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氏藏书楼偃曝轩的建造与散佚

偃曝轩，亦称偃曝堂、偃曝楼，为徐古稀之年所筑之藏书楼，在宛羽楼右侧。楼尚未建好，徐便过世了，最终由徐延寿接手完工。徐延寿在所著《尺木堂集》中有《宛羽楼右偏先人新筑小堂命名偃曝，未落成见背，寿葺旧茅，用续先志，适曹能始先生枉过，贻诗依韵答之》诗。此轩不见志书记载。轩有十楹，规模甚大，庭前植竹。曹学佺有《过兴公偃曝轩与陈次韦作》诗，又顾景星《闻徐存永携家游楚》诗注云：“存永之考，以布衣致书数万卷，建偃曝楼十楹以贮之。”顺治初，清军入闽，书楼经兵燹，破坏殆尽，今已不存。

徐小楷《孝经》

明万历三十年（1602），徐仿郑樵《艺文略》及马端临《经籍考》的体例，对藏书进行分类整理，编写了《红雨楼书目》四卷。后随着藏书的增加，著录陆续有附加，一直到南明为止，书目名称及卷数在流传过程中也有所差异。除了四卷本外，还有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簿录类”著徐《徐氏家藏书目》七卷；清道光七年（1827），刘燕庭味经书屋抄本，题名《红雨楼书目》七卷；郑杰《注韩居藏书目总录汇抄》子部儒家类作五卷，抄本；陈寿祺在《左海文集·红雨楼文稿跋》称《汗竹巢书目》二卷。

《红雨楼书目》卷首有徐自序和《藏书屋铭》《题儿陆书轩》。目录共分4部50类，经部下分13类，史部分为正史、旁史、本朝世史汇、人物传4类，子部18类，集部15类。该书目有一个特点，就是收录了很多小说、戏曲目录，传奇类著录元明杂剧和传奇小说140种，其中明代剧目尤多，是研究我国古代小说史和戏曲史的重要史料。在集部“明诗选”部分，还详注作者履历，同样是研究明人的宝贵资料。

徐的《藏书屋铭》曰：“少弄词章，遇书辄喜。家乏良田，但存经史。先人手泽，连篇累纸。珍惜装潢，不忍残毁。补缺拾遗，坊售肆市。五典三坟，六经诸子。诗词集说总兼，乐府稗官咸备。藏蓄匪称汗牛，考核颇精亥豕。虽破万卷之有余，不博人间之青紫。茗碗香炉，明窗净几。开卷朗吟，古人在此。名士见而叹嘉，俗夫闻而窃鄙。淫嗜生应不休，痴癖死而后已。此乐何假南面百城，岂日夸多而斗靡者也。”铭文概括了他的藏书活动，尤其嗜书“生应不休”“死而后已”的精神，令人感慨。

钱曾把藏书家分为读书者之藏书与藏书者之藏书两大类。徐正属于前者，他爱藏书，更爱读书。认为人生之乐莫过于读书，在《笔精》卷六中说道：“余尝谓人生之乐，莫过闭户读书。得一僻书，识一奇字，遇一异事，见一佳句，不觉踊跃。虽丝竹满前，绮罗盈目，不足喻其快也。六一公有云：‘至哉天下乐，终日在几案。’余友陈履吉云：‘居常无事，饱暖，读古人书，即人间仙岛。’皆旨哉言也。”徐不仅爱读书，而且精校勘，喜题跋。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评价说：“予尝见其遗籍，大半点墨施铅，或题其端，或跋其尾”，“所作典雅清稳，屏去粗浮浅俚之习”。经后人辑录，徐流传至今的序跋尚有224篇。《笔精》中还记载了徐对前来借阅、抄录者的态度，他说：“书亦何可不借人也？贤哲著述，以俟知者。其人以借书来，是与书相知也。与书相知者，则亦与吾相知也。何可不借？来借者，或蓄疑难，或稽异同，或补遗简，或搜奇秘。至则少坐，供茶毕，然后设几持帙，恣所观览，随其抄誉。请主客无相妨，寻常供具不为添设，绝不置酒，恐缘酒而狼戾书帙。夫如是，或竟日，或数日，或十数日，予俱不厌，客亦无猜。”徐氏藏书，多为罕见珍本，使得全国各地文人雅士不远千里，跋山涉水，慕名而来阅览，这里成为读书人谈经论道、索目考纲的圣地。徐性好客，交游满天下，来阅览者多住宿其家。读书忘岁月，有的经年不返。少者十数人，多时百余人。徐氏家道因渐贫困，常典当款待客人，但他从不露声色。(www.xing528.com)

