程度，以及一个社会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接受组织当中这种权力分配的不平等。不确定性规避，就是文化成员对于不确定的或是未知的情况所感觉到的恐慌程度。这种不确定性给人们造成的恐慌表现为精神紧张或期盼未来的可预见性。人们试图用科技来抵抗自然界的不确定性，用法律（成文和不成文）来抵抗来自其他社会成员的不确定性，而宗教则被人们用来化解不可抵抗的死亡和来世的不确定性。相对而言，在不确定性规避程度高的社会当中，人们更注重情感，有一种高度的紧迫感和进取心，因而易形成一种努力工作的内心冲动。而在不确定性规避程度低的社会当中，人们普遍有一种安全感，倾向于放松的生活态度和鼓励冒险的倾向。个人主义对集体主义维度是其中最广为人知也是被运用最多的一个维度。其中，“个人主义”是指一种结合松散的社会组织结构，其中每个人重视自身的价值与需要，依靠个人的努力来为自己谋取利益。在个人主义的社会中，人际关系松散，人人各自照顾自己和自己的家庭。“集体主义”则指一种结合紧密的社会组织，其中的人往往以“在群体之内”和“在群体之外”来区分。在集体主义的社会中，人们从一出生开始就与强大而又具有凝聚力的内部集团结合在一起，他们期望得到“群体之内”的人员的照顾，但同时也以对该群体保持绝对的忠诚作为回报。在集体主义盛行的国家中，每个人必须考虑他人利益，组织成员对组织具有精神上的义务和忠诚。而在推崇个人主义的社会中，每个人只顾及自身的利益，每个人自由选择自己的行动。男性气质对女性气质，即社会上居于统治地位的价值标准。对于男性社会而言，居于统治地位的是男性气概，如自信武断、进取好胜、对金钱的索取、执着而坦然；而女性社会则完全与之相反。有趣的是，一个社会对男性气概的评价越高，其男子与女子之间的价值观差异也就越大。长期观/短期倾向，从对于世界各地的23个国家的学生的研究中得出。这项研究使用的是由中国学者设计的调查问卷，可以说是注重德行而不是真理。长期取向的价值观注重节约与坚定；短期取向的价值观尊重传统，履行社会责任，并爱“面子”。这一维度的积极与消极的价值取向都可以在孔子的教义中找到，因此也被称为儒家工作动力维度（confucian work dynamism）

人们在解释跨文化研究的结果时必须注意到，这个理论分析的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维度而不是个体层面的，因此，只能用来说明一种文化的成员总的价值取向，而不是单个成员的文化价值取向。如果把国家层面得到的结果直接推导到个体层面，就会犯“生态谬误”的错误，因为在个体层面和在国家层面起作用的因素是不同的。在个体层面，遗传因素、个人经验、社会化过程、家庭等更为重要；而在国家层面，经济发展、政治结构等就更为重要。

自20世纪80年代初问世以来，霍氏理论一直是海外学者进行跨文化研究的主要工具之一，对跨文化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专家认为，霍夫斯泰德的主要贡献就在于，他将文化这一非常复杂的概念变成了可以测量的操作性变量，这就使得研究人员可以在比较直观的情况下对比文化差异和因文化差异而产生的行为差异。

（二）移民的文化适应理论

用使用与满足理论分析受众的媒介使用动机和行为有其局限性：它过分强调个人心理因素及个人主动性和理性，忽略了社会条件和所处环境的制约。此外，该理论的工具性或功能主义观点也受到诟病，例如将媒介描述为只是实现个人需求以恢复平衡的工具，而忽视了媒介在整体社会文化中的各种影响。

两位跨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R.Benedict）和米德（M.Mead）发现，不同文化中的人群有大量的行为差异，许多曾经被认为是普遍代表“人类天性”的行为模式实际上是可变的，它们反映着独特的文化与价值观的差异。因此，我们在研究人的动机和行为时，必须把文化因素考虑进去，才能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本书的研究对象是移民报刊的传者和读者，他们生活在一个跨文化的社会环境中，因此，有必要分析跨文化的生存环境对其媒介使用动机和行为产生的影响。

研究移民的文化心理变迁的理论模型主要有熔炉理论、社会认同理论及文化适应理论。

1.熔炉理论

熔炉理论的形成没有一个确切的年代，一般认为，首先借用冶炼金属的熔炉来比喻美国的学者是19世纪美国最有影响的民主派哲学家拉尔夫·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45年，他在一篇抨击“土生美国人协会”的论文中指出：“人类是所有生灵之中最大的混合体……犹如科林斯神殿中的古老熔炉，黄金、白银和其他金属在那里熔化、混合，冶炼出一种比任何金属都要贵重的新的化合物——科林斯黄铜；所以在这片土地上，在这个万国生灵的避难所中，爱尔兰人、德国人、瑞典人、波兰人、哥萨克人和所有欧洲部族、非洲部族和波利尼西亚部族人们的活力和能量，将炼造出一种新的种族、一种新的宗教、一种新的国家、一种新的文学。”^[45]

“美利坚是个民族大熔炉”这个比喻广为流传，应当归功于剧作家伊斯雷尔·赞格威尔（Israel Zangwill）。他的剧本《大熔炉》借男主人公的大段独白，热情洋溢地赞颂美国：“美利坚是上帝的熔炉，一个熔炼和改造欧洲各种族的伟大熔炉。”“你们这50个群体，说着50种不同的语言，都拥有自己的历史，各怀仇恨和敌意。但过不了多久，兄弟们，你们都会受到上帝的驱使……德国人、法国人、以色列人、英国人、犹太人、俄国人，你们都会进入熔炉！上帝正在创造美国人！”^[46]

熔炉理论实质上就是一种单维度、单方向的文化适应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处于一种新文化中的个体总是位于从完全的原有文化到完全的主流文化这样一个连续体的某一点上，个体受到主流文化的影响越多，原来民族文化对他的影响就相应地越少，最终结果必然是被主流文化所同化。不过，美国大熔炉论只是一种隐喻和神话，不可能是一种社会现实。“鉴于不断地出现多元文化，更加关注内部多样性，‘大熔炉’不再，当代美国社会可以更恰当地称为色拉盆。虽然在同一个盆中，用同一调料混合各种成分，其不同配料成分依旧维持原先各自的个性，充其量是一种文化的‘马赛克’。”^[47]

2.社会认同理论(www.xing528.com)

社会认同理论是群体行为研究领域最有影响的理论之一，塔吉费尔（Tajfel）等人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并不断发展起来，后来特纳（Turner）又提出了自我归类理论，进一步完善了这一理论。塔吉费尔将社会认同定义为“个体认识到自己所在群体成员所具备的资格，以及这种资格在价值上和情感上的重要性”^[48]。从该定义可以看出，这里所说的社会认同不同于通常人们所谈论的个人认同：前者的着眼点是群体心理，是指一个社会类别的全体成员得出的自我描述，是社会或群体的认同作用，它强调集体成员之间的相似性以及集体成员相信他们之间所具有的某些共同性和相似特征；后者的着眼点则是个体心理，是指单个个体对自我特点的描述，是个人的自我参照，是个人的认同作用。

社会认同对个人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人人都需要一种归属感，在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中，爱与归属的需要属于较低层次的基本需要，是每个人都有的需要。个人只有在得到了社会的接纳和承认之后，才能够形成稳定的自尊感和确立稳定的自我同一性，才有可能获得自信和安全感。

社会认同最初源于群体成员身份。塔吉费尔的微群体研究结果显示，当被试者单纯地知觉到分类时，就会分给自己的群体更多的资源和正向的评价。这种认知上的分类，会让我们主观上知觉到自己与他人共属，而产生一种认同感，这样的认同所引起的给内群体较多资源以及正向的评价的现象称为内群体偏向，而对外群体成员则分配较少资源并给予负向的评价的现象称为外群体歧视^[49]。人们总是争取积极的社会认同，而这种积极的社会认同是通过在内群体和相关的外群体的比较中获得的。如果没有获得满意的社会认同，个体就会离开他们的群体或想办法实现积极区分。社会认同理论认为，社会认同是一个人自我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会影响到他们的社会态度和行为，为解释群体行为提供了新的思路。