对于书籍的难聚、易失、不便保藏，徐深有体会。在其《笔精》中，有一篇《聚书十难》，认为“田宅易购，美书难逢”。藏书要经常翻阅、曝晒，保持通风、干燥，以防霉烂、虫蛀，他引养生家所论“目不医不瞎，耳不挖不聋”来说明俗语“书不装不蛀，帖不裱不虫”的正确。对于藏书的继承流传，徐认为要比保守房屋田产更加困难，蓄田产房屋多的，子孙稍贤，就能保守不失，因为能保证衣食不缺；蓄古董文物多的，子孙稍贤，也能保守不失，因为可以鉴赏把玩；惟蓄书籍图画多的，子孙虽贤，未必保守不失，除非是深爱图书之人，否则少有不散乱、糟蹋的。认为保住产业之家，可以多至六七代，而保书籍者不过一二代而已。他的论断，不幸在自家就得到了验证。

徐博学多才，熟悉地方文献，先后三次参加《福州府志》编修工作，还修纂了《鼓山续志》《榕城三山志》《雪峰寺志》《武夷志》等。他的著作是很丰富的，被《四库全书总目》收录的有《榕阴新检》8卷、《笔精》8卷、《闽南唐雅》12卷。此外还有《鳌峰诗集》《荔枝谱》《闽中海错疏》《闽画记》《茗谈》《谐史续》等，共有几十种。

徐的藏书传至其子延寿，直至清顺治十四年（1657），逐渐散佚。因为这年攻下福州的清兵要在福州城的水部等处驻防屯兵，凡居住在屯兵区内的居民概令搬移，谓之匡屋。徐在鳌峰坊的住所与十余楹书房属于匡屋之列，徐延寿必须搬移。家园被占，书房成了牧马处。斯文扫地，无处安身的徐延寿痛心疾首。他万般无奈，只得先移居到城北的诗社中，接着又借居于华林寺，最后又搬至城西。一岁三迁，何处能安放父亲遗留的七万余卷藏书？此时，徐延寿仅能随身携带一小部分藏书，而徐的大多数藏书，就因这次清兵的屯城匡屋而被迫散出了。其中一部分还漂洋过海，传入日本。至今在日本的内阁文库、宫内厅书陵部等处还可以见到钤有“绿玉山房”“闽中徐惟起藏书印”“晋安徐兴公家藏”等印记的书籍。

值得庆幸的是，徐散出的藏书，部分被清代福州藏书家林佶、郑杰所收藏。顺治十六年（1659），林佶从徐氏所著《红雨楼文集》稿本中，抄出题跋140余篇，辑为一卷，装成4大册。隔了130多年，嘉庆年间，郑杰潜心搜集徐氏藏书，从中抄得题跋87篇，辑为一卷，刊入《注韩居丛书》。由于郑杰并未见到林佶的抄本，所以虽然时间在后，而所录反而少于前辑。又过了70多年，缪荃孙在光绪初年抄得林佶所辑，30年后又借得郑杰所刻的《红雨楼题跋》，于是将两家辑本分类合编，上卷录四部载籍，下卷录碑帖书画，题为《重编红雨楼题跋》，在宣统三年（1911），由赵诒琛刊入《峭帆楼丛书》。1993年，《重编红雨楼题跋》被福建人民出版社作为“八闽文献丛书”之一，重新点校出版，书名改为《红雨楼序跋》。