根据社会认同理论，社会认同由三个基本历程组成：类化（categorization）、认同（identification）和比较（comparison）。类化指人们将自己编入某一社群；认同是认为自己拥有该社群成员的普遍特征；比较是评价自己认同的社群相对于其他社群的优劣、地位和声誉。因此，归类是社会认同的第一步。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体无一例外地从属于多个大小、结构、层次等各异的群体，在日常生活中，为了理解人或物，我们也通常会对其进行分类。重要的是，这种分类不仅仅是一种客观事实，也是一种心理上的事实，来源于人们的主观认知。简金斯认为：“社会认同包括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它的内在方面是指群体认同，即群体成员在主观上所具有的群体归属感。它的外在方面是指社会分类，即社会对某一成员的群体归类和划分。”^[50]可见，社会认同与人们的主观认知有关。

社会认同理论的一个基本理论困惑是：内群体偏好是否必然导致外群体歧视？例如，对于种族间态度，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个体对自己的种族群体越认同就会对不同种族群体表现出越少的友好态度。相反，多元文化理论却认为，对自己种族的认同与对其他不同种族群体的高度接受是相一致的。

3.文化适应双维度模型

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是当今跨文化心理学研究中最重要的领域之一。现在人们广泛接受的定义是拉德菲尔德（Redfield）、林顿（Linton）和赫斯科维茨（Herskovits）在1936年给出的定义：“文化适应是由个体所组成，且具有不同文化的两个群体之间，发生持续的、直接的文化接触，导致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模式发生变化的现象。”^[51]

文化适应在国际移民中普遍存在，虽然从文化适应的定义来看，文化适应的过程实际上对发生相互接触的这两个不同文化都会产生影响，但是影响程度大不相同：对一直生活在主流文化（hostculture/dominant culture）中的群体影响很小，对新到这个文化环境的群体的影响相对而言就大得多，因为他们身处一个不同的文化环境，必须应付大量的文化变化。相对应，已有的文化适应研究主要探讨的就是移民的文化适应过程。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开始发现新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并且重构个人对所在国社会的适应性”^[52]。

关于不同文化的人群直接接触中所发生的心理变化，约翰·W·贝利（John W.Berry）提出的文化适应双维度模型（见图1-1）最为受人关注：根据保持传统文化和身份的倾向和与其他民族文化群体交流的倾向这两个维度，区分四种不同的文化适应策略。从非主流群体的角度看，在异文化环境中既重视保持原有文化，也注重与其他文化群体的交流的，所采用的策略叫“整合”（integration）；不愿保持原有的文化，却与其他文化群体有经常性的日常交流的，所采用的策略叫“同化”（assimilation）；重视原有文化同时避免与其他文化群体交流时，就会出现“分离”（separation）；当保持原有文化和与其他群体的交流都不大可能时，所采取的文化适应策略就是“边缘化”（marginalization）。四种策略的前提是非主流文化群体可以自由选择所采用的策略。但现实生活中，政府的策略、主流文化的导向往往制约着非主流群体的策略选择。当主流群体施行熔炉策略时，非主流群体通常会采用同化策略；当主流群体施行种族隔离策略时，非主流群体通常会采用分离策略；当主流群体施行排外策略时，非主流群体通常会采用边缘化策略；当主流群体施行多元文化主义策略时，非主流群体通常会采用整合策略。

图1.1　文化适应双维度模型图

双维度的含义是指两个维度是相互独立的，该理论强调新认同的获得不以旧认同的失去为代价，两者是并行不悖的。这种观点强调多元社会的文化多样性。很多的实证研究证明，整合策略最受青睐，是一种让人感觉最好的适应，而边缘化策略则最让人难以接受，因为缺少归属感。现在，双维度的理论模型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支持，并对社会舆论和国家政策产生日益显著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